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青年研究 ，作者周孟杰
随着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下沉，乡村逐渐呈现出一种媒介化的社会过程。返乡青年如何开展短视频实践？媒介实践是如何改变乡村内生性发展？主体行动、数据算法与乡村内生秩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请看下文：
作者：周孟杰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
乡村内生性是嵌入乡土中国的一种内在生活秩序与文化模式，维系着乡土社会的有序运行。通过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探讨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的逻辑机制及其对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底层叙事的论述策略、技术赋能的行动参与，以及社会关系的网络联结成为媒介实践的三重逻辑机制。在数字化时代，乡村内生性的建构也呈现出多种变化：主体展开对算法幽灵的抵抗，多元资源要素协同整合以及村民共同体意识被重构。这其中暗含着一种从“内生性”发展至“数字内生性”的动态过程。返乡青年并没有被商业资本与媒介逻辑裹挟异化，其主体的能动性会随着媒介实践不断被激发出来。数字内生性所具有的社会内聚功能，以多元合作为模式建构新型乡村信任关系，能有效促进乡村社会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关键词
返乡青年; 媒介实践; 短视频; 内生性;
问题的提出
在《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一书中，学者沙垚将皮影戏作为关中地区农民文化与表达的一种主要方式，对皮影戏活动及其传播路径作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作者不仅号召重返农民的文化主体性，而且强调乡村文化的内生性视角，并认为农村文化的内生性是指由文化主体的实践、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传统内部生长出来的文化属性[1]。伴随着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下沉，乡村逐渐呈现出一种媒介化的社会过程，这种乡村内生性又呈现出多重变化。学者孙萍发现在乡村媒介化时代，“乡村内生性”融合了基层引导、商业模式、乡土文化、公益事业和社会关系的多个层面，展现了乡村组织和邻里关系兼容并蓄的文化实践[2]。换言之，在政策层面，发展“乡村内生性”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现代化美丽乡村的必由之路；在学理层面，界定“乡村内生性”是克服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城乡二元对立偏颇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揭示主体行动与乡村共同体意识形成、新媒介技术与乡村文化自信、乡村数字经济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矛盾关系的核心概念问题。因此，从传播与技术的视角理解新乡土中国的内生性力量，重构乡村内生性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乃是乡村文化传播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那么，依循何种研究路径才能更好地切入乡村内生性？本文主张以“实践范式”为转向，并以媒介实践与传播行动为脉络，打破媒介技术主义的固化思维，突出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研究的焦点不是某一种新媒体技术，而是主体如何使用媒介技术以及这种使用对生活的影响或是对社会的影响[3]。研究团队花费两年时间关注由多位返乡青年主动集结而成的短视频创业团队，聚焦此群体所展开的一系列媒介实践与社会行动，比如抖音拍摄、助农直播带货等。尝试透过这一具体经验，去回应两方面问题。第一，返乡青年如何开展短视频实践？这种媒介实践的逻辑框架与运作机制是什么？第二，媒介实践是如何改变乡村内生性的发展？在数字化时代，新媒介技术逐渐渗透至乡村社会的肌理之后，乡村内生性发生了何种变迁？主体行动、数据算法与乡村内生秩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文献综述
1. 乡村内生性与媒介实践的关系脉络
媒介如何激发乡村内生性，或者乡村内生性何以被再建构是学界一直在讨论的焦点。现有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种视角，一是信息传播与技术赋权的视角，学者郑素侠认为加强对农信息传播、动员媒体开展参与式扶贫活动，将改善农村地区的传播生态和信息环境，从而促使乡村内生性的可持续发展。张淑华认为利用新媒体来改造农村政治网络的“结构-关系”框架，实现农村物理网络、关系网络和文化网络的大融通，有利于改善农村传播生态[4]。同时，进一步强调通过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为乡村赋权，有利于农村社会从传统快速转向现代化[5]。不过，有研究却表明，随着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下沉至边远地区，电商直播带货呈现出强外部政策性、弱内生动力性的普遍矛盾[6]。二是行政管理与资本引导的视角，学者李红艳通过对某县级电商中心运作模式的研究，指出“人人在场”成为建构电商扶贫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实现了乡村社会与外部市场之间的充分关联。不过，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下乡，市场驱动而非政策推动构成了电商资本下乡的内生动力[7]。与此同时，塑造经济共同体彰显集体经济的内聚力，这也说明当下开放的乡村媒介空间“再地方化”趋势。外部媒介空间蕴含的结构力量让乡村媒介空间属性转移、边界消弭、关系重构，冲击着乡村内生性与文化认同[8]。三是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视角，认为乡村内生性力量有待激活，而人神交流是常被忽视的内生性的乡村治理机制，在与神协商中获得神灵赋权，最终决定乡村公共事务的执行[9]。
不论是从信息传播到技术赋权，还是从资本下乡到文化认同的视角来谈乡村内生性建构，虽然都把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活动以一种全景敞视的方式加以呈现，但却遗漏了某种乡村结构中的微观细节与幽暗之处，这恰恰是最鲜活、生动的乡村底色。因此，还需要以一种自下而上式的局部特写方式加以深描，即以农民的媒介实践为脉络，描摹主体性、地方性与全球化对乡村内生性的建构与重塑。
在消费主义与福利主义的框架下，农民这一身份常常被作为城市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这是文化单向流动的模式，农村缺乏作为主体的参与性。学者赵月枝强调返乡人群这一被争议的对象可以被认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他们身上的价值需要被重新发现，他们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10]。在乡村春晚的田野考察中，赵月枝进一步指出村民主动的文化实践，代表了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文化活动的回归。村民不再是被呈现者和城市的“他者”形象，而是作为主体登台，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11]。因此，如何激发其主体性，唤醒普通民众的文化主体仪式是建构乡村内生性的必经之路。学者关琮严、李彬认为“舞市”是基层民众自发形成的公共文化空间，这种基于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交往的公共性有其内在的兴趣指向，这涉及主体性个人公共参与的可能，这种文化主体性的养成是在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共同作用的农村公共文化实践中实现的[12]。在此基础上，学者沙垚不仅提出乡村振兴以农民为主体，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更强调要重新勾连历史与当代，提出“实践”的思路，即内嵌于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13]。
综上所述，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对乡村内生性的讨论。第一，以“主体-实践”为视角，突出返乡青年的文化自觉与能动性。也就是说，将媒介视为一种社会实践行动，考察这一群体利用抖音短视频做了什么、如何表达，探讨媒介实践如何与其他社会建制发生互动，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最终勾勒出媒介饱和文化的复杂性图景[14]。第二，以“技术-文化”为路径，将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放置在乡村特有的文化结构与历史语境下去理解，打破技术主义中心思维，强调媒介技术使用的社会结构、文化差异与历史语境。第三，以“乡村-全球”为重点，将以人为本的数字乡村社区发展放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脉络下进行考察。乡村不总是偏安一隅，它还与全球资本发生勾连。乡土中国与全球视野是互相建构的，通过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可以为打破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路径提供反思性的视角。
2. 研究方法与田野介绍
研究田野位于享有“中国桃之乡”美誉的湖北省枣阳市，是全国四大桃主产区之一。此地以丘陵居多，盛产黄桃和水蜜桃，村庄每家每户以种植水果为生。2020年年初，由于突发疫情，原本在武汉开水果店的青年阿爽与妻子迅速带着刚出生的孩子返回枣阳市鹿头镇老家。近两年来，桃子的线下销售受阻，村庄经济发展遭遇困境，但抖音闯入了返乡青年阿爽的生活，刚开始他只是简单利用抖音拍摄家庭生活与娱乐段子，后来开始尝试通过抖音直播带货宣传家乡水果。
阿爽家初期承包了300亩果园，为了扩大种植面积，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线，阿爽与阿宇、小飞、龙哥共同成立了麦壳农场合作供销社（简称“麦壳团队”），通过土地流转、集中整合与承包经营的方式将果园面积扩大了1500亩，引进新种植技术，培育油桃、枣阳梨等新网红品种。阿爽负责果园管理与短视频文案创意，阿宇主要担任拍摄、后期剪辑工作，小飞负责抖音店铺管理、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龙哥则承担日常主播工作。他们将抖音直播间搬进原生态桃树林，身临其境销售油桃、水蜜桃、枣阳梨和桃胶，试图打破以往只依靠线下销售与批发的经营模式。目前麦壳团队抖音店铺定位为“全球鲜果直销平台”，不仅售卖家乡的黄桃，还销售奶油芭乐、杨桃、小海柿、猕猴桃等水果。经过两年多精细化运营，线上店铺好评如潮，评分高达4.99分。为方便货物存贮与运输，麦壳团队已在村镇上租赁和投建四个仓库与商铺。
返乡青年利用抖音在线上发布短视频或直播带货，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村内的男女老少把他们的故事作为拉家常聊闲话的事儿，村外的市电视台、报社纷纷将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报道宣传。可见，这不仅是返乡青年的一次创业活动，更是传统乡村产业转型的探索实践，其媒介实践不是简单的娱乐消费，而是对村庄交通、物流及信息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巨大挑战。在短视频拍摄中，其媒介实践嵌入了文化主体性与乡村内生性发展过程中，对乡村文化的重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由此，笔者聚焦以阿爽为代表的返乡青年，持续跟踪两年多时间，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搜集资料。本文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返乡青年如何通过抖音短视频开展媒介实践？媒介实践的逻辑框架与运作机制是什么？在数字时代，新媒介技术介入后其对乡村内生性发展起到何种作用？
返乡青年媒介实践的三重逻辑机制
丹麦传播学者安德烈亚斯·赫普主张用“型态”来阐述媒介产生的多方面影响，并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即从主题框架、传播实践、行为体组合三个维度考察媒介实践。这不仅描述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媒介变化，比较社会现实在不同情景中建构的基本过程，而且更关注社会不同结构间产生的各种冲突与关系[15]。在社会媒介化语境下，行为体组合表现为主体间性的关系联结，多元化行动者在媒介实践中产生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因此，本文将以内生性为视角，从主题框架、传播实践与关系联结三个维度来探究媒介实践的逻辑机制。
1. 主题框架：以底层叙事为情感结构的话语论述逻辑
作为“中间景观”的农村短视频，对原生态田园生活的渴望与乡村居民再造日常生活的创意化表演构成其主要的叙事内容[16]。其中包括了大量诉诸滑稽与怪异的喜剧渲染、乡野舞台上的才艺表演、乡村圈层内部的婚恋交友诉求。这种碎片化、非线性与小叙事的创作风格成为当下乡村较为真实的自我表达[17]。然而，这种土味叙事风格仅把乡村视为“他者”的形象加以选择性呈现，并未回归或审视真正的乡土全貌。现阶段不断涌现的返乡青年从原有的社会系统中脱域出来，重新嵌入乡土社会，开展短视频拍摄或直播带货，逐渐扭转了这种土味、夸张且无序的叙事风格。
“无臂小哥”四十来岁，妻子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大儿子因患病就医不及时而去世。十几年前，“无臂小哥”南下广州打工，右手不慎卷入机器中，导致残疾。每当阿爽在果园里拍摄短视频时，就会看到“无臂小哥”在远处山坡上放羊。“如果不是拍抖音，我们全村人似乎都会忘记还有无臂小哥的存在”（阿宇-2020.10.1）。阿爽与阿宇、小飞、龙哥等返乡青年决定将“无臂小哥”作为短视频的主要拍摄对象，于是便开启了乡村底层叙事的帷幕。团队摒弃了抖音算法推荐机制的束缚，不再刻意追求点赞量与转发量，而将镜头聚焦于弱者的日常生活，关注底层普通民众的诉求与感受。
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不仅改善了村内“无臂小哥”的生活处境，也为八位孤寡老人提供了表达的数字平台，基层组织更为他们筹建了晚年养老院。曹舅爷已八十多岁，孤苦伶仃，无儿无女。阿爽在起初拍摄视频时，出于关心好意，便多次与麦壳团队前往晚年养老院慰问曹舅爷。后来，阿爽所拍摄的数十个探望老人的短视频也引发村内对“赡养老人”公共事务的探讨。经过多番交流协商，镇长、村支书与乡村企业家为鹿头镇八位孤寡老人修建了三排独院的房屋，每人一间房，屋前可种菜，屋后可养鱼。“其中有一位退伍老兵，他把自己养老送终的15000元都交付给了我，嘱托我为他办理身后事。每次我过去拍摄视频，他都会把自己种的菜留给我”（阿爽-2021.7.15）。也就是说，短视频实践不仅激发了返乡青年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还促使熟人社会中小范围生活互助的乡风转化为共同体意识和公共精神，通过日常生活互助培育合作精神，同时促使村内对底层人群的人文关怀，增强了底层群体的话语表达与可见性。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使得底层获得了建构主体性的基本条件，更提升了底层群体拥有更多基于平等和尊严的主体自信[18]，丰富了乡土文化内生性的活力与底蕴，为乡村文化传播在基层建设、渠道拓展和效能提升方面开辟了空间[19]。媒介实践所产生的社会意涵与文化作用，已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效果层面，更脱离了土味的娱乐化表达。开展媒介实践的目的不是基于媒介逻辑，功利性地追求粉丝数、转发量和广告收入，而是服务于其返乡创业者的身份，将短视频拍摄内容与乡村治理相融合，以创业青年的社会逻辑来开展社会文化实践。从在家拍抖音，到为了乡村发展献计，一方面，媒介实践让底层群体从“他者”转向获得自我言说的权力，使得原本被遮蔽的乡村边缘群体获得了某种可见性；另一方面使得返乡青年唤醒某种深层次的情感结构与文化记忆，再嵌入到乡土社会，由回乡人转变为新乡贤，对乡村社会的精神生活、道德伦理与秩序治理等内生性重塑起到重大作用。短视频的传播提高了底层群体的可见性，进而使其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返乡青年生于斯长于斯的情感结构与媒介实践的资源转换能力相互交织，共同成为乡村内生性的内在驱动力。
2. 传播实践：以新媒介技术为赋能的行动参与逻辑
新媒体技术既可以对传统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产品的传播进行数字化改造，也可以通过多产业融合发展、多媒介融合传播、多主体融合交流，推动乡村文化传播效能的提升。新媒体技术提供了一条培育农村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助力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乡村共同富裕的新路径[20]。因此，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推动了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升级与转型。然而，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却发现，在新媒介技术介入果树种植、鲜果采摘等农产品生产与销售方面，村民的认知截然不同，对乡村电商的态度较为模糊甚至反对。
阿爽利用抖音拍摄短视频，最初的目的就是拓展水果线上销售渠道。希望利用抖音信息传播的优势，把已经八、九分熟的口感更好的产品更及时地销售至顾客手中。这种采摘模式俗称“树上熟”，水果汁水更足，风味更佳，不过也有一种天然劣势：如果快递运输条件稍慢，水果易压伤变坏。最大的难点不在于普通顾客是否接受，而是传统线下二级批发市场一直以“外形美观、长时间储存”为标准，因此一定会拒绝“树上熟”产品。阿爽提倡的“树上熟”需求，显然挑战着传统种植行业的规则。他利用抖音直播带货的故事让全村人都陷入两难选择，如果货卖不出去，后果不堪设想。村民不仅开始质疑线上抖音平台，而且更担忧影响村内所有果农的团结与合作。数字鸿沟是媒介化时代新媒体技术衍生出来的非对称与非均衡化现象，农村电商发展区域差异化、村民媒介素养代际落差成为制约返乡青年媒介实践的因素之一。
研究团队深入到田野之后发现，返乡青年阿爽与关系较好的果农协商，只需要拿出五分之一大小的果园面积，严格按照他的要求来种植。倘若三个月后没有达到预期的销售额，创业团队会给予补贴或赔款。为了扩大“树上熟”种植面积，阿爽与阿宇、龙哥、小飞立马联系村长、村支书，说服基层干部帮助他们与物流快递、储存仓库等公司协商。他们还挨家挨户沟通，一番动员之后，还另外争取到1500亩土地资源。黄月琴强调新媒体赋权并不是简单的从外部输入权力和资源，也不仅是增权赋能，而是一种参与、表达与社会行动实践。通过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获得权力与能力，从而改变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社会实践状态[21]。也就是说，返乡青年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再借由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精心筹备后，阿爽和团队成员一边继续拍摄短视频吸引新的粉丝，用直播带货方式宣传“树上熟”理念，一边积极与果农保持良好沟通，打消其顾虑。在2021年、2022年两年内，共销售黄桃50吨，枣阳梨30吨。销售额虽然暂时无法与线下相比，但超出预期的30%。
有学者强调村民的文化主体性、乡村的空间环境、村民的社会行动实践是构成乡村内生性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社会行动实践的过程，乡村内生性就难以不断积累、完善和与时俱进[22]。在新旧种植观念的冲突下，返乡青年利用新媒体的技术优势赋能主体传播实践，对新农业产品认知能力的提升为整个村的水果生产与销售创造了新的电商盈利方式。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不单是一种娱乐化的日常生活呈现，也是一次依托数字媒介技术赋能乡村电商的行动参与策略，更是增加居民收入并促发网络交易信息与乡村人际关系的共构，媒介实践的逻辑运作嵌入到了乡村社会关系生产与技术红利兑现之中。从个人拍抖音玩耍到集体为乡村直播带货，勾连起乡村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勾连着乡村内部团结秩序与内生性发展。
3. 关系联结：以媒介平台为物质基础的社会网络逻辑
学者喻国明强调新的传播构造下，新媒体技术平台正成为传媒业的关键行动者，不仅带来产业边界和格局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其强调关系联结的网络化逻辑迭代了传统大众媒介依循的信息生产的单向逻辑[23]。在直播带货的过程中，返乡青年发挥乡村本土地方与人才运营团队优势，将抖音账号打造成全球小众水果推荐平台，这促使传统乡村开始逐渐与全球市场产生重要性联结。这一转型升级一方面得益于当地鹿头镇政府、村民与物流等企业的互相合作，为水果基地建设夯实基础，彻底解决水果生产与销售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抖音平台的全球推广，以及视频账号的跨文化传播策略。“车厘子一定是过年期间的爆款，这次选品团队主动联系新西兰货商，海外市场资源和短视频传播也是我们重要的策略”（阿爽-2022.1.19）。
借助抖音海外版Tik Tok、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阿爽也逐渐将桃子、苹果等优质水果销售至海外，同时也将樱桃、车厘子、山竹、榴莲、葡萄等其他小众化水果产品引进国内。麦壳团队也逐步与广州、上海经销商，以及海外水果供应商建立紧密连接。这也让以鹿头镇为代表的传统乡村获得新的文化融合与思想变革，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虽然我现在身在农村，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离开了城市，甚至每天在抖音跟全球网友互动，感觉就跟出国一样。这也得益于我们返乡之前都有在深圳、上海互联网大厂工作的经验。阿爽这半年几乎每个月都去昆明、南宁、济南、郑州等地出差，把种植经验带回家乡”（龙哥-2022.1.19）。
有学者认为中国乡村日益成为全球社会与经济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均不断增加的开放性将中国的乡村地区置于全球化过程中[24]。Woods也提出了全球乡村的概念，认为它是由多重的、不断转移的、有活力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组成的乡村区域[25]。当研究者深入田野后发现，在湖北鹿头镇，道路交通、快递物流以及信息网络通信等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渐被改造完善。这些物质性网络，促进乡村资源的创生、流动与结构转型，并以信息的流动激活人流、物流、资金流、服务流等，从而促进全面而真实的社会关系建构[26]。因此，乡村的内生性动力是各种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不断转译的过程，内生性机制的发展已无法脱离商品化、组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这种流动的关系联结中，乡村逐渐由生产空间转变为媒介景观，又进一步转换为内生性的再生产空间，地方性与乡村性均不断被消解、重构。
这种内生性的时空范畴，还包含了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嵌入，赋予了数字乡村新的空间意义。媒介实践是嵌入全球议程的地方性探索，而媒介化力量加速了乡村与全球化整合的历史进程。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数字乡村已与全球市场互相联动。当地乡村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新事物、新技术的吸纳，无疑打开了乡村自我发展和内生成长的通道，而利用乡村自身禀赋和文化特色创造的机会，则为乡村提供了全球视角下地方突围的条件。乡村与全球、本地性与跨文化之间的互动，是伴随着主体的媒介实践而产生的新的生产与文化互动过程，新媒介技术不断嵌入乡村，促使乡村主动卷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也为乡村的内生性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数字时代乡村内生性的流动与转型
乡村内生性是村落共同体存续和延展的灵魂，是村民参与社会交往、实现社会互助与自助、维护社区共同体利益、维系社区关系和秩序的精神保障[27]。内生性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与生命力，它是由乡村各个主体通过不同社会互动而产生的文化属性与精神气质。乡村中的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以及各种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资源的分布状况形成了乡村内生性文化的基础关系网络。内生性嵌入了乡村情感结构、产业转型与社会治理等各方面，也影响着村民的社会认同感与乡村社会组织的凝聚力。在数字时代，伴随着新媒介技术渗透至乡村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对乡村内生性的影响也发生着重要变化，主体的媒介实践也参与到乡村内生性的重构之中。
1. 抵抗算法幽灵：从数据规训到底层战术
在研究者的访谈与观察中，大部分的乡村短视频博主核心目的依旧是获得流量资本，赚取广告费。为了获得算法的推荐和排序，不得不缴纳较高的推广费用。这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化率问题，例如短视频观看受众并非全部是商品购买者。算法技术成为了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力，以算法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更是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的助推器[28]。对算法社会的创作者来说，算法通过数据规训与控制，将用户锁定在平台提供的规则秩序与数据囚笼中，但是麦壳团队经过半年多的视频定位转型，决心不再一味跟随流量，按照平台推荐的内容风格来创作短视频，即不再陷入无条件支付推广费用的陷阱之中，无限制地被平台算法推荐捆绑约束。在平台数据算法与商业资本逻辑的机制下，返乡青年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仍不可忽视。
有学者强调当用户遭遇信息诉求未满足、负面的体验评估以及自我隐私管理失控的情况时，既有算法意识与规则想象得到激活、颠覆或强化，用户据此组织和实施以数据隐藏和数据阻断为代表的防御式抵抗战术[29]。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人与算法之间的延绵不绝的纠缠。尽管平台流量与商业市场对短视频内容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普通村民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返乡青年更不是一味被商业资本与媒介逻辑裹挟下的被宰制者。恰恰相反，他们是一群极具创造性与能动性的主体。返乡青年并未盲目崇拜抖音算法与数据推广的互动机制，而是重新思考短视频与村内政治民主、经济之间产生的关系。短视频内容以底层主体性叙事为主，强调关怀村内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重新组织和集结村内果农群体，整合各生产要素，达成合作共识目的，恢复乡村有机整体性，激活乡村内生性力量，凝聚乡村共同体意识。
简言之，当算法无法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与专属服务时，主体仍会尝试建构抵抗算法的底层战术，通过剥离、重组与嵌入等一系列的底层叙事策略，来提升自我效能感。返乡青年以及乡村内生性力量并没有全然被商业资本与技术逻辑异化，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主体的能动性与乡村内生性力量也随着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不断被激发出来。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影响下，媒介实践被新乡土中国既存的社会关系所调节，重塑新型的乡村集体或合作经济组织，并持续维系乡村内生性再生产。乡村内生性的发展虽然离不开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但是乡村内生性绝非简单受制于新媒体平台的技术算法垄断，也并未被全球资本主义平台的商业逻辑裹挟控制。
2. 整合多元要素：从脱嵌分散到协同聚合
以往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果农恶性竞争，压低价格，导致村内人心离散，重利益、不团结的恶俗风气已影响到村内的经济产业发展与公共文化建设。返乡青年作为数字乡村生产者，不仅重塑了自我身份认同，还逐渐改变了村民对新媒介技术的认识，将分散小果农集中起来，整合全部资源要素组成新的果农合作社，组织果农开展符合互联网平台逻辑的生产专业合作，改变对新媒介技术的认知，集中打造新的鲜果品牌。
从微观主体行动来说，返乡青年在数字时代中可被视为治理型中坚农民，他们是参与意愿性较高、参与能力较强的乡村治理主体。其主体性的媒介实践也可被作为一场根植于乡村社会内部的文化治理实践。在新媒介技术浸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村民通过线上数字媒介守望相助，并与基层政府部门、乡镇企业以团结互助、合作协作的方式凝聚乡村公共性，通过形成正向的、赋能的媒介实践与社会行动来影响乡村内生性再生产。因此，返乡青年作为媒介实践的主体，更作为治理型中坚农民，在乡村与城市、地方与全球的互动调适中重新协同聚合农村社区的社会网络与关系结构，他们围绕乡村公共性议题，整合村内外资源，拥有某种向上流动的社会资本与内生性权威。
在数字时代的语境下，乡村的内生性发展动力不只是强调发挥个人的能动性，更注重将乡村中的各项分散要素整合起来，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产品等，实质上是将乡村的某种情感结构与文化逻辑，形成一个循环流动、富有活力的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发挥多元化要素之间的整合功能的可行路径，形成乡村有机整体，满足村民的生产、生活与精神文化需求，逐渐体现出从传统的分散脱嵌状态演变成适应市场经济与乡村内生性协同聚合的扩展机制。返乡青年在整合乡村产业空间的在地化资源、引导乡村社会空间的多样化重构、助力乡村文化空间综合性提升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30]。他们不仅受到国家与当地基层政府的引导、征召，而且还受到乡村社会的秩序规范、道德伦理与文化价值的影响。在乡村媒介化的语境下，村民们在数字经济、社交平台与技术赋权的推力中重新联合起来，快速弥补乡村文化发展的技术短板，建构乡村内生秩序。
3. 再造乡村共同体：从日常生活展演到建构内生秩序
作为返乡创业青年，阿爽每天都会利用抖音直播带货。拍摄短视频时，除了展现果园的风景与小工们的勤劳付出以外，还会重点宣传某个优质水果产品的优势与特色，也会进一步推介当地乡村文旅、民俗活动、非遗文化等。也就是说，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过程呈现出由私人性到公共性、外生性到内生性的变迁，这种媒介互动与文化实践对激活乡村内生性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在创作初期短视频叙事以乡村日常记录、土味戏谑、个人生活展演为主，创作后期短视频叙事则跳出“日常生活-媒介呈现-重塑认同”的机制[31]，以“底层叙事-公共表达-凝聚共识”的话语机制为内在逻辑，得以培育公共性价值，增强乡村内生性活力。其叙事内容文本由注重私人性的生活展演逐渐转向聚焦于乡村公共性价值的互动讨论。而且其短视频实践逻辑由强调点赞转发量、受众满意度、算法推广数据等外生性因素逐渐转向为重视乡村内部政治协商、经济合作与文化互动等内生性问题。
理解媒介使用的社会文化意义，需要将着眼点放在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使用者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上，需要解读他们如何通过使用新媒介技术，展开意义或再现的创造，并以此参与社会与文化的建构[32]。在返乡青年拍摄短视频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新媒介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后，逐步改变了果树种植与销售等各个环节。新媒介已经成为一种形塑力量，介入到农业生产与生活的社会建制之中。同时，媒介内容也随着农业生产的市场变更而改变叙事风格。不仅如此，在乡村电商的发展过程中，村庄的多元行动者重构了乡村经济秩序与社会文化秩序，也进一步激发了村民的共同经济利益意识。在新媒介赋权的背景下，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力被激发、被释放，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被颠覆、被重构，多元主体在动态博弈平衡中共同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乡村逐渐呈现出重新部落化的特征[33]。换言之，新媒介与现代农业生产等其他社会建制之间的关系相互交织、彼此形塑，这种乡村媒介化的变迁过程将会持续存在。返乡青年媒介实践不仅逐渐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方式，而且也进一步影响了乡村经济结构与内生性的文化建构，它不断培育乡村公共精神，促进村落社会内聚，再造乡村共同体。
讨论与总结
作为一种被展示的景观和一种依托于平台经济的数字产物，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不过是资本和媒介技术合谋下的一种文化奇观，是日常生活的重新异化[34]。以往关于乡村媒介实践研究要么从技术批判路径去思考乡村沦为平台算法和商业流量控制下的数字景观，要么从文化阐释路径去理解村民借助新媒介技术获得赋权以及自我身份认同。而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以实践为范式，发现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不能仅仅谈新媒介技术，还需要看到技术背后的社会基础。以阿爽为代表的视频博主，他们同时也是返乡创业青年，他们是种植果农大户，依赖土地的流转与整合，果园雇工也主要是附近的乡民，他们拍摄视频是服务于其创业者的身份，因此他们有内在动力参与到乡村治理及公共事务中去，进而成为新乡贤。他们拍摄短视频所遵循的逻辑不是普通抖音博主吸引流量的媒介逻辑，而是创业青年的社会实践逻辑。他们在创业中积极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而这恰恰契合了村庄的公共性与内生性。
1. 从单一技术实践到多元实践逻辑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依循着“话语论述-行动策略-信息扩散”三重逻辑。其一，底层叙事的话语表达机制体现出返乡青年从“离土”到“入乡”后的内心价值与文化眷恋始终扎根于乡土空间之内，这种情感结构促使媒介实践的叙事风格嵌入乡土社会之中。其二，乡村电商带货弥合了线上与线下不同的商业运作机制，返乡青年采取行动传播策略填补了普通村民的数字鸿沟，这种以新媒介技术为赋能的行动参与逻辑，促使乡村人际关系的互嵌、重组与协同，也助力乡村产业经济发展。其三，网络信息、好物分享与道路交通建设的逐渐完善与融合，不仅突显了在乡村媒介化背景下信息、人与商品的流动性与扩散性，而且也强调了乡村与全球的多重连接方式，显示出以媒介平台为物质基础设施的社会网络关系逻辑。
因此，在媒介技术不断渗透的语境下，媒介实践的路径逐渐由单一技术中心逻辑转变为多元实践逻辑，由主体二元对立关系演变为技术与人相互纠缠、共同嵌入的主客体统一的关系维度。换言之，短视频作为一种内嵌于乡村社会的新数字媒介，成为勾连乡村与城市、中国与全球、传统与现代的中介物。短视频不仅只是一种传播技术工具，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与意义表达空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经济发展、政治权力表达都与返乡青年的短视频实践密不可分。网络短视频作为一种传播工具，提供了媒介化生存的平台，其媒介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乡村内容的生产与传播，更是让传统乡村社会的内生性获得新的联结与再生产方式，也使得乡村祛魅于落后贫穷的桎梏，逐渐向市民社会进行现代性转型。
2. 从“内生性”到“数字内生性”
乡村内生性是嵌入乡土中国的一种内在秩序、文化模式与信仰惯习，维系着传统乡土社会的有序、有机运行。伴随着数字媒介和信息技术所形成的传播形塑力的浸入，可以从话语论述、行动实践与社会关系三个维度去理解乡村内生性，乡村内生性也逐渐呈现出网络化、行动化与关系化的新特征，本文称之为“数字内生性”。其理论意涵体现为：在数字智能时代，与传统内生性相比较而言，数字内生性是由主体实践与社会结构、算法权力与平台规训、乡村资源与物质基础设施等多重结构共同形塑而成，它彰显出多元行动者、新媒介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复杂且动态的关系。在媒介化与商业化过程中，数字内生性保持着与其他社会建制之间紧密的勾连互动，并不断与媒介实践相结合，对乡村社会的经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乡村“数字内生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混合交互”过程。其一，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在数字化生存的语境下，数字内生性与数据算法等新媒介技术产生互相勾连。不过，作为一种与土地生命力紧密相关的生活秩序与文化模式，数字内生性仍然立足于返乡青年的主体自觉、文化自主，又以个体能动性激活整体性参与，它是主体不断自我反思与策略战术选择的反身性过程。其二，从时间的角度而言，在媒介化、商品化、全球化等各方社会建制力量的复杂博弈中，乡村“数字内生性”的时间发展过程并不会因异己力量的嵌入而产生断裂。它会在多元化的内外力条件下不断转译并生产出新的表征形式，数字内生性体现出一种递归化、流动性与延绵不绝的本质属性。其三，从空间的角度而言，乡村“数字内生性”具有社会内聚的功能。在数字时代，不同行动者以多元合作为模式建构新型乡村信任关系，塑造出个人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促进乡村社会群体内部的凝聚力，重返乡村部落化。
总之，对乡村内生性的考量，需要着眼于观照社会学“实践转向”的研究取径，以“主体-实践”反身性思考为研究理路，超越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强调新媒体技术嵌入乡土中国的整体性脉络，以“技术-文化”共生关系为认识论，打破媒介技术中心主义偏颇；在乡村文化与全球资源的有机互动中，以“地方-全球”为时空场域，超越城市剥削和资本主义霸权逻辑。
参考文献略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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