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文献清除计划 ，作者Kor
Tavory, Iddo & Stefan Timmermans. 2009，“Two Cases of Ethnography: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Ethnography 10（3）
Iddo Tavory，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Social Theory主编，研究兴趣为文化社会学、民族志中的理论和方法、现象学、实用主义、时间性等。
Stefan Timmermans，UCLA社会学教授，研究兴趣为医学社会学、科学研究等。
近年来，民族志元方法论的思考可分为两个阵营：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以下简称GT）和拓展个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以下简称ECM），它们表明了认识论上田野数据和理论不同的联系方式。作者想探讨这些方法背后的社会学认识论：“we start by exploring how ECM and GT answer the question of 'the case', as in the generic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study a case of?'.”
因此，他们对“casing”感兴趣，即确定个人拥有什么样的案例的过程或建立当前境况的社会学属性和边界的过程。也就是评估纳入社会学视野的经验现象，分析经验材料，以及研究中使用或产生的理论知识的广度（breadth）。在ECM中，对案例的概念化反映了一种先验的理论框架。在此意义上，ECM产生了一种理论驱动型民族志，研究活动的目的是修改、印证（exemplify）和发展现有理论。GT的案例则是在田野行动者的民族志叙事（ethno-narratives）中构造的。GT传统中的田野工作者从“ethnos”中获取理论线索，“ethnos”即人们被各种结构和过程所限制的生活经验。二者在构造案例上的差异，延伸到了研究所使用理论的类型。ECM需要宏观理论，GT使用的理论（尤其是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需要人们共同行动的感性准则（sensitizing guidelines）。
扎根理论与拓展个案法：反对功能主义上的分歧
扎根理论受美国两个相互竞争的传统影响。其一是哥大的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Glaser强调需要在明确、透明的编码程序基础上，严格地构建中层理论。其二是芝加哥传统，作为芝大社会学系毕业生，Strauss与布鲁默和帕克一起工作，强调捕捉正在展开的基本社会心理过程（Abbott,1997）。当代研究者进一步发展了GT，为其注入后现代思维、诠释学遗产等。
作者在本文将GR置于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传统中，分析重点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es across time and space）、以行动为导向的分析（action-oriented analysis）以及互动的开放式意义（the open-ended meaning of interaction）。因此，GT和与它密切相关的分析性归纳传统提供了检索社会生活的方法论步骤。分析性归纳强调正在生成的理论与经验现象的双重契合，以及研究者“回溯”（retrodict）的能力，即勾画使现象发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Katz,2001）；GT鼓励对微观数据的深入熟悉和细化分析，以生成有经验支持的、可归纳的理论主张。
ECM的主要推广者是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他看来，ECM将反思性科学应用于民族志，以便从独特中提取一般，从微观走向宏观，并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以期待未来。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理论之上（Burawoy，1998: 5）布洛维主张“反思性”科学，社会研究者从局部的干预走向对权力政体更广泛的分析和干预，走向更广泛的外部结构性社会力量，最后是重构现有理论。研究所选择的社会境况，被视为一种异常现象，它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改。
“我们从我们最喜欢的理论开始，但不是寻求确证，而是寻求反驳，这能激励我们深化该理论。我们不是发现扎根理论，而是阐述既有理论”（Burawoy，1998：16）。布洛维认为GT压制了时间和地点的宏观背景，以便在不同的案例中寻找相似之处来构建可一般化的理论，而ECM则是在相似的案例中寻找差异，以进一步解释现有的理论。
拓展个案法和扎根理论中的案例
ECM和GT之间最普遍的一项差异可以通过“case”概念来理解——什么是民族志的案例？what is the ethnography a case of?以及研究者如何弄清他们有什么社会学案例？How do researchers figure out what sociological case they have?
Ragin（1992）试图厘清“case”概念，他区分出两个维度——具体（specific）vs一般（general），以及作为经验单位（empirical units）vs作为理论构造（theoretical constructs）。二乘二后，要么是世界中发现的东西（具体-经验）；要么是根据固体的理论需要构造的东西（具体-理论）；要么是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被界定和描绘的对象（一般-经验）；要么是作为一个预先建立的惯例存在的东西（一般-理论）。所有这些观点的共同点是认识到社会学所面临的部分挑战是“casing”——将案例构建为分析单位的行为（ 'casing'-the act of constructing the case as an analytic unit）。GT和ECM的关键区别之一是，研究者是明确使用理论作为案例边界的起点，还是将案例视为社会世界中产生的东西。
民族志中的案例通常由复杂的叙事组成。Abbott(1992)区分了基于静态“变量”的研究和社会构造的、时间复杂的“叙事性案例”。因此，在变量分析中，所有受访者都同样地回答预先设想的问题。在此，“案例”是受访者生活的单维快照。按Abbott的说法，历史和民族志研究产生了更有质感（textured）的叙事性案例。定量研究中的案例被涉及为有限的生活片段，民族志叙事则更类似于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案例”。这种案例包含了拥有多个主角的故事情节，复杂而曲折的行动序列，以及有时是多年参与观察带来的情节。民族志向读者呈现故事情节。虽然大多数民族志都会产生叙事，但ECM和GT在叙事种类和来源上有所不同。
叙事能被宽泛地定义为“嵌入时间和地点的关系组合（constellations of relationships）（连接部分）”（Somers，1992:601）。然而，这些组合的形式以及它们与经验世界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87）反思叙事性的本质时指出，与其他写作形式相比（如编年史）相比，叙事为世界的结构增加了一种封闭感。在“现实的”（actual）社会世界中，事件紧随事件，不断延续，而叙事则人为地将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artificially binds time and space）。因此，叙事性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了一种最终虚构的封闭感。怀特没有将叙事结构视为世界本身的组成部分，而是将叙事性的这些特征与对最终性和有序性的心理需求联系起来——叙事的普世性（universality）是人们的社会心理构成的产物。叙事在本质上是寓言般的诱惑，正因为它与历史世界的结构格格不入，我们为它提供了我们渴望的虚假一致性和稳固性。
在民族志中，怀特的方法意味着：民族志作者在生活编年史上强加了与社会生活的开放性特征相悖的封闭性。因此，ECM指责GT提出了一个天真的、人为的封闭，“扎根”社会生活，却忽视了研究者在理论上限定事件的作用。如果赋予社会世界秩序总是理论性的，那么任何声称叙事的组织仅仅来自这一田野的说法都不过是"认识论的童话"（Wacquant,2002:1481）。如果人们意识到叙事总是已经是理论性的，那么唯一在智力上诚实的行动路线就是从理论到田野再回到理论。沉浸于自己喜欢的理论中，有一种清晰的理论案例边界感，民族志学者就会扑向一个似乎在理论上表现得很反常的经验现场。用Ragin的话说，ECM的案例是用具体的经验实例来阐述一般的理论构造。
考虑到叙事和案例的关系，ECM将田野视为重新思考案例边界的一种方法。这种取向回到了默顿（1957），尽管用受拉卡托斯影响的更复杂的观点取代了默顿波普尔式科学哲学，前者强调在科学制造中生成理论，后者强调观察的目的是反驳 (Popper, 1963)。受拉卡托斯影响，ECM旨在为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增加另一个“保护带”或另一层理论，重塑它以适应新观察。观察影响了理论和田野的观察：由于理论叙事从没有准确无误地映射田野，它必须总是被重构以涵括经验。
布洛维《制造甘愿》（Manufacturing Consent）就是运用ECM的典范。通过重访，他发现了与前辈Donald Roy(Roy,1952,1953)相反的经验画面。对于布洛维来说，重访所发现的“小而重要的变化”（Burawoy,2003:650）来自资本主义宏观力量。对于身处芝加哥传统的前辈Roy来说，微观层面的经验发现本身就是论证的关键。而布洛维则转移了重点，重新思考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并思考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留下的一些问题。布洛维将工厂工作置于资本主义经济更宏观的社会学图景中。因此，布洛维的研究成为一个霸权理论相关的案例，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的案例设定了参数。
因此，布洛维民族志的主要成就不在于细枝末节式的经验发展，而在于将田野与理论联系起来，以及修改既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理论叙事为布洛维的田野提供了一般性的“外壳”，但经验发现并不总是与它紧密相连。当理论外壳和经验发现不匹配时，民族志学者就不得不重新思考理论的某些要素。因此，GT的案例构造强调“从田野开始”，ECM则认为社会世界没有被整齐或自然地划分为各个部分和案例。案例的构造和边界总是依赖于理论。
同样，GT的拥趸也拒绝ECM的叙事观。他们观察到，虽然事件确实在无休止的编年史中接连发生（while events indeed keep following events in an endless chronology），但通过制度和主体间的机制，社会生活仍然是有序的、叙事性的。一种官方的叙事（official narrative）——如学校涉及教育——隐藏着无数关于社会生活矛盾的、颠覆的叙事（contradictory subversive narratives ）。然而，这些叙事都不是任意的，也不是能动者想象的产物。制度和日常生活的主体间结构编码了和强制了行动模式。这些编码模式反过来又为社会行动提供了连贯性、可预测性和结构，这可以转化为怀特意义上的叙事。因此，从GT的角度来看，叙事不是简单地由理论家强加的，而是起源于社会世界被其成员体验和付诸行动的诸多方式。在Ragin的分类中，GT涉及到从一般的经验性案例到具体的理论性案例，这正是对ECM的反向运动。
将社会世界视为叙事性的自我赋序（self-ordering），持有这种看法不只是GT。除了对事件和叙事的定性研究（Sewell，1992；Somers，1992），对历史社会学系统化的定量尝试也打造了理论工具来捕捉叙事结构（（Abbott，1995，1997；Abell，2007；Bearman et al,1999）。在理论方面，伯格和卢克曼(1966)以及民族志方法论者Mehan和Wood(1975)都讨论了连贯性的构造（construction of coherence），它作为主体间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任何行动和互动的基础。
GT不认为田野中的叙事是“自然的”，他们认为社会世界不断地产生有边界的叙事，以进一步塑造和促成行动。民族志学者之所以能够在田野中找到模式，不仅反映了他们自己对理论和民间理论的看法，也反映了田野本身的戏剧结构（Turner，1969，1974）。
我们也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GT非常强调写田野笔记（Charmaz,2006;Emerson et al,1995）、不断地进行比较（Glaser and Strauss,1967;Katz,2001）和编码（Charmaz,2006; Strauss and Corbin,1990）等方法论过程，ECM却很少讨论。尽管田野笔记主要是一种记忆工具（Emerson et al，1995），但其实反映了GT旨在使熟悉的环境变得陌生（Shklovsky, 1965）这些ethno-narratives——通过各种主体间过程嵌入田野的叙事——是GT分析的基石。
这种追求日常生活中ethno-narrative的尝试属于分析归纳。GT也会寻找负面案例（negative cases），但与ECM不同，负面案例在GT这里仍然属于ethno-narrative内部。在研究者构造了看似ethno-narrative的东西之后，他们在田野中寻找违反叙事结构的案例，打磨和削除类别（honing and chipping the categories），直至不同的事例与可概括归纳的ethno-narrative之间出现契合点（fit）。
ECM事先知道哪种理论将被用作案例的边界，而在GT中，田野的ethno-narratives 出现在理论外壳之前。对GT和ECM的简单看法是，它们代表了社会科学“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极（见Bourdieu，1977:1-30）。根据这种解读，GT是对主体所体验的生活世界的阐释，而ECM则将社会法则强加给世界。然而，这种解读有失偏颇。虽然GT关注成员的'ethno-narratives,，但他们总是在社会逻辑理论的范围内工作：虽然ECM始于关注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践者对他们在现场遇到的意外经验不敏感。
Theories of denouement and grammar
在案例形成（case formation）问题上，理论至少意味着两件事。首先，理论可以产生社会世界的一般图景，作为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般性“坐标”。无论是中层理论还是大（grand）理论，它们都预测了不同的行动和结构凝聚（coalesce）在一起的方式，以便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模式。就案例问题而言，这些理论提供了叙事的边界和结构性情节（structural plot）。换言之，它们提供了叙事中的最后一点（final point），起到了将理论故事与世界的编年史区分开的作用。因此，理论为经验故事提供了文学性的结局（literary denouement）或点睛之笔（punchline）。其次，理论可以提供社会现实在行动中被建构的方式（a theory can provide the ways in which social reality is constructed within action）。在此意义上，理论提供的不是案例的边界，而是叙事的语法。在这一功能中，“理论”指的是模式化方式（patterned ways），在其中，社会学家领会/理解能动者利用叙事来构建其现实（ 'theory'refers to the patterned ways in which the sociologist makes sense of the narratives through which agents construct their reality）。
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概念区分了ECM和GT对理论的使用。ECM使用的理论指涉社会世界。这种理论使田野观察与更大的、通常是不可见的控制模式和宏观支配结构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论回答了一个社会本体论的问题——“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种理论谴责了经验性叙事。它将民族志观察与外部理论和经验背后的推理联系起来。
民族志学者选择的理论可以不同，但它们都必须事先告诉人们应该在世界中看到什么样的经验过程。如果没有“什么”（what）这一视域，所选择的地点就失去了其鲜明的轮廓，而成为有问题的经验案例，且理论外壳就变得不可能。研究陷入困境。
因此，如果按照布洛维反思性社会科学的四个步骤，ECM对理论的使用是受限的，即研究从访谈或一组观察到社会过程分析，再到社会结构，然后回到自己的理论。第三步是发现被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所改变的基本结构，这需要有关宏观结构的理论。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研究环境中往往并不明显。正如布洛维指出的：“这些社会力量是其他社会过程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调查领域之外”(Burawoy, 1998:15)。由于这些社会力量可能在研究者的意识和田野工作者的经验把握之外，它们只有通过研究者采用的理论才变得明显。正如Nina Eliasoph和Paul Lichterman所指出的，布洛维对结构的优先考虑使得许多有趣的经验观察——包括文化再生产的问题——变得无关紧要（Eliasoph和Lichterman,1999）。尽管如此，全球、跨国或国家社会力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微观的互动，可以通过追踪产生这种影响的实际机制来验证。
GT所使用的理论通常是符号互动论、现象学以及最近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尽管有所分歧，但这些理论都有开放式的社会概念。这些理论都试图提供行动在主体间（或主体间/物种间，在行为者网络理论的情况下）建构和体验的方式。
正如Strauss所说的，符号互动论关于互动-结构的概念是“开放的、部分不可预测的......互动被认为是由规则、规范、命令指导的；但其结果被认为并不总是或完全可以事先确定”（Strauss,1969:10）。因此，作为一项理论，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部分嵌入结构并在日常生活中协商，总是开放的，并受制于田野中的能动者的重新勾连（re-articulation）。在此意义上，符号互动论回答了过程的问题。符号互动论对田野的实际结构和田野中能动者的利益持不可知论（Henwood and Pidgeon, 2003）。当然，这并不是说“什么”的理论没有进入GT民族志学者的分析（Timmermans and Tavory, 2007）。GT民族志学者进入田野时，必然要带着额外的“什么”力量。然而，这些作为感知和观察一部分的原理论并不是不受外界影响的（hermetic）。相反，学者在田野中把这些原理论悬置（bracket）起来，以便在研究的后期阶段回到它们。正如贝克尔所说，这种“什么”理论充其量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是我们完成工作所需要的东西，但同时也是一种可能失控的工具，导致一种普遍化的话语，基本上脱离了对社会生活的日常挖掘，后者构成了社会科学”(Becker, 1998:4)。
叙事的类型
通过在理论和田野工作中划出分界线，我们区分出GT和ECM。通过对“casing”过程的分析，我们认为GT赞同如下假设：田野工作研究的社会世界本质上是有叙事约束的（inherently narrative-bound）。制度和互动的人提供了生活经验的叙事性封闭，并有助于将社会生活划定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因此，GT的理论原则旨在使研究者对这些叙事的反复结构化（recurring structuring）保持敏感，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旨在组织叙事性语法的理论工具箱。
最简单地说，符号互动论的前提是，人们积极参与富有意义的互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互动在预期他人的反应中不断发展。同样地，现象学社会学引起了对具身性和意义结构的关注，但没有解决其终极目的。GT是芝加哥学派意义上的民族志：试图描述一群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共同行为（Abbott,1997）。这种田野工作的终点是一套概念化的东西，旨在捕捉所研究的实质性领域。Glaser 和 Strauss 在最初的作品中主张从实质性理论中建立正式的和广泛的一般性理论（Strauss,1995）。但是，除了标签理论外，这样的尝试并不多见。
GT以日常生活中的ethno-narratives为基础，而ECM则质疑田野中的叙事性。ECM主要是为了用反常案例扩大和修改既有正式理论的范围。尽管“反常案例”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假定可以发现社会生活的某种叙事性，但这些叙事本身只有在既有理论的帮助下才能被证明。
总之，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反映了认识论取向——对“理论”的使用。在此意义上，GT和ECM确实是理论—方法组合（Clarke，2005；Star，1989）。GT很难搜集ECM强调的不可见的宏观力量，ECM则用理论叙事代替社会生活的叙事，牺牲了民族志的一项独特原则。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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