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多元论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1966年至1975年担任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人性的曲木》(1990)、《现实感》(199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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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论

文｜以赛亚·伯林

我认识到，理想是多种多样的，一如文化与性格。我不是相对主义者，我不会说：“我喜欢加了牛奶的咖啡，你喜欢不加牛奶的咖啡；我喜欢善良，你喜欢集中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压倒或整合某一方。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但我坚持认为，有多种价值观念是人类能够寻找，而且正在寻找的，这是一些不同的观念。其数量并非无限多：人类的价值观念，当我保持人类的相貌与性格时，我可以追求的价值观念，其数量是有限的，我们可以说它是74或122或26；无论多少，它总是有限的；这种情况的意义在于，如果某人追求某个观念，那么我虽不追求此观念，却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在他的情况下，我被引导去追求该观念，将会是怎样。因此人类的互相理解是可能的。

我认为这些价值观念是客观的——换言之，它们的本质以及对它们的追求，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重要条件，这是一种客观要素。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他们不是狗或猫，也不是桌子或椅子，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它包含这样一种要素：某些价值观念是存在的，如果人依然是人，他们只能追求这些观念。如果我是一个具有足够想象力的（我确实需要这种能力）男人或女人，我就可以进入某种价值体系，这不是我自己的，但是我能设想有人会追求它，并且他们依然是人，依然是我能和他们沟通的一种生物，我和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因为人类必然拥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否则他们就不再是人类；他们也必然拥有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否则他们就没有任何区别；实际上他们是有区别的。

这就是多元论并非相对论的原因——多种价值观念是客观的，是人类本质的要素，而非其主观想象力的创造。当然，如果我追求某一价值体系，我可能厌恶另一种价值体系；我可能认为，对我自己和其他人来说，它有损于我能践行或容忍的唯一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攻击它；在极端情况下，我甚至会发动战争。但我还是承认，它是一种人类追求。我厌恶纳粹的价值观，但是我明白，如果有许许多多的误导以及许许多多的错误观念，人们就会相信，它们是唯一的救世良方。当然，我们必须反对它们，如果需要，我们还得发动战争；但是我不同意像某些人那样，认为纳粹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或精神失常，他们只是大错特错，完全被误导了，举例来说，他们认为有些人低人一等，种族至关重要，只有日耳曼民族具备真正的创造力，等等。我认识到，接受了足够的错误教育以及足够广泛的错误观念与谬误，人虽然还是人，却会相信这些，犯下滔天大罪。

如果多元论具有充分的根据，不同的价值体系不一定相互敌对，却可能相互尊重，那么宽容与自由就会到来，因为它们不会来自一元论（只有一种价值体系是正确的，其他皆错），也不会来自相对主义（我的价值观念是我的，你的价值观念是你的；如果我们发生冲突，那可糟透了，我们谁都不能说自己是正确的）。我的政治多元论是我研读维柯与赫尔德的结果，也是我追溯浪漫主义起源的结果；极端而病态形式的浪漫主义肆无忌惮，容不得人类的宽容。

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在我看来，隶属于某个民族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其本身无可厚非，甚至不应批评。但是这种情感一旦失控——我的民族优于你的民族，我知道人们应该如何改造世界，你必须听我的，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比我低劣，因为我的民族最优秀，你的民族远远低于我的民族，因此它必须把自己当作我的民族的原料，只有我的民族有资格创造可能的最好的世界——这是一种病态的极端主义，它可能或已经导致难以想象的恐怖事件，与我努力描述的那种多元论格格不入。

顺便提一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接受的某些价值观念，很可能是早期浪漫主义创造的，此前它们并不存在，这一点也许很有趣：举例来说，多样性是一件好事；人们持有许多不同意见，却互相宽容，这样的社会优于整齐划一的社会，因为在整齐划一的社会，一种意见约束着所有的人。18世纪以前，没有人会赞同这种观点：真理是一，多样性观念与此相抵触。此外，真诚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也是新事物。为真理而献身总是正确的，但只能为真理而献身。为宗教而献身的教徒是一些可怜的、愚蠢的、被蒙蔽的人，因为他们为谎言而献身；在天主教徒看来，新教徒、犹太教徒以及其他异教徒也是一些可怜的、愚蠢的、被蒙蔽的人；即使他们怀有真诚的信仰，也丝毫不会改变其处境——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探索真理一如所有其他行业，重要的是成功，而不是动机。如果有人对你说，他觉得2×2=17；另一个人说：“你看，他这样做不是为了烦你，也不是为了自我炫耀，更不是因为收人钱财——他真的那样认为，他是个真诚的信徒。”你可能会说：“那毫无用处，他的话荒诞不经，没有任何意义。”在天主教徒看来，新教徒就是如此；在新教徒看来，天主教徒也是如此。信仰越是真诚，危险性就越大。问题的答案不止一种，这就是多元论；只有当这种观点变得更为普遍，真诚才能受人尊敬。唯因如此，人们把动机而非效果、真诚而非成就，作为价值观念的基础。

多元论的敌人是一元论——这是一个古老的信念，它认为，所有真理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客观存在的世界万物终将与它合而为一。这种观念（它与卡尔·波普尔所谓本质主义不同，却类似；他认为那是万恶之源）的后果是，掌握了真理的那些人应当指挥没有掌握真理的那些人。人类为某些重大问题所困扰，知道答案的那些人要求别人服从他们，因为只有他们知道人类应该如何组建社会，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文化应该如何发展。这是古代柏拉图的信念，他提倡哲学王，他们有权利对别人发号施令。有人认为，只要让科学家或接受了科学训练的人走上管理岗位，世界就会焕然一新；这样的思想家并不罕见。对此我不得不说，从未提出过比这更好的借口甚至理由来为精英阶层无限的专制主义辩护，他们剥夺了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自由。

有人曾说，在古代，男人和女人被当作牺牲品献给诸神；到了现代，新的偶像，即形形色色的“主义”，替换了古代诸神。让人遭受痛苦、杀人或折磨他人，通常会受到正义的谴责；但是如果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某种主义——如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狂热的宗教信念、各种进步或者历史发展规律——它们就是无可非议的。多数革命者公开或不公开地宣称，为了创造一个理想世界，我们必须先打破鸡蛋，否则是吃不上煎鸡蛋的。鸡蛋早被打破——在我们这个时代，鸡蛋已被猛烈地或普遍地打破，这是史无前例的——煎鸡蛋却遥不可及，煎鸡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我所谓明目张胆的一元论的必然结果——有人称之为狂热，但是一元论乃所有极端主义之根源。

｜节选自《观念的力量》，以赛亚·伯林 著，胡自信、魏钊凌 译，译林出版社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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