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李包庚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度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本身“双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即“两个和解”）理论。实现“两个和解”，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生态正义出场的理论依据。近数十年来，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掠夺生态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污染、极力推卸应负的生态治理责任，以至于酿成全球性生态危机。如何重塑全球生态正义、实现“两个和解”是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重塑全球生态价值观、全球生态利益观和全球生态责任观，为实现全球生态正义与“两个和解”目标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关键词：“两个和解” 生态危机 生态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正义
作者简介：李包庚（1970-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浙江宁波 315211）。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自然资源日益遭到毫无节制的开发，导致森林资源锐减、物种加速灭绝、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等生态环境危机，给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而有关国际组织在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追诉与分摊国际环境保护责任时却遇到重重阻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面临重大挑战。中国呼吁世界各国从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反思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重构全球生态正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重大命题，强调“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为加强全球生态治理、重构全球生态正义、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了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实践方案。
一、“两个和解”——生态正义的理论基础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人类社会的价值基础。正义是相对于非正义而言的，“任何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辩护”。生态正义也是如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生态正义是从生态维度对人类实践活动、交往方式的合理性与合目的性进行评估的价值判断，是人类在围绕自然生态资源的实践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关系。作为人类在生态领域的价值遵循，生态正义的核心主张是让各方公平地分享生态权益，合理地分担生态责任。
1.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深入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去考察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人本身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马克思的理论视界中，人类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因而自然界与人类在根源上具有同一性，“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恩格斯也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马克思认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第二，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具有先在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基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开展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第三，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也是人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的肉体生存和劳动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都是从自然界获得的，在这个“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变的过程中，劳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劳动是造成人与自然分化与结合的根本原因，人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即“人的无机身体”而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2.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生态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双重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界放在与之紧密联系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来考察，从劳动这个核心概念入手，深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问题。“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是社会财富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异化”。这种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导致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必然引发自然与生态环境危机。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包括自然资源）是私人占有的，这就决定了生产（包括开掘自然资源）是资本家私人的事。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与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会加剧社会贫富分化，这既是工人阶级遭受严重剥削的结果，也是“人类自身矛盾”加剧的外化，最终引起社会危机与社会革命；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生态资源遭到无止境的过度开掘与破坏，造成自然生态环境毁坏。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产生大量污染大、毒性强、难降解的生产废物和生活垃圾，最终造成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后酿成生态危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一方面使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最终引发人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相异化，出现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导致自然界日益腐败。马克思恩格斯深度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双重矛盾”，强调“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带来人口爆炸、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等世界难题，引起生态危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无异于一场对自然的战争。
而且，不管科技如何进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发生革命性变化，那么人与自然之间、人类本身的“双重矛盾”是无解的。资本扩张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人与自然之间、人类本身矛盾的总根源，资本扩张的“生态悖论”使得生态恶化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生缺陷。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类本身的“双重矛盾”的希望寄托于新的社会制度。
3.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理论的核心要义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和解”的理论，作为解决“双重矛盾”的方案。1844年2月，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经济学家“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这是“两个和解”核心命题的最初表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阐发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时指出，人与自然的双重矛盾根源在于“劳动异化”，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因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的实质是要缓和或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通过科学、合理地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共存共生与可持续发展。而“人类本身的和解”旨在通过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来消除“劳动异化”现象，也就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和解”过程与“人类本身的和解”过程，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是“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把“人类本身的和解”置于人类所处的各种现实境况中来进行具体考察，特别是放在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中去分析把握。这是因为“人类本身的和解”根本无法脱离自然界而独立存在，只有人类与自然实现和解了，人类本身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和解。“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另一方面，“人类本身的和解”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的社会条件。“人类本身的和解”取决于所处的现实社会制度，而现实的社会制度会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状况。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因此，如果无法解决好人类本身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好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那么，如何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呢？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社会制度层面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认为只有通过人和人结成的“共同体”对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和结果予以必要控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和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强调，人类只有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自然界才不再作为人类异己的对象和力量而存在，人类才将“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界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问题的总根源，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从而实现生态正义。问题是，当前“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依然占优势地位，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并存”的情况下，实现“两个和解”尚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在对生态资源的占有、生态治理责任的承担方面必然存在不均衡性与不公平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必然会存在矛盾与冲突。因此，如何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重塑全球生态正义，就成为当前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二、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生态非正义性及其危害
生态正义是与生态非正义相对的。所谓生态非正义，是指人类与自然之间、人类不同族群（国家）之间在生态资源分配与占有、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不合理、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当前生态非正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无节制的生产与消费造成生态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对自然持敬畏、尊崇的态度，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普遍遵循“够用就好”的原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受资本不断增殖的本性驱使，资本家们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拓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试图实现资本的持续增殖。如果不增殖，资本就会消亡。特别是在科技进步的刺激下，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进而刺激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因此，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方面，“越多越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崇尚的原则，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首要目的，资本恨不得“将自然界的一切都蜕变为经济价值”。在科技进步的推波助澜下，资本家日益滋生了“统治与征服自然的自大症”“急功近利的短视症”和“自然资源无限性和增长无极限性的虚妄症”，不断地驱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疯狂地进行生产，“最终导致现代人类的生存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因此，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大资本家集团利用资本和科技的先发优势，通过商品输出、对外投资、知识产权控制等途径，进行全球剥削。一方面，发达国家把能耗高、劳动密集、科技含量低、污染性强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把这些国家变成源源不断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生产国”，而自己则变成高高在上坐享其成的“消费国”。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消费领域的世界性扩张，逐步演变成“资源掠夺—过度生产—异化消费—生态破坏”的恶性发展模式，打破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新陈代谢的平衡，造成生态与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导致难以修复的生态断裂。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
现代工业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造成环境退化日益加剧。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垃圾占全球总量的95%，给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危害，陷入工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的两难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方国家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尽量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但作用微乎其微；二是将大部分的工业污染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这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处理方式。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发达国家碳排放就达到了峰值，开始把大量未经处理的有毒有害垃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将落后国家和地区当作处理有害污染物的“垃圾场”。但是，垃圾出口只能解决发达国家的固态垃圾问题，废水、废气等液态、气态污染物无法转嫁给别国。为了解决这些环境污染物，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或跨国公司经营等途径，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环境污染转移，使得生态危机跨越时空界限在全球蔓延。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气候合作等名义对其他国家的减排工作指手画脚，不仅把碳排放、气候变暖等问题转嫁给人口多、工业与基建多的发展中国家，还企图利用“碳排放”为工具收割财富，大肆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获取超额利润。西方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5％，却消耗了世界80％的能源，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却消耗了全世界34％的资源，人均消耗能源及产生的废物是发展中国家的500倍和150倍。事实证明：在现有的“消费国-生产国”框架下，生态危机的梯度转嫁并不能有效治理全球性生态危机，反而会加剧恶化趋势，乃至危害整个生物圈。而生态危机转嫁的背后，正是资本逻辑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一贯作法，把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3.发达国家极力推卸应负的生态治理责任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态掠夺和污染转移，将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幸福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痛苦之上，但是在生态治理方面却采取消极回避的“鸵鸟政策”。比如，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什拒绝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2001年小布什总统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义务”为由，直接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特朗普总统悍然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造成美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大国责任缺位，导致全球生态治理的集体努力受到严重影响。
最大限度追逐自身增殖的资本逻辑，是生态非正义的根源。美国学者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变换使用市场交易手段，竭尽全力诱使土地（代指自然界）和劳动力资本化、纳入交易体系，受这一内在逻辑刺激，资本主义越来越深陷到与自然对立、对环境战争的泥淖”。显然，资本这个“魔法师”已经“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所以将生态危机“转嫁”给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撇清生态环境恶化同自身的关系。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曾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目前，美国仍是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固体废弃物出口国和人均塑料消费大国。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前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尖锐地批判道：“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妄图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承担生态危机的恶果，自身却不肯承担减排的历史责任与现实义务。难怪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惊叹道，“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与此同时，绿色运动、环保运动已成为西方国家一支新兴政治力量，政客们扯起“拯救地球”的大旗，利用气候环境话题煽动民粹主义，把“气候”“环境”设计成打压政敌或其他国家的工具。
三、西方生态治理诸方案之局限性
随着人类与自然关系不断恶化，人们开始反思生态危机的根源，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提出种种生态治理的方案，但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1.生态中心主义的治理方案陷入反人道主义的窘境
生态中心主义以“自然权利论”和“自然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其核心主张是要求颠覆传统人际伦理关系，将道德关怀的范围由人类社会扩展至非人类社会，将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伦理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层面。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与地球上的每一个存在物一样，都是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并没有任何优先特权，不能将人类自身的价值凌驾于自然之上。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
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生态治理方案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科技运用和经济增长，“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最终走向了反对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的迷途。他们提出“保护自然”，要避免人类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行为。这一做法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人类实践活动未涉足的“自在自然”（“荒野”），使人回归到自然的生存状态，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构，限制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总之，生态中心论将保护自然与文明进步对立起来，认为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张树立“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
生态中心主义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它主张人类与其他存在物在生态圈中具有同等的地位，把人从“万物之灵”贬低为消极被动服从自然规律的一般动物，实际上是反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第二，它把生态问题简单归结为人类如何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价值观问题，没有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逻辑统摄的生产方式，因而主张变革生态价值观、个人生活方式，通过分散化、小规模“生物区域”或无政府主义“生态社区自治”等途径，来解决生态危机，从根本上看是行不通的。
2.人类中心主义的治理方案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认为，自然是一个没有理智、没有生命、由单个个体机械组成的客体，而不是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或者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因而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中心论者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是围绕人类这个中心而展开的，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单归结为利用与被利用、控制与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
人类中心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有三：一是人口增长过快导致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不仅危及我们自身物种的生存，而且会让整个生物圈走向灭绝”。二是现代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农药、塑料、洗涤剂等化合物的使用使脆弱的生态环境陷入危机，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的排放加剧了城市的空气污染。三是将自然资源看成是取之不尽的。人类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将其当作满足人类无限度的欲望的工具和手段，必然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首先要控制人口的增长，从而减少因人口爆炸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次要摒弃现代技术的缺陷，通过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来预防和解决生态问题；最后是实行自然资源市场化，认为有偿的自然资源能够有效避免自然资源的滥用。
然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治理方案也存在明显缺陷：第一，人口爆炸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全球性生态危机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第二，人类中心主义者既把现代技术的大规模使用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又将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寄托于技术进步上，没有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技术原则与生态原则的不兼容性；第三，将自然资源市场化，其实也是缘木求鱼，因为这种方案“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而且忽视了空气等资源是无法用市场价格来衡量的这一基本事实。
3.技术中心主义的治理方案夸大了技术“治愈”生态危机的作用
绿色资本主义认为，在环境问题上存在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程度逐渐严重，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冲突会自动缓解。然而，环境质量的改善会自动发生吗？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技术既是加速耗费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系统的“元凶”，也是人逐渐沦为机器的附庸的“帮凶”。科技创新确实能够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但在利润裹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需要凭借有限的技术手段来满足其无限的欲望，在这一前提下，科学技术必然会降格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性存在”。然而，无论是在西方的政界、产业界，还是经济学界，“技术方案”成为他们应对生态问题的首选，他们认为“生态环境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发展过度’而是‘发展不足’所导致的，尤其是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技术、环保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发展的不完善所造成的”。
本质上讲，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下，技术进步只是解决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辅助手段，并不是消解生态危机的“灵丹妙药”。因为资本家从来不会把环保举措当作保护地球家园的“事业”，仅仅当作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产业”和“生意”来做。事实上，技术方案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生态环境与资本主义的协调发展，只会任由资本不断催生新的技术，最终给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威胁。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环境不是仅仅依靠技术进步就能改善的，还有赖于环保意识的提高以及相应的限制环境污染政策的实施。
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治理方案具有强解构、弱建构的乌托邦色彩
与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脱离社会历史、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去抽象地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方式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资本主义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及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本质上就是反生态的，因此单纯的技术进步和价值观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重构资本的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消解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生态治理方案。一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生态社会的生产和发展摆脱了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支配，遵循着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目的的生态理性，完全超越建立在大规模技术运用基础上的日益扩大化和集中化的生产方式。二是摒弃“异化消费”，树立正确的需求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加拿大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阿格尔强调，“人的满足最终在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倡导人们在劳动创造中实现自我而非在消费中实现自我。三是重构一种新的技术伦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和否定技术，而是采用新的技术选择模式实现技术运用的生态化，以集约、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代替粗放型发展模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跳出了单纯的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窠臼，明确地指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也存在不少缺陷。如何实现生态运动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它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甚至对这条道路持消极悲观的态度。因此，在现实的实践中，这种生态治理方案终究难逃失灵的“宿命”，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乌托邦”。
四、重塑全球生态正义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提升全球生态治理能力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为重塑生态价值观、重构生态利益观、重建生态责任观，让大自然真正回归到“自然本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提供了价值遵循和实践指向。
1.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全球生态正义价值观
价值观是行为的先导。从原初意义上讲，生态危机正是因为人类缺失正确的生态价值观，过度开发掠夺自然所致。为此，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展全球生态治理。
第一，树立正确的自然观。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是在自然环境中展开的，只有尊重大自然的发展规律，维护生态平衡，才能促进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有序运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
第二，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互相转化、互相优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形象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只有把经济活动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任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都是错误的，只有珍惜自然、保护生态才会有前途和希望”。世界各国亟需淘汰高消耗、高污染、低环保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推动实现从“生态的工业化”到“工业的生态化”的重大转变。
第三，坚持系统思维，统筹生态治理。自然界“牵一发而动全身”，各个自然要素之间普遍联系、相互影响、彼此制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必须坚持系统化的思维和方法，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充分考虑人类实践活动对整个自然系统及其子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
2.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生态利益观
生态环境问题已然成为各国共同难题。全球生态治理的本质是各国在生态领域的利益分配问题。
第一，资本逻辑“赢者通吃”的原则不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无法引领构建全球生态正义。资本主义的价值原则是资本至上，为了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不惜牺牲别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利己主义思维方式，认为“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类整体性、长远性利益为终极追求，主张各国秉持安危相连、命运与共的相处之道，寻求利益交汇点和契合点，通过国家间的合作共赢，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共建美丽的地球家园。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引领全球生态治理的新型价值观，符合人类共生共赢的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霸权主义逻辑和“赢者通吃”的资本逻辑治理理念，主张生态治理要遵循生态平等和生态正义的基本价值原则，合理协调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在自然资源的分配与占有、保护与治理诸方面的利益关系，聚焦共同利益，公平公正地分配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与义务。换言之，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应该将本国利益、他国利益以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统一起来，把全球生态治理、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统一起来，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上达成利益共识，协调生态治理上的利益关系，构筑起息息相关、高度依存的生态利益共同体，确保人类永续发展。
第三，无论是全球生态治理，还是全球气候治理，出路都在于各国坚持多边主义和团结合作。世界各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在全球生态治理领域陷于领导力赤字、公共产品赤字、集体行动困境之际，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世界各国只有秉持合作共赢、利益共享的原则，广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边、多边合作，凝聚全球生态治理的强大合力，承担各自的义务责任，规避集体非理性的“囚徒困境”陷阱，才能“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3.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建全球生态责任观
当前，生态危机日益加深，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局部地区的生态危机有可能酿成“蝴蝶效应”，危及全球各地，甚至危及子孙后代。
第一，强化国际社会在生态治理上的共同责任。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为了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全人类应当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承担生态治理的责任与义务。某些发达国家却无理地要求发展中国家背负更多的环境保护责任，甚至让发展中国家为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买单”，妄图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主要的减排任务。世界各国应当立足全球视野，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旗帜鲜明地反对在全球生态治理上推诿责任的错误。“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我们只有“坚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携手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和良好生态环境。第二，突出国家、民族和地区在生态治理上的差异责任。生态正义是“全球国家与国家间、地区与地区间的正义，而不是某几个国家或地区间权利与义务的瓜分、均衡游戏”。因为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应对生态危机的能力不同，应承担的责任也就该有所区别。之所以强调差异责任并不是为发展中国家推卸责任，而是因为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走过了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推进经济发展的“高污染”时期。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必须承担气候历史责任，而且应该承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责任”。
第三，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双重难题，急需资金与技术支持以提高应对生态危机的能力，而发达国家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但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缺乏积极性，不仅推卸其历史责任，还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其自身能力范围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坚决反对将气候问题政治化、将碳排放权作为遏制别国发展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坚持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构建全球生态正义。从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首批缔约国，到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设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承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总之，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努力推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难以独善其身，建设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世界各国人民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中国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积极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反对生态霸权主义，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重构公平正义的全球生态秩序。这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的生态秩序，从全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秉持合作共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加强全球生态治理合作，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生态霸权主义与生态帝国主义，为构建全球生态治理新格局、重塑全球生态正义、实现“两个和解”目标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韩庆祥：《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6期。
[3]郇庆治：《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贡献》，《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4]孙代尧：《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本文转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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