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哲学研究 ，作者刘兴盛
摘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从哲学上考察人的现代化可以发现，西方现代化以单向度的主体性为基础，这种主体性囿于自我中心的封闭结构，造成自我与他者无法弥合的鸿沟，最终导致现代化的自反。马克思对单向主体性进行了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物质生活关系是单向主体性产生的现实土壤，并且通过“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重新确立理解人的立脚点，表达自我与他者“现实差别基础上的统一”意蕴，由此彰显主体性的应然形态，即交互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继承马克思“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的内在旨趣，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贯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为交互主体性的生成奠定坚实的物质关系基础，推动人的现代化迈向新阶段。对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主体形态变革意蕴进行阐释，有利于揭示人的现代化的跃迁，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主体性；“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作者：刘兴盛，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4期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4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第21页）。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深入阐释需要透过种种外在表现把握其内在本质，在此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94页）。因此，从人的现代化的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专门系统探讨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还不充分。此外，从人的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探讨必然涉及主体性，而人的主体形态变革正是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内核，因此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所实现的人的现代化和主体形态的变革，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问题。本文立足习近平总书记“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述，对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塑造人的主体性方面的不同之处进行比较，以此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建构新型主体性、实现人的主体形态变革的深层意蕴，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
一、
西方现代化的危机：人的现代化困境的重大显现
对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主体性变革与人的现代化跃迁进行阐发，需要以现代化的一般背景尤其是西方现代化的境遇为参照。在此过程中可以更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习近平，第16页）。
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现代化是历史的潮流和时代的趋势，其在展开自身的过程中所凸显的“现代性”同“先进性”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对于人们如何看待“现代化”“现代性”“先进性”之间的关系，布莱克有言简意赅的概括：“‘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布莱克，第5页）这意味着，现代化必然成为社会建设的最为重要的方案，构成影响人们生活的最为重大的力量。而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欧洲发端的现代化，经历几个世纪，越过欧洲疆界，把整个世界卷入其中，塑造了当代人类社会的面貌。可以说，肇始于欧洲并席卷世界的现代化一方面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也使人类社会陷入深刻的危机。例如，物质方面的财富分配不均和两极分化、政治方面的形式主义和治理僵化、精神方面的个体焦虑和文明冲突、社会方面的失业增多和伦理统一性消解以及生态方面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等等。正是由于意识到肇始于欧洲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危机，众多思想家展开了对现代化及其思想基础的反思和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表明西方现代化模式具有悖反性。正如哈贝马斯从理性角度概括的那样，“现代曾经从中获得自我意识和自己乌托邦期待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使自主性变成了依附性，使解放变成了压迫，使合理性变成了非理性”。（转引自汪行福，第28页）
从本质性的维度来看，对现代化进行把握的关键在“人”，因为“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英格尔斯，第6-7页）。也正是因为看到现代化的目标在于人的发展，现代化依靠人的发展，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94页）。而在人的所有素质当中，对自身的意识及自我在社会和自然中的定位的理解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它在根本上影响了人的心理、态度和思维方式，引导人的现实行为。对人的现代化进行的反思表明，将自我看作独立的存在和宇宙的中心这种主体性正是西方现代化所建构的人的自我理解的内涵，同时这种自我理解也构成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基础。这就是说，个人主体性的崛起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前提，正是个人主体性的崛起给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诸如个人的需要、才能以及满足自身需要和发挥自身才能的创造性活动都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化。在个体日趋独立的过程中，隐藏在社会内部的潜能和力量被充分地释放，人的个性的史无前例的伸张驱动了一系列发明和创造，导致划时代的社会变革，最终促使现代化不断向前迈进。诚如哈维所言，“这种观念就是要把许多个人自由地和创造性地工作所产生的知识的积累，运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哈维，第20页），其中“个人自由地和创造性地工作”正是以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与挺立为前提的。
许多理论家都曾指出，现代化的兴起依赖理性力量的发挥，而理性力量的充分发挥同个人主体性的崛起密不可分地缠绕在一起：一方面，理性力量的运用促进了个人主体性的崛起；另一方面，个人主体性的崛起又进一步释放了理性的潜能。与此同时，现代化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个体理性，并以个体的自由和独立为内在的初衷和旨趣。要言之，现代化就其本质而言在于人的现代化，而在现代人的规定中，最为核心的是独立自主的特征，因为只有当人充分地从对大自然的依赖和对共同体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才称得上是一个现代人，也是因为如此，现代化要求“斩断天然尊长的羁绊”。在现代化的图景中，居于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等诸生活领域中心的是高度独立的个体，这些不同领域的活动体现了个体主体性的伸张。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思想家从哲学的角度将主体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实质与核心。例如，黑格尔认为，哲学的重要任务是在思想中把握时代，而他通过这种把握认识到，主体性的自由是现代世界的原则，“主体特殊性要求获得自我满足的权利，换句话说，主体自由的权利，是划分古代和现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黑格尔，第126-127页，译文有改动）。同样，哈贝马斯也强调，“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哈贝马斯，第22页）如果用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来概括，前现代是一种人和人的依赖关系为主导的生存状态，而在现代则是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主导的生存状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不难发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市民社会被塑造出来，这种市民社会努力挣脱自然、宗教和政治的束缚。在其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以独立的主体自居，将自我看作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以及衡量万事万物的根据。依此来看，有一句简短的断言是切中肯綮的，即“把社会成员铸造成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贝克等，序言，第21页）。
上述分析表明，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一个极为重大的变化是人的自我理解的转换，人不再把自身看作外在的神圣权威的附属物，而是将自身看作权威，由此使内在于自我的主体性构成了现代化的支撑。以此观之，对现代化危机根源的反思必须关联主体性这一问题探讨。事实上，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并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性是一种单向度的主体性，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内在缺陷和弊端导致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一系列负面后果。也就是说，将自我看作主体的同时仅仅将他者看作客体和工具的思维方式是导致现代化危机的深层源头之一。对此进行追溯能够发现，这种主体性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反过来又对物质生活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影响。
具体而言，在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十分落后，这一时期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是立足于整体进行的，人们没有形成独立的个性和成熟的对象化意识，在面对共同体和自然时持有一种依附的和敬畏的心理。而随着生产力的增强，社会物质生产和交往发生了改变，即生产和交往的出发点日益从整体转向个体，这种转向在资本主义中达到高峰。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越来越按照自己追逐抽象价值的需要去利用他人和自然的力量，他人和自然被放置在为“我”所用的出发点上衡量，由此使得共同体和自然不再被视为个体力量的源泉而是仅仅被看成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言，这样的物质关系“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页）。如此，在主体性崛起的同时一种主客二分的模式出现，自我以外的他者都被当作可资利用的手段，而一切外在于个体主体性的权威也都由此遭到了贬黜。在现代社会，人们只相信自身的权威，认为自由来自于自我的主观性，即“‘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海德格尔选集》下，第882页）。这种将自我作为最高目的的思维方式意味着用一种俯视的眼光去看待他人和世界，从而使先前种种高于个人之上的权威被打破和消解。但是，自然界和他人被对象化的后果是自我与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划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对此，借用马克思的说法来表达就是：“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人们又重新落入了“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可见，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逐步生成的主体性是单向度的主体性，在这种主体性的引导下，自我必然产生支配他人和支配自然的欲望。由此一来，人们相互之间不是把对方看作实现自身自由的条件，而是看作实现自身自由的障碍，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只能是外在的必然性，即自我与共同体和自然陷入了分裂，由此不可避免地催生出现代化的困境和危机。
个体主体性的确证鲜明地体现在一系列规定和影响人的生存状态的权利和观念上，例如对自由、平等、财产等权利和观念的诉求是近代以来个体主体性崛起的重要标志，而反过来，如何实现自由、平等、财产等权利和观念也反映了主体性的现实形态。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其所实现的自由、平等、财产等权利和观念表现为过度的竞争、彼此冷漠的平等以及相互排斥的资源占有，由此表明其建立的主体形态是单向度的，这种形态的主体性在根本上埋下了现代化危机的种子。也就是说，过度的竞争、彼此间的隔阂以及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必然使整个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日益“内卷”的世界。在这个“内卷”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像不停旋转的“陀螺”，绞尽脑汁、殚精竭虑地谋取资源和财富，把他人和自然仅仅当成手段和工具，自己也被他人看作手段和工具，由此引发一系列负面后果。例如，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人与人之间差距持续扩大、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政治治理困难、人们相互观念冲突、社会阶层固化、伦理共同体瓦解，等等。一言以蔽之，单向主体性使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不可能，将现代化引向困境和危机。
二、
马克思对单向主体性的批判与现代化价值规范前提的重建
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作出了自觉反思，其创立的思想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反思西方现代化的产物，而在这项系统工程中马克思的主体性批判占据重要位置，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刻启示。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扬弃单向度的主体性必须深入这一时代意识产生的深层根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按此分析，我们得以厘清，单向主体性产生的现实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物质生活关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形成了“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使人变成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封闭“实体”。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才指出：“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6页）也就是说，将自然和他人工具化的观念之所以形成，原因就在于资本主导下的物质生活关系促使自我的观念和权利发展到极致，使主体变成封闭“实体”，而主体变成封闭“实体”的后果是“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托克维尔，第627页），这种“唯我独尊”“一意孤行”的思维方式最终促使现代化危机发生。
对于资本主义物质关系中生长的单向主体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利和观念，马克思进行了深入地解构和批判。马克思认为，植根于资本主义物质关系的个人自由是人作为单子的孤立性和自我封闭的自由，是将自然当作统治对象加以支配与控制的自由；而所谓的人人平等是不同个人同样地成为彼此分隔的单子的平等，是把自然当作完全外在的客体加以奴役和压迫的人类内部的平等；至于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则是绝对的排他性占有的体现，是将自然看作供资本和抽象价值榨取的无内在价值的纯粹手段与工具的观念的体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0-41页）马克思的这种批判表明，资本主义物质生活关系基础上生成的主体性是片面的，它使人作为“类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低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同上，第43页）因此，尽管独立的利己的人的出现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性，但这种主体性也具有重大的缺陷，即造成了社会生活统一性的瓦解和人同自然的对立。就此而言，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必须超越单向度的主体性，建构一种崭新形态的合理主体性，而这种合理形态的主体性就是交互主体性。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交互主体性这个概念，但在他的许多论述中都深层地蕴含了这一思想内涵，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所提出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范畴。这就是说，在西方现代化的视域中，人的自我理解的基础是物的依赖性即资本依赖性基础上的个体。而马克思将对人的理解奠基在“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上，他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出发理解人，为现代化奠定全新的价值规范前提。这种价值规范前提是衡量事物意义的标杆，设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基准，因而对现代化发挥的是总体而内在的统摄作用，具有本质性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这里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不仅是新唯物主义的价值基础，同样也是规范现代化的价值前提。
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不是以自私自利的孤立个人为中心的市民社会，也不是前现代那种凌驾个体之上的整体或共同体，而是指向一种个体与共同体、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基于现实差别的统一的交往状态。因此，在这一范畴中我们能够发掘出既超越单向度孤立主体性又避免重新落入遮蔽个人的抽象整体性的人的观念，即交互主体性。如前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孤立主体性进行了批判，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他指明了人的真正解放的前提，即“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同上，第46页）这段话表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分裂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而这种现状必须予以超越。与此同时，经济生活的利己主义导致人们将自然摆在物质财富的天平上衡量，变成纯粹对象化的工具性客体，从而在人与人分裂的同时造成人与自然的分裂。所以马克思指出，只有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才能实现人的解放，也就是超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对抗。这里的“类存在物”是指一种将他人、共同体和自然纳入自身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并且作为自身衡量事物价值、意义的标准和尺度的理念，其内涵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相契合。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种通过发挥自身力量而与他人和自然发生交互作用进而协同发展的存在者。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这种作为整体生存发展的属性和特征被遗忘，因此马克思强调“复归”，即认为作为类生存和发展是人的本性，“社会力量”是人自身“固有的力量”的说法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
进而言之，马克思将“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作为人的自我理解的基础还体现在他对人的本质的界定上，早在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前，马克思就已经表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页）。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真正彻底地接受“社会主义”的称谓。也就是说，马克思看到人是一种相互促进、彼此实现的存在者，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定和影响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境遇，规定和影响人们自由解放的程度。因此，他在1844年8月致费尔巴哈的信中这样说道：“在这两部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3页）这段话表明，费尔巴哈是否有意“给社会主义提供哲学基础”是未知的，但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则明确地将“社会”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此而言，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与其对“社会”的独特把握是统一在一起的。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我理解的基础是一种有差异的统一性而不是极端孤立的个体性，从而揭示了主体性应当从单向形态转向交互形态。马克思提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差别”意味着，个体获得了自觉、自为与自立因而不是无主体性的处于抽象整体遮蔽之下的状态，即不是前现代的人身依附关系。与此同时，这种现实差别又以统一为旨归，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互分隔、彼此对立的单向度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只能是将他者看作与自身具有同等地位的主体并自觉以此为思考和行动原则的基本意识，即交互主体性。
伴随思想的发展，他对人和社会本身的理解日益深入，其“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的哲学内涵也越来越充实和丰满，从而使其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基于现实差别基础上的统一的理想图景愈益清晰可见。这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不仅包含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也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人与人关系同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体。因此，对马克思而言，真正的“人与人的统一”内含着“人与自然的统一”。正是立足于此，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所谓“‘自然和历史的对立’”的观点：“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9页）一方面，马克思反对把社会理解为基于抽象的纯粹自然的静态发生的结果，另一方面反对抛开自然因素的基础性而把社会理解为纯粹的精神的产物，从而在对“社会”的理解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正是以此为基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8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必然王国”的彼岸，提供“自由王国”的开端。这里面既有社会关系的变革，也有人与自然关系的完善，从而表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不仅包含人与人的和谐，同样也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对“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进行全面理解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进一步指明了交互主体性的现实培育路径。如前所述，马克思曾肯定费尔巴哈强调社会关系的观点，但他后来发现费尔巴哈并不懂得人们建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真实方式，即费尔巴哈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解释为自发的结果，使得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而马克思则没有局限于感性和观念本身，没有拘泥于解释世界的范式，他超出感性直观和抽象理论的视野，站在改造世界即实践的立场，揭示社会赖以存在的现实根源。换言之，与费尔巴哈求助于感性直观和抽象概念不同，在马克思看来，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方式不是静态的感性或抽象的意识，而是感性的活动即实践，尤其是劳动生产实践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关系，即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是“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而是在能动地感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所以，转变人的自我理解最为深刻的前提是变革与之相应的实践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只有如此才能超越危机四伏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创立一种崭新的现代化模式，最终推动人们走向更加合理的生存状态，推动人的自由和解放。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说，自由个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这一论述表明，实现自由个性不仅仅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且还需要使这种生产力成为“从属于人们的社会财富”，而这就指向了与之相应的经济制度这种物质文明的现实建树，即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为引领的交互主体性的物质关系基础，其关乎超越西方现代化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关系基础与新型主体性的生成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现代化，与此同时，个体自觉自为自立的主体性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在培育主体性的同时规避其弊端和缺陷，而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课题。在破解这一课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既通过市场经济培育人的自觉自为自立的主体性，又通过“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蕴含的交互理念引导和规约主体性，避免极端主体性的形成。因此，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关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培育新型主体性的坚实根基，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而这也正是对马克思改造西方现代化夙愿及其相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成为宰制一切的深层逻辑和“普照光”。人们将物质利益作为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穷尽一切方式和可能追求一己私利的达成，而因为资本的本性是增殖，所以在这样一种力量的驱使下，所有事物都被放在有用性和工具性的层面加以衡量，即它要求“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页），这种体系必然内在地蕴含着主体—客体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即是说，在资本逐利性面前，事物都被对象化为手段，无论自然事物甚或是人都无法幸免，人本身被从经济价值的意义上量化与权衡，被牢牢地凝固在“经济人”的理解范式之上，从而既是物化的又是孤立的。“经济人”的概念鲜明地体现出资本主义所塑造的人是追逐私利的原子式个人，以此培植的主体性必然是单向度的主体性，而以这种主体性为基础，西方现代化必然陷入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以及血腥罪恶的扩张和掠夺逻辑中。
与西方现代化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轨道。这一崭新轨道以马克思“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重要前提，摒弃了资本的宰制与人的孤立化，为建构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前所述，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包含了交互主体性的意蕴，这种意蕴在深层支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以此为正确看待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据。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7页），只有以组成社会为前提，人们才能同大自然建立作为真正的人的基础上的关系。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表明，他不仅赋予“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以人和人和谐的内涵，同时也赋予其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涵，即“人们现实差别基础上的统一”与“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统一”的统一。这意味着，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建设必然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关系不同，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导向，即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它以个体与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统一为立脚点，即超越了以极端孤立的个体为立脚点。这种导向和立脚点的设定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承了马克思“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重要思想，为交互主体性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针对资本主义物质生活关系生长的单向主体性，马克思曾进行深入的批判，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平等”“财产”等一系列规范和确证人的生存状态和品性的权利和观念的解构上。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物质生活关系中，这些权利和观念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分裂与对立，导致现代化困境和危机。与资本主义物质生活关系培植单向主体性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马克思“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内蕴的交互旨趣为引领，塑造更为合理的“自由”“平等”“财产”等规范和确证人的生存状态和品性的权利与观念，从而为主体性朝着交互主体性的方向生成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首先，就“自由”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的不是作为单子的孤立性和自我封闭的自由，也不是培育将自然当作统治对象加以支配与控制的自由，而是把个人自由与共同体和自然的良性发展相结合，以此为培育体现交互主体性的自由提供坚实根基。这种自由的培育一方面通过市场经济本身的充分发展斩断种种人身依附关系，消解阻碍个体自立的桎梏，从而推动个人生成自觉自为自立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思想内涵的引导下，这种自由的培育以保障他人自由和尊重自然规律为内在的原则和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习近平，第22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上，第23页）。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公共价值和集体利益始终被置于重要地位，给予有力的支持和维护，以此保障共同体与个人协同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自然看作构成社会的内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仅坚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坚持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确立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方针，遵循大自然自身的规律，保持大自然循环再生和生态平衡。
其次，就“平等”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的不是使人们同样成为彼此分隔的单子的平等，不是把自然当作完全外在的客体加以奴役和压制的人类内部的平等，而是促进了自我与他人在相互交往和相互联结基础上的平等，促进了公正合理地对待自然的状态和格局的平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自觉贯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上，第27页）这一重大原则，要求竭力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两极分化，保障“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成为服务于全体人民的现代化而不是服务于资本和少数个人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还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同上，第23页），这意味着将自然看作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自我，从而要求像对待自身那样对待自然。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转变了分裂自我与他者以及分裂人与自然的定向。它不仅把人与人的协同发展看作自觉追求的目标，也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看作自觉恪守的原则，从而在推动人与人有差别的统一的同时推动人与自然的有差别的统一。
最后，就“财产”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以促成绝对的排他性占有为终极的目标，也不将自然看作供资本和抽象价值榨取的无内在价值的纯粹手段，而是力求实现对财产的绝对排他性占有及其资本主义狭隘理解的超越，恢复财产本来的社会性，与此同时彰显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一方面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同上，第22页），另一方面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同上，第50页）。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看，资本主义物质生活关系中劳动的对象化产物仅仅被看作私有财产，是一种排他性存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分隔与对立。与此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觉追求消除劳动产品的彼此分隔的排他性，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劳动本身的公利性的自觉程度逐步提高，朝着将财产转变为“人为他人的定在”的方向迈进。如此一来，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消解资本和单向主体性带来的竞争、扩张和掠夺，从而在根本上具有“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尊重和重视自然的内生价值，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使自然生态本身的内在价值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从而超越看待自然的单向的对象化思维，使“财产”褪去主客二分的色彩和狭隘的资本主义尺度，由此扬弃资本主义仅仅将自然看作增加抽象价值量的纯粹手段而予以无限压榨的反自然性。
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和培育人的主体性的重要平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市场经济显示了它的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这种缺陷集中表现在其所建构的主体性是单向主体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困境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构了完全听命于资本宰制的原则，催生出单向度的主体性，使人陷入同他人和大自然的分裂中，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难以弥合的隔阂与鸿沟，最终将现代化引向危机。这就要求必须在利用市场经济的同时规避其负面性，这一点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引导才能做到。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交互主体性的生成有赖于联合起来的个人把物质生活关系控制在自己的支配之下。显然这在以“资本”为“主义”的境遇中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实现于以“社会”为“主义”的境遇中。也就是说，只有将马克思“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作为价值规范的前提才能推动人们走向具有更加自觉的普遍性的“类存在”。这种“类存在”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全面性，即不再把人理解为片面的占有性的物化个体，而是理解为具有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理解为拥有富有的需要及其全面发展的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仅要大力发展物质文明，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精神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习近平，第22页），这就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乃至全面的人本身的理解。以此观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关系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为“主义”，从自我与他人、个体与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度规范人的自立性，使得个人的自立保持在合理边界，由此规约主体性使其走向合理形态。这种“把自己看作有生命的类来对待”的原则的遵循必然为超越西方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就对人的自我理解的哲学反思而言，其意味着推动主体性转化为交互主体性。这种交互主体性蕴含在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范畴中，蕴含在以之为基础建构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落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可以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想象的“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8页）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同上，第187页）将逐渐变为现实。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活关系给人的自我理解设定的藩篱，消解了后者在引导人的主体性方面的缺陷，即通过推动交互主体性的生成扬弃片面化的主体性。
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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