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邵培仁，1953年生，江苏淮安⼈，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传播学会原会长，美国中国传媒研究会主席。作为国内传播学研究⼤家和中国第⼀代传播学学者，邵培仁教授见证了从引介、学科建制到学科大发展的近40年的中国传播学发展史。从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传播学以来，其在近40年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发表论⽂360余篇，已撰写或主编出版专著33部。在传播理论、政治传播、媒介管理、媒介地理学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填补了国内传播学领域的众多空白。
邵培仁教授于1991年所著的《政治传播学》⼀书对国内政治传播学具有开创性意义。
01
张梦晗（以下简称“张”）：邵老师好！十分荣幸能够受到《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编辑部邀请进行本次访谈，感谢您花费宝贵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时值中国政治传播研究40年，作为我国传播学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以及中国传播学第一代学者，[1] 您在40年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传播学思想，见证了中国传播学从引进、发展到创新的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本次访谈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中国传播学40年留下珍贵的当代记忆，另一方面也是想请您贡献智慧，审视和预估中国政治传播研究40年的发展脉络、理论推进和未来走向，以启后学。
邵培仁：
感谢《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主编、政治传播学科带头人荆学民教授组织这次采访活动，感谢你在百忙中接受这项采访任务。我也正好借此机会回顾和总结一下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
02
张：您是国内最早引介“政治传播”这⼀学术概念的学者之⼀。您在1991年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政治传播学》，当时是基于何种考量？能否具体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邵培仁：
能在1991年撰写和出版《政治传播学》⼀书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出版过程更是困难重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科还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特别是80年代末期之后的较长时间，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特殊时期，⼀些搞传播学研究的⼈，有的去了国外高校，有的另搞别的研究，有的下海经商，而我居然能在江苏这个地方出版《政治传播学》《经济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和《教育传播学》等书。这套“当代传播学丛书”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眼光和胆识，也要感谢当时的合作伙伴。估计当时在其他地方这些书是出版不了的。我被引进到杭州大学后主撰的《新闻传播学》和《传播社会学》也是在江苏出版的。江苏与其他地方不同，它经济发达，思想开放。
▲ 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引介“政治传播”概念的初期，我就坚定地认为，当今，政治日益生活化，生活也日益政治化，整个世界中正在形成人与政治、生活、传播相互感应的整体系统，它们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同时确信，政治传播学⼀定会被中国文化接受、吸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我也认识到，引介政治传播学在一开始就要与中国传统⽂化相承接，同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播实践相结合，并为国家的“政通人和”出谋划策、贡献智慧。否则，会行之不远。
我们不必视西方文化如洪水猛兽。文化态度很重要。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的态度应该是“迎中有拒、拒中有迎”，即所谓“迎新不迎旧、排污不排外”，从而实现“系统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我所用”的学术目标。
03
张：郁建兴教授在《政治交往：⼀种政治沟通的新分析路径》（2009）一文中认为：在我国政治沟通领域，“最具影响的研究当属俞可平的《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1989）和邵培仁的《政治传播学》（1991）”“两位学者的政治沟通（传播）分析，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分析路线”。[2] “请问您的《政治传播学》的主要特色是什么？跟俞可平教授相比，您对政治传播学的阐述有何不同？
邵培仁：
《政治传播学》以服务国家“政通⼈和”为核心主旨，以“生活即政治，政治即传播”为主要观念，以政治传播学本土化为基本追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多角度、多层面地考察和阐述政治传播过程以及同其他意识形态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复杂现象与基本规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现有国情和传播实践，提出和揭示了政治传播学在中国政治选举、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际政治等领域的合理开发、利用的可行路径和基本趋势。江苏省社科院原院长徐福基教授在序言中谬赞：“《政治传播学》拓宽了传播学者和政治学者的著述领域，突破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模式、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个新的传播理论模式——整体互动论。”
俞可平教授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的大作《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1989）[3] 从国外学者的“政治沟通分析”中，归纳出政治沟通的两种含义及各自的研究主题，并对这两种含义下政治沟通分析的理论渊源、⼀般原理和重要概念进行了解读，学术影响很大。拙著《政治传播学》在本土化方面用力较多，从传播学的基本观念和传播过程出发，在“三结合”的基础之上，试图在阐述和分析政治传播的学科、功能、要素、类型、方式、效果等范畴的过程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体系。
04
张：您提出的“整体互动模式”，被学界认为搭建了“独树⼀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4] 在您看来，对政治传播而言，西方化与本土化、理论普遍性和中国特色之间是⼀种什么样的关系？
邵培仁：
“整体互动模式”是从中国传统⽂化的整体观和互动观的视角出发，将人类社会的所有传播现象及其传播过程囊括和整合在⼀个整体互动的大系统之中，采用唯物的、整体的和辩证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这样既可避免学术研究的唯心主义，也能防止出现学术上的技术决定、传播万能等片面观点。同时，传播研究要内外兼容、古今贯通、继往开来，既要积极回应“为什么要研究传播学、怎样在中国研究传播学”等学术问题，也要重视用现代学术话语来剖析和回应中国的现实问题和传播实践，努力做到“上接天气，下接地气”。
05
张：2017年，您极具前瞻性地提出“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强调构建⼈类整体传播学。这与您之前在政治传播领域提出的“整体互动模式”和“传播理论本土化”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邵培仁：
新世界主义（New Cosmopolitanism）是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所持有的创新性、系统性的认识、论述、主张，也包括行动方案，是对当今世界局势和走向的深入洞察和准确把握，也是⼀种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新型理论体系。新世界主义不以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利己主义为战略考量，也没有被“旧世界主义”乌托邦式的幻象迷惑，而是以国家根本利益和⼈类命运共同体利益为考量，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协和万邦”的“⼤同”“天下”思想，又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和国际主义理念。这⼀理论主张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不搞“中国中心主义”，既反对“美式全球化”，也不搞“中式全球化”，而是搞世界多极化、⽂化多样化和整体全球化，是用“人类整体传播学”来统领各种各样的本土化传播学。[5]
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受到“整体互动论”的启发，但它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其“立足中国、面向亚洲、放眼全球”的学术定位超出了“整体互动论”的学术胸怀、研究范畴和分析视野。今天我们搞传播学本土化需要换位思考，回到中西方对话和跨文化交流的立场上来，需要有新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传播理念，需要遵循媒介尺度、混合咖啡、格创结合的三项原则，正确处理好本土性与全球性之间的关系与张力。[6] 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具有宏观的现世的政治传播学色彩，研究中要防止其出现非整体互动的学术偏向，这就要注意历史与现实研究兼顾，宏观与中观、微观研究结合，纵向与横向、竖向研究联通，本土传播与亚洲传播、全球传播研究贯穿，使传播研究能够在立体的多元的跨文化的时空中自由生长，无微不至，无远弗届，进而无极。
06
张：当今世界政治秩序正在发⽣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如何看待这⼀背景下的政治传播研究？
邵培仁：
其实全球传播秩序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特别是在全球政治传播领城，随着西方传媒信用的崩溃和形象的坍塌，西方中心主义受到挑战，传播本土性得到张扬，东方传播学者已经不再狂热关注西方传播学界和业界的一举一动，开始关注本土性与全球性之间的合理张力和尺度关系，而西方传播学者也逐步由传统的内向研究转向外向研究、由西方传播转向东方传播，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开始思考如何在传播研究中“去西方化”。人们几乎都在思考如何用全球的或多元的视角去审视和分析全球传播现象和问题，以便在多样化视角和跨文化背景下通过精确分析，找到比较客观、公正、中立和平衡的能被不同国家传播学者共同认可和接受的认知和观点，而那些过于偏激的、感性的、不够严肃的观点往往被学界轻视和讥笑。
07
张：那么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构建⼀种怎样的政治传播理论呢？
邵培仁：
面向末来，我们既要反思过去，也要认清当下，审视和分析政治传播的基本转向。我们看到，西方有识之士已经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和僵化的管理机制了，中国应该继续根据文化传统与具体国情创新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的特色；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可能会逐步淡化、退场，现实主义、国家利益和人民至上的理念在国家交往和政治决策中可能会逐渐占据上风；政治传播中的传统角色和套路可能不再具有绝对优势，必须逐渐褪去封闭且坚硬的外壳，尝试以一种温情的、富有爱心的和生活化的形象打动人心；主流新闻媒体已经没有过去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政治传播开始尝试与流行文化互动、同日常生活沟通，但又必须防范过度戏剧化的危险；政治传播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已经发生变异，守门人、监管者已不能总是在第一时间在信息传播的前端发挥作用，而政治传播者只能自求平安无事；政治传播的受众看似拥有了更大的参与权和选择权，其实也面临着理性公民主体性缺乏的尴尬。
那么未来政治传播变革的方向在哪里？咱们师徒俩在《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现实特征与基本转向——基于对政治传播实践的观察》[7] 一文中有过讨论。
第一，政治传播要贴近民众，为民服务，切实关心民众的现实需求。但是，当政治传播以⼀种日常化、生活化的形象存在时，也要注意同消费主义、商业取向保持距离，防止过度综艺化。“政治脱口秀”可能迎合了部分受众的娱乐化、感官化的趣味，让具有“泽连斯基特质”的人获益，其实大多流于低级趣味，缺乏正面变革意义。如果让浸泡在娱乐世界中的民众失去关心政治的兴趣，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落入“政治疏离”的境地，于是政治传播也就可能变成⼀种“没有公民”的游戏。
第⼆，理性主体的公民性建构也是实现政治传播“公共偏向”的重要途径。在网络信息过剩的时代，受众参与政治传播的自主性和可能性确实增大了，但很多政治议题在群情的关注下，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网络讨论之后，往往很快被遗忘，或被新的议题淹没，或瞬间淡出⼈们的视线，这都反映出参与者缺乏成熟和理性的主体性。因此，建构冷静的、反思性的理性主体，是形成良好的政治传播生态的重要举措。
第三，政治传播也要“不拘⼀格，各显神通”。既要构建多层次的话语体系，也要建⽴全媒体融合的话语平台，还要探索一对一、多对一的话语模式，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话语方式。[8] 政治传播不仅要对内，也要对外；不仅要自己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想办法让别人来讲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好状态，是让中国文化之水“涨起来”，然后“漫出去”和“流出去”。[9]
第四，政治传播要与艺术传播、知识传播等结合，共同构建开放共亨的全球传播模式和平台。“分享信息是人类的天性，没有信息分享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和繁荣。在全球实行信息开放共享，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的传播世界的需要，也是建设和美化人类社会更加幸福美满的明天。”中国应该率先示范，主动建立联通全球的先进的强⼤的信息存贮与传播平台，不断充实供全球用户免费使用的海量信息资源，开放无限链接的共享通道，这样不仅能无限延伸和丰富人类的认知，而且将深刻改变全球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格局，甚⾄可以让中华文化传播“弯道超车”。[10]
08
张：您总是能站在传播学术的最前沿，直面最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从出版中国大陆第⼀部传播学著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出版中国大陆第一套“当代传播学丛书”，积极投身媒介经营管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大力开拓媒介地理学、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领域，到构建华夏传播理论、亚洲传播理论和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等，您勇于探索的精神激励着⼀代代学人奋力向前。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直保有如此开阔的研究视野和高度的学术敏感的？
邵培仁：
第一，兴趣和爱好是最重要的。因为爱好，所以喜欢，而喜欢可以让人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废寝忘食。第二，要对国内外传播学界的前沿信息和媒体业界的新变化保持高度关注，为时代及时提供当下的声音，对现实迅速作出理性的回应。第三，要对学术始终保持执着、韧性和耐力，要拒绝诱惑，耐得住寂寞。第四，要有⼀种敢于冒险、敢为人先的精神，要学会“学术占位”，力争第一。我喜欢在学术上做前人没做过的事。重复性学术不是“创造”而是“制造”。第五，学术研究应是⼀群知识分子进行的智力竞赛，而不是特立独行的沙漠之旅。今天已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随着学科导向转变为问题导向、分散研究向整合研究转变、单科研究向多科研究和交叉研究转变，学术生产和传播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现在需要顺应时代要求，倡导知识共构、优势互补和学术合作。这些既是我的学术心得和体会，也是我的学术追求。
▲ 邵培仁教授
（采访者张梦晗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院长助理）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