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教授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宋史、唐宋妇女史和官僚制度史。作为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她为博士生们开设了 “宋代史籍导读”等课程。她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深深地影响着一批一批的博士生。学生们谈到她时，除了“和蔼的笑容”、“平易近人的气质”、“春风般温暖的感觉”这些印象外，更深刻的还是治学方面的收获。
“希望给大家创造更多互动的机会”
提起第一次给国学研究院的博士生上宋代文献选读课，邓小南感触良多。那一届国学研究院没有历史系的学生，给非历史系的学生上这门课，邓小南坦言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讲好， 不知道这门课对学生们会产生什么影响，还担心课程对非历史背景的学生来说会非常枯燥。
邓小南说：“这门课读很多史料，没有一个明确的议题，完全跟着材料走，那些材料对非历史专业的学生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从来没接触过，并且每一个人的知识和专业背景都不一样。只好试着来吧，至少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创造更多的互动机会。”讲到《宋史·王旦传》时，邓小南给学生们发资料，大家一起讨论分工，课后回去查找材料，下次课将自己的成果展示给大家。博士生陈探宇说：“邓老师将每个部分分配给同学们，每个同学都会轮到主讲，在主讲人讲的时候，其他同学可以随时插入一起讨论。”博士生赵炎说：“邓老师安排旁听的同学也一起参与做报告、讨论。”此外，这门课还在历史系论坛里开设了课程讨论区，使学生们能够互相学习、共享资源。邓小南鼓励学生们提问题，对于学生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她给学生提供线索，鼓励他们去深入研究。
博士生对课程的反馈让邓小南感到很惊喜，他们对历史学出了兴趣。陈探宇说：“听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因为老师上课非常有激情，很感染人。邓老师让我们从史学的‘门外汉’到了解了基本的史学治学方法。我们刚开始对史学不太了解，读历史方面的书籍时也有很多障碍，但是后来越学越有意思，课程报告也很有意思。虽然以前没学过，学得也很辛苦，但是我的收获非常大。”
邓小南非常善于鼓励人，使国学研究院非历史专业的学生增加了学习的信心。陈探宇说：“当时，我担心自己的历史学论文写得不好，但是邓老师批阅之后说‘论文写得还不错’。我心里感到暖暖的。以前觉得《二十四史》遥不可及，现在却非常愿意去翻翻历史书籍。”
“训练的过程很重要，过程由环节组成”
邓小南说这门课实际上是要讲授一种实践中的方法。“历史是基础学科，但是它的实践性很强，所谓实践性其实就是一种处理材料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要通过训练才能掌握的。学历史，与资质有关系，但是训练也很重要，这两个方面要结合起来。我想要提供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训练。”她说。
“我希望告诉学生的不仅是一种知识，不仅告诉大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而且要让他知道如何去查找、去辨析，然后去判断。仅有起点和终点还不行，最主要的是过程，要告诉学生途径是怎样的。”邓小南举例说，“从没有概念到逐渐有所认识，从不知道有区别到发现了差异，这样，就发现了要研究的问题。然后，如何去找到适当的途径，有了途径以后再考虑如何去分析问题、回应问题。这就是一个过程。”
邓小南一直强调过程很重要。她说：“过程由环节组成，环节其实就是我们要落实的地方，或者说是作为起点的地方。以前我们没有形成自觉的意识，现在要尽量往这个方面做，就是用一系列的环节构成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个环节可能是阶梯式的，要尽量让学生主动，要让他们知道，虽然以前没接触过，但是他们是能一步一步向上走的，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这样他们就会对历史学产生一种亲切感，变得有自信，这有助于他们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
历史资料中的一些记载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邓小南有时候会让学生们比较材料记载中的互异之处。“如果只跟着一个文本走，容易让学生产生误解，以为事实就是这样，甚至可能导致他们以后在处理历史材料的时候，看到一种说法时就一直跟着走下去。在比较的过程中，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思考怎么去解决，解决的路径有不同，这种可能性会怎样， 那种可能性会怎样，等等，这些都是学术训练的过程。”邓小南说。以《王旦传》为例，《宋史》和《东都事略》都有王旦的传记，但是两个传记对于他开始做官的地方说法不一样，一说在临江县，一说在平江县。孰是孰非？学生们都去查了临江和平江分别在哪里，但是仍然解决不了这一问题。在老师引导下，大家拓宽范围，查找与该事件相关的间接背景，逐步扩大线索，按图索骥，终于比较圆满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邓小南读文献讲宋史，不仅是让学生读某一著述、某一篇章。她会有意识地去找寻不一样的材料拿来比较，让学生自己思考、探讨。每次下课前，她都会有疑问留给学生回去查。“到下一次课学生们就有一些反馈，效果还不错。”邓小南满意地说。“越往细需要花的功夫越多，也体现了学问功力的深浅”
读《宋史》，邓小南要求学生们把每一个字的含义、每一个历史知识、每一处历史背景都弄清楚，并且用白话解释。陈探宇说：“邓老师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细心地教会我们怎么做学术。从邓老师身上我们学会了严谨的治学方法。我们哲学专业的学生有时只重思想，不愿在小地方下功夫，但是从邓老师的治学风格中，我们学会了严谨细致。越细致，学到的东西越多。”博士生王媛说：“邓老师在讲《王旦传》时，曾非常严厉地指出学生读的错别字。同学们有时懒得去查字典，邓老师要求最基础的东西必须弄清楚。”谈到邓小南对学生的历史学基础“补课”时，博士生闵军说：“邓老师讲校勘时引了陈垣关于校勘学的4个原则，即《校勘学释例》里的校法四例，详细地讲解了历史学研究中校勘的应用。”
邓小南对待每一个学生的问题、作业和论文都很用心。博士生王晓萌提到，自己把论文发给邓小南，邓小南用红笔密密麻麻地修改，写出优点在哪，缺点在哪，非常详细。有一次讲到怎么做论文，邓小南说：“小题目、具体考订，要花费的功夫可能更多。比如有人问‘宋代有没有人撒谎？’你会想，这么多人肯定有人撒谎。如果不断地问下去，直到‘宋代某人某篇文章是否撒谎？’这时候你就不知道了。越往细需要花的功夫越多。”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校对和注释，体现的功力深浅都不一样。
邓小南和蔼可亲的形象给学生们的印象很深。国学研究院博士生赵炎提到，有一次在校园里遇见邓小南，邓小南特意地停下自行车，询问他的学习情况后，才又骑上车子走了。赵 炎说：“有时候问邓老师问题时，会担心自己的问题太过简单，但是邓老师总是和蔼地看着我，这种鼓励已经足够了。当她进一步详细讲解‘这个应该这么解决’时，总会让我为这样一位大家的耐心细致而感动。”
在老师们面前，学生们难免会担心自己的问题过于简单，才学过于疏浅，但是邓小南却用和蔼可亲的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教诲，温暖着一批又一批走在国学研究道路上的学生们。 （文/卢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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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北京大学校报》第1189期，2009年6月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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