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世界中的客观性——论量化研究方法在音乐教育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文丨章艺悦
纵观国际学术领域，音乐教育学研究可谓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历史可追溯到1953年《音乐教育研究期刊》①正式出版之时。半个多世纪以来，音乐教育学者们将其研究方法分为以下三类：历史研究法、哲学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简而言之，历史研究法是为了探寻有关过去的那些“难以捉摸的事实”；哲学研究法是为了寻求观念或真理；实证研究法是为了探索人们如何思考和表现。三类研究法中，实证研究法最为常用，因为这类研究最接近人们当下的需求，并能对未来给予有效的启示。研究者们将这类研究方法细分为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和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量化研究以系统科学的方式对研究对象开展调研，最终通过可量化的实证数字数据进行分析探讨；质性研究强调在自然环境下发现真相，通过观察、访谈等方式收集叙述性数据（文字、语言等）再进行分析、探讨。尽管两种研究方法皆能有效地帮助音乐教育研究者们发现人类学习音乐的行为习惯以及音乐学习对人类的影响，但早于质性研究整整一百年的量化研究，其科学性、综合性、概括性深受研究者们的青睐。因此，量化研究成为音乐教育研究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
一 、量化研究的前世今生
19世纪80年代，有研究者首次采用统计分析法作为研究的重要步骤，这意味着量化研究在人类社科研究历程中正式起航。量化研究的最初概念来自于物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正如原子和分子的研究依据取决于可预测的规律和定理，儿童在学校的行为模式亦是有据可循的。伴随这一逻辑，之后的整个20世纪，量化研究主导着教育学领域的各类研究方向。早期的量化研究者们通过评定或测量个体能力，收集不同个体的分数（或数值），以及采用心理学实验和大规模调查来鉴定教育模式。量化研究的发展进程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历史趋势来归纳叙述：1.统计方法；2.测试和测量实践（详见表1）②。
尽管量化研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但当今学术界所采用的量化研究的方法和理念仍然维持着19世纪末诞生之时的初衷。上述这些历史趋势使当今量化研究形成了以下特征：其一，强调收集和分析数字、数量信息；其二，强调收集个人及组织具有独特属性的分数；其三，强调研究步骤，如对被试组进行比较的步骤，或对被试个体或被试组进行因子关联的步骤。
二、量化研究在音乐教育学研究中的分类
如同大多数社科类研究一样，音乐教育学研究以量化研究为主，任何与数字相关的量化数据（如测验成绩、年龄、排名、秒数、分贝等）皆包含其中，强调结论判断应基于逻辑和推论之上，而非直觉。音乐教育学研究中的量化研究分为非实验性研究和实验性研究两大类，其中非实验性研究包含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和相关性研究（Correlational Research）。
描述性研究旨在描述特定情况下的现象“是什么”，而非“可能是”。这类研究不体现因果关系，但能显示特定组别或特定行动的当下状况。例如，研究发现小学女生歌唱时的音准普遍比男生好。这一发现并未告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只是单纯地描述了能够唱准音高的女生多于男生。描述性研究的另一宗旨在于确定需求、趋势或变化。例如，音乐教育协会通过调查问卷来判定哪些服务有益于他们的会员；高校通过追踪入学情况来决定未来录取男女生比例等，此类研究数据通常以柱形图、饼状图等统计图表形式在报告中呈现。相比之下，采用描述性研究的论文比采用实验性研究的论文容易理解。
相关性研究旨在体现两种（或两种以上）因子之间的关系有多强，但这类研究也不体现因果关系。例如，斯科特·菲利普斯③曾通过研究中学生的音乐学习态度、家庭音乐环境和自我概念之间的关联后发现，家庭音乐环境与音乐学习态度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且反映在中学男生身上比女生更为明显；相比家庭音乐环境而言，女生的音乐学习态度与自我概念的相关性更为紧密。相关性研究的另一种形式称为预测性研究（Predictive Research），即通过评测变量组与研究者想要预测的事物之间的关联模式来确定最佳变量组的使用。例如，研究者想要知道在器乐专业学生的教育背景中，哪些因素与他们想要成为一名音乐教师的意愿密切相关？通过调查问卷，研究者发现高中乐队指挥的鼓励是最主要的因素，可以说一名学生将来是否愿意选择音乐教师作为职业，深受其遇到过的音乐教师的影响。
与非实验性研究相对应的实验性研究包含：纯实验研究（True-Experimental Research）、准实验研究（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因果比较研究（Causal-Comparative Research），以及元分析研究（Meta-Analysis Research）。
纯实验研究基于科学方式之上，旨在探究因果关系。典型的纯实验研究表现为，在众多人群中随机选出两个被试组，其中一组为实验组，另一组为控制组，并对两组进行因变量预备测试（Dependent Measure or Variable Pretest）。假如被试者完全是随机选取分组，那么这两组在预测中的差异应该非常小。随后，对实验组进行实验教学［可称之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控制组通常不接受任何实验教学（有时控制组也可能会接受另一种教学）。实验阶段的时长由研究者决定，该阶段过后需要对两个被试组进行后续测试（Posttest），并对测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果研究结果如前期所愿，那么分析结果应该显示实验组的表现明显好于控制组。如此，实验教学得以成功。
准实验研究不采用随机选取被试者分组，这是与纯实验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这种研究状况在教育类研究中十分常见。通常以班级作为完整的未处理组存在，各班学生保持原班身份不进行任何组别对换。不随机选取被试者分组的弊端在于，两个被试组之间产生近乎相等预测结果的可能性会受到影响。因此，研究者在随机指定完整班级作为实验组或控制组之后，将对初始差异做出统计调整。
因果比较研究可谓是一种“溯及既往”的研究，强调在实验阶段之后收集数据。该研究类型中的自变量是绝对的、非持续性的，通过比较两个被试组找出影响因变量的产生因素。
元分析研究允许研究者对多项研究的结果进行合并，这些研究往往具有共同的焦点。相比针对单一研究的方法而言，这类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该研究无须收集原始数据，但要对以往多项研究的综合数据进行收集，因此需要用到特殊的统计公式。相比其他类型的研究，元分析研究较为新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类研究的操作可能性大大提升。不少研究者认为，在一些研究中，虽然某一被试组只呈现出适度的结果，但这些结果的背后很可能还隐藏着大量持久稳固的研究发现，只有通过元分析研究才能将这些隐藏的信息公之于世。④
三、量化研究在音乐教育学期刊中的地位
正如前文提及，音乐教育学研究中的量化研究起始于1953年《音乐教育研究期刊》诞生之时，该期刊作为当今音乐教育学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其创刊年份早于其他音乐教育学术期刊。可以说，该期刊见证了量化研究在音乐教育学领域成长的前30年。科尼利亚·亚伯勒⑤曾发表了一项量化研究成果，她对《音乐教育研究期刊》从1953年创刊第一期至1983年这30年期间所刊载的658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对“研究方法”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267篇论文采用了描述性研究法，约占总数的40%；211篇论文采用了实验性研究法，约占总数的32%；112篇论文采用了历史研究法，约占总数的17%；24篇论文采用了哲学研究法，约占总数的4%；4篇论文采用了行为研究法，约占总数的1%；另外还有40篇论文采用了其他的研究方法，约占总数的6%。也就是说，量化研究约占总数的72%。显然，1953—1983年间，量化研究在音乐教育学研究中占绝对主导（详见表2）。
施密特和辛特辛斯基⑥曾对多本音乐教育学术期刊在1975—1990年间刊载的论文及其引用的量化研究进行统计分析，这些学术期刊包括《音乐教育研究期刊》《音乐教育研究委员会公报》《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期刊》《音乐教育文稿》《密苏里音乐教育研究期刊》，虽然 《音乐治疗期刊》不属于音乐教育学术期刊，但研究者认为在这15年里，音乐治疗领域的研究与音乐教育领域密切相关。统计发现，15年里这6本期刊共有922篇量化研究论文被引用。两位研究者根据引用次数对这些论文进行排名，并对排在前26名的论文做进一步分析。在这26篇量化研究论文中，19篇出自《音乐教育研究期刊》，约占总数的73％，引用次数排名首位的论文也出自该期刊；4篇出自《音乐教育研究委员会公报》，约占总数的15％；另有3篇出自《音乐治疗期刊》，约占总数的12％。由此可见，《音乐教育研究期刊》在音乐教育学术界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较大。同时，这项研究中量化研究论文数量的呈现足以证明1975—1990年之间量化研究仍占主导（详见表3）。
基利安、刘和里德三人⑦对《音乐教师教育期刊》于1991—2011年间刊载的282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显示，该期刊在这20年间刊载的研究性论文共有85篇，其中量化研究有51篇，占总数的60%；质性研究有29篇，占总数的34.1%；历史研究有5篇，占总数的5.9%。三位研究者将这20年以5年为单位分成4组进行比较研究并发现，量化研究仍是大部分研究者的首选，并且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可以说，步入21世纪后，量化研究在音乐教育学研究中仍占主导（详见表4）。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西门斯、罗德和菲尔普斯⑧对2009 — 2014年间《音乐教育研究期刊》的论文刊载情况做统计分析。数据显示，2009年2月至2014年3月间，该期刊共收到506篇论文投稿，423篇论文接受了完整审阅，其中量化研究有279篇，约占总数的65.9%；质性研究有124篇，约占总数的29.3%；历史研究法有10篇，约占总数的2.4%；混合研究法有10篇，约占总数的2.4%。最终共有125篇论文被该期刊接受并发表，其中量化研究有83篇，占总数的66.4%；质性研究有34篇，占总数的27.2%；历史研究法有5篇，占总数的4%；混合研究法有3篇，占总数的2.4%。就发表率而言，量化研究比重最大；就接受率而言，量化研究（83 / 279）和质性研究（34 / 124）平分秋色。如此看来，近年来多数研究者仍青睐于量化研究，而学术期刊的审阅风向不再向量化研究一边倒，逐渐偏向质性研究。有趣的是，在这83篇入选的量化研究论文中，55%采用描述性研究，39%采用实验性研究。可见半个多世纪以来，量化研究在音乐教育学领域仍保持着传统的研究模式（详见表5）。
四、量化研究在音乐教育学研究中的应用
研究者对音乐教育学的研究程序已达成共识，典型的音乐教育学量化研究遵循六大步骤：确定研究问题，参考文献综述，列举研究目的，收集数据，分析和解读数据，汇报和评估研究。
第一步，在量化研究中需要确定研究问题，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能会做出的回应建立一个综合趋势，并注明这种趋势因人（被试者）而异。简单而言，研究者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通过观察发现现象，并将这些现象归纳为有针对性的问题，从而迈出研究旅程的第一步。
第二步，参考文献综述，这是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为第一步确立的研究问题找寻正当理由、说明研究需求，所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有质量的文献综述首要条件是阅读量，研究者通过关键词为自己的课题搜寻相关文献。当然，不是所有课题都能找到直接相关文献，间接相关文献也同样具有价值，哪怕只有一点儿关联，也能“顺藤摸瓜”找到路径。再者，即便没找到任何相关文献，也是一种发现，至少证明了课题研究的开创性和必要性。文献综述离不开综述部分，如果说文献搜集是从客观角度出发，那么综述部分则需要主观评判，研究者需要通过批判思维来解释所搜集文献的意义和价值。文献综述越充实、丰满，研究立场越稳固、有效。
第三步，列举研究目的。如果说研究问题是导火索，那么研究目的则是正题。之前两个研究步骤所做的铺垫正是为了引出最明确的研究目的，因此研究目的的表述无须长篇大论，简明扼要即可。量化研究中的研究目的通常需要体现数据的可测量性和可观察性。例如，该课题的研究目的在于比较中国小学一年级学生与美国小学一年级学生的音高性向、节奏性向以及综合音乐性向等。案例中，音乐性向就是一种可量化的音乐潜能，可通过现有的音乐性向测验来测量。
第四步，收集数据。这一步骤有三个关键词：预定测量工具（Predetermined Instruments），数字（数值）数据（Numeric Data），大量被试者（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s）。目前，音乐教育领域已有一批公认的、有效的测量工具可供量化研究使用，比如戈登音乐性向测试、西肖尔音乐才能测试等。即便如此，为了拓宽音乐教育学的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选择自主设计测量工具，且必须以数字（数值）数据为呈现结果。至于这些测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则需通过多次实验得以证明。数据收集的另一重点在于选用大量被试者，量化研究非常强调参与者的数量。没有一项研究能够对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进行测试，因此抽样研究人数越多，研究结果越具说服力。试想，假如一种新药物上市前只开展了几十或上百起临床试验，如何让人信服这种药物对全人类都有效呢？！同理，这也可以套用到教育领域的研究中。
第五步，分析和解读数据。量化研究中的数据分析离不开“统计”二字，研究者采用统计学分析法（如前文第一、第二部分所述）来描述数据发展趋势，比较被试组，分析各种变量间的关系。同时，可将结果与研究者的预测和过去的研究进行比较。这一步骤对研究者的统计、分析能力有较高要求，通常音乐教育研究者需要系统学习教育统计学并掌握分析要领。
第六步，对研究进行汇报和评估。汇报强调客观、如实地陈述研究结果，比如有数据显示，中国小学一年级学生的音高性向明显高于美国小学一年级学生。评估则偏向主观性，在陈述客观数据的基础上，研究者需结合个人专业、学术能力对研究结果做出评判。例如，有数据显示中国小学一年级学生的音高性向高于美国小学一年级学生，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学生的母语是声调语言，而英语是非声调语言；也可能是由于中国学生在学前阶段接受了较长时间的音高训练。当然，研究者在这一步骤中所做出的主观评判还需有理有据。
从以上六大量化研究步骤的划分来看，当前音乐教育学论文结构通常分为以下几大部分：标题（Title）、摘要（Abstract）、关键词（Key Words）、背景介绍（Introduction）、文献综述（Literature Review）、研究目的（Purpose）、研究方法（Method）、研究过程（Procedure）、数据收集（Data Collection）、数据分析（Data Analysis）、结果论述（Results Discussion）、概括总结（Conclusion）、将来研究建议（Future Research Suggestion）、参考文献（Reference）。⑨按国际惯例，所有音乐教育学量化研究论文均采用APA格式（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心理学协会出版格式），该格式严格规定了字号、字体、空格、行间距、标点符号、文献阅读标注、参考文献罗列等写作格式的细枝末节。
尽管量化研究在音乐教育学领域始终保持主流地位，音乐教育研究者对其应用较为频繁，但所应用的难度和宽泛度并不大。哈特维⑩指出，长期以来，音乐教育研究者对量化研究的应用基本停留在评分、学生测评、比赛/艺术节排名、乐团面试，以及分派乐团首席等方面。研究者分析道，这可能是因为不少人认为，音乐是一门复杂的、充满审美元素的学科，许多方面很难被量化。哈特维呼吁研究者应该走出传统思维模式，多思考和关注可量化的音乐元素和音乐行为习惯。例如，人们对于音乐是否能被测量的看法，以及实际存在的音乐要素（节奏、时值、音高、音量等）。换种思维，许多元素都能被量化。
五、量化研究对中国音乐教育学研究的意义
聚焦中国学术领域，音乐教育学作为相对年轻的学科，其研究模式和方法深受音乐学研究的影响，多以历史研究法、哲学研究法为主，量化研究在中国音乐教育学领域尚属起步阶段。若要在中国发展和普及这类研究方法，音乐教育研究者必须了解和掌握以下三个方面：术语；技术：运用统计学；操作手段。
量化研究关注发现变量之间可测量的数据，比如，参与者性别、年龄、个人音乐欣赏力等，这些都能作为变量来研究。研究者应当熟悉自变量、因变量、信度、效度、相关系数、标准偏差、平均值、中间值、因子等统计术语及其概念，掌握统计术语将有助于阅读量化研究文献。
在掌握术语的基础上，若要开展量化研究，研究者必须掌握统计学运用技术。前文第二部分提到的量化研究的种类皆与统计技术有关，这些统计技术包括相关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方差分析（ANOVA）、多元方差分析（MANOVA）、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等。研究者应尽可能补充这方面的知识，以便在开展量化研究时能够做到：明确适用于研究课题的统计学技术；准确分析和获取研究结果；正确解读研究结果。
掌握技术的同时，研究者需要学会使用统计工具，以便高效完成数据分析。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统计分析已然由电脑取代人脑。时下最受欢迎的统计软件要数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其特点在于版面清晰易懂，统计方式齐全，便于操作。当然，若要全面掌握上述内容，研究者不仅需要阅读相关书籍，还需要选修相关课程，如高校开设的教育统计学初级、中级课程，这些能帮助音乐教育研究者更好地掌握统计技术在量化研究中的运用。
研究方法支持着研究者发现和探索研究问题，既然量化研究早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学研究的主流，那么中国音乐教育学研究就有必要拓展研究方法，与国际标准接轨。量化研究的应用能使音乐教育研究者评测从未探索过的研究问题，建立调查范围，与过去不曾参与的研究对象进行交流，在未知的音乐教育领域获得深刻见解。量化研究能让研究者更有信心去检验感兴趣的问题，因为通过恰当的统计技术，精确的数据得以呈现，准确的结果得以体现，如此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必定能为中国音乐教育研究注入全新养分。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试者，都将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添砖加瓦。
注释：
①《音乐教育研究期刊》为译名，其英文原名为“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隶属于美国音乐教育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usic Education)。
②Creswell, J. W.（2008）. Educational research: Planning, conducting, and evalu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Inc.
③Phillips,S. L.（2003）.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music attitude in sixth-, seventh-, and eighth-grade stude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Lowa.
④Phillips,K.H.（2008）. Exploring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 music therap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⑤Yarbrough, C.（1984）.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1953-1983.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32（4）, 213-222.
⑥Schmidt, C. P., & Zdzinski, S. F. （1993）. Cite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rticles in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s, 1975-1990: A content analysis of selected studi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41（1）, 5-18.
⑦Killian, J. N., Liu, J., & Reid, J. F.（2012）. The Journal of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A content analysis of articles 1991-2011. Journal of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22（2）, 85-99.
⑧Sims, W. L., Lordo, J., & Phelps, C. W.（2016）. Analysis of publication decisions for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manuscripts（2009-2014）.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64（1）, 5-13.
⑨可参阅《音乐教育研究期刊》、《国际音乐教育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等国际学术期刊。
⑩Hartwig, K. A. (2014).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music education.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原文载《中国音乐教育》2018年第4期】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