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在持续展开。具体来说，“中国化”体现为“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两个结合”又从学术上、理论上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成果：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重新解释中国的社会和历史，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中国政治史讲话》就是这一类具有开创意义的早期探索；二是基于中国经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无疑是杰出代表，从哲学原理的层面真正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涵。当然，仔细研读《中国政治史讲话》等优秀著作，我们也一定会看到，钱亦石等党的早期理论家，不仅仅是简单地套用公式，也有着相当的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有着自主的创造。
钱亦石（1889—1938），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党部早期创始人，著名的红色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留下了多部专著、译著及时事评论。是书于钱亦石去世一年后由亲友整理出版，书中所述历史起于上古，讫于隋唐，尚未完成，只能说是“半部中国政治史”。
钱亦石在书中展现出了对历史书写的极其清醒的方法论自觉，正如他在“绪论”中所言：“中国政治史是全部历史中之一部分，要揭穿里面的神秘，须借用二十世纪科学之光，方能有效。”作者在“绪论”中专辟一节来讨论“研究中国政治史的方法”，这一节实际上是全书的总纲，即突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阐释和书写中国历史。作者不仅对“旧历史家的方法”进行了批判，也批判了同时代的其他主流的史学方法， 尤其是以胡适和顾颉刚为代表的“校勘家的方法”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社会学家的方法”，甚至很明确地提出，胡适、顾颉刚、陶希圣等人都是“过去的历史家”了。这三类批判对象，代表了层层递进的三个层次的批判：新旧方法之批判、马克思主义内外之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内部之批判。
在钱亦石看来，“老牌的中国旧历史家，他们用旧方法搜集史料，跳来跳去，跳不出旧的圈套，所以对旧史书不能加以批判的整理，只是固执陈说，抄录旧史，争以渊博相尚”。这一评语不仅指向过去的旧史家，实际上还针对当时仍然为数众多的无异于“两脚书架”的旧派史学家。
对旧史学方法的批判，是对其“非科学”甚至“ 非方法”的批判，而对校勘家方法的批判则代表了作者对科学方法的真伪辨析。在他看来，胡适和顾颉刚等人虽然比旧历史家进了一步，也强调科学方法，但“他们的成绩，只限于校勘家而止，在古史的荒丘中，何曾有什么新收获？”“他们于校勘学所入愈深，则于古史边际所去愈远，他们只去怀疑史书，决不能建立信史。”
从表面上看，这是批评胡适等人选择了错误的切入点，将历史研究变成了古代文本校勘学，但在更深的层次上是指向了胡适所秉持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缺乏研究历史的系统方法和模型，因此也就无法确定研究历史的可靠立足点。“小心求证”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陷入无休止的对古代历史文本的碎片化研究而无法真正理解历史。
历史研究要有正确的切入点、立足点。正如钱亦石所言，“研究古史的道路，不应从文字学出发，而应从社会学入手”。而“从社会学入手”所表达的第一层意思是，仅仅运用校勘学、文字学的方法无法验证历史文本记叙的真伪正误，更无法准确地理解历史，信史的确立需要回溯到历史文本所对应的社会状况进行交叉检验；更深层次的意思则是，对历史的社会学解释需要在系统的社会学方法和范式的规范与指导下进行，否则要么只能完全依赖于历史文本对社会状况的碎片化和无法确定真伪的呈现，要么陷入关于社会的模糊的想象和抽象的强调。这也正是作者进一步批评自我标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陶希圣的最重要原因。在他看来，陶希圣等人虽然强调观察中国社会要采取“历史的观点”“社会的观点”和“唯物的观点”，但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历史的”“社会的”和“唯物的”，也无法将社会学所提供的仍然相对抽象的范畴与对特定历史的具体描述和解释合理地统一起来。用钱亦石的话来说就是：“陶希圣一流人的方法论，显露了许多矛盾性，更明白些说， 即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显露了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性，显露了叙述与结论的矛盾性。这自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着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背景，这种社会背景使他们不能彻底站在唯物论的立场。”
钱亦石在这里试图为陶希圣等人的唯物论立场的不坚定提供一个更为融贯的唯物主义归因解释；同时，他的主张也已经高高举起：陶希圣的方法论之所以显露了如此之多的矛盾而又无法化解，无法将唯物论立场贯彻到底，是因为他们并未掌握可以正确地处理矛盾问题的科学方法，即唯物的辩证法。在钱亦石看来，“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只有唯物的辩证法是崭新的科学方法论”，因此他在本书中所要做的工作正是“试用唯物的辩证法去开辟中国历史的荒丘”。当然，钱亦石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与应用到底如何，还有待书中具体展开，但就其高度清醒的方法论自觉和环环相扣的论证逻辑这一点，即使放在今天的同类著述中也仍然是出色的。
论证逻辑的这种严谨，同样体现在钱亦石对核心概念的处理上。在“绪论”一开头，他就对“政治”和“ 政治史”给出了明确的界定。钱亦石试图给出的是一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所以他完全绕过了西方思想传统范式中的定义路径，不谈论理想的政治应该是什么，而是直接追问政治实际上是什么。作者引用了陈豹隐在其所编的《新政治学》中的定义：“政治是人类关于强制权力的生活。”这一定义可以说抓住了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即强制权力。在西方思想中，从马基雅维利到韦伯的现实主义的或社会学的政治定义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要素而做出，任何描述性的政治定义都不可能绕开它。钱亦石并不认为这一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但它显然仍停留在经验观察的直观层次，从而回避或悬置了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然而问题的核心，不在‘是否强制’‘如何强制’，而是在于‘谁强制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色的提问方式。马克思对政治理论的直接谈论主要在其青年时期的文本中。鉴于是书的写作年代和当时中国马克思文本的出版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并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中的绝大多数文本，因此并不了解马克思的政治概念的演变。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敏锐地抓住了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者自己译为《政治经济学批评》）中的那段重要的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作者从中推导出了政治在广义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并正确地得出了一个完全契合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思想之政治定义：“政治是一种上层建筑，立于人类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经济构造之上，对于经济构造与意识形态起‘相互影响’的作用，而为支配阶级强制被支配阶级的武器。”
与陈豹隐的定义甚至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其他主流定义相比，这一关于政治的新定义，首先揭示了政治生活的非自足性。政治生活并非如以往的政治思想家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可以是自足的，甚至是人类共同生活中最终决定共同生活秩序的活动；相反，政治生活始终受制于更为根本的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并且只有通过后者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既然政治生活的非自足性已经被揭示了出来，那就意味着不能再就政治而论政治，不能再像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那样仅仅关注政治制度本身的更替，而是必须揭示政治生活与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或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关注政治生活与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这一相互关系所推动的社会变革的演变逻辑和历史脉络。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政治史的研究范围就被大大地拓展了，正如作者所明确概括的：“总括起来，政治史的范围有三：（一）政治的基础——经济构造；（二）政治的本身——政治制度；（三）政治的反映——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钱亦石展现出来的政治史研究的视野，超越了同时代的政治史书写者，这一点可以与钱穆于1955年成书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做一比较。钱穆的政治史研究没有超出传统史家的视野，主要集中在这两样事物之上：“一是讲人事，二是讲制度。”钱穆的创新之处，是强调不能脱离人事讲制度，也不能脱离制度讲人事。所以他的研究与钱亦石的研究相比，缺乏对某一朝代或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注，也缺乏对与之相适应的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注，更不用说进一步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了。
钱亦石对政治的理解当然并没有仅仅止步于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抽象关系，而是更注重揭示政治生活更为具体的决定因素和决定过程，并进一步分析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的结构及其构成要素。正是在这一环节，他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即阶级，引入了政治的定义之中，如他在书中所言：“政治生活既为社会的经济构造——生产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生产关系即是人与人的关系，换言之，即是阶级的关系，所以政治是有阶级性的，政治生活中‘谁强制谁’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即是支配阶级强制被支配阶级的问题。”从人与人的关系直接跳到阶级的关系，这一推论看起来的确过于简单，但它却真正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的特征，即政治最终是通过阶级概念而被定义的。政治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政治生活中之人与人的关系最终受物质生产活动中之人与人的关系所制约， 但人在物质生活中的关系从来不是原子式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因应于不同的个体在生产关系中的相似地位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也就是阶级关系。通过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去定义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也可以说从根本上抓住了政治社会的支配关系和压迫关系的结构性根源。正如马克思在1871年11月23日给波尔特的信中所说的：“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 不同于公民共和主义将政治理解为公民对共同体事务的普遍参与，也不同于自由主义将市民社会中之人与人的关系理解为形式上自由而平等的利己主义个体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在政治共同体的普遍参与和普遍目标的虚假外观下，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阶级斗争及市民社会中的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钱亦石虽然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的原文来支持他将政治生活还原为阶级支配关系的做法，但毫无疑问，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立场。
通过这一定义，钱亦石在《中国政治史讲话》一书中全面引入了批判的视角，政治不再被认为是人类共同生活秩序的必然的构成性要素，并据此重新解释了原始社会为何是一个非政治的社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原始社会缺乏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从钱亦石对原始社会的描述来看，原始社会既然生产工具公有，并且人们共同生产、平均分配，那就不可避免会存在公共的组织权力， 即使这种权力非常简单。但是阶级结构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尚未形成， 因此这种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的关系仍然不是政治。这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未来理想社会也将是一个非政治的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阶级将不复存在。“对物的管理替代了对人的统治”。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对政治和政治史的研究最终指向的是对政治的克服和扬弃的目的，虽然作为一部面向过去历史的未完成著作，钱亦石并没有在是书中明确表达出来，但他无疑也持有这一观点，而其写作也正是为此目的服务的。对自身历史的理解不仅是一个民族获得自我理解的最重要方式，也是拨开迷雾、理清民族的现在，并对未来道路做出具有现实可能的筹划的必然要求。
是书的主体部分，都是对作者在“绪论”中提出的核心概念、研究方法的展开与展现。在各个章节，作者都在分析当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再讨论政权的性质、制度的特征， 并说明政治变迁的方向，因此行文清晰、简洁。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是一本完全“以论带史”的书，作者很注重论证的环环相扣，照顾到了每一时期、每一朝代政治的特殊性及其流变，比较好地做到了“史论结合”，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总是先列举各类不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作为一本讲义，或者说作者有意选择了“讲话”这种体裁，叙事流畅，文字生动，丝毫不枯燥，更没有套路感。
总而言之，《中国政治史讲话》作为钱亦石独著的、未完成的作品，虽与后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等规模更大、广泛流布甚至成为教材的集体编纂的通史类著作相比，影响相对不大，但是因其理论上的深刻与方法上的自觉，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精彩范例。
进而言之，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而这种深度、程度、广度、高度，也有赖于中国的历史经验与中国智慧、中国探索。只有在几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探索基础上，沿着前辈理论家的道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我们才能够真正“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本文节选自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略有修改）
《中国政治史讲话》
中国政治史讲话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钱亦石 著
ISBN：978-7-100-21891-7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著名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钱亦石先生的遗著。全书共六章，讲述了中国政治史的分期和研究方法，分述中国自原始社会至唐朝的政治发展史。除绪论外，其余五章按政治制度划分，即无政治制度时期、氏族政治制度时期、封建政治制度时期。全书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分析了无政治制度的原始社会、产生政治制度的氏族社会、封建社会(涉及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政治，高屋建瓴地探讨了中国政治史。文笔流利，生动有趣，分析丝丝入扣，填补了中国政治史理论研究的空白。
作者简介：
钱亦石（1889—1938），湖北咸宁人，著名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也被董必武称为“红色教育家”。曾先后参与编辑或主编《新中华》《世界知识》《中华公论》《辞海》等杂志和书籍，著有《中国政治史讲话》《中国外交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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