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新时代构建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6期P23—P24

作者单位：

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汕头大学图书馆，摘自《中国教育科学》2023年1期，张玲摘

教育知识生成和教育知识体系形构对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探寻中国特色教育学知识体系，实现中国“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展示世界教育学知识范畴之内中国教育学知识身份认同和影响力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构建的需要，也是“学科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需要。中国特色教育学知识体系的突破需要走好中国道路的知识重构论。

一是重构关系：以中国为中心的贡献知识论。学界对中国教育学研究成果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思考均站在历史分期角度进行讨论，极少从“关系重构”视角来反思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试图打破传统固化和静态的学术分期，采用“关系重构”更显变化和动态。第一次关系重构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中国真正开始大量传入西方教育思想、学说和理论著作，则始于甲午战后，而且主要是通过日本为媒介进行的。”从此，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产生第一次关系重构，从之前自我感知的自强自信于世界走向开启教育学知识国外学习的“日本途径”。第二次关系重构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这一关系重构典型的做法是改变之前访学“日本途径”，开始重点学习美国的杜威、桑代克等学者，以及少部分德国文化教育学的教育思想（知识）。第三次关系重构以苏美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中国教育学建设从之前移植美国转向全面参考苏联教育学，这对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育学界开始适度反思，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教育学学科建设指导性意见》对相关问题进一步反思。21世纪伊始，以“三维目标”为引领的课程改革让美国教育学再次进入参考之列。第四次关系重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国教育学本土化问题提上日程，开始全面系统反思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之路，总结已有成绩，找出问题所在，不再在学习西方教育学知识体系上着力，西方教育学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本土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某种参考。

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第四次关系重构与前三次具有重大不同。在1900年至2015年的三次关系重构中，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重心是在学习他者与适切本土之间互动进行的。直到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发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重心真正开始转向“中国经验走向中国方案”的中国特色教育学知识体系。在这一关系重构过程中，中国特色教育学知识体系凸显“中国经验”，认真总结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领域的成功案例和伟大成绩，对这些成功教育实践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而非事实描述。而“中国方案”则应是面向全球教育治理和教育发展新变化、新需要，在基于中国文化情境和中国经验基础上所给出的阐释。这一阐释给出的解答不是沿袭“研究所采用的分析框架多来自西方理论，对国际知识体系的贡献比较低”的以西方为中心为方法的旧路，而是“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走以中国为中心为方法的知识贡献新路。

二是重构形态：以中国为方法的原创知识论。经验是人们在与客观事物的直接接触中感觉器官获得的对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一种基本认识，它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是认识的开端。经验需要深化上升为理论才能真正推进实践发展。而知识的前提离不开经验，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原创性的知识才更具普适性和影响力。中国教育在国际教育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是一个显见的事实。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社会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变革、改革开放取得的教育成绩、学术交流的扩大、中国教育界同人的贡献等密切相关。但我们要深入考察中国教育学形成的中国特色教育学知识体系是否被国际教育学界普遍接受等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对中国教育的关注程度，但中国教育的影响力不等于中国教育学的影响力，我们还未能真正实现从经验到原创的质变。

进一步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其一，国际上教育学高被引学者原创贡献力过弱；其二，国际上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概念与理论贡献力不足。以基础教育研究为例，国际教育学术舞台上中国基础教育研究发文量逐年递增，但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是中国基础教育中与其他国家相似的问题，希望通过对中国基础教育的研究深化对普遍问题的理解，但并未挖掘中国实践能为共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怎样的启示，只关注中国也存在的问题而不关注“中国方案”；部分研究者因中国学生在国际测评中取得较好成绩而关注中国基础教育，但并没有尝试解读中国经验，更未尝试把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还有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是验证西方理论的理想情境，研究的过程就是将诞生于西方世界的理论放在中国的情境中进行验证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基础教育研究国际发文量逐年递增，但并未随之在国际教育学知识生产链上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基础教育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加强原创性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

我们必须反思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中国教育学者是否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二是中国教育学者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三是中国教育学者是否基本形成了体系化的独特观点；四是中国教育学者是否基本达成了体系化、独特化、共识化的观点；五是中国教育学者是否真正形成了体系化、独特化、共识化，且同时产生影响力和辐射力，成为被他者真正承认的“中国教育学派”。今天的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要基于中国教育实践开展原创研究，加强教育知识生产的创新性。“如何立足自身实践推进相关理论发展，以及逐步确立在世界学术知识生产体系中作为知识推进与生产的地位，使中国教育原创性和规范性的知识生产在世界学术知识生产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从全球教育发展的视角上考虑，不仅仅要关注中国教育研究提供了什么样的实践经验，而且要关注为全球教育知识体系的成长做出了什么样的理论贡献。”

三是重构主体：以中国为中心的自主知识论。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要彻底改变只顾埋头学引西方教育学知识的现状，要重点研究西方教育学知识体系究竟是如何创造形成的。知识重构要在自主性知识层面下功夫、出实效。其一，说明并能解释中国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优秀教育学知识不断涌现并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所掌握，保障着一个国家教育的自觉与自为。拥有当代最好的实践，却缺乏教育知识体系来解释，这是很可惜的。对中国悠久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很长时间掌握在西方教育学者手里。在教育学的舞台上展演出来的就是借用西方教育学知识体系来认识自身、解释自身，借用他者的教育学知识体系来向他人说明自身。当前我国诸多教育学者已经充分意识到西方教育学知识无法解释中国教育实践，无法解释中国的教学实践。其二，说明并能运用中国的教育学本土知识。教育学知识的增长是其学科发展的根本之道，前提是这种“知识的增长”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仅以知识借用或者虚假知识生产、空洞话语制造等手段营造的表面繁荣。因而，在知识重构过程中，我们要有意识地运用中国教育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教育学知识。有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教育学要加快知识增长，必须聚焦科学问题，加强实证研究，以真实、客观的问题为基础，以核心、重大的问题为重点，以前瞻性、未来性问题为引领，不断地深化问题，有效地获得并积累知识，推进教育学进入发展的新阶段”。今天的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拥有全球教育最为庞大的学者规模，应该在世界教育学知识体系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必然体现。

新时代的中国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完成以中国为中心为方法的中国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是真正意义上对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写照，对中国“理论自信”的最好写照，也是“如何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被世界理解、认同和尊重的过程中，深度挖掘教育学的中国品质，形成建构性甚至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为世界教育学研究作出贡献，是身处新时代的我们不能不为之努力”的方向。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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