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关键词
严谨的研究设计是一项成功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本文旨在建议研究者要重视并努力加强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设计中的批判性思维训练。开展批判性思维训练要注意几个环节，一是对社会现实进行合理的抽象与简化，二是提炼表达精确并前后一致的关键概念，三是提出科学的且符合逻辑的理论假设。希望本文可以帮助研究者排除研究中常见的虚假逻辑关系，养成社会科学研究设计中的批判性思维习惯。
关键词：研究设计；批判性思维；预设；概念；理论假设
✦
正文
✦
1 引言
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之所以能独立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因为它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试验设计而言具有自身特点。第一，大部分自然科学研究是可以重复的。第二，自然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也决定了实验方法可以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一个典型的自然科学理论，如牛顿定律，因为它成立的外部条件可以得到控制，所以在验证它的时候可以通过不断改善实验环境与实验条件，对其进行反复检验。但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或社会现象，所以会科学现象难以重复，对实验方法的应用条件也有更加苛刻的要求。例如，有很多人研究“苏联为什么解体”，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社会科学特征的问题——苏联解体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事件；同时，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未解体的苏联”作为控制组与“解体的苏联”进行对照，更不可能构建一个“未解体的苏联”进行实验。于是，学者们可以列举导致苏联解体的微观的、宏观的无数理由，但是这些理由是否真的对苏联解体产生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
因此，要想对社会科学问题作出合理可信的解释，就需要研究者在开展研究之前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设计。本文指出，成功的社会科学研究设计要求研究者具备如下四个条件：第一，具有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批判性思维方式，只有正确地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第二，给定预设，构建自己对社会的认识方式。只有将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合理的抽象与简化，我们才能建立讨论问题的逻辑起点。第三，提炼概念，先通过精确的概念划定研究的范围，再保证整个研究中所贯穿的概念的界定前后一致。最后，提出科学的，即可被证伪的理论假设。下文将依次对上述四个条件进行深入阐释。
2 简历社会科学的批判性思维方式
我们所倡导的“批判性思维”远不仅指“批判意识”，其核心在于提出更加可靠的逻辑依据或经验证据，指出已有的研究成果不足并尽可能对其进行完善。缺少上述任何一个环节的批评行为都无法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批判”。
例如，经常有人诟病中国的经济数据不真实，随之批评利用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进行的研究其结论的不可靠。但是，在无法给出更加可信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数据的前提下，这样的批评是没有意义的。针对这个问题，有意义的批判有两条路径：要么在相信政府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如果这些数据是被高估了的，会对分析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它们是被低估了的，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么批评者能自己组织力量统计出一套更可靠、更让人信服的数据。否则，针对“数据不可信”的批评只能停留在“指责”的层面，无法构成严谨的“批判性思维”。
3 预设：对事实进行抽象与简化
社会科学研究是复杂的，更是难以被标准化的。社会科学的复杂性来源于社会事实的复杂性。所以，要想进行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抽象和简化，通过损失一部分信息来得到一个被概括或总结的世界。这样的抽象“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我们姑且认为这是真的”。我们将这样的简化称为“预设”，即英文中的“assumption”。简化后的世界为研究者提供了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础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预设只是“被武断地认为是正确的命题”。如果从事实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预设”都是错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预设：人是理性的。但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理性的，研究者只是通过对人的特质进行简化和抽象，来为后续的理论推导或经验总结服务。例如，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发现，“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因此群体中的人越多，每个人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在这里，奥尔森就将人视作理性的，他的理论也对当时很多社会动员的理论形成了冲击。与搭便车理论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该理论指出，随着人数的增多，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会越来越大，每个人会越来越激动，他们发起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赵鼎新，2006）。在勒庞的理论体系中，人是非理性的。由于二者对世界的简化与抽象存在根本差异，所以得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正因为如此，虽然两个理论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反，但两个理论都是对的。它们是建立在不同的对人的预设下，推演出来的人类的行为规律。
那么，如何对理论的预设进行合理的批评？所谓对理论预设进行合理的批评，实际上是为理论的研究对象或研究环境找到它的“隐含预设”——在过去的理论中被原作者遗漏的假设，只有在满足这个预设的基础上，这个理论才是适用的。也只有这样的批评才是合乎逻辑的。比如，爱因斯坦对牛顿的经典力学进行批判，发现了经典力学仅适用于低质量物体的低速运动。而低质量物体的低速运动，就是爱因斯坦发现的牛顿定律中的“隐含预设”。当物体的质量足够大到星体量级，运动速度快到接近光速时，牛顿定律将不适用。爱因斯坦所提出的相对论就能解释高质量物体高速运动规律，而牛顿定律则变成相对论的特例。又如，科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指出新古典经济学能够成立的隐含预设就是交易成本等于零。但当交易成本不等于零时，制度和产权界定才有用。基于交易成本不为零的预设而发展起来的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等重大突破，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斯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4 概念：用统一的标准划定精确的研究范围
研究者需要对研究方案中用到的术语赋予准确而清晰的定义，并用详细的、合理的方法表述它们。这里的“术语”，就是研究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概念（克雷斯威尔，2007）。根据风笑天的说法，概念由定义构成，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它是一类事物的属性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概念的抽象程度有高有低：抽象层次越高，其涵盖面就越大，特征也就越含糊；反之同理。具体到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概念的抽象程度应该与整个研究的研究设计相吻合，既能准确反映研究的问题又能有效划定研究的边界。这就要求一个研究中的概念是精确且逻辑一致的。
每一个概念中总是包含一些案例，无论我们对这个概念进行什么样的定义，这些案例都在概念的指称范围之内；而与之相对的，总有一些案例是无论我们对这个概念进行什么样的定义，它都不属于这个概念的范畴；最后，剩下一部分“模糊地带”的案例，它们是否属于这个概念的范畴会根据我们对概念定义的变化而变化。而所谓“概念被精确定义”的情况，就是人们一旦提到一个与概念相关的案例，特别是处于“模糊地带”的案例，研究者可以立刻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来明确判断该案例是否属于这个概念的范畴。
什么是“模糊地带”的案例呢？我们讨论一个常见的概念——中国人。那么，光纤之父高锟，一个拥有英国和美国国籍的华裔科学家；马术运动员华天，一个后加入中国国籍的中英混血儿。这两位处于模糊地带的个案是否是“中国人”？可能有人认为是，有人认为不是。这取决于每个人心目中对“中国人”概念的界定。我们要界定概念，就是要服务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如果以“拥有中国国籍的人”来界定“中国人”的概念，那么高锟就不是中国人，而华天是中国人；如果以“拥有华人血统”为标准来界定“中国人”的概念，那么华天就不是中国人，而高锟是中国人。
社会科学的概念在定义中的主观性与常见的自然科学概念不同。自然科学的概念往往是可以迭代的共识。比如，我知道什么是“水”，你知道我知道这个概念，我又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如此迭代几次，基本上能够说大家都知道了。由于社会研究的概念往往不如自然科学中精确，同一社会科学的概念对不同研究者来说所指称的现象往往不同（风笑天，2009）。所以，在同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概念应该是具有逻辑一致性与标准确定性的。即，无论其他研究如何定义，在某一个研究内部此概念是确定的、唯一的；且在必要的情况下，这个概念是可以被后来者复制与沿用的。
虽然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界定，但还要考虑某些共识。例如要定义“智库”，可能会有人提出“智库是独立于政府的研究机构”。这个定义乍一看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问，什么叫“独立于政府”？如果我们如很多美国专家所理解的那样，把独立于政府定义为智库从不拿政府的钱，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根据这个定义，兰德公司是不是智库？但是要知道，兰德公司75%以上的经费都来自美国政府或军方。如果按照这样的智库定义来判断，那兰德公司就不应该算是智库了。但问题是，“智库”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因为兰德公司的成立而出现，所以兰德公司永远应该在智库的概念里，这是整个智库行业的共识。如果一个智库定义导致连兰德公司都算不上是智库了，那只能说是智库的定义错了，而不是兰德公司错了。总之，要准确提出一个智库的概念，要不断地用各种组织的例子来挑战这个定义，直到定义者能将每一个例子都明确且合理地放在“智库”或“非智库”的分类中为止。直到这时，智库的概念才算被定义清楚。
每个学者都要加强概念界定的思维训练。我推荐这样的方法，就是在某个学者给出一个概念界定后，另一个人提及一个例子，问这个例子算不算那个概念。如果那个学者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概念很复杂。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学者对概念并没有完全想清楚。比如张五常在他的《佃农理论》自序里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1968年张五常问科斯：“假若苹果园的主人聘请养蜂者以蜂传播花粉，究竟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科斯回答不出来，张五常就知道公司的本质其实科斯还没有搞清楚。即使是科斯这样以《公司的本质》一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有时候也经受不住别人对其核心概念的挑战。所以，概念界定的思维训练是每个人都需要加强的了。
5 理论：提出可以被证伪的科学假设
与“预设”相似，“（理论）假设”也是以命题的形式存在的，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前文已经说过，“预设”一定是错的，它只是一个我们姑且认为其正确的命题；而（理论）假设则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它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假设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是变量。变量是具有不同取值状态的概念。比如，对于“民主国家”的概念而言，不同的民主国家有不同的“民主化”程度，那么“民主化程度”就是一个具有不同取值状态的变量。我们将包含因果关系的假设称为因果假设。在一个因果假设中，存在自变量（解释变量）与因变量（被解释变量）两个要素。前者是假设中的原因，后者是假设中的结果。
举个例子，“从1980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完成了从革命型向技术官僚的精英转换”（徐湘林，2001）。这句话很精炼，与我们常见的假设形式不同，但其本质仍然是理论假设。在这句话中，自变量是时间，有两个取值：1980年以前和1980年以后。因变量是官僚精英的形成类型。它也有两个取值：革命型官僚与技术官僚。将这句话重新表述成社会科学常用的概率命题的方式，就是：1980年以前，带过兵打过仗的官员更可能成为国家的领导；而1980年以后，有专业技术的官员，比如说工程师，更有可能成为国家的领导。徐湘林的这一假设是从经验型的问题出发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经验理论”。但是，上述命题只是停留在理论假设阶段，要想知道这一理论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可以用数据进行证明。但是，还有一类理论，是从一系列的预设出发进行推导，是不需要被证据证明，更无法被证据证明的命题（学术论文里，一般叫“定理”）。这样的理论被称为“形式理论”。例如，“集体行动搭便车模型”和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就都属于形式理论。即便现实中出现了违反上述理论命题的现象，我们也不能拿这些现象来反驳上述理论（要反驳形式理论的观点，如前文所述，只能从发现形式理论的隐含预设入手）。
然而，无论是经验理论还是形式理论，如果是科学的命题，那必须都存在错误的可能性。换言之，科学的理论必然是具有可证伪性的（张杨，2007；尹海洁、庞文，2009）。所谓可证伪性，不是说我们（人类）能不能找到推翻这个命题的证据，而是说该命题是否存在错的可能性。比如，宇宙大爆炸理论，我们人类可能永远无法真的证明宇宙是否产生于一次大爆炸，但这个理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所以这个理论是科学的。所以，如果一个理论永远是对的，则这个理论可能本身不是科学的。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的不等于这个理论是否是优秀的。如果一个理论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那么它永远不可能“错误”。所以，“科学”在这里不是判断一个理论水平高低的标准。提出一个科学的理论假设的要求很低，只要它可能是错的就行。要提出一个高水平的“优秀”理论，则比较难，因为“优秀”的理论虽然肯定会错，但非常难被证明是错的。
理论假设是一项研究从理论过渡到实证研究的桥梁。一个高质量的理论假设是一个好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举一个劣质理论假设及其论证逻辑的例子。“由于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患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癌症的数字50年来扩大了20倍。”然而这个理论假设中的因果关系却是有问题的，因为近五十年来，由于医疗卫生水平的发展，人们的平均寿命得到了延长，而年长者患癌的风险远高于年轻者。过去很多人“来不及”得癌症，就可能因为其他疾病去世了。因此，以“空气污染”为自变量、以“患癌人数”作为因变量的因果关系能否成立是有待商榷的。
再举一个例子。某校园论坛上有这样一句话：“我听老师的教导，读书才能生活得好。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又读了博士，最后到了‘青椒’，现在我还是无房无车无女朋友。而我的同学，副市长的儿子，从小读书极差，但人家现在资产过亿，读书真没用，书真是白读了。”用上述证据去证明“读书无用论”，在逻辑上也是有漏洞的。因为在进行因果推断的时候，应该比较的是“不读书的我”和“读书的我”这两种情况，而不是“读书的我”和“不读书的市长儿子”。但在现实中，上面这两个理论被社会广泛接受，本质上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缺乏对观察社会现象时的批判性思维训练。
6 一些建议：养成批判性思维习惯
本文通过厘清社会科学研究设计中的四个重要环节——培养批判性思维、明确预设、提炼概念、提出假设，简要还原了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的关键过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讲述的研究设计基本思路只是一个大纲性质的思维过程。一份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设计还需要结合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可以获取的资源等要素，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对研究进行技术层面的细化。即便如此，本文仍然对研究人员理解并发展已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排除社会科学研究中常见的虚假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后，本文希望研究者养成有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特别是批判性思维习惯，提供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为此，本文为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初学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批判性地阅读高水平文献。首先要将精读和泛读相结合。要对国内与国外不同领域优秀期刊及其文章风格有所了解，并根据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内容与方法选择深入学习的文章。同时，还要将吸收与批判相结合。无论多么高水平的经典文献都会存在缺陷。因此，在读完一篇文献之后，不能将前人观点当做“圣经”一样全盘接受，而是要学会寻找文献中存在的问题。那些拿着经典学术著作当名人名言，挂在嘴边当教条的人，反而是把“科学”的学术观点当作宗教来看待。只有能从高水平的文献中正确地指出存在的缺陷，甚至能指出并提出文献中缺陷的解决方案，才能在现有高水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推进人类对未知领域的理解。
第二，和学术同龄人开展辩论。对一项研究或一篇文章而言，其缺陷的大小决定了它能不能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出版。所以在一项研究成果面世之前，要尽量减少其存在的缺陷。所以，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当作自己的传家宝怕别人拿走，不能指望凭借个人观点与努力就突然发表一部惊世之作，更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评阅人找不到自己的逻辑漏洞。要知道，每一部经典著作在面世前都要经过无数的质疑与批评来完善自己的内容与逻辑。因此，研究者要加强学术交流，例如参加学术会议，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同行间的辩论，提高自己研究的说服力。总之，研究者不仅要寻找机会，更要创造机会和学术同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来自他人的质疑和挑战，弥补自己研究的缺陷。应该在你的学术同行中充分讨论和交流，接受来自各个角度的批判和洗礼后，再拿论文去投稿。
第三，珍惜每一次投稿后的反馈意见。学术投稿和发表是个艰辛的过程。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一篇英文论文从第一次投稿到最后被接收需要1-2年，从接收到刊出还要经过半年到１年。在整个过程中，研究者可能会面临多次“拒绝、再改投、再拒绝”，“批评、修改、再批评、再修改”的循环。甚至一篇文章在修改了多次后，也还可能被期刊拒绝。但是，即使被期刊拒绝，你也要根据修改意见及时修改文章，并对评审人的意见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以期在下一次投稿时不再出现同样的问题。要将论文评阅人的批评理解为无价之宝。所以，即便冒着被拒绝的风险，研究者也要尽量投高水平期刊，因为高水平期刊往往能找到高水平的论文评阅人，反馈的意见水平也更高。通过从高水平审稿意见中反思自己的研究，研究者就能在未来研究过程中最大程度上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自己的研究能力也就更高。
本文来源：政治学评介
转自：“学术必看”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