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马克·赫尔布林(Marc Helbling)，班贝格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也是WZB柏林社会科学中心的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移民和公民政策，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仇外心理/伊斯兰恐惧症和右翼民粹主义。
塞巴斯蒂安·容昆兹(Sebastian Jungkunz)，班贝格大学和齐柏林大学的博士后和研究员，研究兴趣包括民粹主义、政治极端主义和定量研究。
摘要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一体化—边界化的政治分裂，引发了支持与反对全球化人士和政党之间的对立。作者认为，虽然这种分裂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分野已广为人知，但这种新的政治分裂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分裂还不得而知。易言之，那些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虽然在政治观点上相互龃龉，但这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社会互动和交流尚待研究。如果人们不仅不同意他人的政治观点，也不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邻居和朋友，此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度内嵌的分裂。这篇文章主要是探讨这种社会分裂是否存在及其强烈程度，从而更深入和全面地理解这种新的政治分裂。
作者首先提出自己的基本假设：即由于受到对立政党的政治话语的鼓动，分属一体化-边界化分裂两端的政党及其选民之间的裂痕是相当大的。那些有着不同政党认同的人强烈地反对对方，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外国移民的反对。同时，作者认为全球化输家和赢家之间的这种社会分裂并非对称，后者对前者的态度更为负面。
为了检验作者的假设，全文在对德国和奥地利进行有代表性的在线实验的基础上，考察了人们对那些不同种族、不同教育水平和不同政党身份人士的态度和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那些有着不同政党认同的人，特别是处于一体化-边界化分裂两端的人非常强烈地排斥对方，甚至超过了对外国移民的排斥。然而，研究也表明，在低技能和高技能的群体之间不存在这种彼此反对的社会分裂。同时，这种社会分裂似乎是不对称的：与人们的普遍预计不符，全球化的赢家对输家的怨恨要更强烈。
这篇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群内偏见和社会距离的基本概念，提出了全球化输家和赢家之间存在深刻社会分裂的基本假设；第二部分探讨了这种社会分裂是否是对称的；第三部分根据德国和奥地利的调查数据，对以上假设进行验证；第四部分从而得出结论。
一、群内偏见分裂和社会距离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广泛和持久“分裂”的存在，这是一种对塑造政治制度影响至深的政治冲突结构。根据巴托里尼和梅尔的说法，充分发展的分裂应该包括三个要素：独特的社会结构基础（如阶级或宗教）、集体身份和群体特定政治组织形式。换句话说，分裂不仅仅包含有着多种利益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还需要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发展出某种形式的群体意识或集体认同。此外，一定程度的组织结构对于阐明这些利益是必要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虽然传统的阶级和宗教分裂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但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全球化的驱动下，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一体化-边界化的分裂。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表现为：跨国经济竞争的加剧了经济风险和不安全感；移民和日益增加的文化多样性往往被视为对本国文化的威胁；欧洲一体化被一些人视为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在这些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群体所受的影响不尽相同，对这些过程的看法也彼此各异，从而造成了全球化“赢家”和“输家”的分野。
一般认为，教育和社会阶层是构成全球化“赢家”和“输家”的关键社会结构基础，民粹主义政党和非民粹主义政党是表达他们各自利益的主要政治行为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专业人士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非技术工人更倾向于支持文化融合。研究显示，教育程度的差别与支持世界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的政治态度联系密切。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只受过低等或中等教育的人的吸引力要多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绿岛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高教育群体。这两类政党代表着一体化-边界化分裂的两方。为此，这篇文章将全球化的“输家”定义为那些认为自己的生活机会因全球化而减少的人。通常，此群体的特点是教育程度较低，反对移民和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相反，全球化的“赢家”是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人。一般来说，这些人受过较高教育，倾向于支持移民和非民粹主义政党。
现有的大多数文献强调这种新的社会分裂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构成。例如，克里希等人分析了这种新分裂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层面，研究了选民和政党如何应对构成一体化-边界化分裂的关键政治问题。然而，群体意识或集体认同在多大程度上围绕着这种分裂存在，以及它如何影响群体内外的感知以及这些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待确定。因此，关于新的分裂在多大程度上嵌入社会的研究仍然很少。
这篇文章延续了社会认同研究学者的观点，即在群体竞争的条件下（如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冲突），集体身份认同可能导致群内人士对群外人士的负面评价，这也被称为群内偏见。分裂身份如果的确存在，将导致对这种分裂下群内人士的正面评价与对对立群体人士的负面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反对与群外成员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同时，对其他群体的接受度取决于社会距离：即当群外人士与群内人士的关系越接近时，后者对前者的态度越负面。
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这篇文章试图对一体化-边界化的社会分裂进行分析。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是否存在社会分裂？如果两者之间的社会分裂存在，那么这种分裂有多强烈呢？针对这个问题，作者提出文章的前两个假设。假设一包括两个部分：如果分裂认同的确存在，群内群外的分野将导致对自身群体的正面态度和对对方群体的负面态度；这种负面态度的强度取决于两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假设二是全球化赢家和输家对彼此的负面态度甚至超过了对移民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并不存在任何社会规范阻止人们对其他政党的选民或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表达负面观点。在西方国家，针对不同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和年龄的偏见和歧视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主流的禁止和限制。但对于不同政治立场和教育水平的人的歧视却不受限制。即便是那些本来认为相对宽容的人在少数族裔的政治立场显著不同的情况下也可能毫无障碍地表达负面态度。研究表明，如果少数族裔被认为在政治上特别保守的话，即使是被认为最宽容的自由派对他们的偏见也会增加。
同时，在政治舞台中，政治动员话语中对反对党的公开敌意，也合理化了相关社会规范的缺失。政党之间家常便饭的斗争和抨击，让普通选民对其他政党群体成员表达负面态度变得完全可以接受。事实上，消极的政党认同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人们通常不是通过自己是谁来定义自己，而是通过自己不是谁来定义。这种消极认同不但影响力大于积极认同，也有着多种原因和影响。
对那些教育水平低的人的负面态度似乎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最后可以接受的偏见之一。甚至，这些偏见都不被认为是偏见。原因之一在于，与投票支持某一政党一样，教育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而非先天造就的，对此的批评普遍不被视为是歧视和偏见。
二、社会分裂是否是对称的？
除了探讨两者的社会分裂是否存在，作者还试图探究这种分裂是否是对称的。易言之，全球化的输家和赢家是否在同等程度上厌恶彼此？这篇文章测试了两个相互对立的论点。
一方面，人们可能会认为，全球化的输家更加讨厌全球化的赢家，前者才是双方关系紧张的始作俑者。毕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首先可以被视为对全球化的反对。因此，右翼民粹政党的选民有理由反对那些他们认为应对开放边界负责或从中受益的选民。前者认为那些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更高的“跨国精英”所主导的秩序是导致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失意的罪魁祸首。同时，研究还表明，低社会阶层的群内偏见要比高社会阶层更强，从而强化这一论述。
另一方面，另一派观点认为，全球化的赢家对输家的反对更加强烈。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被证明对其他群体的偏见较少，但这种开放思维和深思熟虑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发挥作用。一般来说，人们是由于尚未感知到威胁，才产生更宽容的态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高技能人士不反对移民，因为移民往往是低技能的，不与他们在就业市场竞争。尽管如此，全球化的输家也可能被全球化的赢家视为一种文化威胁，因为全球化的输家的存在和主张挑战了赢家的世界主义价值观。即便那些不被歧视的少数族群，如果有着不同于全球化赢家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也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威胁。同时，物质因素也可能发挥作用，因为全球化的赢家可能担心失去他们通过全球化过程获得的特权。因此，当对其他群体表达偏见不受限制或更少受到限制时，高教育群体宽容的表象就会不复存在。根据社会主导理论和制度正当性理论，具有较高社会或经济地位的个人往往倾向于污名化地位较低的群体，以证明现存的不平等及其特权是正当的。如此，偏见成为等级制度和群体内霸权的保障。同时，全球化输家的天然劣势地位也可能加深赢家的偏见。研究表明，即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也认为自己要对自身的不利处境负有更大的责任。
因此，作者提出假设三：即如果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确实存在社会分裂，它们就不太可能是对称的。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对称的，即哪一方分裂群体对另一方群体持有更多的负面态度，作者在数据和分析中作出解答。
三、数据与分析
这篇文章选取了于2017年10月在德国和2018年7、8月在奥地利所调查的数据。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和制度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并以民粹主义右翼的动员而闻名。因此，这两个国家可以作为分析上文所讨论的社会分裂的最佳案例。
由于调查参与者无法确切回答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自认为是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衡量他们属于哪个群体成了一个难题。因此，在参考此领域大量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这篇文章根据政党选择、对移民的态度和教育水平，对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进行了衡量。这三个特征分别与这种新的社会分裂的组织、文化与社会结构相对应。克里希的研究显示动员全球化输家的主要是右翼民粹政党和左翼民粹政党，它们也是这种新的社会分裂的驱动力量，特别是围绕移民和欧洲一体化议题。其他在政治光谱中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大部分都支持削弱国家边界。同时，除了社会阶级，教育也可以作为全球化赢家和输家的标准。
考察了这些分裂身份的强度之后，作者引出了关于情感极化的概念。这一概念考察了在竞争环境下集体身份的后果，即一个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反对另一个群体，以及人们对处于分裂两端的自身群体和对方群体的态度或行为有多大的不同。易言之，作者试图探究当一个人遇到在政党偏好、种族身份和教育水平具有相同特征的人时与在遇到不具备以上相同特征的人时，其态度和行为是如何改变的。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被调查者的态度和行为进行了调查。在社会距离的态度层面，被调查者收到了一张插图，上面显示的是隶属于三个族群之一的人或是本国政党的成员。这三个族群分别是德国裔、意大利和土耳其裔。其中，意大利裔是两国最重要的西欧移民群体，土耳其裔是德国最大的移民群体，是奥地利第三大移民群体。二战后针对意大利移民和近三十年针对土耳其移民，两国内部爆发了激烈的政治辩论。然而，两者仍然存在差别：意大利移民被认为在文化上与德奥两国更加接近，融合更好，而土耳其移民则是在文化上的距离更遥远，融合相对较差的群体。
在政党方面，作者按照对全球化的态度区分了德国两类不同的政党：一类是代表全球化输家的两个最主要的左翼和右翼民粹政党—德国左翼党和德国选择党，另一类是代表全球化赢家的两个最重要的温和左翼和右翼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值得一提的是基民盟和德国选择党。在20世纪，基民盟将自身定位为一体化-边界化分裂的后一方，坚守文化排外主义主张。该党与荷兰自由党等转变为主流政党的新兴右翼民粹政党和英国保守党类似，在文化上持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在近期，基民盟的立场开始向中间靠拢，与社会民主党在文化上的立场相对接近。虽然德国选择党在2013年的选举中无缘进入联邦议会，该党却始终将自身定位为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党，成为全球化输家的代言政党。按照同样的标准，作者区分了奥地利主要的右翼民粹主义自由党和两个主要的温和派政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人民党。自从1980年代晚期之后，奥地利自由党经历了转型，成为欧洲首个和最为成功的右翼民粹政党。为了保持两个国家分析的相似性，作者将奥地利绿党加入分析。1999年选举之后，奥地利人民党和奥地利自由党组建了联合政府，因此随后的欧盟对奥地利进行了制裁。自此之后，奥地利执政的人民党与自由党和在野的社会民主党与绿党之间的政治极化愈演愈烈。进入21世纪之后，与自由党相比，人民党在文化上变得越来越自由化，甚至与一些欧洲的自由派政党相差无几。
作者未将种族和政党之间结合起来，因为有些结合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例如，人们不太可能既是土耳其移民又认同德国选择党。在所有七个类别中，作者将不同国籍或党派的人区分为拥有大学学位或高中学位。高中学历指的是德国的豪普施勒（Hauptschule），是德国和奥地利最低的中学。之所以特别选择这种学校类型，因为它的负面形象严重地使公众辩论两极分化。
在调查中，每个调查对象都收到了一个小插图，并以分值来衡量与群外人士发生联系的排斥程度。按照联系以及亲密程度人们的态度可能存在差异：即如果一个拥有大学学位和土耳其公民身份的人搬到他们的社区；如果他们必须和那个人一起工作；如果那个人是他们的密友；或者他们的直系亲属的人会与那个人结婚，他们态度各自为何。这四种情况的顺序是随机的。这些问题不仅使我们能够比较对群内和群外的态度，而且还可以看到当群外人士越接近被访者，后者对前者的态度是否会变得更负面。为了测试调查结果的稳健性，透视群内偏见如何导致歧视性行为，作者进行了第二次名为信任游戏的实验。
在两轮实验的基础上，作者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在分析的第一步，作者试图验证假设一，调查人们如何看待具有不同种族身份、教育水平或政党认同的他者。调查结果显示，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分裂的确存在：人们对群内人士的看法比群外人士更正面，反之亦然。不过，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群内和群外。调查显示，人们对相同种族和党派团体的群体看法要比相同教育水平的群体更正面，反之亦然。同时，如果外部群体是一个像意大利人这样的文化上相对紧密和融合良好的群体，或者是属于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那么对他们的看法与对群内人士几乎不存在差异。但是，如果外部群体是像土耳其人这样的在文化上更疏远的移民群体或者认同不同政党的群体，特别是当该党属于一体化-边界化分裂另一端时，对外部群体的不满尤为强烈。
接着，作者对假设二进行验证。根据调查，在德国，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对彼此表达了特别强烈的负面态度，甚至超过了对移民的负面态度。相对而言，对政党群体外的态度要比种族群体外的态度更负面，对土耳其移民要比对意大利移民的态度更负面；而对一体化-边界化分裂群体外的负面态度最强烈，甚至强于对土耳其移民的负面态度。奥地利有着类似的情形，但在政党方面没有那么两极分化。在奥地利，对其他政党成员的态度要比对其他族群更负面，对处于一体化-边界化社会分裂另一端的群体的负面态度要高于对土耳其移民的态度。同时，作者的研究还发现，在对教育水平群体外的态度上，假设一和假设二只得到了部分验证。人们对其他教育群体的态度比对意大利移民态度更负面，但却与对土耳其移民的态度类似或者更正面。
同时，通过行为信任游戏，这篇文章考察了对社会分裂的对立群体的行为会否与上文所探讨的态度一致。总的来说，结果显示两者是一致的，虽然对不同群体的行为的差异性没有那么显著，对政党和社会分裂群内和群外的态度仍然呈现强烈两极化态势，但对教育水平的群内和群外成员的态度并无二致。同时，信任游戏进一步验证了假设二，即社会规范限制种族歧视，而并未限制人们的党派偏见。研究显示，由于受到社会规范限制，对土耳其移民的负面态度并未转化为歧视性的行为。相反，人们对对立政党支持者的歧视行为则不受限制。最后，作者验证了假设三，即这种社会分裂是否是对称的？这篇文章向不同群体询问他们是否能接受其他群体的人成为他们的邻居或与某个家庭成员结婚。研究发现，在成为邻居的问题上，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对彼此的嫌隙程度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在结婚问题上，高教育水平的人更加难以接受家庭成员与低教育水平的人结婚。在政党方面，德国左翼党和多数党的选民对成为邻居的看法差别不大，但多数党选民却更不愿意家庭成员与左翼党选民结婚。更极端的情况发生在德国多数党和德国选择党的选民上。研究显示，前者对后者的态度是这篇文章所调查过的所有群体中最负面的。社会分裂两端对彼此态度的不对称关系也发生在奥地利，不过极化的程度要相对小一些。
总而言之，研究发现，全球化的赢家更加反对输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多数党的选民更反对受过较少教育的人和处于少数地位的民粹政党选民，而不是相反。同样的，社会距离理论得到证实：人们对婚姻问题的态度比对邻里问题的态度更负面，这对高教育水平人士和多数党选民来说尤其如此。
四、结论
这篇文章探讨了新的一体化-边界化分裂在普通公民日常生活中的嵌入程度。研究揭示了群内偏见明显存在，表明人们更喜欢那些与他们属于同一政党的人作邻居和家人，而强烈反对处于一体化-边界化分裂彼端的人士。这种社会分裂的群内偏见甚至与种族的群内偏见一样强烈，甚至更强烈。然而，在界定全球化输家和赢家的重要特征——教育方面，作者没有发现显著的群内偏见。
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不仅给支持或反对去国家化进程的不同政党投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尽量避开与彼此建立紧密联系。如此看来，政党之间对立的政治言论似乎给普通公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不像受到社会和法律规范禁止的种族歧视和对移民的歧视，对政治对手及其支持者的偏见被视为是一种可接受的态度。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信任游戏中，人们在行为上对来自对立政党的成员显然比对移民更负面。社会规范缺乏也解释了一体化-边界化分类的不对称性，即全球化的赢家更强烈地反对全球化的输家。作者认为，全球化的赢家似乎认为全球化的输家是对他们自身文化和经济特权的威胁，力图保持基于群体的等级制度和群内霸权。
对德国和奥地利的调查验证了作者的假设。然而，只调查两个案例国家特定时间内的情况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更好地理解一体化-边界化分裂的出现及如何影响社会分裂的演变，跨时间的数据是必要的。同时，鉴于在奥地利和德国观察到的差异，一旦新成立的政党变得更加老牌，党派之间的两极分化就很可能开始减弱。然而，即便是在奥地利这样一个有着历史悠久的右翼民粹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两极分化也并没有消失。
编译：陆振圣，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译校对：曾森，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来源：《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电子通讯第2020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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