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原载于：《中国农村研究》2020年第2期，第93-106页。
作者：陈晓燕，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地方治理与乡村政治。
【摘要】通过对山西G村乡贤治村路径的实地观察，从精英结构视角，分析和探讨了乡贤治村的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乡贤治村并非乡贤单一主体的治理，需要多元主体的合作，其中关键在于保持乡村权力结构的均衡。乡贤的嵌入打破了乡村固有的权力结构，在难以均衡多方利益的前提下，乡贤治村陷入了发展困境，抑制了乡贤功能的发挥。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乡贤治村的有效性除了发挥乡贤功能，还需调动农村内生精英群体的参与，尤其农村内生精英的培育和带动以及实现精英群体之间的合作与良性互动是充分发挥乡贤功能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精英结构；乡贤；家族；派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把城乡融合作为新时代协同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在农村日益空心化背景下，城乡融合的实现需要以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为前提，其中人才要素的合理配置是破解乡村振兴困境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近年来，在中国各地兴起的“乡贤回归”现象为乡村振兴补齐人才短板，破解人才困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对乡贤治村路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
乡贤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产物，“乡贤”一词始于东汉，多指饱学之人、贤达之士，古时候成为“乡绅”“士绅”等。自乡贤产生以来，乡土社会与村庄共同体就一直是乡贤功能发挥的主要场域。在传统时期，被称为乡贤的人主要指的是通过“公议”祭祀于“乡贤祠”中的人物，并不是所有在地的贤达都能被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乡贤，只能说乡贤来自于乡绅群体，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或特别优秀的代表。他们多半耕读传家、上慈下孝、为人正直、热心公益，在民众中享有良好的口碑和威望。“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是构成‘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为此，传统时期的乡贤治村主要指乡绅治村，是封建政权管理基层的税赋、治安、户籍、教化等事务的主要群体。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现代化运动，国家政权不断侵犯乡村领袖的固有特权和地位，造成了传统乡贤的“退位”，替代乡贤治村的劣绅治村造成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对立，并成为现代革命的动力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下乡完成了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成为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党员干部和劳动模范替代传统乡贤成为乡村治理精英的主要构成，维持着农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然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外流，其中人才短缺和乡村精英更替的断层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史学界部分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开始重新评价晚清、民国时期乡绅的社会作用，打破了政治话语中土豪劣绅的单面形象。大致从2005年开始，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地方报纸开始使用‘乡贤’来称呼返乡创业与捐资建设家乡的那些心系乡梓的人，‘乡贤’这个古老词汇再度进入了当代日常用语之中。2015年，‘创新乡贤文化’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明确提出要“培育新乡贤文化”，紧接着，各地陆续出台发扬乡贤精神、培育乡贤文化、吸引乡贤回乡的各种政策和机制保障，并因地制宜创新了许多乡贤治村的实践活动，为各地推动乡村振兴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与传统乡贤不同，“当代乡贤不再是封建礼俗社会中的乡绅，主要是指那些目前或者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曾经生活在乡土社会，而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精英群体。具体而言，这一群体主要包括乡村致富能手、英雄道德模范、退休公职人员、年长德高尊者等社会贤达或知名人士”。“乡贤治村”也主要表现为“一种将群众自治和乡贤主导紧密结合起来的乡村治理模式”。
乡贤治村活动开展以来，学界对乡贤治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贤文化历史挖掘和乡贤治村现实功能方面，认为乡贤治村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应积极发挥其在调节农村矛盾，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农村内生动力不足，改善村民生活方面等方面的功能和优势。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对乡贤治村的长效性与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外部力量推动的乡贤治村终归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能成为长久之计”，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乡贤治村往往受不良民风和村干部的排挤而心灰意冷”。由此可见，乡贤回归并不一定能够推动乡村善治，发挥乡贤正功能的核心问题在于调动多主体的参与，其中激活农村内生精英作用，实现回归乡贤与农村内生精英的合作是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激活农村内生动力的关键。
本文研究问题是乡贤为什么要回乡治村？是否促进了乡村发展？影响乡贤治村选择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其作用机制是什么？目前，关于乡贤治村问题的研究多数集中于组织建设、制度设置和文化建设方面，对于乡村精英结构对于乡贤治村影响的研究较少，事实上乡贤治村主要处理的关系除了与村民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农村内生精英群体以及与农村外部精英群体（包括外部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关系，其中乡贤与后两者的关系是农村精英结构的主要构成，对村庄治理绩效有着决定性影响。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案例呈现了当代乡贤在回归村庄后参与村庄治理的过程及与村庄内部、外部不同精英群体之间互动的整个过程及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为探究乡贤治村的运行逻辑及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借鉴和理论假设。案例材料来自笔者2017年12—1月，2018年7—9月，2018年11—12月对山西G村的参与式观察、非结构式访谈以及地方文件等。
二、分析框架：精英结构理论
“精英一词，最初在十七世纪用来形容质量精美的商品，后来才用以表示地位优越的社会集团。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精英一词在英语中的出现始于1823年”。此后这一词逐渐经由帕累托、莫斯卡和米歇尔斯、马克斯·韦伯等学者使用而成为政治学专业术语。帕累托指出“精英指形形色色的人类活动中的佼佼者”。莫斯卡则指出“精英是基于不同社会力量的占有上，即拥有那些能够带来道德声望、以及知识与经济优势的素质和资源的人物”。此后，精英理论逐渐成为政治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范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基于比较政治学视角开始关注以中国为对象的精英政治研究，包括对中国精英个体的研究和精英之间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宗派政治”和“非正式关系”的研究范式。90年代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许多学者开始用精英理论分析中国基层实践，如仝志辉通过对中国40个村庄的实证调研，通过“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层分析，对不同类型村庄的村级权力结构进行了研究。张正河则通过对新疆和甘肃部分农牧民的访问调查，研究了政府、村官、民间组织、宗族势力、能人精英等权力主体对村庄事务的影响。在中国农村，多种类型精英的并存造成了中国农村精英结构的复杂性，同时也形塑了不同村庄的治理模式。因此，精英结构是分析村庄治理有效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只有掌握中国农村的精英结构运作逻辑，才能探索出有效的村庄治理机制。
精英结构是精英理论范式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精英之间的互动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题。简单来讲，精英结构就是精英或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我国农村场域，精英结构主要是指围绕村庄公共权力，“不同类型的精英基于不同行动逻辑形成的互动模式”。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的精英结构不仅表现为农村内部精英与精英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表现为村庄内部精英与外部精英之间的关系。村庄善治不仅受农村内部精英之间关系影响，而且也受到外部精英与内部精英互动方式制约，只有形成良性互动和均衡的精英结构才能够形成村庄发展合力，推动乡村振兴进程。
三、案例概况
G村位于山西农业县T县东南部，距县城7公里，全村共有209户，700人，现有耕地1026亩，土地质量高，属国家一级水浇地，村民主要以玉米及蔬菜种植为主。同时村庄地下煤炭资源丰富，紧临省属国有煤矿分矿L公司（2017年7月正式投产），具有很大发展潜力。村庄形成于明朝中期，祖先来自于外面逃荒的人，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两大家族和一个小家族，分别是Z姓、S姓和X姓，长期以来村庄公共权力主要掌握在Z姓和S姓两大家族手中，X姓属于村里小姓，处于村庄公共权力外围。
（一）乡贤回归动机
在2007年7月之前，G村属于典型中部农业村庄，空心化现象严重，年轻人口大量外流，村庄公共权力主要由村里老党员、老干部和普通村民控制。如上一任村支书是村里当了几十年的老党员，村主任则是由村里经济条件较差的村民S某担任，其因赌博欠了许多债务，一直靠借钱和租房度日，生活过的很拮据，但由于村庄缺乏有能力的人竞选村干部，村民受其“免费为村民耕地”的诱惑选举其担任村主任，S某担任村主任之后导致村庄债务不断累积，到2017年底换届时，村里的外部债务达到了200多万元。
2007年7月，G村邻近的煤矿L公司正式投产运营，煤矿开采导致村庄环境污染，部分庄稼被毁，基于利益考量，在村庄精英带领下，村庄一半的农户购买了大车跑运输，然而煤炭运输管理的滞后导致了G村周围煤炭运输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尤其在多家有组织、有势力的运输公司进入后，处于分散状态的G村村民“无煤可拉”。由于多数村民的购车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和高利贷，“无煤可拉”的村民和村干部多次与煤矿及其他运输公司发生冲突。在近半数村干部和部分村民被刑事拘留后，村庄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为此，2017年10月，乡贤Z某回村探亲成为勾连乡贤与村庄治理的重要纽带。
乡贤Z某是山西省一家大型物业公司创始人和负责人，其从16岁就离开家乡到外面闯荡。在最初几年里，他去过北京、上海，闯过深圳、广州，擦玻璃、拉黄沙、卖保险、推销医疗器械……经过十年创业，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成为企业负责人。2017年10月，母亲生病后，其回乡探亲，并在村居住了一个月时间，在这一个月里Z某看到村庄和家乡人的生活二十多年没有变化，尤其村民落后的思想观念对其触动很大，他希望能够尽己所能帮助村民，同时村民基于对其能力、财富和声望的了解，也愿意选其为村干部。
2017年11月28日，G村进行了村支部换届选举，乡贤Z某经过“两推一选”的程序（支部和村民代表推荐，党员大会选举，35个党员中有29个同意）被选为了新一任村党支部书记，12月8日在第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Z某又被选为了村委会主任，全村600多个人，400张有效票，Z某得了251张票，其他竞选者得了110票。Z某成功当选为村里的村委会主任，成为“一肩挑”村干部。
（二）乡贤治村方式
Z某当选后，从村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村民思想建设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推动了村庄的变迁。
首先是村政建设。Z某当选后，首先对村两委班子进行了重组，除保留2个旧村干部之外，其他全部启用了村里30—40岁之间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多数拥有长期在外工作经验，年富力强。
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为了维护村民日常生活秩序，Z某自费为村里购买了监控设备，减少了村里由于外来人口较多引发的安全问题。此外，Z某还自费为村里进行了道路建设、环境绿化、文化墙建设等工程，使村庄面貌发生了改变。
三是村民思想的改造。为了推动村庄文明祭祀，改变村民个人的卫生习惯和精神面貌，Z某自费为村民买了鲜花，免费为村民发放，进而号召村民文明祭祀。同时自费聘请县城理发师为村民理发，教化村民养成干净、卫生的个人习惯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四是化解社会矛盾。由于村庄紧邻煤矿，煤矿开采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导致了村庄内部400亩的良田无法耕种，尤其紧邻运煤道路的蔬菜地几乎绝收，被污染的蔬菜根本卖不出去，但由于对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农民的损失一直得不到赔偿，村矿冲突问题困扰着村庄发展。为此，2018年1月，Z某自费聘请相关专家对村民的损失进行了科学统计，并用统计数据与企业进行了长达9次谈判，最终给了农民一个满意的交代，缓解了村矿冲突。
（三）乡贤治村困惑
经过一年建设，G村在乡贤Z某带领下发生了显著变化，乡贤在村容村貌改善、公共服务供给和农村人才回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随着乡贤治村规划的实施，其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困难也越来越多，乡村振兴进程日渐变缓。具体表现：一是家人反对。Z某家人从一开始就对Z某回乡治村决定和行为表示反对，为此，妻子与其冷战，父亲与其动手打架，家人的反对使其精神压力倍增，导致其治村积极性降低。二是村民不理解和不信任。尽管Z某回村后，为村里做了许多慈善，贴补了很多钱，但村民似乎对其行为和目的不理解，认为其是有利可图。如村民A说“天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掉馅饼的事情都是陷阱。”村民B说：“Z某的心气太大了，在外面干那么好，回来干这干吗了？”三是社会力量及政府的施压。由于邻近煤矿，村庄的土地价值倍增，许多外部企业要在村里征地设厂，建立公司，围绕征地问题，村庄与企业、政府的互动日益频繁，村干部作为多方利益相关主体互动的焦点，其行为选择牵涉到多方利益，代表村庄公共利益的村干部常常受到来自社会力量和基层政府的双重压力。
在多重力量博弈下，乡贤Z某多次被威胁和警告，导致其产生了“退场”念头，与企业内部整齐划一的管理相比，村庄治理复杂性超出了Z某的预料。如其舅舅C说：“咱们知道‘宁管一军，不管一村’，村不好治理，这大道理放着了，这个村情况基础又不好”。尽管Z某多次向上级政府表达了自己想辞职的想法，但都被县乡政府驳回了，县乡政府的相关官员（包括县委副书记和乡党委书记、乡长等）认为Z某应该转换观念，利用自己的优势为村民做点实事，希望其能够比村民看得更远。如乡党委书记说“村上的事不像在企业里立竿见影，他（乡贤Z某）常年在外，起码你深入进来，虽然你是这个村的人，你没有和他们天天打磨一起，你说新兵要进来，有一个融合过程”。为了鼓舞Z某信心，县乡政府多次邀请Z某参加县乡组织的各项活动，为其提供展示能力的平台，并聘请了相关媒体单位为Z某事迹进行了跟踪报道，试图把其列为当地典型，以此号召更多乡贤投入造福家乡活动中。在县乡政府支持下，Z某决定坚持干完三年，培养一支农村内部的精英治理团队，形成村庄内部良性的精英循环机制，为村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四、分裂型精英结构与乡贤治村困境
（一）家族政治化与乡贤行为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村庄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始复苏，并成为许多村庄结构中的组成部分。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家族之间的竞争通过村民选举表现出来，“致使村民选举异化为一场以实力为基础而展开的家族博弈”。这种家族之间的博弈虽然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和农村空心化而弱化，但仍然“对农村党政组织的权力配置有直接的影响，在一些农村，各家族在村庄的地位决定于其代理人在村庄党政组织中的权力大小”。在北方农村，以两个和两个以上姓氏为主的姓氏结构是许多村庄的主要特征，这种多姓氏的村庄虽然在家族联系上不如单一姓氏强，但是也是构成村庄内部竞争和冲突的主要要素，以山西G村为例，村里主要由两大家族和一个小家族组成，分别是Z、S和X，多年来村里的公权力主要掌握在Z和S两大家族手中，X属于村里小姓。其中Z姓家族比较团结，根基较深，家族联系较为紧密，S姓家族内部分化严重，分为了四个派系，X族在村里是小姓，在村庄内部影响力较弱。村民自治实行以来，除了第一届村委会主任由S姓家族担任外，其他时期都由Z姓垄断。在家族政治化背景下，乡贤的家族背景使其面临着“公”“私”观念冲突。乡贤Z某说：“这次村委会原来（由）3个姓S（的构成），一夜之间变成姓Z的，我不管，只要你合理。但人们的心思还是达不到你理解的状态。”从乡贤本意而言，其试图充当家族之上“公”的代表，进而整合村庄资源，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为此，乡贤Z某试图“铁面无私”，不惜与自己家人发生冲突，如乡贤Z某当选后，曾多次因村两委干部管理问题与其担任村两委干部的舅舅发生冲突，因表弟盖章的事情得罪自己本村的姑姑。但家族政治化背景下，“家族是个‘私’，再大的‘私’也无法充当‘公’。‘私’与‘私’之间永远是不信任的，所以‘私’与‘私’的事情不能交由任何其中的一个‘私’去处理，而得交由‘私’之上的‘公’”。为此，乡贤的家族身份使其无法消除村民对其的偏见，这也是其无法得到部分村民支持的重要因素。
（二）派系分化与乡贤行为冲突
所谓派系，在本文中是指人们以特定的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当今中国农村，联结派系的既可以是血缘、业缘、地缘等传统因素，也可以是利益、文化背景甚至人的性格等因素。各种因素在派系的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客观差异，但在当下经济导向型的村社区中，利益无疑是派系的最终诉求和终极定位。在村庄治理中，精英往往主导着派系的运作，派系竞争也往往成为各路精英进行利益博弈的手段。如在G村，村庄不仅因血缘关系分为了三大家族，而且因血缘、业缘、利益关系分为了许多派系，一是基于血缘的派系分化，如Z姓家族中分为了两门子，S姓家族中分为了五门子，家族内部的派系分化构成了村庄精英结构的一个面向。二是基于村庄公共权力的派系分化，表现为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派系分化。权力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但“组织是最重要的权力来源，如果人们要行使权利，他就必须借助组织”。在村庄场域，进入村两委班子，担任村委会主任或者村党支部书记是获得村庄公共权力的重要渠道，为此，在村庄选举中，精英的更迭与替换造成了精英之间的冲突。乡贤Z某：“退下来的书记，还有几个副书记，其中还有几个上访户，他们结成了一个圈子，一起搞运输，与我相对抗。”“上一任支书是笑面虎，表面都很好，但心术不太好”。
在村庄场域，多数民众是无知的大众，少数村庄精英主导者多数村民的行为选择。因此，村庄内部的政治关系主要表现为不同村庄精英之间的关系。随着G村邻近煤矿的开采，村庄公共权力价值的提升以及资源开采溢出利益的凸显，家族关系、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的结合使村庄精英结构更加复杂化，同时也使乡贤的治村进程日益艰难，整合分散力量的难度加大，如何整合利益诉求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精英关系将再次考验着乡贤的治村能力和水平。
五、非均衡精英结构与失效的乡贤治村
精英结构是指一种精英关系，但传统上主要指村庄内部的精英关系，事实上，随着资本下乡、城乡融合进程的加快，村庄场域精英结构远远超出了精英内部关系而演化为村庄内部和外部精英关系的互动。也就是说，在现代乡村社会，影响乡村权力平衡的不仅包括村庄内部的精英结构，也包括了村庄内部精英与外部精英之间的精英结构，而且后者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日益重要。在G村，处于“强势”的外部精英群体与处于“弱势”的内部精英群体之间的非均衡精英结构抑制了乡贤功能的发挥，导致了乡贤治村的失效。
（一）村庄外部精英对乡贤功能的抑制
在G村，煤矿开采吸引了一些外部力量的介入，这种介入主体多数为有组织、有实力和有权力背景的强社会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在征地、公共物品占用和使用方面与村庄有频繁互动。但由于村庄内部派系分化和村民分散化的特点，伴随资本下乡而进入的外部社会精英与村庄内部精英之间构成了非均衡的关系结构，制约了乡贤治村绩效。具体而言，强外部力量对村庄精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利益诱惑。村庄外部的社会企业多数为围绕煤矿开采而发展的洗煤厂、运输公司等延伸产业，这些企业负责人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在处理与村庄关系中，往往会采用利益诱惑控制少数村庄精英的策略实现征地和使用公共产品问题。为此，在外部社会组织的利益激励和拉拢下，村庄内部部分精英与一些外部精英结成了紧密利益团体制约了村庄内部的集体行动，削弱了乡贤治村的权威和公共权力影响力。如乡贤Z某：“我回来后，和企业谈判村民赔偿问题，遭到了企业和一些人的挤兑，后来我才了解，以前都是企业给村干部几万块钱，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的不合作损失了这部分人的利益。”村庄内部不团结、不合作和不信任削弱了乡贤与外部社会力量谈判的能力，制约了乡贤积极功能的发挥。村民D：“他在这个焦点上了，这个焦点不是人人能做的工作，起码得让他信了你，这才什么工作都好干了，现在就是你说成什么，他不相信你，这就不好干在这儿了。”
二是政府施压。介入到村庄场域的外部力量，除了财力雄厚的私营企业之外，还有权力支持的国有企业。如G村邻近的国有煤矿，由于是省属国有煤矿且是县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常常借用“政府权势”向村干部施压。乡党委书记G某：“这个企业一个是，人家是国有企业，老板就觉得我财大气粗，我用我这种势压你，他们一般都觉得自己是处级干部，乡镇是一个科级体制，他就觉得他不把你放眼里，有事给县里书记、县长打个电话。然后上面一级一级压我们。”外部力量的压力制约了乡贤的行为，削弱了村干部对村庄内部精英和村民的号召力。乡贤Z某：“村两委干部和许多村民都养着大车，他们都在看着我（怎么解决村民拉不上煤的问题），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没法干”。
（二）压力型体制下乡贤治村的限度
除了村庄内部精英与外部社会精英的关系之外，村庄内部精英与基层政治精英（主要是政府官员）的关系也是影响乡贤治村的主要要素。在基层治理中，基层政治精英（包括县乡干部）与村庄联系较为紧密，甚至是完全嵌入到村庄内部。这部分政治精英对村庄发展和乡贤治理有着非常重要影响，但在乡贤回归过程中，基层政府对乡贤态度呈现出模糊和矛盾的特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支持乡贤工作。在农村空心化背景下，乡贤回归是地方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振兴地方经济的主要人才资源，尤其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被认为是弥补乡村资源短缺，人力不足的重要举措，为此，县乡政府对乡贤回归治村非常关注，也给予积极支持。就G村而言，乡贤Z某回归后，县乡两级政府官员都非常重视，在舆论宣传，干部培训、典型塑造、私人接触和政府支持方面给予了积极回应，乡贤也多次把县乡政府官员的支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无论是遇到伤心事，还是困难事都会找到基层政府官员进行倾诉，寻求支持。如乡长说：“他还年轻，对村里的事情不了解，难受了找我倾诉。”
二是对乡贤施压。对于县乡政府而言，他们是对事不对人，村庄干部无论是谁，只要换了人，他们就和谁接触，对于这部分人，他们是既拉拢又防范，既维护又施压。县乡政府的行为矛盾一方面与县乡政府的维稳逻辑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是压力型体制的影响。G村所在地方煤矿是国有煤矿，国有煤矿级别要高于县级，同时国有煤矿是当地税收大户，基层政府对企业缺乏强有力管理。基层政府的弱管理状态导致村民对企业的压力，企业传导给政府，政府传导给村干部，村干部成为矛盾和互动焦点。这种压力使外部嵌入的乡贤难以接受和理解，也是导致其行为困惑的主要原因。
六、结论与讨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治村是弥补乡村人才短缺，实现乡村人才振兴，带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路径，但外部嵌入的乡贤治村面临着农村精英结构复杂性困境，尤其在一些利益多元化村庄，乡贤不仅要面对村庄内部精英结构限制，同时还要处理村庄内部精英与村庄外部精英关系，包括与外部社会精英（包括下乡企业负责人等）和政治精英（县乡干部）的关系，在这两类精英中，外部精英对乡贤治村的限制甚至超过内部精英的影响力。但外部精英施加的影响力需要通过内部精英结构起作用，如果村庄内部精英能够团结一致，有效合作，就能够与外部精英实现力量均衡，乡贤治村也能够有效实施。所以乡贤治村只是为农村输入了人才资源，但乡贤功能的发挥需要激活农村内生活力，这种活力首先是农村内部各种精英群体的积极参与，如果能够实现农村内部精英与乡贤的合作，就能够实现乡贤有效治理，否则只能是无本之木的噱头，无法实现长效治理，一旦乡贤退场，乡村必然会再次回归到原初状态。在城乡融合和城市工商资本下乡背景下，多数村庄精英结构发生了变迁，具有业缘关系的外部力量介入成为村庄权力结构中的新的重要主体，其与村庄内部治理主体的互动构成了村庄治理中主要政治关系，乡贤治村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与村庄内部精英的积极互动，同时也取决于与外部精英力量的良性互动。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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