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七届人大”的工作报告中首次纳入“文化软实力”概念，把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视作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而且将其看成是参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本文以孔子学院在欧美地区的落地困境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开端作质性的比较研究，从而探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特殊性经验。
方建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4期
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国际建构
——以“孔子学院”为例
摘要
本文以“文化影响力”视角而非“软实力”来看中国对外、对其文化的建构与推动。本研究认为中国推动、建立文化影响力的方式与多数西方国家普遍由跨国企业、市场、媒体等民间非政府力量作为主导的发展方式不同，而是由国家或政府作为主要角色，透过政策、官方的安排去建立中国文化的连结、传播中国文化。本文从政策层面的规划与颁布，如：文化走出去、每个五年期的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等，至实际面向的行动，包括：推行中国文化节活动、在各地设立孔子学院与中国文化中心等，去了解中国对文化影响力的建构过程，再辅以孔子学院的发展作为案例探讨。最后，本文发现由政策面至实际举措上使中国在文化影响力的塑造与发展具有特殊性；此外，从孔子学院的案例中得知，有区域、国家及其当地民众对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需求是迫切的。
关键词
中国；文化影响力；
走出去；孔子学院
引言
全球化为文化传播与交流创造更多的机会，但同时亦冲击在地文化、民族文化与传统的文化价值认知，更有甚者，产生强势的文化霸权。在现今全球化环境下，西方（欧美国家）文化蔚为主流，在世界多样性的文化中占据中心的地位，使得弱势文化、边陲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在失去其文化主权、面临严峻的考验（房思宏，2004；何春蕤，1994；White,2001）。故当中国因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而使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快速上升的同时，亦想找回属于自身的文化自信、将自身的文化传递出去，让不同文化的国度以了解中国、不排斥进而信任中国。在此，中国政府、官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透过政府的政策、官方的安排与部署去建立中国文化的连结、传播中国文化，彷如文化版之中国模式，以此方式建构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在中国藉由政府主导的方式，推展中国文化、建构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过程里，虽然能使更多文化元素升级为文化符号与中国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但就影响力而言则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论及此，笔者认为孔子学院便是著名的一例。
近年在主流媒体、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专家学者的评论中，孔子学院是声名狼藉，批评其为我国设在海外的特洛伊木马、裹着文化糖衣的红色渗透。（Edwards, 2021; Kang, 2021; Trian, 2021; Fowler ,2019; Dukic, 2020; Mason, 2021），仅有一些小众媒体、发展中国家有正面肯定的评价；但尽管如此，当我们谈及中国如何建立、推展其文化软实力时，孔子学院仍是中国在建构文化影响力过程中其中一个显著的案例。
孔子学院是中国建立文化影响力的一种方式，而除了孔子学院之外呢？中国透过官方的力量，采取了何种措施、政策或行动去建立其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呢？故本文会去了解一般大众、学界所认知的中国软实力并建立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认知，以及中国对文化建构、推动、发展的政策、措施与行动，后再以孔子学院作为一案例探讨，以期更深入探究中国透过官方部署的方式对文化影响力的建构与发展。
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认知
一般对中国文化影响力会用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来说明。软实力（Soft Power）是由美国学者奈伊（Joseph S. Nye）所提出，认为软实力在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外交政策上的吸引力，利用此吸引力，透过说服的方式改变其他国家的政策，就如同美国的软实力包括文化，如：好莱坞、哈佛、微软、民主和人权的政治价值及其促进和平与人权的外交政策等（Nye,1990; Nye,2003; Nye,2004）。
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提出后被广泛地运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及其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对中国软实力的讨论也被搬上了台面，并且对其有诸多的评论与观点。有将能代表中国软实力的元素整理、罗列出来应对Nye所提出的文化、政治价值、外交政策三个面向而去划分说明的，认为中国在文化层面上的有文学艺术作品、电影、海外文化机构等，政治价值上则是中国独有的发展模式，而外交政策则含了多边主义、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等，更有学者在看待中国软实力时将Nye的文化、政治价值、外交政策扩展为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发展模式、国际机制、国家形象与经济诱惑，甚至更分出语言、媒体、移民、高等教育等诸多细项（Gilland Huang,2006; Hunter,2009; Liand Worm,2011）；美国学者David Lampton则将中国软实力纳入了领导人素质、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国家形象等元素（Lampton,2008）；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对软实力的认知是除了军事、安全领域外之所有因素，故也包含着经济与外交（Kurlantzick,2006）；而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等、欧洲智库ETNC（The European Think tank Networkon China）所发表之分析报告则将经济合作、海外投资、发展援助、灾难救济、文化教育、旅游等多样内容皆放入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估之中。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中国所主导之“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也成为外界在看待中国软实力时的重要评估对象。
在认知中国软实力的同时，亦会看到诸多西方对于中国发展自身软实力意图的观点。一为中国发展软实力是基于防御心理，为反驳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以塑造其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Glaserand Murphy,2009）；另一是中国发展软实力是为削弱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软实力及全球领导地位，试图在国际间建立属于中国的价值观（Kurlant zick,2007; Cardenal,2017; Hunter,2009; Kurlantzick,2006; Zanardi,2016）；还有一个则是当中国人民在面对全球化与西方文化带来冲击时，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能够维持其国内的稳定、政权合法性与民族认同（Wuthow,2008; Barr,2012; Callahan,2015; Manzenreiter,2010）；这三种观点不仅反应出西方国家（尤其是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对于中国发展软实力的看法外，还带出了另一个在西方国家滤镜下对中国软实力理解的意涵，由于软实力此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探讨，故当用软实力一词谈论中国影响力时，此惯性思维便会将中国软实力与霸权地位做连结，而凸显出中国的侵略性与战略意图。
除了带着西方霸权地位滤镜的观点外，在了解中国软实力或者说中国影响力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看法，即是中国没有软实力可言，因为近代中国文化的苍白。有部分学者认为，当今中国的影响力、国际地位来自于经济实力的支持，当提及文化领域所创造的影响力实则寥寥无几、乏善可陈（Rawnsley,2008; Albert,2018），即便用数据比较、分析去说明中美两国之软实力不相上下的结果，依旧未能说服众多读者心中的质疑（游国龙，2017）；中国在面对文化领域上往往处于西强中弱的形势，落后于许多西方国家，对于此种现象被认为是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尤其又在全球化、大众媒体盛行的当今国际环境，西方文化会被显得更强势而突出，东方文化则被非中心化，甚至衍生西方优而东方劣的文化霸权心态。在此一看法下，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便是如此（蔡国裕，2010；王岳川，2005）。故在看待中国软实力或中国影响力时，或许可以采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的观点，不以预设的价值观去评断另一文化的内涵。
软实力的概念在1990年代Nye提出之初，意指文化、价值观等层面的吸引力，并可藉由此吸引力说服其他行为者自愿的的改变其偏好与行为，而后此概念被各界广泛地运用、延伸，并如前文所示，在中国崛起后被东西方学者用来研究中国在国际间的行为模式。随着锐实力（sharppower）概念的出现，Nye在2018年的文章中更进一步地去说明软实力的概念以及其与锐实力的不同之处。其中，Nye认为：软实力来自于公民社会、民间力量，如：好莱坞、大学与基金会等等，而不是由官方主导的公共外交（Nye,2018）。因此，用软实力概念并不能适切地说明现今中国由官方、政府主导建构、推动的中国文化影响力。
此外，对于上述诸多文章的爬梳，针对不同学者延伸Nye的软实力概念所提出的观点，软实力的概念也不再如此的纯粹。首先，软实力此一概念具有探讨中国对区域霸权、全球霸主地位的战略意图，虽然所指的是文化、价值观等层面的影响力，透过说服、引诱的方式使他者改变，但软实力是一个对比于硬实力的概念，与此同时便与硬实力相连结，虽非如硬实力般有侵略、占领、威胁之意味，但也带着意图让国家权力扩张、提升国家地位、称霸等的思维；再者，许多文章中用西方观点下的软实力去检视中国的元素，认为西方（更明确地说是美国）有而中国没有的软实力（如民主政治、自由价值观等）便是中国的缺陷，也为其发展软实力的失败之因。故而用软实力此一概念再去探究中国文化面上的影响力时，不免又会落进国家扩张其力量、凸显霸权地位影响他者的思维模式，或是陷入以西方文化为主、西方中心主义观点的困境。
基于上述多个因素，为淡化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西方中心主义、中国文化被非中心化之看法，以及不落入与硬实力、霸权、战略意图等概念再度链接的思维模式，加上以中国官方、政府所主导去推动的文化传递、影响方式，并为其传统文化的影响力采取政策与相关措施，本文将采用中国文化影响力一词替代软实力，方能更贴合本文的研究问题，也不会落入只见西方不见东方之境。
再者，在软实力的概念下，除了文化之外，政治价值，如：民主自由；外交政策，如：多边主义、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等；国家的发展模式；领导人素质等等皆可划入软实力的范畴，而本文对于文化影响力的范畴则较为限缩，是以推动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能反映与连结中华民族特质与风貌的民族文化为主轴，包括：推广与教学中文的海外汉语机构；藉由某单位、机构、企业等展示中国特色文化；透过大众媒体传播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戏剧、舞蹈、音乐、武术、功夫；举办与中国年节相应的习俗活动；藉由观光旅游方式展现中国传统建筑、民间工艺等等。虽文化影响力一词并非学术界惯用之词汇，其概念也与软实力或其他学界惯用之概念有所不同，但本文以期能藉由文化影响力之观点，去探讨中国藉由政府主导的方式推动自身文化并建构中国文化影响力，而不陷入既有的价值观规范或单一视角的思维模式中。
中国对文化影响力的建构、推展与政策行动
谈及中国对文化影响力之建构、发展，笔者认为其过程与方式似乎可比拟为文化版之中国模式。由于中国模式此概念是由对立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转变而来，因此普遍都将此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表现做连结，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必须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丁学良，2011），甚至有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思辨。（王新颖，2011；凯文，2010；李国政，2011；Girard,2018；Board,2019）
中国在文化影响力的塑造与推动上是特别的，21世纪的中国随着其经济快速增长而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开始重新找回并建构失去的文化内涵与自信，中国官方对国家发展的重心也从经济开始向文化蔓延，因此在国家发展计画、政策等相关规划上将文化影响力纳入其政策安排。2007年10月十七大全国人民大会的工作报告，文化软实力一概念首次被纳入其中，认为要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因为其为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部分（黄三生，2020）。中国推动文化走出去是由经济走出去之政策延伸而来。早在2002年，江泽民提出经济层面的规划，强调走出去战略，同时还提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交融，便已为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做最初的铺垫；2007年，温家宝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明确指出：让中国文化源源不绝地走出去，并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汉语教学、学术交流和互办文化年等，以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至此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国正式推动之文化影响力的政策。（杜铃玉，2013）。2013年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带一路”计划。2014年，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发言中提到：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去展现中国风貌（武志军，2017；Biswasand Torta jada,2019）；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了中国2020年至2035年奋斗目标之一是增强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吸引力，期望中国在2035年能达成文化强国之愿景，并在其通过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提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新华社，2020；张国祚，2021；李潇君，2021；Biswasand Torta jada,2019）；此外，中国其文化发展与文化影响力的重视，自十一五时期中国文化部便有针对文化建设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时期都有接连推出每个时期的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与相关的文化旅游产业规划等，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也相应提出了“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上述种种皆可看出中国对于文化建构、推动文化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可说明中国透过政策规划、工作报告、领导人的发言等方式，以国家、政府为主导去形塑中国的文化、建构中国的文化影响力。
随着国家发展计划、相关政策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出与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安排，实际的行动与措施也接踵而至。包括：藉由广播、电影、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方式宣传兼顾商业与艺术或是具传统中国特色的文化内容与意涵，拍摄中国形象宣传片，其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也会拍摄有其当地特色文化的影片予以宣传，投资几十亿美元打造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广泛发行英文版的《中国日报》（黄三生，2020；周英，2021；汤绍成，2005）；在多个国家推行中国文化节、中国年等活动；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与中国文化中心等（赵可金、彭萍萍，2012；游国龙，2017；蔡国裕，2010），尝试用各种方式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此外，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中国也将类似于上述推动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方式运用其中，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及其沿线国家推广中国文化、建立中国的对外形象，以达中国提高其文化影响力、试图建立文化强国的目标。
表1 中国发展文化影响力的作为
国家主导发展之中国文化影响力案例：孔子学院
近年孔子学院的形象，在美国文化霸权影响下声名狼籍，并且在国际间众多评论认为孔子学院影响了当地学校的学术自由，包括：对教材内容编纂、课中言论的控制，还会要求合作学校答应其介入学校教学计划的要求，甚至将孔子学院作为间谍机构，认为其除了一般语言教学、文化交流外，还从事窃取智能财产权、搜集当地政府与该国家机密资料的业务，将孔子学院贴上间谍与情搜的标签，美国前国务卿Mike Pompeo还因此发出希望在2020年底，美国境内的孔子学院能全部关闭的言论，而这些观点背后的真正含义便是认为孔子学院充满中国政府官方色彩，直指着中国以国家主导对外发展文化影响力，更是针对中国崛起、并担忧或是畏惧其不断扩大在国际影响力的事实，而这种种论述与作为亦点出孔子学院是中国官方主导发展其文化影响力的典型。
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在发展文化影响力过程里，最能证明由国家政府主导推动的典型案例，在后续将分为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中之角色与孔子学院与“一带一路”倡议之连结两部分来论述，更进一步说明孔子学院如何为中国以国家、官方发展文化影响力时发挥其作用。
孔子学院由属于中国教育部之下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所筹办，第一间海外孔子学院在2004年11月于韩国首尔大学设立，而在2004年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约为2004年至2015年），海外的孔子学院数量便如同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根据学者的计算指出，短短的2年间，平均每4天便有1所孔子学院诞生（沈有忠，2020；廖箴，2019）；在孔子学院的官网统计，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在全球162个国家（地区）建立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孔子课堂，它已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符号、国际间认识中国的平台。
一、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中之角色
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色，其推出的背景是基于中国崛起与因此而兴起之国际间汉语热，中国藉由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在国际间大力推动中国文化、发展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建立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孔子学院对于汉语的教学与推广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桥梁。2002年中国便已酝酿要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2004年中国国务院批准对外汉语教学事业2003年至2007年发展规划──“汉语桥工程”。同年7月，中国国务院批准国家汉办“走出去”，为各国提供汉语文化的教学以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孔子学院应运而生成为国际间汉语学习重要机构；除了汉语教学，孔子学院会举办文化体验和文化知识竞赛、夏令营、书法展、演讲比赛及中文歌曲大赛等文化交流的活动，使国际间对中国文化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徐蕙萍，2015；杜铃玉，2013）。不仅于此，孔子学院还能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国家的特色与之相结合，如在澳洲所成立的旅游型孔子学院，也有和中国其他特色文化相结合的，如在英国伦敦南岸大学所设立的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徐蕙萍，2015；杜铃玉，2013）；在面对文化走出去的政策下，孔子学院自然不再仅有汉语教学的功能，还同时能作为在他国、他乡、在国际间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如：泰国清迈大学的孔子学院会协助当地使馆展示中国文化，当地使馆举办大型活动时能设计中泰结合或极具中国风的表演、服饰等去展现中国文化，还会联合周边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共同举办汉语营、中国文化体验活动、中国厨房等，达到将中国文化推展出去、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刘念慈，2020）。如此可知孔子学院快速的发展与其相关的中国文化推动，也更加显现出中国一步步地由政策规划至在海外设立扩展孔子学院的实际行动，透过国家政府主导去建立文化影响力的过程。
2020年7月，孔子学院与中国国家汉办的架构有重大的调整，孔子学院改由新成立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所负责，国家汉办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外界多认为此举是为消除近年来孔子学院在国际间的争议及淡化其官方色彩（小山，2020），而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导指出：为适应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成立，全面负责运行全球孔子学院品牌。同时，教育部设立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开展除孔子学院运营和管理之外的其他国际中文教育项目，并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语言教育交流合作。（詹婧，2020）在此孔子学院最大转变为改由民间组织所承办，至少在明面的组织架构上其主要经营单位不再隶属于中国政府之下，根据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的官网内容显示，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是由27家中国大学、企业与社会组织联合发起，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
二、孔子学院与“一带一路”倡议之连结
2022年5月，孔子学院院长国际论坛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论坛主题即为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角色，诸多与会者皆认同中国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对于教育和文化积极地发挥其作为纽带的作用，并期望各所孔子学院在未来还能持续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一带一路”倡议发展造桥铺路（张杰，2022）。作为由国家政府主导发展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典型案例－孔子学院，除了前述中配合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在中国极其重视的国家对外发展计划、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这更是将孔子学院与文化版之中国模式——一个由国家、政府主导建构、发展、推动的文化影响力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而孔子学院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连结本文认为可分为政策层面、学术层面与行动层面来探讨。
就政策层面而言，2019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两份档，其中皆有指出要推动“一带一路”的教育行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并与此同时提及要促进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的发展，并优化孔子学院在区域的布局与建设，而这便是明确地、开诚布公地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孔子学院捆绑在一起（祁培育，2019；宋美琪、闫妍，2019）。
针对学术层面的讨论，诸多探讨孔子学院的论文中会特别关注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之沿线国家的孔子学院数量以及其数量增加或减少等等的发展情况，还包括在这些国家中孔子学院的教师与人员配置、是否有规划适切的教学课程、在这些国家里孔子学院所面临的问题、困境为何等问题（曹宇博，2020；申丽、王茹，2021；殷淑芬、黎瑛，2019）。
孔子学院总部党委书记、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曾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设立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大批精通汉语、了解中国的人才。这句话便道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孔子学院在实际行动层面上相辅相成的境况。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参与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因“一带一路”倡议而提升对汉语人才与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渴望，由于日益密切的物品、业务、人员的来往使汉语翻译人才需求大增且迫切，包括：与主管项目计划的中国官员就政策与项目方面的沟通、协商；由于中国大规模的投资故需要懂汉语之商务人员完成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建设项目中的工程人员亦要有懂得汉语之人才方能与中国工程师、技术员有更融洽的合作，而这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汉语人才需求就须由孔子学院来提供，故诸多孔子学院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行列、为周边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相应的服务，如：塔吉克的冶金孔子学院为中资企业海成集团开设本土管理层汉语强化班、菲律宾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为总统府开设汉语课程。换言之，当地孔子学院可直接针对周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单位、机构、企业提供所需的专业人才，可能是汉语＋信息科技、汉语＋铁路工程、汉语＋建筑工程、汉语＋商务、汉语＋旅游等等，就像：缅甸福庆、福星孔子课堂针对普通民众开授汉语的摩托车维修、导游、计算机应用培训的课程；而针对许多参与“一带一路”或一带一路沿线的开发中国家、低度发展国家，由于其教育资源相对贫乏、教育水平较为低落，亦能藉由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建立为这些国家与地区提供教育的机会，因此，孔子学院不仅只满足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推广，在发展“一带一路”的计划中更能为其培养、提供适切的人才（李丹，2019；杨亮、隋鑫悦，2020；刘琪，2020；曹宇博，2020）。故有学者认为孔子学院能为“一带一路”提供语言与文化的服务，而一带一路则能增强汉语学习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申丽、王茹，2021:59-63）。
孔子学院在近两年的发展已渐趋低调，除了上述运营单位的改变外，其官网公告的详细数据、统计数据，如：孔子学院的数量、分布情况、年度发展报告等都停在2019年。而根据学者的统计研究，在2019年之前，孔子学院的数量从2004年的急速增长至2015年趋缓，前几年每年都能增加30至45所，2015至2018年每年则约增加十多所，后由于孔子学院的争议，多国纷纷对其抵制并终止与之合作，2019年的统计中出现孔子学院开创以来首次的负成长，较2018年底的数量还少13所（廖箴，2019:31-38,40），可看出孔子学院在海外扩展实是遇到瓶颈。
然而，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藉由孔子学院建立其文化影响力的过程面临失败。举例而言，为了抵挡疫情带来的困境，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日本青少年发展协会、英国汉语教学协会等单位联合中国汉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汉考国际教育技术有限公司等20多家机构共同开发数字化的云端服务平台，利用网络、云端教学的方式让国际汉语学习、教育和考试能够持续进行而不受疫情、隔离因素所影响；不仅于此，面对国际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击孔子学院、一波波关闭孔子学院的浪潮，2022年6月英国国会还尝试修法授权政府关闭孔子学院，但在2022年5月英国公立大学的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却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建立了英国开放大学网络孔子学院，成为全球第一所在线孔子学院（郭玮，2022；陈韵聿，2022；潘柏翰，2022）。此外，由于国际间对中文教学的需求是有增无减，孔子学院在海外所办理与此相关的业务还是相当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在东南亚国家、许多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其人民会因为会说中文、懂中文而能改善其生活水平或是有更好的前途发展，反而对孔子学院及其所设立的课程之需求会更多，也会更了解中国文化并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会提升（廖箴，2019:41；阿曼亭，2021；Kyzy,2021）。
结论
本文以文化影响力的视角来看中国对外在文化上的建构与推动，从政策层面的规划、颁布至实际面向的行动与安排，再辅以孔子学院的设立、发展与“一带一路”计划的结合作为一案例探讨。
于本文中，发现中国对于文化影响力的建立、传播、推动、发展等，多由国家、政府为主体来推动，与这些西方国家可谓是大相径庭。故当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时，中国在对外文化影响力的建构与推动之举常常会被外界视为不安好心、与政治挂钩、具有战略与侵略意图，就如同孔子学院的广布与发展，便有许多的质疑与抨击。必须承认孔子学院是中国在汉语文化推动、建立和与之文化影响力不可缺失的一环，并且孔子学院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在国际间招致诸多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之批评，但这并不代表中国藉孔子学院推动文化影响力之行动是失败的。因为在其他的区域、其他的国家里对于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需求仍是渴望迫切的。
中国此种由国家、政府为主体来建构、推动文化影响力的作为如一个文化版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被视为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概念，但其中一项重要精髓即为由国家、政府主导，主导经济发展、主导国家现代化发展等，而此特征便相应着本文在探讨中国建构、推动文化影响力的举措，此种文化版之中国模式使中国在文化影响力塑造与发展上有其特殊性。
近年来中国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其过程亦如同孔子学院遭遇到的困境—在国际间受以美国为首的主流评论非议，而就本文中孔子学院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应和的案例，期藉由转向的方式，将重心更加置于中国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由政府拉拢跨国企业、民间组织至个人配合，在这之中的合作有多边、双边夹杂，有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多种运行模式，与过往的区域多边治理模式大有不同，有属于以中国为主轴、“一带一路”发展的特殊性，而中国在此之上建构文化影响力与其相结合，在未来的发展与研究上或许更能呈现文化版之中国模式。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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