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作为国家正式制度与农民日常生活持续互动的治理场所与生活空间，构成主体间进行资源互嵌的“行动场域”。结合结对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材料，以“制度-生活”分析视角通过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制度化三个阶段的研究，可以看出正式制度与家庭日常生活间的互动机制与实践逻辑。正是在“家”中，国家的正式制度才有被生活化的可能，“家”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场域性媒介与治理实践的意义源泉。以“家”为媒，不仅需要将其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并互动的舞台，还需要通过“家”看到具体而鲜活的“人”，看到富有“至尊现实”意义的家庭生活世界。
作者简介
舒洪磊，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沈荟，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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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性力量的冲击下，寻找乡村治理转型的可靠路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我国在资源下乡与基层制度建设的国家建构中设定了乡村治理的制度化倾向，但在具体治理实践中，制度化的治理模式往往遮蔽了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家庭作为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单位和场所，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乡村家庭的基础结构与社会关系在市场化、城市化力量的不断影响之下，其原有的传统伦理动力机制已难以适配乡村开放的社会治理情境，集中表现在家庭伦理失序与教育问题等多方面。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的问题化预示着乡村治理需要迈向生活化治理的新形态，与此同时，国家正式制度也在探索如何以柔性细密的方式下沉至村民家庭的日常生活；在这其中，结对治理模式作为基层治理生活化的重要实践之一，积极利用家庭在治理中的媒介作用，以营造“心安之所”的精神家园，从而为个体的发展与家庭的聚合提供了新的内生性动力。
本文中的“结对”，是指围绕政府经济社会决策，经由各级行政组织资源协调，在行政组织成员与民众个体或家庭之间建立起一种在相对时间内较为稳定的联结机制，以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结对治理模式产生在正式制度与乡村家庭日常生活持续互动的背景之下，与以往的干部驻村模式相比，结对治理模式更能以细腻的互动长期围绕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在“事本主义”之外发现作为家庭成员的村民在过日子过程中的多维发展需求。
本文从制度与生活视角分析“家”在乡村治理实践过程中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结合黔北L村的结对治理实践，具体围绕以下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在结对治理实践中，结对干部如何以正式制度的代理人身份进入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入“家”后双方何以实现制度实践与日常生活间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经验如何实现制度化转换？在解答以上问题的基础上，透过“家”的变化这一棱镜，来理解人与环境在制度资源与时代力量影响下的变迁轨迹，洞悉以“家”为媒的治理机制与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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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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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生活“的分析视角
面对“国家-社会”二元视角难以适应中国社会复杂性变迁的现实，有学者从关系主义视角出发提出“制度-生活”分析视角来替代“国家-社会”视角。“制度”指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各个层级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简单化和清晰性是其特点；“生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情和习惯法，具有实用性、边界模糊性的特点。“制度-生活”视角不仅要求对制度的实践和生活的需求做出分析，还要求对两者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目前，“制度-生活”分析视角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运用。有学者认为，在这一分析视角中，生活主体的日常生活作为非正式的日常实践是一种制度化的实践，而制度作为治理主体正式的明文规其实是生活化的制度。有学者从关系主义出发，结合“制度-生活”分析视角，认为社会自组织管理的症结在于自组织的相关制度与生活缺乏良性互动；创新管理体系需要在制度上设计弹性的备案与支持性框架，构建以枢纽组织为核心的衔接机制，推进社会自组织自我体系建设。有学者在“制度-生活”视角下提出乡村治理的“生活治理”转向，认为制度认证和村庄动员等机制形塑了权力实践的乡村日常生活脉络，制度认证指向日常生活的公共性与正当性，从事实与规范两个维度定义了日常生活秩序。生活治理拓展了乡村治理的实践深度，其有效性主要依赖于制度与生活的统一。还有学者基于“制度-生活”视角，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展开分析与研究，认为新乡贤在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拓展了政府与村民直接沟通的渠道，打通了日常实践经验向正式制度流动的通道，为生活的制度化提供了重要支持。也有学者将“制度-生活”视角引入农村党建发展中，分析了具有流动性、脱嵌性和需求性特点的复杂乡村生活实践对基层党建提出的挑战，并提出要在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中强化与民情的适应性变动。在“制度-生活”分析视角下，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制度如何嵌入生活主体的日常生活并与之互动，缺乏对生活主体与日常生活的分析与关照，对生活如何实现制度化的问题探究也稍显不足。将“制度-生活”分析视角运用于基层结对治理实践中，更能凸显制度实践在村民日常生活环境中的治理逻辑，发掘家庭日常生活中非正式秩序中蕴含的有效经验与治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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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研究中的“家”
“家”作为乡村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础性构成，是分析乡村治理与家庭秩序变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家庭现代化范式影响下，有关乡村家庭的研究较多关注传统家族文化式微与家庭趋向核心化的过程。有关传统家庭文化的主要观点是，“家庭主义”是传统乡村家庭延展的基本原则，以“礼”为伦理规范的家庭秩序难以适配市场化进程中外部因素的影响；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遭遇危机，伦理失范、公共性逐渐缺失等问题开始演变为社会问题。这种以现代化理论为前提的研究路径难以完全解释乡村家庭变迁的复杂性。另一些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家庭面临外部风险时仍具有逆力性与适应性及较强的延续性；亲属关系网络依然是乡村家庭应对压力的主要策略选择；“家庭化”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中个体应对风险的一种方式，恰恰反映出中国语境下家庭对于个人来说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工具性价值。工具性价值的突出也说明“下行式”的伦理转向是理解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的基本形态。然而，传统伦理在增加家庭成员间关系联结的同时，也使资源分配与资源分担在家庭成员间呈现不均衡配置，“伦理陷阱”油然而生。有关家庭转型的研究主要以“家庭-市场”关系路径展开，一方面肯定了家庭伦理在市场化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家庭伦理策略难以抗拒家庭核心化与私人化的现实趋势。诚然，在乡村难以避免市场化浪潮冲击的前提下，家庭秩序的伦理化和问题化共存，仅局限于“家庭-市场”关系之下的家庭策略难以恢复家庭秩序均衡，但学界又较为缺乏对家国关系在当代制度实践层面的研究与讨论。
近年来，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乡村治理中“家本位”的价值取向，一些研究者倡导在宏观政策制定中重新“找回家庭”，使之从“社会议题”向“政策视角”转变，以适应时代变迁中的家庭变化。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家风家教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种具有“地方性特质”的伦理教化方式对乡村社会风气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家”并非是独立于“国”的私人生活单元，从“家国一体”和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可以看出家国关系的延续性和伸缩性；但是也应该认识到，由于受到双轨治理方式的限制，“家国一体”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文化上的话语建构，家国互动缺乏实质性的制度渠道。因此，转型期通过简单复归传统伦理秩序难以重建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且乡村变迁过程中家庭生活逻辑和情感表达自主性的变化也是必须承认的现实，需要在开放性的社会环境中探索出制度与生活有效结合的治理联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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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对治理模式：贴近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的治理实践
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的失序迫切要求正式制度的下沉与回应，结对治理模式的生活化实践为乡村家庭生活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参考。“制度-生活”分析视角虽然能勾勒出国家与民众间互动的轮廓和路径，但无法体现出具体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生活化路径，只有以具体制度实践中的“事件”与“过程”为核心才能分析正式制度的形成、维系与变革逻辑。在乡土社会中，农民特有的生活秩序结构与生活价值意义是衡量日常生活秩序异化与否的标准，家庭日常生活的失序也定义与规范了乡村治理转型的路径与机制。“家”由“身”的在场承续伦理体验与生命绵延，“家”由身而立，生命意义与价值彰于家庭伦理，并通过子嗣绵延使“家”实现再生产与抗衡时间的侵蚀。
基于黔北L村4年间（2019-2021）的结对治理实践经验材料，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结对治理模式的实践路径与调控方式。经过结对帮扶，L村村民无论是实体意义上的“家”还是精神意义上的“家”都发生了巨大变迁，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以“家”为核心产生了持续的互动与调适，延展出“情”“理”相合的治理实践与互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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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身”的回归：结对干部发挥资源桥接与配置优势
在乡村社会中，个人生命历程的存续是家庭价值生发的基础，而家庭的社会功能和个人生命意义的丰富和持续均以家庭成员健全之“身”作为实践基础。《孟子·离搂上》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虽然此处的“身”意在强调“修身”，即注重道德意识、伦常规范等个人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但就现实意义来看，生理-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乃是一切生命伦常得以发生的基础。梅洛·庞蒂也认为，“身”一方面是指“物理之身”，还有一重含义是物理、心理、境域、文化不分的更原本的身；所以，伦理与生理、精神与物质等有机结合的“身”才是“家”之根本。当一个家庭成员在生命历程中遭遇“身”的痛苦，他并非是无所依傍，“家”是他寻求帮助与慰藉的第一选择；正如梁漱溟所言：“人从降生到老死的时候，脱离不了家庭生活，尤其脱离不了家庭的相互依赖。你病了，家庭便是医院，家人便是看护。”然而，一些超越家庭调节能力的风险的发生，可能会破坏家庭的日常生活秩序，此时引入国家政策与社会资源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乡村家庭成员往往缺乏获得资源匹配信息的能力，导致丰裕的政策资源环境与家庭的生活需求无法有效对接。
结对治理模式作为“纵向到家”的基层治理实践，以身体在场的治理方式化解“家身之苦”的同时，也能够恢复家庭成员重建家庭日常生活秩序的信心，这种“入家”又“入心”的治理方式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可靠经验。在结对治理实践中，结对干部既成为社会资源桥接与配置的中介，也担当起家庭生活主体心理建设的外在支持。作为精准化治理与微观化治理相结合的治理实践，结对治理模式在聚焦帮扶对象亟待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结合治理政策的资源环境发挥帮扶干部对资源配置的联结与扩大作用，协助帮扶对象共克家庭之困。如帮扶干部谭菁与村民杨英家庭之间的结对实践，谭菁作为连接多方社会资源的主体性媒介，在生活化的互动过程中，发现杨英面对疾病内心消极，甚至想以自杀的极端方式使自身和家庭脱离病痛带来的困境。2019年9月，在谭菁所在医学院老师的帮助下，杨英得以免费参与一个医疗计划，并通过手术恢复了健康。笔者在村访谈期间听杨英说得最多的，就是对谭菁的“感谢”和“麻烦”。在结对实践中，谭菁利用制度资源与专业优势帮助杨英摆脱了现实困境；除此之外，谭菁还利用“闺蜜”身份时常与杨英拉家常，利用这种“熟人”式的互动关系促进杨英的积极心理建设，不仅拉近了双方的感情，也增进了杨英重建家庭生活秩序的信心。
结对治理模式相对于科层治理的优势，就在于能以柔性的方式嵌入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且能发挥帮扶主体调动自身资源的能力，以解决帮扶家庭自身难以化解的困境，在维护“家身”健全的基础上恢复其家庭日常生活秩序。如谭菁在帮扶过程中就成为嵌入杨英家庭的社会资源池，不仅有利于承接制度资源的下沉，紧密的结对关系还对帮扶主体的心理建设有所助益。首先，谭菁发挥了“活媒介”的主体性作用，超越了就事论事的事本主义治理局限，并深入到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切身感知问题脉络和家庭成员的心理状态。其次，结对治理模式并非是单向的资源嵌入，而是双向的关系互嵌，如谭菁也是在结对治理实践中通过杨英的介绍认识了现今的丈夫。帮扶家庭会主动嵌入帮扶主体的日常生活，以期能够让结对关系在互动过程中更加生活化与自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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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家庭伦理体验：结对干部助力化解家庭内部矛盾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家在伦理规则维度中具有始源性和本体论的价值和意义，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运行的底层逻辑。伦理体验是由个体性与价值性界定的，它体现为家庭成员的价值实现过程，促成了日常生活秩序的伦理化。在村民的日常生活秩序中，伦理体验关涉村民家庭生活的根本意义，并落脚在村民的生活意义世界之中。
因家庭纷争而引起的伦理体验失序是影响家庭成员价值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如乡村社会中的传统父权制观念在向平权与平等的家庭权力格局转变的过程中，父辈与子辈之间并未形成稳定的生活秩序以应对外部世界对家庭的冲击。一方面，儒家的“缘情制礼”过于强调“礼”的强制性而削弱甚至压迫了“情”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虽然乡村代际之间的自主性增加，但部分乡村社会中仍然存在利益互换替换孝道践行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父辈家庭的经济负担，也让自然性情感表达悬浮于家庭成员的日常互动之上。当家庭矛盾超出家庭自主消化的能力范围时，多数家庭惯于通过亲缘网络的支持以不同程度地缓解压力；家庭矛盾一方面彰显了亲缘关系网络的工具性价值，另一方面又成为造成亲缘关系疏离的重要原因；超越亲缘网络解决能力的家庭矛盾就会外溢成为社会治理问题。总体而言，社会支持不足是造成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难以维系的最主要因素，制度资源的匮乏和缺失，使家庭内部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故而需要通过深入到家庭日常生活的治理措施来进行调节，这是在社会转型期解决家庭易损性的必要之举。就以往的乡村治理实践来看，政府与社会的治理政策只能满足部分家庭的初级物质需求，对缓解家庭内部矛盾与恢复家庭伦理秩序方面的作用仍然有限。
结对治理模式以“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到家庭内部情景之中，助力帮扶对象重拾伦理体验。在治理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扶贫干部和贫困户都制度性嵌入于他们所构建的以精准脱贫为目标、以精准扶贫为手段的结构之中，其中结对干部和治理对象是结构中最基础、最重要的行动者，结对干部需要在治理对象家庭日常生活中与治理对象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结对干部长期以身体在场的互动方式“看人”与“听话”，其中治理对象所生活的家庭环境与家庭关系被赋予一种主观意义，也成为可以“言说”的意义载体，帮助结对干部理解治理对象的“难言之隐”与“言外之意”。如结对干部小陈在结对治理的实践中，就助力老张家庭与其子辈家庭重归于好，实现了家庭伦理秩序正常化。2019年1月，小陈下乡走访时听村里的人说小张家25日准备杀年猪，请全村老少去吃杀猪饭，但其父母老张夫妻碍于面子，并没有去的打算。在小陈的劝说下，小张夫妻同意请父母来新房吃杀猪饭。老张与儿子时隔12年再次同在一屋吃饭，虽无多少言语，但从老张与孙子逗耍时的笑容可知他对家庭伦理体验的渴求。
老张与小张早已“分家”，但实体与制度意义上的“家”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彼此在家庭伦理秩序中的定位，家庭的伦理体验仍然是“家”构成“心安之所”的内核所在。这也是费孝通所说的：“在某一次家庭摩擦之后，子女会闹着和父母‘分家’，分家虽然影响情感质量，但经济独立后子女仍然会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义务。”当工具性与情感性关系都难以解释这种家庭关系的变化时，家庭的伦理秩序或许能为分析亲属关系提供一个有益视角，个体的伦理体验不是心理层面上的“回报的预期”，而是嵌入于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过日子”的价值体验。像老张这样的孤寡贫困户，在经济贫困之外还有因缺乏家庭伦理体验而引起的情感贫困，助其重拾正常的家庭伦理体验，是结对治理模式发挥治理效能的重要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浪潮对乡村的冲击导致了乡村社会的基础结构——家庭——运行逻辑的改变：一方面，家庭的核心化导致其与乡村的公共性联结之间的弱化，“家”逐渐成为乡村生活主体的私人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家庭的工具属性逐渐增强，导致家庭成员与村庄社会之间的情感联结逐渐减弱，村庄社会规则也难以对家庭生活单元的内部事物施加影响。面对乡村家庭伦理体验的失序，结对治理实践通过结对干部长期的身体在场，适配了乡土信任具象化的需求，能够从治理对象的家庭结构与日常表达中全面了解其真实的生活需要。这些生活需要虽然多以经济贫困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用单一的经济维度来评价像老张这样的乡村中老年帮扶对象并不客观。他们的家庭伦理体验与情感世界鲜有人关注；他们逐渐脱离打工而回归家庭后，家庭伦理体验成为其生活意义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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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绵延：结对干部助力恢复家庭的再生产能力
人的实存，原生于“家”，其心之所发，最切近者莫过于“亲亲”，以原初性的情态方式把握自身及周围的世界。“亲子之爱”是儒家思想之根本，也将家的根本意义指向了世代绵延。亲子之爱既包括父母对孩子的自然之爱，也包含孩子对父辈的孝道之爱，构成了上下传达和回应互通的家庭之爱。在家庭关系中，由亲子关系构成的“纵轴”是夫妇关系这一“横轴”的意义之源，家庭正是通过社会再生产和生物再生产，在社会秩序维持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亦即家庭除了具有瞿同祖强调的经济和经营共同生活的功能之外，还有费孝通所侧重的抚育、世代绵延和制度保障的功能。王国维也曾指出，“亲亲”奠定了中国文化价值秩序的基础，如《中庸》“亲亲为大”所标示，亲子关系是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关系的源头，是儒家传统有别于其他思想传统的思想特色。乡土社会是一种血缘与地缘社会，要想巩固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首先就需要利用生物意义上的新陈代谢即生育去实现。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轴心，也是村庄社会得以延续和存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子代是家庭的希望，也是村庄发展的未来。
目前，我国乡村的家庭结构正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家庭重心下移。此外，在“离土离乡”的大流动时代，乡村中的青壮年为了谋求更多发展机会会踏上“离家出走”的远征，但“家”仍然是他们行动意义的重要归宿，是他们联结乡村的重要媒介。“我们应该活在家庭里，我们实际上也一直活在家庭里。”在讲究恩往下流的乡村社会，父辈会为子代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家庭再生产资源；但在一些再生产秩序遭到破坏的家庭里，父辈难以为子代提供完整的家庭意义空间与资源成本，家庭再生产能力与价值绵延无法接续，家庭日常生活秩序便遭到破坏。
结对治理实践在增进代际间情感联结的同时，也促进了家庭再生产能力的恢复与重建。结对干部能够深入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让制度资源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与发展动力；结对关系长期“在场”生成直抵人心的联结情感，共同协助家庭再生产能力的重建。如杨洪与张涛家庭的结对帮扶过程就是重建张涛家庭价值再生产的过程。张涛母亲过世后，其父就成为张涛全部的寄托。张涛的父亲年轻时为维持家庭运转而积劳成疾，加之妻子的病逝，其精神状态持续低迷。在张涛的细心照料下，其父精神状况逐渐恢复，基本能够生活自理，这也让张涛得以在学校尽心学习。对杨洪来说，一边需要顾及张涛父亲的身体状况，他特地托付邻居，如果张涛家里有事就第一时间电话联系；一边又要关心张涛在校的学习情况，他基本每周都会询问张涛的学习情况，经常与其班主任沟通。2020年高考，张涛高出一本线36分，填高考志愿时选择了省内一所重点大学，“在省内读书离家里近点，方便回家看看”。杨洪得知张涛被录取后，当天下午就把张涛父子俩接到县城饭店吃了一顿饭，临走时把替张涛保管的3000多元返还张涛，并鼓励张涛继续努力学习，家里的事情不用担心。
“家”作为连接流动个体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桥梁，既承载着家庭成员间的日常互动关系，也连接着结对干部与帮扶家庭的结对关系。日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的家庭，重建家庭日常生活新秩序是家庭成员与结对干部主体间互动协作的旨归。家庭本身作为一个存在主体，不仅承接着外部资源的输入，还勾连着家庭成员间的行为协调和意义共享的过程。离家的个人并不是为了摆脱困境中家庭的束缚，而是为了在流动的社会空间中寻求家庭发展的机会；“家”始终是脱域村民空间和意义的定格点，家庭成员或“家”的整体性流动只是乡村家庭面对城市化发展所做出的被动反应。在此过程中，“家”成为结对帮扶发挥治理效能的落脚点，与脱域的个体一同重建家庭日常生活新秩序，不仅能消解在外个体的“后顾之忧”，且能预防家庭失序问题外溢为整体性的社会问题。
结对帮扶干部在下沉时，普遍面临帮扶家庭生活失序而导致的治理之困；保持持续性在场解决帮扶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安顿帮扶家庭的生活秩序，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重要使命。值得注意的是，结对治理模式需要涉及具体的人及其之间的私人关系，因为帮扶对象是具有发展需求的具体的生活主体，通过日常生活的秩序方能感知国家治理水平和政治德性。故而家庭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正是乡村治理的价值遵循；日常生活秩序并非乡村治理的社会背景，而是构成基层治理的动力与结构。如结对治理模式这般的生活化治理实践，通过柔性的权力技术实现了村庄日常生活与国家的有效衔接，从而维系了生活秩序的有序再生产。在实践中，“硬规则”与“软治理”相辅相成，“硬规则”凸显了治理过程的国家化，“软治理”则体现了治理机制的情感化和生活化。二者的有效结合，一则需要协调和利用制度性规则中所包含的生活治理资源，为失序的帮扶家庭提供粘合剂；二则需要在与帮扶家庭的持续互动中熟悉其家庭内部结构，并将制度性资源以柔性的方式嵌入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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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为媒：结对治理模式的生活化治理实践逻辑
对乡村家庭生活秩序的关照拓展了乡村治理的实践深度，其有效性主要依赖于制度与生活的统一。“家身”之完整、家庭伦理体验、家庭世代的延续等构成了农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共同凝聚为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秩序。以“家”为媒，不仅需要通过“家”来唤醒人们关照自身，更重在以“家”为媒介将情感的关怀与具体的制度实践相结合，才能让我们真正“回家”。结对治理模式作为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家庭日常生活进行持续互动的治理实践，通过超常规的治理逻辑与联结性的情感动力融入到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在“生活小事”中实现了对家庭秩序与“人心”的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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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与互嵌：“家”作为各要素的“行动场域”
随着国家与市场等外部力量从结构、功能与关系等方面推动乡村家庭模式的变革，家庭日常生活秩序也随之变化。随着家庭观念的弱化，村民逐渐从家庭绵延的价值链条中抽出身来，直接面对日常生活的压力，生活秩序的稳定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村民日常交往的价值实现逻辑。村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也包括村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建构的治理问题。生活化导向加强了乡村家庭与市场的关联，也导致了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撕裂与碰撞。情感动力从伦理秩序中解脱出来表现出敏感性、异质性与脆弱性，情感表达的自主性与不确定性使家庭冲突放大甚至面临家庭解体的风险。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可能外溢至社会成为公共治理问题，如乡村家庭伦理失序、疾病治疗、生育问题、教育问题等纷纷进入国家治理视野，从而遮蔽了乡村整体性的家庭日常生活危机。在乡村家庭日常生活遭到冲击的背景下，仅仅依赖乡村家庭自身的决策规范和交往逻辑可能加剧家庭生活秩序的异化，而国家制度嵌入乡村家庭则需要适配其日常生活发展需求，使国家权力能够自上而下真正触及乡村家庭从而规范生活秩序的重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场景中，乡村治理应超越科层治理与事本主义的逻辑，在问题导向下深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厘清家庭失序的根源。乡村家庭在发展转型期的不稳定性呼吁外部力量的回应和干预，且家庭也在微观层面为国家基层治理逻辑提供了可循路径，从而构成个人-家庭-国家的有机互动渠道。
“家”始终以生活空间或生活意义的形式隐藏于乡村社会之中，是乡村社会中各要素相互调和的重要载体，构成人们理解具体制度实践与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的媒介。“媒”即“谋也，谋合二姓者也”，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居中转圜之义。“媒介”还可重新界定为“容纳”人、技术、权力、资本、文化等不同要素的“行动场域”。它既非实证主义传播学或法兰克福学派之中性的“工具”，也不是一种先验的、制度性的要素，其意义在于为不同传播要素间的互嵌和转换提供丰富可能。“媒介化”则是不同要素在“媒介”这一“行动场域”之中彼此汇集、联结互动的行动过程。以“家”为媒，其本质并不在于物理性的生活空间，而是各要素围绕着“家”而彼此互嵌和转化。生活主体在这种人、技术、权力、资本互相嵌合的混杂场景中生活，并在其中发现自己、进行个人和公共的活动、建立各种私人和公共关系，产生经验、诠释、理解并找到意义。
自肖瑛提出将“家”作为一种方法开始，中国社会理论研究就开始逐渐踏上关注“家”之精神意义层面的“回家”征途。以“家”作为方法，就是透过“家”这面多棱镜来理解各种社会组织以及民情的构成和变迁轨迹，洞悉“家”建构社会的机制和效果。以“家”为媒，“家”不仅是联结个人与国家的媒介，还可成为家庭成员与外援性力量共同的实践场所与治理目标。郭建斌从“家”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出发，与彼得斯所谓的“交流的无奈”进行理论上的对话，发现作为“心安之所”的“家”与“传播”相结合获得了一个新的意义节点；作者期望放下无奈，达到内心的平静，让“家”成为规避“交流的无奈”的一个方面。当然，郭建斌是从精神和心理层面来谈“家”的意义生产，他并没有对因“家”的不完整性而产生的日常“交流的无奈”进行分析，“家”作为一个“心安之所”应该是一个动态实现过程，而不是先天赋予家庭成员的价值设定，它仍然需要与具体的制度结合才能落地和让我们“回家”。结对治理实践正是在为帮扶家庭维系“家”的完整性基础上重建属于他们的“心安之所”，也就是在这个能让家庭成员“放下”的意义空间里，帮扶家庭得以接纳和包容治理实践中的“他者特性”。“家”在此时成为帮扶家庭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媒介，也成为结对干部与帮扶家庭实现关系联结的媒介。以“家”为媒，拓展了乡村传播的研究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媒介技术中心主义，聚焦乡村治理实践中那些“交流的无奈”，以更细密柔和的方式实现了“身体在场”与情感联结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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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制度与生活：结对治理模式主体间的互动
在结对治理实践中，“制度-生活”分析视角为理解结对干部参与乡村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补充。从“制度-生活”视角分析，乡村社会中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可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正式制度的高体系化和高效运转，二是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之间的契合性，三是正式制度对生活领域的需求和民情的恰当甄别。在这些面向中，“家”始终是连接治理实践主体间的“行动场域”，家庭日常生活秩序的变迁则是检验民情反馈与制度生活化实践绩效的重要表现。基于此，本文将结对治理模式主体间的互动过程分为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制度化三个阶段。结对治理模式是一个动态化的制度实践过程，在正式制度被村民逐渐接受的过程中，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有效经验也作为治理资源助力治理目标的实现。
1.结对治理实践中制度的运行化
结对治理模式作为基层政府探索乡村治理模式的制度实践，在其进入乡土社会前便被赋予了合法性基础，这是制度得以实践和运行的前提。理论上，结对干部作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代理人，是韦伯笔下非人格、就事论事的“官员”；而村民则是在过日子的生命体验中成为民情的承载者和建构者，其经验大多来源于自身生活体验与人际传播的外来性信息的融合。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间的区隔导致部分村民对政策实践有抵触情绪，如在结对治理实践的早期阶段，面对结对干部事无巨细的家庭数据采集，一些村民表现出敷衍了事的应付态度。受环境的影响，部分帮扶对象意识到制度的实践需要自己配合才能完成时，他们很可能运用这种“弱者的武器”与结对干部进行博弈。结对干部作为与乡村社会保持诸多联系的生活主体，起初，他们在数据留痕的要求下需要划清其与帮扶对象之间的边界；但是在实践中，他们也难以对正式制度与生活经验进行完全理性的区隔。
2.结对治理实践中制度的生活化
结对治理模式与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称关系，结对治理模式的实践目标是实现帮扶家庭生活秩序的重建，但却被置入帮扶对象家庭生活所构成的环境之中。家庭日常生活秩序不仅是正式制度的改造对象，也是其实践环境与文化环境，是制度实践者必须要理解但又容易视而不见的“前见”。对此，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为理解结对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理论上的“差序格局”是建立在“礼制”之下的等级社会关系，但实践中的“差序格局”则表现为基于情感本体构建的具有伸缩能力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结对治理实践中，结对干部需要模糊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边界，并合乎情理地建立情感和利益共同体，以实现帮扶双方的目的。换言之，冰冷刚性的规则需要人情的温度才能抵达生活主体的家庭日常生活之中，并与之产生持续良性的互动。结对干部与帮扶对象还不熟识之时，帮扶对象通常将结对干部看成是“当官的”，以“官、民”二元类别来定义彼此的关系；与之相对，结对干部则通过称呼（爷爷、伯伯、阿姨等）与日常行为互动消解边界明显的“类”的划分。拟家化的称呼拉近了彼此言语上的距离，送米送油等赠与行为拉近了彼此心理上的距离；结对干部由此通过长期身体在场的治理实践建构起符合村民文化表达与情理逻辑的具象信任。结对治理实践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使生活主体产生情感认同与熟悉感，促使双方在制度与利益的驱动下建立情感联结；当制度以生活化的方式深入帮扶对象的家庭生活，使帮扶对象对制度产生人格化的认同与理解时，上进、热情、朴实的村民形象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3.家庭日常生活的制度化
结对干部作为联结基层政府组织与结对家庭的中介与纽带，也是调动政府组织资源与社会资源的重要载体，其突出优势在于促进制度生活化的实现。虽然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正式制度与帮扶家庭的日常生活之间可能会面临很多冲突，但结对干部与帮扶对象都不会在冲突中全盘拒绝制度或生活逻辑，而是依据情境有选择性地对二者进行接受或者再生产，达到互动下的总体平衡。这被学者称之为“内生性制度化”，即正式制度在实践时与治理主体以及治理对象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非正式实践”与“非正式制度”，并推动正式制度的修正与变革。结对干部具有将生活主体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治理经验进行制度化的能力，在结对干部与帮扶对象共同参与的互动实践过程中，制度与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如结对双方组建起熟人关系后，结对干部会利用下乡时间与帮扶对象“拉家常”，通过这种看似无用却十分走心的互动模式获知关于帮扶家庭的“生活小事”，结对治理模式正是在这样细腻的互动中达成了治理的深化和绩效的提升。
结对治理实践经历了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生活的制度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离不开对“家”的关照与建设，正是在“家”的场域中，国家的正式制度才有被生活化的可能，“家”构成了结对治理模式的场域性媒介与互动意义的源泉。据此，结对干部在落实党的政策的同时，也提升了基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效率，为乡村家庭生活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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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国家的正式制度与农民的家庭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对农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的关照与回应是治理转型的迫切要求。在结对治理实践过程中，制度资源与生活主体的需求相互渗透。一方面可以看到正式制度的变迁，并发现其与“内生性非正式制度”的适配路径与逻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农民作为生活主体的民情何以变动。如此，方可探究中国乡村治理转型的基本机制。结对治理模式作为基层政府生活化治理的具体实践，不仅为城乡间人才的柔性流动提供了参考，也为人们更好地理解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的互动提供了路径指引。乡村振兴是在巩固已有治理成果基础上的全面振兴，前期结对治理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结对关系与情感逻辑，对乡村长远发展仍有促进作用。
现代社会中，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的理想互动关系除了要求制度与生活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外，在制度的实践过程中，还应为日常生活经验提供一定的非正式运作空间。“家”作为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持续互动的治理场所与生活空间，构成了主体间进行资源互嵌的“行动场域”。以“家”为媒，不仅需要在乡村治理中把“家庭”找回来，更需要通过“家”把具体的“人”找回来。传播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家庭媒介技术的进步与使用对乡村变迁的影响，更需要考察“家”作为传播主体在连接个人与国家、城与乡、村庄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以“家”为媒，既要将其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并互动的舞台，还要通过“家”看到具体而鲜活的个人，看到舒茨笔下那个富有“至尊现实”意义的生活世界。正如詹姆斯·凯瑞所言：“眼下只有极富冒险精神、不知足的天性、不懈的勇气才能离开舒适而无趣的效果研究之村落，……我目前能做的是鼓励人们在另外的概念话语和文献中转一转，为这片无名之地标出疆域。”传播学关于媒介的研究应建立在发现“媒介”这一新的认知图谱上，深入“人如何在‘媒介’当中生活”这一过去研究鲜少涉及的无名之地，并使对媒介的讨论成为研究新的起点。
文章来源：《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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