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陈周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工人运动研究会主席、复旦大学基层社会与政权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理论、阶级理论与基层政治，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领衔的“政治学原理”课程获评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政治学原理”教学方法刍议
【摘要】“政治学原理”是中国政治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的教学不仅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政治学专业教师成长的一个助跑器。恢复政治学本科专业招生以来，“政治学原理”的教学，经历了奠定价值、过渡与交锋以及整合与发展三个阶段，实现了政治学多重理论知识的有机统一。“政治学原理”的内容体系是板块式的，不是条线式的，由各个不同的理论范畴构成，这对教学产生一定的挑战，因此教学者要特别讲究教学方法，要有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引入适量的参与式教学，实现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课堂与实践相结合。作为“政治学原理”教学的基础条件，本土化教材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政治学原理、知识、教学、教材
“政治学原理”不仅是政治学专业本科生的首要课程，某种意义上也是很多政治学专业教师的首要课程。万事开头难。政治学原理无论对政治学专业的学生还是教师来说都至关重要。
一、“政治学原理”教学的重要意义
我先从两个角度讲一下“政治学原理”的重要意义。
第一个角度是对于政治学学科的意义。1981年中国恢复了政治学学科，一些高校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有学生就要有课程。当时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怎样讲授“政治学原理”这“第一门课”。政治学原理讲什么，谁来讲，凡此种种，无不涉及政治学学科自身定位。须知此前，政治学教学部门设在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下面，现在它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原理就要体现出其跟原来作为一门思政课的区别，此乃涉及政治学学科“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这就因缘际会，催生了复旦大学承办的中国政治学第一届讲习班。[1] 在讲师班上，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们共同探讨政治学原理等课程的教学，达成基本共识，为后来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对于政治学学科而言，政治学原理好比是一棵大树，从这棵大树上生长出各种枝丫，代表着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专业课程，最终构成了政治学学科相对完整的培养体系。
对于政治学梯队力量的培养而言，政治学原理也同样重要。以我自己为例。我还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就参与了政治学原理教材的编写工作。2002年我留校任教，便开始承担政治学原理的授课工作，先给法学院的学生讲，后来给本学院的学生讲。大概是2014年，机缘巧合，我开始担任政治学原理教学团队的负责人。也许大家都会思考一个问题，政治学原理的教学团队应该以资深教师还是以年轻教师为主呢？从我本人的经历，以老带新的模式比较合理，但总的趋势，教学团队越来越年轻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仍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我承担的这门课最早由王邦佐、孙关宏两位老师担任教学团队的负责人，后来是胡雨春老师、林尚立老师、陈明明老师，再后来就是我了。我们实际上走了一条年轻化的路线。现在我们教学团队中的成员，都刚留校就承担政治学原理的授课工作，逐渐成长成为资深教师，团队平均年龄也就在40岁上下。我个人的浅见，年轻学者应该尽快担纲政治学原理的教学工作，这是涉及到政治学学科梯队建设的大问题。年轻老师常常陷入一个误区，认为自己资历尚浅，最好开设一些跟毕业论文研究相关或者跟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选修课，而不是去承担类似政治学原理这样的“大课”，好像“大课”是资深老师的专利。这种认识对于学科建设来说并非好事。我们学院培养年轻老师，其中一个做法就是让新进教师担纲基础课程。
我之所以要突出强调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作为年轻教师，赴大学任教之初，要主动承担类似政治学原理这样的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这对年轻教师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其次，当年轻教师拥有一定资历，有能力和责任去规划本学科建设时，亦可有意识地支持新进年轻教师担纲基础课程。我个人的体会是，年轻老师如果能从一开始就得到信任，参与、承担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无论是对个人的教学和科研，还是对整个学科的梯队建设，都是意义非凡的。
由此引入第二个角度。对于政治学学者来说，政治学原理同样举足轻重。我们学院要求每一位政治学系的老师都有能力上好政治学原理课程，这是学院一直秉持的一个宗旨。同样，我们也要求国际政治系的每一位老师都能上好国际关系导论课程，行政学系的每一位老师都能驾驭行政学导论课程。一位政治学专业的教师，如果能把政治学原理课程完整、成体系地讲好，一气呵成，无论是做研究还是上其他课程，心里都会更加有底，更加踏实。国内高校教师的课时量很大，一个教学周期通常都是18周及以上，这对每一位专任教师都是挑战。任课教师要保证课程内容足够充实，每次课都有“亮点”、“引爆点”，[2] 不往课程里“注水”，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至少授课者必须对课程本身拥有一个比较成体系的理解。
之前我跟国外学者普沃斯基教授聊天，他问我们一个学期有多少课时，我如实告之，他听罢大摇其头；“你们的工作太辛苦了，在美国，我们只有10周的课，很难想象你们能一直保持上课足够精彩。”据我观察，美国老师精彩的授课，如果能保证5周，已经算是surprise，很多老师只有第一节课上得好。这是中美高等教育一个差别。中国的大学不仅是一个科研单位，更是一个教学单位。把学生教好，在大学里是最重要的事。教书育人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如果我们能够精心准备18周的课程内容，意味着我们对于政治学基本的知识体系也就有了比较完整的把握。中国的高考是一场公平而又残酷的选拔，能够考进大学的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一进大学就要听政治学原理课程，如果老师不认真上课，实在对不起学生十几年的寒窗苦读。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大学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教学比科研重要。教学是育人，是跟学生打交道，对于大学老师来说，最重要的收获不是多发了一两篇文章，而是收获了一批好学生，为社会培养了人才。只有把学生培养好，我们的大学才站得住脚，才能得到更多的认同。发表十篇文章，还不如培养好一个学生，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就是看不透，宁可把大学当成是一个公司，把大学老师当成是项目经理。学生通常不会因为大学老师科研论文发表不佳而说这所大学不好，但他一定会因为大学老师不认真上课而牢骚满腹，这种负面评价，任你发表了多少篇文章都无法挽回。所以说，怎样把学生培养好，才是我们这些身处高校的科研工作者面临的大挑战。
二、政治学原理教学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教学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奠定价值阶段。恢复政治学专业本科招生之后，开设政治学原理课程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专业教学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经验。虽然不同国家的政治学专业，不免都有类似“政治学导论”这样的课程，但并非所有高等院校都像我们这样去讲政治学原理。据我所知，美国很多大学并没有开设政治学原理这门课。当然我的信息也不一定准确。美国的大学里，最常见的两门相近课程，一门是“美国政治”，“美国政治”就是他们的“政治学原理”。“美国政治”是一门通识课，所有的学生都要选，借此了解美国政治，知道怎么投票，怎么跟政府打交道。另一门是“比较政治学”。不难想象，“美国政治”的教学风格和特点跟“政治学原理”不一样，主要是知识讲授，教学生怎么用这些政治学知识去参加政治活动。反观“政治学原理”是一门专业课，最初设计“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想过要把它设计成知识性的，更多的考虑是要设计成公理性的，旨在讲清讲透政治学的基本公理。我听说过这么一段往事。吉林大学王惠岩教授曾提问：什么叫“共和”？他指出，“共和”的“公理”就是两条，一是取消世袭制，二是取消终身制。王老师认为，符合这两条，就称为“共和”。这个理论判断，我至今觉得非常震撼、一锤定音。这些“原理”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特征。在政治学的最初阶段，政治学原理的目标就是奠定价值。奠定什么价值呢？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先进性，它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当时无论是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教学，还是教材编写，都沿着二元对立的框架展开。任意找一本当时的政治学教材，翻到目录页，大致内容都是先讲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怎样怎样，再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怎样怎样。我们最初设想的教学目标与其说是教学生怎样运用政治学相关知识，去从事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不如说是引导学生树立一种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因此，从大的方面讲，当时是“奠定价值”的阶段。对于当时的教学工作来说，知识、经验以及后来所说的那些常识性内容都不是首要的，首要的是理论逻辑，如何把理论逻辑讲好，这是对授课教师最基本的要求。
在这一阶段，有些老师为了说理更透彻，想方设法举一些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例，难免弄巧成拙。绞尽脑汁找到的经验支持和想要证明的公理之间，经常会脱节。其实经验论证不了原理。经验永远都是肤浅且表面化的，甚至还很个性化、地方化，原理是非常抽象、深刻的。有些学生也非常喜欢用日常经验来反驳原理，这也是不得要领。原理不能拿经验来证明，同样也不能拿经验来反驳，最根本的还是靠它内在的逻辑。好的老师能把原理的内在逻辑讲清楚，讲透彻，贯通起来，浑然一体。技逊一筹的老师就不免含糊其辞，甚至自我否定。到了这一步，为了坚持把课上下去，就只好迎合逻辑，或者说为了逻辑而逻辑。这就是我们在奠定价值阶段所面临的一些困难。
第二个是过渡和交锋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学相应地也在理论上快速发展。如果政治学原理的发展刻舟求剑，就满足不了学生的求知欲。举例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条公理，没有疑义。生产力发展推动政治社会的变化，这也是一条公理，也毋庸置疑。但是，无论在教学还是研究中，我们都不能简单地把下面这句话作为研究的结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某某制度一定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学生问你某件事的起因，你不能简单回答说是经济发展所致。这样学生会觉得你是在敷衍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因果链太长了。从生产力发展到某种制度的变化，中间存在很多因果关系。如果找一条很长很长的因果链来解释，这就成了一个哲学问题，不是我们社会科学要回答的问题，它过于宏大了。社会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面对宏大问题的同时，还需要解释一些具体的事实和现象。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从很长的因果链中，找到那个最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求知精神长期停留在某个已经解决的历史哲学命题，那社会科学毫无进步可言。在众所周知的公理之外，我们还需要追寻一些具体解释，方可指导我们的行动。反之，如果我们只求满足于知道这些公理，那我们只需要等待，静观其变，不需要任何行动，因为历史变迁总会走到那一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我们要去解决面对的具体问题，具备付诸行动的能力，社会科学就是在这一个意义上指导我们的行动。
所以，政治学原理就需要加入知识性的内容，政治学原理要有能力解释当下政治生活中的具体现象。唯其如此，学生才会觉得学有所用。这个“用”不是功利意义上的有用，而是说学生通过学习，提高他们对政治现象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有获得感。对此，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些理论和知识是可以汲取的，有启发和辅助作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在图书馆读到一本哈罗德·拉斯韦尔的《政治学》。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本书已经很过时。但对于当时的我很有启发：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居然还可以从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角度来解释。拉斯韦尔用了完全不同的范畴，包括权力、舆论、传播、心理等来解释政治现象。[3] 这一下子把我对政治学的兴趣提升起来了，原来我们还可以用这么直白的语言来探究政治现象，直抵经验本身。
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当代政治学交锋的局面，对教学和教材编写都构成不小的挑战。有些概念要统一，有些逻辑要自洽。比如说“国体”是传统的思政教研室留下来的一个概念，虽然可以上溯至任公的君主共和之辨，[4] 但是英文中找不到与“国体”对应的表达，译为regime或者political system都不是很贴切。当两个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交锋的时候，要把它们统一起来是很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不免要将两者对立起来，只取其一，实大谬不然。两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关键在怎么补充，怎么整合。不特此也，政治学原理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中国，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这就需要将当代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中国政治三方面内容有机统一，这是我们今天最迫切的任务。
所以，第三个阶段应是整合与发展的阶段，也正是我们今天要努力的方向。进入整合与发展阶段之际，亦即我们产生建立中国政治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自觉之时，而进入这一阶段也就是当代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中国政治三者实现有机统一之始。重复说一遍，有机统一不是说谁替代掉谁，而是要在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达成逻辑的一致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1995年出版的《政治的逻辑》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它旨在实现现代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5] 我们不能停歇，要继续前行，再往前走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科学、有效地解释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现象的基本理论体系。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西方的理论或者说现代政治学存在不足呢？因为它解释不了太多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现象，顶多能够解释那些按照西方的样板建立的政治世界中的现象。它要是能解释某些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现象，也是因为这是按照西方的样板建立起来的政治世界，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一个世界。[6] 如果不是按照西方样板建立的政治世界，西方的理论就解释不了。我们今天用的许多概念都来自西方，但其实它解释不了复杂的政治世界。如果能解释，那也是一种扭曲的解释。
如今我们提出要建立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理所当然，适逢其时。显然，西方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如果只满足于做西方知识的搬运工，那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问题，甚至会歪曲我们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说因为解释不了中国的问题就不去学习它，我们毕竟还要跟西方打交道。我们要认识西方，了解西方，理解他们的那套思想和理论，我们就要想办法跟现代政治学接轨、对话。了解西方、理解西方不等于我们就是西方，认识到这一点，就有了我们的理论自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建立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不是要回到价值二元对立的第一个阶段，我们有了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所持的就是有机统一的立场。我们不应把自己排除在现代政治体系之外，而应将现代政治体系吸纳、融入到我们这里。属于现代政治文明的东西，他处有，我也可以有，而且我做得比他好。有些东西在他处是意识形态，在我这里是现实，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知识。比如说民主，在西方世界其实是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统治最好的外壳，是一套话术，而在中国是政治现实。民主是全人类共有的价值，民主的话语不是由西方垄断的，而是由我们共同建构的。再比如环保，在西方是口号，是政治工具，西方国家用环保来挑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抗争和社会对立，以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制造环保与发展的矛盾；在中国，环境保护是现实，是脚踏实地的努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政治学原理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或者说立足点。
我们有些人在谈构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时，把中国排除在现代政治体系之外，搞“中国例外论”“中国特殊论”，这样反而让我们很被动，逻辑上讲不通，理论上也矮了一截。这样做出来的知识对我们的理论发展大概率是没有意义的，充其量只是在经验上提供了一个特例。这些作者没有体会到我们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的精髓是什么。这个精髓就是我们不要二元对立，我们要有机统一。中国既不“例外”，也不“特殊”，我们不搞特殊化，我们要搞普遍化，要让中国自身成长的经验成为一种普遍性，成为对于现代世界政治文明普遍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们当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价值理念和理论“知识化”，使之成为成为可以传播、可以接受、可以转化的知识。我们既要有理论体系，也要有知识体系，而要把理论体系转化为知识体系，既要靠理论创新，也要靠教书育人，两者是互相成就的。我们要通过政治学原理的教学，慢慢去体会如何将我们的政治学转化为一种知识，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我们的理论立足现实、解释现实、改造现实。我们创造的知识是可以被掌握、被运用、被推广的，而不是在自己的领地里兜圈子、自娱自乐的。我们不是要构建自己的“独异性”，而是要构建自己的“独特性”。“独异性”中是没有普遍性的，只有独特性中才有普遍性，这普遍性就是指互相尊重各自的独特性，互相尊重彼此的独特性就是最大的普遍性。只有这样构建出来的政治学理论我们才能称之为“原理”。
三、政治学原理教学的特点
政治学原理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板块式的，不是条线式的。授课内容由各个不同的理论范畴构成，比如国家、政党等，形成不同的板块。每一个理论范畴都称得上是政治学的一个次领域，可以单独开一门课。比如，政治学原理当然涉及国家这个范畴，然而大部分政治学系免不了还设有一门类似于国家理论的专业课程；诸如政府、政党等范畴无不如此。政治学原理教学面临的挑战有一部分来自这里。因为学生免不了要做比较，而比较的结果，通常不少人都会认为政治学原理太粗浅。这个问题近乎无解。课程本身的容量决定了授课教师不可能比专业课的老师讲得更加深入透彻和理论化。
另一方面，政治学原理的教师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是专家，毕竟术业有专攻。有些老师在国家理论方面是专家，但是涉及民主理论或者政党理论，就略逊一筹。到了大三、大四，学生们会更喜欢给他们上专业课的老师。
所以，政治学原理不是一门真正的“导论课”，跟经济学导论不一样。经济学导论从“人是理性的”“资源是稀缺的”这两个前提假设出发，一路带着学生推导出供求线、无差异曲线、消费者剩余、边际效应等等，是名副其实的“导论”。经济学导论授课教师完全不必担心跟后续的专业课重复。经济学导论授课水准，可以说高下立判，好老师可以把其中每一个理论的来龙去脉都讲得透彻无比。政治学原理是个“拼图”，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是那么清晰，授课教师很难保持一贯水准。
总而言之，政治学原理注重范畴的阐释而不是逻辑的演绎，它是入门课，不是统摄性的课程，不能指望它一次性解决学生的所有问题。课程的最低目标是能够提升学生对政治学的兴趣便足矣。
四、政治学原理的内容体系
政治学原理无论是教材编写还是授课，基本都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政治、权力、国家、政体、政府、政党、民主和世界政治。
首先，我们要跟学生探讨什么是政治。政治学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一个概念是精确的，几乎所有的概念都存在争议。第一堂课就要告诉学生，“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所有人口中的“政治”都不一样。比如，老师通知你今天去参加一场政治学习，联合国秘书长说巴勒斯坦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这两个“政治”完全不是同一个事物，但他们都被冠以“政治”之名。而且，我们对政治了解得越多，就越难以给政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7]
接着，我们就要讲到“国家”，因为政治很多时候是跟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很快会发现，“国家”的概念比“政治”更复杂，它有共同体的意涵，更多是指政权组织。再接着我们又讲到政体。我遇到不少政治学原理授课老师，他们都承认“政体”的概念是政治学中最难讲的，这个概念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有些老师讲的“政体”是政府形式，有些老师讲的“政体”是国体，有些老师讲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之间的关系。这是十分吊诡的。所谓“原理”，难道不是首先帮助学生把概念理清么，但政治学中竟然没有一个概念是有共识的。对这些概念的把握是否准确，完全取决于授课老师的理论素养，就此而言，政治学原理显得非常个性化。
另外，“权力”到底能不能作为“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的理论支点呢？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话题。以我个人的体会，如果以“权力”作为支点来贯穿政治学原理的内容，相对来说授课更加具有知识性、经验性。若是从“国家”开始，走的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价值性、历史性的内容会更吃重。授课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长短决定取舍。
当然，有些老师可能专于发展中国家政治，他可以给自己的课加上政治发展的内容；有些老师更关注政治观念，会觉得政治文化必不可少。无论如何，政治学原理的内容体系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大体上已经趋于一致。
五、政治学原理的教学方法
所谓方法者也，无非都是些经验之谈，仅供参考而已。
第一，建立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专业基础课的基本要求，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授课教师有必要在课堂上把应该掌握的概念和理论都给学生过一遍。有些外国学者在课堂上喜欢讲自己的研究，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学生做课堂展示，做PRE（陈述），硬生生将基础课变成“水课”，一学期的课上下来，学生该掌握的概念都没有掌握。试想一下，某位学者的专长是国家理论，难不成他的政治学原理课程只讲国家理论，接下来学生还要选修他的国家理论专业课，这不就是人为制造重复，让学生不得不反复学查尔斯·蒂利。对于年轻老师来说要克服一个心理障碍，哪怕有些规定动作你一万个不喜欢，也要认真对待，用心备课，把它讲透，切不可随心所欲。
第二，引入适量的参与式教学。政治学原理是一门基础课，尽量不要用做PRE来填充教学内容，但是这不等于拒绝参与式教学，相反，要始终让学生保持对课堂的积极参与。有些任课老师为了推动教学改革，设计课程让学生不断做PRE，说这种教学方法在国外如何如何受欢迎，云云。但是我们调研下来发现，学生并不乐意做PRE，倒不是因为他们想偷懒，而是他们希望老师能够多讲一点，课程内容能够更系统些。参与式教学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要通过做主题发言、做PRE的方式来进行。对于政治学原理来说，学生还刚刚进入大学校园，也没有接触专业，他们的PRE能有什么质量呢？只能白白耗费宝贵的授课时间。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更好的参与方式是给学生开一些入门的书目，支持他们在课外开展阅读和小组式的交流分享，授课教师也可以参与其中。因为不占用授课时间，可以十分灵活多样，线上聊天，线下茶叙，各取所需。有助教的话，可以让助教经常性地参与到讨论当中。课堂上可以通过发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去思考，通过启发式教学提供沉浸式体验。在参与式教学中，PRE可能是最不讨好的方式，除非事先有精心的布局和环节设计，庞大的工作量对于普通的大学老师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第三，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我们的教学团队集体制作了“慕课”，采取混合教学方式，课程主体内容是线下教学，同时拿出1-2次课给学生提供线上教学体验。在线上授课的环节中，我们即时安排习题和讨论，进行过程性评价，学生反应非常踊跃。线上授课的效果，很大程度取决于老师和助教的投入。哪怕是线下教学，在当前的条件下，其实也有线上性质。因为，教师面对的不是课堂上的学生，而是课堂外整个网络世界。我曾经遇到一名学生，他喜欢一边听课，一边上网搜索各种资讯，下课就来跟我争辩，指出我这里或者那里讲得不对。这对授课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备课一定要充分，确保每一个知识点都经得起推敲，做好跟学生争辩的准备。大学生喜欢挑战老师的权威，作为老师，千万不要把这样的学生当作你的对手，而应该是你学术成长的助手。作为大学教师，我们教学和知识上的增长，跟学生对我们的挑战分不开。学生拿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资讯来质疑你，对你来说不失为一条获得新知的捷径。比如，有一次我讲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武关系，引用邓广铭先生的材料，当中指出岳飞之所以被处死，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武官，向赵构提出立储的问题，干预了政事。[8] 前面提到的这位同学告诉我，他在网上浏览到，岳飞班师回朝，赵构一高兴就赐他一个文官职务，也就是说，岳飞其实是有资格讨论立储问题的。后来我也了解到，这涉及宋代文武关系的名实问题。无论如何，经过他的提醒，后来我再讨论同样的问题时就更加严谨了。这样的学生对老师的帮助是很大的。
第四，精心设计一次实践教学。关于实践教学，我们尝试过很多方式，比如参观、考察，等等。这种实践教学难免跟课程内容脱节。我沿用了多年的做法，即从政治学原理3个学分中取出1分，作为实践分，安排一份实践作业，让学生做一个口述历史的访谈。其中一个经典的作业题目就是：爷爷奶奶，革命建设年代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设计呢？大学一年级的学生，18岁的孩子，真正成年了，脱离家庭独立成长，是时候跟自己的爷爷奶奶做一次深入的交流，了解我们国家成长的历史，以及祖辈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这个作业不需要过多的理论储备，非常适合大一新生。这个做法，我已经坚持了很多年，迄今没有发现学生抵触的情况，每一位学生都认真去做，做完之后都深受触动，访谈的内容也非常真实、生动。我读下来也很感慨，这是一部生动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有一位学生采访了一位老奶奶，这位普通的老奶奶曾经是昌飞直升机的工程师，她讲述了在昌飞直升机厂车间中的故事。还有一位同学，采访了复旦大学的俞吾金老师，俞老师讲述了他当年一路成长为大学教授的故事，不久之后俞老师因病去世，这份采访，几乎可以说是俞老师留给学生最后的话，显得弥足珍贵。通过这些访谈，学生可以主动了解他们的祖辈，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这跟政治学学习的目标是一致的。
另一个教学经验就是，我们的教学团队恢复了政治学原理教研室，作为基层教学组织。我曾经读到复旦大学国政系一段口述史资料，说的是1981年恢复政治学专业本科招生，眼看着暑假过后就要给学生上政治学原理课了，怎么办？当时系里几位老先生当机立断成立了政治学原理教研室。顶着酷暑，教研室集体备课、听课。王邦佐老师回忆，当时他们上课之前，讲稿都要先拿到教研室讨论，通过了才试讲，先在教研室讲一遍。正式开课，先到外系讲，最后才回到国政系来讲。[9] 我反复读这段口述史材料，体会很深。集体备课太重要了，老先生们为了教学愿意付出这么多心血和时间，现在的老师恐怕是做不到了。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前辈，有很多精神值得我们铭记。政治学原理教研室恢复之后，意味着我们拥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基层教学组织，主要是能够统一教学宗旨、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统一考核标准，兼顾标准化教学和个性化教学。但这其中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说政治学原理作为平台课程，是否要内容统一，考试用同一份卷子？目前我们的做法是不强求统一，尊重授课教师的个性化和差异化教学，但是我们要求团队中每一位老师必须达到一些基本的标准。以教研室为载体，教学团队成员形成了互相听课的制度，特别是在新进教师讲授政治学原理课程时，资深教师带头听课，就授课方式、教学情况等进行交流，以老带新，促其成长。教研室也定期到学生中开展需求调研，不断调整和优化教学方法。
六、政治学原理的教材建设
本土化教材的建设是政治学原理教学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把政治学原理教材建设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的阶段。最早比较有影响的政治学原理本土教材，来自张慰慈和邓初民两位先生，他们给自己的教材都起名为《政治学大纲》，不难看出，为了把中国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现代政治学结合起来，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恢复政治学专业之后，摆在眼前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有新的本土政治学教材。吉林大学的王惠岩教授、苏州大学的邱晓教授、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王浦劬教授，以及复旦大学的王邦佐教授、孙关宏教授等，他们各自编写的政治学原理教材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
第二个是特色彰显的阶段。在百花齐放之后，新的优势点就在于能否形成自己的特色，政治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教材中彰显自己对政治学原理的独特理解。比如王浦劬教授的《政治学基础》，就特别强调用“权力”这一概念来统摄其他内容，[10] 迈出了实现“有机统一”的第一步。复旦大学的政治学原理教材特色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当代政治学结合起来，除了《政治的逻辑》，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第三个是知识交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很多海外教材开始被一些高校在教学中使用，有的甚至也作为考研的参考教材，比如海伍德、罗斯金等著的政治学教材。原来的本土教材也紧锣密鼓地进行新的修订。这个阶段比较显著的一个现象，是我们没有新的、重量级的教材出版，只是在原有的教材基础上做一些修改、补充的工作。
最后进入统一建设的阶段。我们开始建设“马工程”系列教材，首当其冲的就是政治学原理教材。国内高校的许多政治学学者基本都为“马工程”《政治学概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我当时领的任务是对古今中外的政治学教材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最后撰写一份内部报告。“马工程”教材是面向全国各大高校、面向所有政治学学生的，但不同大学的学生培养要求是有差异的。所以在“马工程”教材建设的同时，各大学的政治学专业应该根据自己学生的不同层次和特点，编写辅助性教材，作为教材建设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我觉得政治学原理教材本土化的工作不会停下脚步，将继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邦佐, 桑玉成编：《亮相·启蒙·播种：复旦政治学讲习班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
[2] [加拿大]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引爆点》，钱清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3] [美] 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
[4]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载《梁启超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
[5] 王沪宁等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7] David Easton,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5, Vol.6, No,1, pp.133-152.
[8] 邓广铭：《岳飞传》，三联书店，2007年，第410页。
[9] 本书编写组：《国务血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老教师访谈口述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1-92页。
[10]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本文原载于陈明明主编：《知识传播与学科自主性建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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