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学这门“科学”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假想冲击，如今人们多有耳闻，那些传言有的满怀希冀，许多满腹狐疑，几乎全部神经兮兮。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以某种无用的明慎审度这个问题：从一方面说，是对的；从另一方面说，是错的；处理棘手问题你要三思而行。公众报刊上的文章把它当成学术前沿的最新消息加以戏剧化：“热”系和“冷”系；时间过时了吗？义愤填膺的传统主义者（似乎再无别的类型）著书称它意味着我们所知的政治史的终结，从而也是理性、自由、脚注和文明的终结。座谈会召开了，课程讲授了，讲座举行了，努力要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将是一场持久的争吵。但街头的喧嚷，要搞清它到底所涉何事相当艰难。
它可能涉及的诸事之一是“空间”和“时间”。好像有这样一些历史学家，他们的人类学教育到马林诺夫斯基即告结束，或从列维-斯特劳斯方始起步，他们认为无视或者敌视变迁的人类学家们展现出星散在有人烟世界的偏远角落的那些稳定社会的静态图景；也有这样一些人类学家，他们的历史观念略同于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他们认为历史学家所做的事，就是讲述关于西方文明不管哪段插曲的一环扣一环的告诫性故事：“真实的小说”（借用保罗·维尼［Paul Veyne］的说法），旨在让我们正视——或蔑视——事实。
这场争吵可能涉及的另一件事是“大”与“小”。历史学家们偏嗜思想和行动的恢宏视野，资本主义的兴起，罗马的衰落之类；人类学家则偏嗜研究界线明确的小共同体，特瓦人的世界（哪个？），阿洛人（谁？）等等；这种偏好导致历史学家攻讦人类学家细致入微的淫巧，沉湎于细枝末节而不知返，人类学家则攻讦历史学家是先验图式主义，不接触直接之物和纷繁复杂之物，像他们喜欢说的那样，触摸不到现实生活的“特有气氛”（他们认为自己感受到了）。壁画家和微图画家，他们要在方寸间的完美精品或大气魄的构图设计中，看到对方所见的东西，都有点困难。
它抑或还涉及高与低、死与生、写与说、特殊与一般、描写与解释、或艺术与科学。我们听人说，因人类学强调尘俗、平凡、日常，历史学受到了威胁，那种强调让它远离真正推动世界的力量——国王、思想家、意识形态、价格、阶级和革命，转向自下而上地迷恋鼓乐喧阗、嫁妆、屠猫、斗鸡和磨坊主的故事，它们只会推动读者，并把他们推向相对主义。据信对现存社会的研究导致“现在主义”（presentism），过去的快照如同年轻时的我们自己（“我们失去的世界”，“公共人的衰落”）；也导致误把同代人理解成祖先（荷马时代希腊的库拉交换，凡尔赛宫的礼仪王权）。人类学家抱怨说，历史学家对书面文献的依赖，让我们深受精英叙述和文字俗套之害。历史学家抱怨说，人类学家对口述证词的依赖，让我们深受发明出来的传统与记忆的脆弱之害。历史学家理当沉浸在“闻知独一之物的震颤”中，人类学家理当沉浸在体系构建的喜悦里；一个将行动着的个人淹没在表面事件的洪流中，另一个将个体性完全消融在集体存在的深层结构里。维尼说，社会学——他以此表示在人类生活中辨识恒常原理的任何努力——是八字还没一撇而且永远写不出那一撇的一门科学。列维-斯特劳斯说，历史学——他以此表示时序性地理解这种生活的任何尝试——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事业，只要一个人最终甩掉了它。
如果这就是争论真正关涉到的，那这种围绕西方形而上学主要二分法的方法论的辗转反覆，“存在"和“变化”的旧话重提，几乎不值一试。说什么历史学家是人类的回忆录作者，或者人类学家是社会本原的基本形式的探索者，这样的刻板印象大行其道已颇有时日了。每个说法的实例肯定是有的，但在这两个领域里，真实的活动（和真实的分野）在别的地方。让（比如说）米歇尔·福柯和劳伦斯·斯通，卡尔·休斯克和理查德·科布相疏离的东西，和让他们相联结的东西一样多；让（比如说）凯斯·托马斯和玛丽·道格拉斯，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埃里克·沃尔夫相联结的东西，和让他们相疏离的东西一样多。
至今仍是这两项事业的标志的疏远中心运动（什么时间都行，现在不行；什么地点都可，这里不可），亦即它们对近来日渐称之为“他者”（“The Other”，带着后现代主义的大写字母和后结构主义的提示引号［shudder quotes］）的关切，确保了它们之间有着某种选择性亲和。试图理解所处环境迥异于我们、闭锁在不同的物质状况下、受不同的雄心所驱使、被不同的关于生活何为的观念所支配的那些人，这提出了非常相近的问题，不管这些状况、雄心和观念是汉萨同盟的、所罗门群岛的、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或是桑切斯家的孩子们的。处理别处的一个世界，这别处是很久以前还是很远之外没什么两样。
不过，正如通常用来表达这种看法的那句口号——哈特利（L.P. Hartley）的“过去是另一个国度”——的不可反说（另一个国家决然不是过去）所表明的，这里的问题相当复杂；我们和法兰克人之间与我们和尼日利亚人之间（举例来说）的文化距离的等价性远非绝对的，特别是当现如今可能有个尼日利亚人就住在附近的时候。实际上，甚至此处的“我们”——正在寻求对“他者”的那种理解的“自我”——也不全然是一回事，我想正是这一点，既说明了为什么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对方的著作互有兴趣，也说明了追随那种兴趣时腾起的疑虑。“我们”所表示的意思，在向后看的人那里是有别于向侧看的人的，“他们”也是如此；这个问题，就算人们尽力兼顾两个方向（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也难见缓和。
主要区别在于，“我们”向后看时，“他者”对我们而言似乎是先祖的。它是以某种方式、不管多么飘忽地引致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的那种东西。但是当我们向侧看时，事情就不是这样了。中国的官僚制、实用主义或科学可以逼得我们想起自家那些；可它的确是另一个国度，哪怕荷马时代的希腊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这样，后者有通奸的神灵，有私人战争，有慷慨激昂的死亡，但它们主要提醒我们，我们的心灵是如何改变的。对历史学想象力来说，“我们”是一种文化系谱里的一个接合点，“这里”是遗产。对人类学想象力来说，“我们”是一部文化地名词典里的一个条目，“这里”是故乡。
这些至少一直都是专业理想，而且直到最近也比较接近现实。日渐侵蚀既是理想又是现实的它们，并激起无尽苦痛的，不止是思想的混乱、学科忠诚的淡薄或者学术的衰退。一般说来，“赶时髦”（“trendiness”）也没出很大的力气；它是学院的极端保守派可归之于任何事物的那种无所不包的罪恶，只要该事物向他们建议，他们可以想想不同于他们已经想过的想法的那些想法。侵蚀它们的，一直是学术生态的一种变化，它驱使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像许许多多迁徙的鹅一样进入彼此的领地：把法国留给一方，萨摩亚留给另一方的那种觅食区的自然分散陡然瓦解了。
如今这一点可以在方方面面见到：在西方历史学家对非西方历史的更多注意上，不仅是埃及、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历史，还有刚果、易洛魁人和马达加斯加的历史，以之为自主的发展，而不单是西方扩张中的插曲；在人类学对英国村庄、法国集市、俄国集体农场或美国中学，以及对所有这些国家的少数族群的关注上；在对作为权力表征的印度、印尼或北非的殖民地建筑风格的演变的研究上；在对加勒比海、喜马拉雅山、斯里兰卡或夏威夷群岛中的一种或多种历史意识的建构的分析上。美国人类学家书写斐济战争史，英国历史学家书写罗马帝王崇拜的民族志。像这样命名的书似乎再正常不过了：《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作者是历史学家）、《历史之岛》（作者是人类学家）、《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作者是人类学家），或者《原始的叛乱》（作者是历史学家）。名唤《知识人类学》（Anthropologie der Erkenntnis）的一部书亦然，它的主题是西方科学的知识演化。每个人好像都在留心其他所有人的工作。
Anthropologie der Erkenntnis
像往常一样，兴趣方向上的这种转移在实践上收效若何，这可以通过审视一下实际进行的一些工作——真实的鹅，现实地就食——来更可靠地把握。在人文科学中，根据一般立场和提取出来的原则展开的方法论探讨，基本上是白费功夫。少数可能的例外或可不论（也许是涂尔干，也许是科林伍德），这等探讨多半引向内部争吵：做事的恰当方式是什么，如果因为顽固不化或愚昧无知，事情没有那样去做，随之会有些什么可怕后果（“相对主义”，“化约论”，“实证主义”，“虚无主义”）。历史学和人类学中有些重要的方法论著作，比如，《国王的两个身体》、《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科学革命的结构》、《西普韦布洛人的社会组织》、《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或是《象征之林》等，往往同时是重要的经验研究著作，这或许是最能联通这两个领域、跨越它们目标和主题的任何分歧的较深层特征之一。
因此我将举规模适中的两组研究作为我的恰当例证。第一组是范围便于圈划的小群社会史家的研究，他们跟人类学观念、人类学材料打交道，发现自己在折磨那门学科的黑暗中越陷越深。第二组是为数更多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他们创作了未定争议缠身的一系列非常规著作，察觉到一种共同兴趣，那是他们以前不知道他们具有的。前一组我将称之为“墨尔本集团”，主要是因为它的倡导者来自墨尔本并形成一个团体，它提供了介于人类学化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化的人类学之间的连续统的一个漂亮的范例序列。另一组研究，我将称之为“国家的象征建构”，因为那就是它的争辩者正在为之争辩的，它提供了当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明确地企图就对双方而言都很传统的一个论题协调行动时，所发生之事的一个轮廓分明的实例。这些不过是目前在后视/侧视型研究中正在进行的事例而已，挂一漏万，随意择取，就此而言是图示化的。然而对于所展示的前景，所遭遇的困境，和已在握的成就，它们确实有所彰显。
我将要话及的墨尔本集团的成员（显然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的工作我不了解）是里斯·艾萨克（Rhys Isaac），他所著《弗吉尼亚的转型》是对通向独立革命的殖民地文化变迁的研究；因加·克兰狄能（Inga Clendinnen），她的《矛盾的征服》是对16世纪中叶尤卡坦半岛上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生活形式相遭遇的分析；还有格雷格·德宁（Greg Dening），他的《海岛和沙滩》试图追溯18世纪70年代后在西方侵入的冲击下马克萨斯社会的败落。三个地方，三个时代，一个问题：世界上既定的各种生存方式被打破了平衡。
这个范式（如果它是范式的话）在艾萨克的书里最为一目了然，因为他把他的作品划分成几乎均等的两半，一半是静态的，一半是动态的。前一半名叫“传统生活方式”，以一种共时性的快照的方式，展现了直到1750年或1760年左右种植者占主导的文化的略图；那种社会秩序，并不是说没有内在张力或内生的变迁方向，而是本质上平衡和谐。后一半名叫“变动和事件”，描述了这一稳定秩序的瓦解，它那简单的等级制容不下的成分——特别是基督新教和（接近1776年时的）美国民族主义——摧毁了它。因而那是沿着种种裂隙分崩离析的一个社会世界（种植者生活，以及跟它般配的一切：村屋，赛马，开庭日，家长奴隶制，盛装舞会，集会场）的图像；导致那些裂隙的，是“一脸严肃的［北方］传道士”，即自称“新光”的长老会教徒之流，他们在煽惑老百姓，还有“结党闹事的［南方］共和主义者”，即帕特里克·亨利之流，他们在对精英高谈阔论：“大人物们建起了高级砖结构的法院大楼和教堂，当做他们企图施加的统治及合法化那一统治的神性之象征……在这个体系明显巩固的半个世纪内，它被推翻了。”
不协调的“历史力量”，砸碎了水晶般的“文化模式”，先共识后殊途的这幅图景，让人有可能采取一种直截了当的方法，从系谱中整理出地名词典，以此为框架确立一个遥远社会与我们自身社会的关系。先有的共识在先那部分运转，建构起社会世界图像；后有的殊途在后一部分运转，说明了那幅图像的转瞬即逝。人类学得到画面，历史学得到戏剧；人类学得到形式，历史学得到原因。
至少部分出于同样的冲动，即区分肇因于观念差异的事件和肇因于事件的观念差异这种渴望，克兰狄能也把她的书分为几乎均等的、辩证的两半。但就她的情况说，这一划分不是在被推动者和推动者之间，而是在两种人民之间，一种是离乡万里的文化侦察队，一种是稳处原地的文化堡垒，他们难解难分地陷在一场双方都不能真正理解的遭遇中。
因而她的书的两部分只是简单地命名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也同样地把历史叙事分配给其中一半，民族志描写分配给另一半，虽然不那么彻底。不过这里的顺序颠倒了；戏剧出现在画面之前，瓦解出现在被瓦解者之前。在“西班牙人”那第一部分，历史行动者——“探险家”、“征服者”、“殖民者”、“传教士”——被展示出来，他们的开发事迹和掠夺劣迹被逐年胪陈，就像他们中间的冲突，他们的事业所经历的危机，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精神世界，以及最终结果即西班牙权力的巩固一样。在“印第安人”那第二部分，玛雅社会以及让它元气淋漓的钟爱之道——恬淡寡欲，宇宙学，人祭——的一幅图像，就从公认脆弱零碎的土著记录中精致地重建起来。
因此这部书不得不讲述的故事（或不得不呈现的图画），就不是这一种：一个意合神契的社会秩序，当一群桀骜不驯的人带着执意作对的观念闯入它的公共舞台时，被搅得混乱不堪；而是闯入者和被闯入者之间深刻的文化间断这种故事，当他们关系加强的时候，这间断只是变得更深刻了。熟悉酿成了不理解：对于西班牙人——他们满脑子都是“以为他们有权占有世界的那种离奇的欧洲信念”——来说，他们越走近玛雅人，玛雅人就显得越来越不可接近；对玛雅人——他们是“西班牙人世界构造中的客体和牺牲”——来说，他们越是坚守不渝，西班牙人就显得越来越不可同化。一切都以恐怖而血淋淋的“镜厅”告终，那些“镜子”是教士的鞭笞和民间的酷刑：[这是]“困扰着人们的不幸混乱的产物，此时他们不懂他人的言语，发现把他人当成熟悉的怪物比承认他们有所不同来得轻松些。”一出人类学的悲剧，有着历史学的情节。
德宁也把他的书一分为二，将历史学家所称的故事放在一部分，人类学家所称的分析放在另一部分。不过他可以说是一节一节地（lengthwise）这么做的。对关于欧洲人—马克萨斯人交锋的160年间此一阶段或彼一阶段的每一实质性章节（“船和人”、“海滩流浪汉”、“教士和先知”、“船长和国王”），他要附上主题导向的插入章节，称之为“反思”（“论模式和隐喻”、“论过渡仪式”、“论边界”、“论宗教变革”、“论支配”、“论文明化”），它提出了差不多是有系统的一连串观念，来解释刚刚讲述过的事情。这里的文本运动，与其说是像艾萨克书中那样，是在过去什么样子和发生了什么事之间，或者像克兰狄能书中那样，是在不可共量的感性之间，不如说是在使这类问题——文化变异和文化误接（misconnection）——大体可以理解的可选文体之间。尽管德宁以历史学家始以历史学家终，在这途中他却拿了个人类学博士学位，他从事着对这两个领域来说都有点怪异的一项事业：如他所言，书写“关于一片静默之地的话语”。
它是静默的，因为它不像弗吉尼亚的种植者们，他们观念的回声存留至今，即便只是作为社会权利要求和祖先想象；也不像玛雅印第安人，他们文明的断片依旧是深藏在现代墨西哥人的西班牙个性之下的民间传统；马克萨斯人作为马克萨斯人，简直再也不会有了：“在他们有时间或下决心对已变的环境做出什么文化调适之前……死神[把他们]带走了。”当然还有人住在马克萨斯群岛，至少有些是船长、教士和沙滩流浪者们到来之前生活在这里的那些人的体质后裔，然而他们是“流离失所的”，他们的历史是断裂的，他们本人被转变成泛化、模糊的“太平洋岛民”：
每个人的过去都已死灭，［欧洲人的和马克萨斯人的］同归于尽。事件只发生一次。行动一做完即杳无痕迹。唯有过去的历史还有些耐久，凭借这种种方式，意识被保存于书写或记忆或每一社会行为的各种推定中。但是对［马克萨斯人］来说，甚至他们的历史都已死灭。留给他们的全部历史……将他们与侵入他们的土地造成他们灭亡的那些人拴在一起。事件、行动、制度和角色通过转译成语词而变成历史。就［马克萨斯人］的情况说，描述这片土地的语词都是欧洲人的。即便［马克萨斯人］有些自己的语词，触及他们的生活，在传说甚至词典中被收集起来，它们也逃不脱这一根本现实。幸存下来的传说或系谱，无一不是在［欧洲人］侵入多年以后才收集的。它们属于记录它们的时代。
迟来的收集者，巧取豪夺的记录者，这些人现在是“原始派艺术家”，那时他们主要是人类学家，虽然有少量作家也参与了，比如那位豪爽的海滨流浪汉赫尔曼·梅尔维尔。此地经典的民族志学者，如卡尔·冯·史泰南，汉迪（E.S.C. Handy），拉尔夫·林顿等，全是在西方水手、商人、传教士和浪荡子做完他们的文明化或去文明化工作之后良久，方才抵达群岛上的；关于彼时（illo tempore）即“民族志现时”的马克萨斯社会，我们正是从那些学者处获知了我们所知的大多数东西（汉迪的《马克萨斯群岛的土著文化》一书，到1923年才出版，它是“已经建构起来的几乎每个[马克萨斯本土社会]模型”赖以建立的基础）。结果“马克萨斯文化”变成了一种西方现实，不再是马克萨斯现实。
从前［马克萨斯人的］传说，他们的系谱，他们活文化的连续性，总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过去，告诉他们他们的世界该是什么样子。他们甚至连这些都被剥夺了。如同他们的物质制品一样，他们的风俗习惯被转化成了［欧洲的］文化制品。他们的活文化死了，又被当成牵涉像食人或一妻多夫制这类物事的一件古董和一个问题，起死回生了……［他们的］一切语词、意识和知识，都被抽离了这个群岛，不是被投入到为［马克萨斯人的］连续性和认同服务当中去，而是为外来者的消遣、教育和陶冶服务。［马克萨斯人的］生活不再是他们自我支持的话语（与弗吉尼亚人和玛雅人的话语不同，这当然完全是不成文的）的一部分，反而变成［欧洲人］话语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一步步前行了（逻辑上，不是时序上——德宁的书是三本书里最早的，克兰狄能的是最新的）：从人类学是历史作用其上的事态，经人类学是历史踉跄穿过的密林，到人类学是历史葬身其中的坟茔。
合而言之，这三部著作表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不是把两个学术领域融合成一件新的了不起的什么东西，而是要在一门特殊学问即文本策略的限度内，通过操纵它们的关系，互相从对方的角度来重新界定它们。有人认为，将事物归类为被推动者和推动者，害人者和受害者，或是所发生的事和我们对所发生之事所能说的话，这么做说到底不会真的妥善。这样的看法简直不得要领。说到底，没有什么会真的妥善，不相信这一点只会招来妖怪。正是在诸如此类的努力中，在采用了其他节奏和其他区分的其他努力中，我们才会发现，除了争论和模仿之外这种工作势必提供的东西（我猜尤其是对这两个领域的批评）。
关于活动中的历史学—人类学关系，我要讲的第二类例子是极为不同的一种——不是各式话语风格之间的蓄意拼合，而是它们向一个共同关切点的无意的、几乎是意外的会聚：权力之中的意义卷入。至迟从布克哈特称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是一件“艺术品”，坎托诺维奇开始谈论“中世纪政治神学”，或者白哲特指明英国是被“一个老寡妇和一个无业青年”统治着那个时代起，历史学家就已变得对象征形式在国家发展和运转——构建，如果你愿意——中的作用越来越感兴趣。至迟从弗雷泽开始谈论王室的祭品宰杀，埃利亚德谈到神圣中心，或者埃文思-普里查德谈到上尼罗河的神圣国王那个时代起，人类学家也已变成这样。除了不时地零星提及之外，这两股兴趣差不多是独立发展的，一直到最近，它们因某种力量的作用，才开始有所交汇。结果恰如人们会预料的那样：成果爆发，问题大爆发。
成果的爆发在两边都很显著。一位古典历史学家写过罗马皇帝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市镇的庆典，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写过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大庆。还有种种研究：关于君士坦丁加冕的意义，关于罗马的帝王葬礼，关于“法国王室礼仪中统治者地位的模式”，关于“近代早期教皇们的仪式”；也有人在名叫《女王的两个身体》一书中，把坎托诺维奇提前到伊丽莎白时代。
在另一边即人类学方面，我本人写过爪哇和巴厘的“剧场国家”，所以是知情或半知情的共谋者，这里有对马达加斯加王室沐浴的研究，有论“喝醉的国王或国家的起源"（Le roi ivre, ou l'origine de l'Etat）的一部书，也有论“［当代］英国王室的仪式脉络”的另一部书，在那里面，戴安娜王妃、伊丽莎白的手提包（“也许是最动人的皇家饰品”、猎狐和卡塔尔埃米尔全都现身了，此外还有关于乍得、尼泊尔、马来西亚和夏威夷的君权表演的更中规中矩的民族志。王室婚嫁、王室丧事、王室陵寝和王位继承等纷纷受到以往留给亲属关系术语的那种注意，就像弑君、废黜和或许适合于王室乱伦的任何技术用语为人瞩目一样。一篇新出的很不全面的书目评论，单单过去十年就列举了五十多个篇名，从“非洲的皇太后”至“客王”（the stranger king），斐济人中间的“杜梅泽尔“；“象征支配"（symbolic domination）已经变成标准的专门术语和咒语，纵然谁都不能完全确定它到底表示什么意思。
这两条思想路线互相意识到对方时，它们就有了交互影响，问题的爆发正是来自于此。实质上这种影响多数停留在引证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提到中非的民族志学者，东南亚的民族志学者提到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历史学家。但是近来出现了某些更密切的结合，采取的是专题论文集的形式，其中收罗了两种类型的研究，并让它们互校得失以便促进某种更普遍的综观。属于最优秀之列的有两部论文集，一部是《权力仪式：中古以来的象征、礼制和政治》，几年前出自普林斯顿大学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一部是《皇家仪典：传统社会的权力与礼仪》，去年出自英国的“过去与现在”团体。在这两部书里，与进展联翩而至的问题既历历在目又未得解决。
这当中最棘手也最根本的问题不过是：象征机器（symbolic apparatus）到底有多重要？国家权力凭借它形成和呈现自身，我们习惯于说它是国家权力的装饰品，就好像它完全是俗艳玩意，装装门面而已。只要从事这类研究工作，就需要抛弃看待这个问题的“障眼法”（smoke and blue mirrors）观点，以及与之相随的较为素朴的化约论——军事的，经济的，结构的，生物的化约论“权力的符号与其实质不是那么容易拆开的。“奥兹国的魔法师”或“教皇有几个师”固属不妥，对欺蒙诈骗的把戏喃喃抱怨亦然。但是这些王室的沐浴和贵族的矬牙，威严的雕像和帝王的巡游，或者就此而论，电视峰会和国会弹劾听证会，它们的效果究竟是什么，有多重要？与此相关的问题依然存在，甚且益形尖锐。那些效果是如何获得的？如何得不到？壮观景象具有何种力量？
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tz）在为普林斯顿那册书所撰的导言里，特别强调这个问题牵涉“任何学术事业中象征解释的……局限……理解（verstehen）的限度”：
假如……所有政治秩序都被种种主导性虚构所支配［正如人类学家声称的那样］，那么试图找到历史修辞和历史现实在哪儿分道还有什么意义呢？象征历史学家甚至还能谈到客观“现实”吗，除了在它被研究对象感知到从而转化成又一种虚构的时候以外？一旦我们将政治的故弄玄虚尊之为不可避免而且本身值得研究——一旦我们们放弃对“虚假意识”根源的粗陋简慢的解释，吹嘘对知觉和经验的研究——还有什么令人信服的途径，可以把它们跟任何等级秩序的社会和物质特征联系起来，而不陷入这种那种形式的机械论的功能主义呢？有些历史学家［他举了汤普森，吉诺维斯，和吉尔伯特］坚持认为，创建这种联系仍然有可能甚至绝对必要；他们警告不尊重历史脉络的一种“人类学化的”观念论的兴起，在这当中，风雅描写的新拜物教代替了社会学抽象和滞拙白话的旧拜物教。另一些人［他举了娜塔莉·戴维斯，卡罗·金斯伯格和伯纳德·科恩］回应说，这种担忧虽不无理由，却无需阻碍对知觉和政治文化以受到人类学家洞见影响的那些方式进行历史研究。
风雅描写和滞拙白话且搁在一边，它们无疑是可怕的罪行；普遍的焦虑确实困扰着这类研究工作：如果意义被考虑得太多，现实往往会消失（“意义”表示纯粹观念，“现实”表示军火和笞刑）。想弄清事物是怎样拼成一个整体的这种人类学渴望，与想弄清它们是怎样造成的那种历史学渴望格格不入，19世纪的老套侮辱之词，“观念论者！”“经验论者！”之类，动不动就被抬出来，绕着跑道又炫示了一圈。“全然非神秘化的世界是全然非政治化的世界，”一位人类学家撰稿人觉得受到召唤，这么公开宣告说，仿佛那是某种启示；“权力终究是超乎形象操纵的某种东西”，一位历史学家撰稿人受到驱策，向我们保证说，仿佛周围竟有人不这么认为。
这个问题，即我们怎样才能将权力的表达和权力的实况带入某种可理解的关系之中，继续以更加内在分裂的一些方式，折磨着“过去与现在”丛书中的讨论。
大卫·康纳汀（David Caimadine）以似乎要用每一段话来改变方向的一篇文章导引全书，他认为这个问题起因于两种情况的结合：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双方普遍承认，“权力作为一个狭窄、孤立和审慎［原文如此］的范畴，整个概念［是］不合宜的……显赫和壮观不过是粉饰门面的这种观念……也考虑欠妥”，然而不管哪个领域都缺乏更恰当的什么概念。“如果常规的权力概念看似不孚人意，拿什么（要是有的话）来取代它可能好一点呢？”他说（他的撰稿人也多半附和他），我们需要问这样一些问题：“典礼引人注目究竟是为什么？”“［这种典礼］实际上赖以构建而成的基础材料是什么？”“仪式是将有关天上的等级制的信仰体系转化成了关于地上等级制的事实陈述呢……还是将有关地上权力的事实陈述转化成了关于天上权力的信仰陈述？”“为什么……有的社会似乎比别的社会需要更多的仪式？"“盛典在被疏离者或被剥夺者眼里是怎么显现的？”“王权的倾覆和仪式的倾覆之间有什么关联？”“为什么有些庆典扎下根来、‘行之有效’，有些则逐渐衰歇、终至湮灭？”
问题可能更在于太过简单的意义概念而非太过狭窄的权力概念，亦即在于一种哲学错误而非定义错误：除此以外，上面这些其实是符号人类学家和制度历史学家这个古怪组合埋怨过的那类问题。如果在陌生海域航行没有引发强烈得让人不敢动弹的落水恐惧的话，那其中有些问题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回答了，不过要重新措词好让它们别那么拙直。
无疑地，它们似乎有可能被继续追问下去。最近有本讲“仪式、政治和权力”的书，是位人类学家写的，但是目前它同样可能是某位历史学家写的；除了别的事情，它还探讨了里根对比特堡的访问，英迪拉·甘地的葬礼，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军备控制会议，阿兹特克国家的食人仪式，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20世纪40年代三K党徒的游行，当代恐怖主义集团的活动，17世纪法国和英格兰国王的“治病”仪式，莫斯科的五一大游行。原来看上去像个可爱小问题的，如今看上去像个可爱小杂烩——当人文科学里花样最多的两项事业无论多么机会主义也无论多么心神不宁地比肩合力时，这大概就是人们早该料到的。
近期人类学家感兴趣的不仅是过去（我们一直对它感兴趣），而是历史学家弄清其当下含义的那种方式；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不仅是文化异域性（希罗多德已然），而是人类学家把它拉近的那种方式；这潮涌而来的兴趣并非纯为时尚，它会比它所催生的热情、它所诱发的恐惧和它所制造的混乱存活更久。它健在时会走到哪里，这确实难料。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会走得远远超过它已到之处，以至于不是这两个领域合成某种新的第三种事物，就是其中之一吞吃另一个。真是那样的话，两边都有的涉及正统学术性格（通常被无力地指称为“严谨”）的散失的忡忡忧心，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防御性争辩，可说是用错地方了。特别说来，历史学方面担心跟人类学家相过从会引起精神失落；这种担心之所以看似更为严重，或许是因为历史学那边名角更多吧，但考虑到两个领域规模差距悬殊，更毋庸说它们的文化分量，它未免滑稽可笑。任何结合，不管是作为话语的杂糅还是作为注意点的趋同，都必定是象兔混焖（“取一头象，一只兔……”），对此大象无须多虑它的味道出不来。至于兔子嘛，它习惯这样的安排了。
一种研究工作，有着如我已评论过的那种原创性、影响力和健全的颠覆性，还有着我没评论过的从两个领域的各部分绵延到另一方的各部分的辽阔天地，如果它要兴旺发达的话（完成如此这般的一篇讨论，没提及年鉴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塞讷卡人的生与死》，菲利普·阿里埃斯，有点儿算壮举了），那么对实践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制度的状况——它就是在这些状况下进行着——保持更敏锐的感受力，大概看来很有必要。这两个学术传统，一个博大，德高望重，文化上稳居中心，与西方建构其集体认同的努力息息相关，另一个渺小得多，年轻得多，文化上边缘得多，与西方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努力息息相关；它们的汇合，不论串通与否，都有其自身的结构。最终，进步也许正在于对“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个成双构件中的“与”字的更深理解上。照管好连接词，名词会照管好它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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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Richard Bourk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Quentin Skinner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int publication year: 2022
Online ISBN: 9781009231053
Introduction
1 Law and History, History and Law
michael lobban
2 History, Law and the Rediscovery of Social Theory
samuel moyn
3 The Uses of History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ennifer pitts
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Case of Refugees
mira siegelberg
5 The Delphi Syndrome: Using Histor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tathis n. k alyvas and daniel fedorowycz
6 Power in Narrative and Narratives of Power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hazem k andil
7 History and Normativity in Political Theory: The Case of Rawls
richard bourke
8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Uses of History
quentin skinner
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
susan james
10 When Reason Does Not See You: Feminism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hannah dawson
11 On (Lost and Found) Analytical Hist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r a k atznelson
12 Making History: Poetry and Prosopopoeia
cathy shr ank
13 Reloading the British Romantic Canon: The Historical Editing of Literary Texts
pamela clemit
14 Economics and History: Analysing Serfdom
sheilagh ogilvie
15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Paul Krugman and the Twenty-First-Century Crisis of American Democracy
adam tooze
16 Anthropology and the Turn to History
joel isaac
Index
本文原载《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甘会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3-124页，特此致谢！
来源：天健文史社
转自：“书斋里外”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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