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美国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多,大批华人也早已加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但阶级在华人社会里并没有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华裔社会的逐步多元化,华人的阶级观念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他们对于阶级的认识也表现得更为复杂化｡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赵小建 美国圣芭芭拉加州大学
《 华侨华人历史》2009年第1期
美国华人社会的阶级研究
以个人访谈为主的分析
摘 要
针对美国华人研究领域里阶级或阶级关系这个概念几乎被忽略的现象,阐述了阶级观念在华人社会中的发展及表现形式;分析了移民社会中美国华人的阶级和阶级观念的特点､阶级在华人社会中的重要性与华人社会本身的多元化的关系以及华人社会中非法移民的生存状态和阶级地位｡得出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华裔社会的逐步多元化,华人的阶级观念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他们对于阶级的认识也表现得更为复杂化｡除财富之外,美国华人对于阶级的认同还取决于家庭出身､移民背景､同化程度以及法律身份等多种因素｡
关键词
华人研究;族裔研究;
华人社会;阶级地位;
非法移民;移民阶层;个人访谈
在有关美国华人的研究领域里,阶级或阶级关系是一个几乎被忽略的概念｡学者们认为,尽管华人在早期备受凌辱,但他们在美国社会中自立自强,功不可没｡如果说媒体的正面报导使华人社会赢得了“模范少数族裔”的桂冠,那么学界强调华人在教育和收入方面的优势则强化了其中产阶级的形象｡虽然在学界中并没有入否认阶级分析的重要性,而且“阶级”是除了“种族”和“社会性别”之外族裔研究学者们最常用的术语,然而阶级概念却常常混淆于种族概念｡除了邝治中(Peter Kwong)､于仁秋等学者外,从阶级角度分析华人社会的学者实在是寥寥无几｡
与“种族”和“社会性别”的概念相比,用阶级的概念去分析华人社会并不容易｡从麦卡锡时代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常常被扣上“反美国”的帽子｡一旦中国被列为美国的劲敌,美国华人也不得不和自己的祖籍国划清界线,与共产主义思想观念保持距离｡而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推动下,研究种族冲突和社会性别歧视则不必有任何顾虑｡况且,阶级分析在理论上也有难度,因为人们对阶级理论的认识多有差异｡有些学者强调财产是划分阶级的重要标志,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阶级是文化的产物｡即使撇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阶级的政治涵义,划分阶级亦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们可以准确地界定一个人的学历､收入､职业和财富,但衡量其权力和社会威望的尺度则很难把握｡此外,强调阶级划分的研究必然会揭示族裔内部的剥削和冲突,难免有削弱种族团结之嫌｡
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就向上的社会流动(upward mobility)而言,华人在美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土生土长的华裔美国人中,真正的工人阶级已为数不多｡1965年以后的许多新移民,尤其是那些具有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移民,已经加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成功的华人活跃在美国的各行各业,对改变华人在美国的公众形象起了关键作用｡在美国普通民众眼里,华人已不再属于贫困的､卑贱的､不可同化的一群,而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很多学者来说,这一变化是华人成就的象征,它来之不易,应当庆贺,对其提出质疑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然而,在美国的华人社会里,阶级和阶级观念是否已经消失?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分析在新的历史环境里华人在阶级观念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笔者认为,随着向上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阶级在美国华人社会中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美国华人从来就是阶级意识很强的一群｡在排华法盛行的时期(1882-1943),华工被禁止入境,而商人例外;华商自然就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但是华人社会内部的经济差异在当时并不显著,来自外界的种族歧视又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阶级意识的发展｡在正常社会环境中,小商业主､企业家､承包商和靠工资维生的雇工不属于同一阶级,但是,作为种族隔离的产物,族裔经济不仅限制了普通劳工的就业机会,而且还剥夺了华商向外发展的可能性｡因此,许多华商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方式与他们的员工十分接近｡据当时一些工厂的工人回忆,他们的老板及家人常常和他们并肩工作｡为了争取在美国的最基本的权利,不同阶层的华人在族裔的旗帜下拧成一股绳,具有相当可观的战斗力｡
除了商人和劳工以外,当时在美国还有一个华人精英阶级｡在20世纪40年代,留美的中国留学生已达3000多人｡这些留学生和普通移民出身不同,他们大部分就读于东部的名牌大学,很少有入准备在美国谋生｡虽然同是华人,这些留学生和居住在唐人街的劳工不相往来｡
据外交官冀朝铸回忆,他十岁时去纽约上学,学校第一天特地为他和他的妹妹准备了米饭作午餐｡但他一见米饭就大发脾气,大声嚷道:“我们有文化的北方人从来不吃米饭,只有没文化的广东人才吃米饭!”
他的美国老师最后只好给他换上了土豆和蔬菜｡冀先生是山西人,自然偏爱面食,但那天他关于米饭和文化的议论显然是发给美国人听的｡他不是将中国的北方人与南方人相比较,而是把自己与那些广东移民相比较｡显然,他很害怕他的老师和同学会把他和那些来自广东的移民劳工混为一谈｡一个十岁的孩子就已经懂得中国移民在美国的低下地位,当时反华势力影响之大可见一斑｡由于华人的“精英”阶级和唐人街普通的华人移民联系甚少,大部分学者也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两个华裔社会的不同阶层各自为阵,互不相干,因而他们也无阶级冲突可言｡
1965年以后,大批华人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及南美各地移居美国,华裔人口在2000年增加到了290万,如果包括无合法身份的移民在内,目前在美国的华裔人口估计有330多万｡这些新移民来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华人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也使华人对阶级的观念有了新的认识｡
阶级和阶级划分
那么在华人社会里,阶级和阶级观念又有那些特点呢?一个人的阶级地位首先取决于其家庭出身｡在人口流动有限的传统社会里,人们的家庭背景不是秘密,但这种现象因为移民而改变｡移民社会是来自各地的人们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的重新组合,这种组合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掩蔽了社会成员的家庭背景｡但是家庭出身在华人的心目中仍然重要,由于不少人认为社会地位与出身贵贱有紧密的关系,吹嘘自己出身高贵的现象在移民社会里是十分普遍的｡在目前较为流行的宗谱研究中,很多人想方设法将其家族与一两千年前的帝王将相连在一起,这一现象在已经发表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家庭出身虽然可以传承,但在移民社会中,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并不完全取决于他在故乡的境遇｡钱和家产可以跟随主人飘洋过海,但权力和社会威望往往不能在新的环境里直接兑现,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携带大笔钱财到美国投资的华人是为数不多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家庭背景甚至可能成为一种负担｡比如,一位油漆工在国内是干部子弟,但他常说他父亲不过是一小职员｡对父母他也从来不提自己是靠给人刷墙养家糊口:“倒不是因为我要隐瞒什么,但我不想和他们相比,我也不需要别人因为我父亲的地位而替我感到惋惜｡”
成功往往是通过比较来衡量的｡如果出身贫寒,成功就更值得骄傲｡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开自己出身的低下可以更有力地证明自己的成功｡有一位财富不菲的旅店老板对自己的过去毫不掩饰,他经常得意地拿自己和其他华人作比较｡他指着一位教会的朋友说:“你知道吗,强尼上的高中是台湾最好的哦｡我们家的摊位离那里不太远,那里的学生与我和我哥哥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是在天上,我们是在地下｡现在我两个儿子上的都是顶级的私立学校｡他是工薪族,送小孩上私立学校不太容易吧!”
华人通常用学校､房子､居住区域以及消费水准来衡量人们的身份｡一位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中年妇女说,问别人挣多少钱或有多少存款是“不礼貌的”,但是她可以从人们花钱的方式上看出谁穷谁富｡“你只要看看他们的财力就行了｡我不清楚我的朋友们挣多少钱,可我知道谁能买得起什么｡”
有一位年轻理发师穿着时髦,但她的同行们却不以为然｡其中一人说:“谁知道呢?如果有钱,为什么到现在还不买房子?”
也许是因为阶级地位的重要性,很多华人特别愿意炫耀自己的财力｡华人教会的停车场里,一到礼拜天,宝马､奔驰比比皆是｡据一位姓吴的饭馆老板解释,豪华车是生意人的必要装备,刚起步的生意人尤其需要名牌车装点门面｡他说:十八年前我刚盘下这家餐厅时,我哥哥叫我去租借(|ease)一辆奔驰,我是不情愿的啦｡那个时候日子不好过,借了很多钱,生意清淡时连房租水电费都付不出｡我太太一生完小孩就下床,没满月就来店里,有什么办法,多雇一个人容易,多发一份薪水难啊｡可是我哥哥说这辆奔驰少不了,他说我必须让人觉得还有本钱,不然的话,借钱给我的人心里就会没底,就会来讨债｡现在是不会啦,但是如果我现在突然换了一辆平民车,别人还以为我把钱都赌光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拥有名牌车和高档用品已不再希罕｡在鼓励高消费的美国,用不了多少钱就可以租到一辆名牌车,仿冒皮包和时装也常常以假乱真｡有些人对名牌货品大众化的现象颇感不满｡有一位自称是“非常有钱”的中年妇女对我说,光看别人开什么牌子的车并不说明问题,因为同一品牌产品中档次高低大有讲究｡她说她开的凌志(Lexus)是最高档的:“我到了车行进门就要他们拿最好的来｡开过我的车的人是不会开那种便宜车的,根本没法比!我的要求非常高,很少人有我这样的品味｡”
在她的眼里,财力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品味｡她有钱,买得起,身份也自然高人一等｡所谓的品味常常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一位姓易的教授说他和他太太的品味不尽相同｡他说:“你看,我开的车很普通,可我太太不一样,她周围的朋友都开高档车,她要面子,也得开一辆｡谁在意我开什么车啊?”¨
另一位药材公司的推销员说,他的宝马是他的包装,很重要｡他说他刚来美国时开一辆被撞过的旧车,在街上常常遭入冷眼:“这里是美国,穷人是没人看得起的｡现在就不会有人用那种眼光看我了｡”
对有些华人来说,阶级和种族有密切的关系｡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说,不少华人喜欢在白人居住区买房,他们觉得住在自入堆里才是中产阶级的象征｡
虽然华人较为集中的居住区房价一般都比较高,人们对这些居住区的看法则不尽相同｡有的人认为与华人为邻可以互相照顾,小孩之间发生摩擦也比较容易通融｡老年移民特别喜欢住在可以有人说说话的地方,如果附近有个华人超市就更圆满了｡但是,不愿与华人为伍的也大有人在｡有一位女士很不满意自己隔壁的一对华人夫妇,认为他们在前院种菜､在后院晒衣是在给华人“丢脸”｡
也有一些人争辩说,他们不想和华人挤在一起是因为看重个人隐私｡他们认为华人太喜欢比来比去,说东道西｡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说,她就是要避开华人太多的住宅区,虽然那些地方学区都比较好,但竞争也激烈,她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去受那份苦。
名车和豪宅能给一些人带来成功的快感,但同时也会使他们和普通人疏远｡有一位华人买了一栋600多平米居住面积的山间豪宅,人称“白宫”,不免得意洋洋,颇有高人一等的感觉｡但他也承认,这种快感是有代价的:参观了他的豪宅后,一些旧日好友自觉“高攀不上”,从此拒绝与他往来｡
在阶级地位被看得很重的社会里,收入低下的华人很自然地被边缘化｡在华人的社交场合中,阶级阵线的作用是无形而有力的｡餐馆的打工妹和有钱的太太们可以是同一个教会的会友,但她们一般讲不上几句话,更谈不上深交了｡
一位姓郑的工程师说,他在失业后就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朋友请吃饭也一概借故推辞｡他说,如果自己事业有成,和朋友聚聚会吹吹牛会是很快乐的,可现在丢了饭碗,没什么可吹的了,还不如一个人呆在家里自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热衷于显示自己的财富,一位林姓女士在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生意中发了一笔财,但她始终保持低调｡她的理论是,自己运气好靠的是华人客户的信任,但很多人不如她幸运｡如果她自己赚了钱,还要让别人感到难堪,那就太过分了｡虽然金钱很重要,但金钱和阶级地位并不完全等同｡
比如,社会威望和权力往往不与财富直接相关｡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餐馆老板为自己每月两万美金的进帐感到得意,因为他比那些博士先生们挣得多｡但是他却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将来拿博士学位｡他说自己是伺候人挣钱,太辛苦,他的孩子们将来要靠脑子赚钱,让别人来伺候｡
和在国内一样,美国的华人很明白教育是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关键｡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和高级管理人员收入稳定,属于受尊敬的一群,而华人家长也普遍鼓励子女成为专业人才｡华人社团一般设有教育基金,奖励华人子弟中的佼佼者｡子女一旦“金榜题名”,家长备感光荣｡一对来自福建长乐的移民夫妇因为先后将三个儿子送进哈佛而成了整个长乐公会的骄傲｡华人社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无疑是对华人子弟求学上进的一种鞭策,但有些家长也因此而互相较劲｡
有一位当护士的年轻妈妈说,每次参加华人聚会都使她感到内疚,觉得自己这个母亲不称职｡别人的孩子都是多才多艺,而她和丈夫工作忙,无暇顾及女儿的课外活动。
另一位女士说在儿子大学发榜前,她见到“老中”就躲,就是怕别人问她儿子的通知来了没有｡她说如果儿子进不了加州大学,她就没脸见人了｡
在美国上大学不难,华人家长也不必为子女考不上大学而担忧｡但许多家长不满足于一般的大学,他们的目标是名牌大学｡在中国大陆或台湾,上大学取决于一次性的高考｡美国高考题目(SAT)比较简单,大学录取学生时往往考虑申请者的其他条件｡学生们因此需要在课外活动中一决高低,而家长们则必须为此创造条件｡有的家长放弃一切休息时间,陪伴孩子练琴､做功课;开车接送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图什么呢?
一位中年妇女说,其实她也知道这么辛苦大可不必,一流的公立大学有的是,学费又便宜｡但是她不甘心,她不想让儿子去一所人人可以上的大学｡她的意思是:在高等教育普及的美国,上大学并不是一种特权,要高人一等就必须上名牌大学｡
名校情结在华人中间相当普遍,有些人始终走不出当年高考失败的阴影,而成功者则往往到处炫耀｡一位中年妇女因担心美国人或大陆移民对台湾大学的牌子不了解,经常解释道,她丈夫以前上的是台湾的哈佛大学｡
另一位妇女说,因为其丈夫当年没考上台大,她的公公婆婆多年脸上无光｡儿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的当天,她致电婆婆说:“您的孙子考上普林斯顿啦,要搞清楚哦,这可是美国排名第一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哦!
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末来美的女士特别为女儿考上耶鲁大学而感到骄傲,她说就是把家里房子卖了付学费也值得:“有人说金钱万能,可耶鲁的门票是无价的!”
名牌大学的学位和财富并非等同,但华人来自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将教育和阶级地位挂上钩也很自然｡家长们往往把子女的优秀表现看成是自己的成就,并以此作为重新衡量自己在美国社会地位的资本｡一些父母因为子女表现突出而要求社会的认可,他们的行为对其他人形成一种压力｡华人史学家于仁秋最近在小说《请客》中,对一位因为女儿进了哈佛而自以为是的家长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揭露了华人就子女升学问题所表现出的各种复杂心态｡
显示自己的富有,比较各自的成功以及要求社会的认可反映了美国华人对阶级地位的渴望｡一位研究生说:“我们华人确实爱比来比去,但是如果没有比较,又怎么知道谁成功了,谁比一般入更成功?”成功者的榜样鼓励更多的人去努力､去冒险,但过多的比较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社会压力,增加了普通人生活中的不安定感和不安全感｡
不同移民群体和阶级认同
阶级在华人社会中的重要性与华人社会本身的多元化有关｡早期美国华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农村,他们聚居于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檀香山等地的唐人街,没有多少向上流动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以后,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兵和第二代华人子弟逐渐进入主流社会,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导致大批留学生滞留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少台湾和香港的大学毕业生也前往美国深造｡
普通移民和上层的留学生本来是不相往来的,然而到了60年代,老移民的子女往往和留学生们在校园或公司里同学共事｡据一些老华人回忆,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不会讲广东话的中国人,和自己的同胞用英语交谈又十分别扭,因为留学生们的英语往往不很流利｡但他们的美国上司往往不理解华人间的语言障碍,只要新的雇员是中国人,其他的华裔员工就会被请去帮忙照应｡这种阶级界线的模糊使有些人感到不自在｡据一位在国家实验室工作多年的物理学家回忆,他的一位台湾朋友老是夸耀自己出身如何高贵,显然不愿把自己和劳工的子女一起被笼统地列为“华人”｡
另一位20世纪70年代随丈夫从台湾移民美国的女士说,她的一个美国朋友常常通知她唐人街的活动,使她十分不舒服｡当她告诉朋友她讨厌唐人街的脏､乱和难闻的味道时,那位朋友吃惊得无言以对。
在旧金山长大的刘女士回忆说,70年代有些从台湾来的新移民开始在唐人街开业,部分店主有意和广东老移民划清界限以显示其高贵｡一家饭馆新开张时有人说其价位过高,而老板则理直气壮地回答:“嫌贵去吃广东菜好啦,我的餐厅又不是为穷人开的｡”
中美建交以后,大批华人开始从大陆移民美国,华人社会一下子出现了许多新面孔,使阶级概念更趋复杂化｡其实很多大陆移民和早些年来美的香港人和台湾人十分相像,他们大部分讲普通话,来自不同的家庭和社会,留学生里不乏顶尖学府的佼佼者｡可在有些华人眼中,大陆人就是低人一等｡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大陆穷,出来的人也穷,政治观念的分歧其实是次要的｡
有一个台湾人说她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大陆来的,因为他们走路､说话､一举一动都怪怪的。还有人说大陆人懒,因为他们吃惯了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引一位餐馆老板说,他从来不让来自大陆的侄子经手现金:“不是说他不可靠,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人穷怕了,什么事于不出来?”
这种对于大陆人的偏见,使不少亲戚朋友甚至家人在久别重逢后又反目为仇｡冯女士的父母解放前去了台湾,未满周岁的她在上海跟着祖父母长大,30年后她到美国和父母团聚,同学好友都很羡慕,可是她母亲和妹妹却看她不顺眼｡她也试图注意穿着,改变自己,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不久,她和家人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公开的冲突｡她回忆说:我一到羡国她们就给我介绍对象,介绍了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不记得他和前妻是离婚了还是怎么了｡我妈妈说他条件不错,有文化､有大房子､有钱,还说年龄大的人比较善解人意等等｡他个子不高,有点发胖｡我们见面时,他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眼光特挑剔,好像是在商店里挑东西｡我有点反感,觉得恶心,坐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的,菜上来了也懒得动筷子｡我说我头痛,便早早请他送我回家｡我妈妈和妹妹因此大动肝火｡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整整一夜｡我那时已经32岁,不是不想结婚｡可是她们只要把我嫁掉｡根本不在意我和谁结婚｡从那以后,我没见过她们一个笑脸(我爸爸对我还可以)｡
我和我现在的丈夫恋爱时,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她说她绝不会让第二个穷光蛋上门｡你能想像吗?在我亲生母亲的眼睛里,我不过是一个穷光蛋｡我何止是伤心?我很快就搬了出去｡
虽然大陆来的留学生也同样遭人冷眼,但在大学里,情况毕竟有所不同｡有奖学金的学生不必去餐馆打工,他们的努力和才智比较容易发挥｡一位医药公司的女经理说,刚来时她和其他华人相处得还不错｡有些人对大陆来的是有偏见,嫌她土,不会穿衣服,太节省,不懂美国规矩等等｡“可是这又怎么样呢?说实话,他们说什么我根本不在乎,这里是大学,凭真本事,谁在乎你有多少钱啊?”
另一位学有成就的科研人员说,常常有人评价说她不像从大陆来的,算是夸她,其实是在损大陆人｡“这些人以为大陆人就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美国的大学里时而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牵涉到大陆学生,就会被看成是大陆学生的通病｡值得注意的是,大陆移民本身也在变化中｡虽然有人至今对曾经受到过的歧视耿耿于怀,不少人则表示情有可原,还有人开始看不惯新来的移民｡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对这一变化有深刻的描述｡姜文扮演的王启明和妻子当年初来乍到,两手空空,受亲戚冷落的滋味难以下咽｡多年后王当上了老板,有车有房也有钱,还学会了如何冷落自己刚从北京来的老朋友｡
一个人的出身和背景对阶级地位的影响并不是永久的;通过移民美国,华人割断了和故土的关系,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他们在新的环境里的努力和机遇｡如果说背景仍然不可忽视的话,不少人认为与美国社会密切相关的三种背景最为重要:第一是公民身份,第二是同化的程度,第三是在美国居住年份的长短｡公民身份的价值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即使在排华法盛行时期也拥有美国国籍,他们有选举权,可以义正词严地声称自己是美国入｡
第二代的华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把族裔身份的认同定位在国籍问题上,他们认为只有拥有美国国籍者才是美国人｡为了尽快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亚裔学者也努力把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加以区别｡目前还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才有资格当华裔美国入(Chinese American)｡在美国长大的华人没有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加上多年奋斗积累,比较有安全感｡他们在美国社会里能够运筹帷幄,也比较容易把握机会｡在华人社会中,这些人的地位是稳固的｡一位来自大陆的女士说她常常得面对一些陌生人的盘问:比如从哪里来､怎么来的､做什么工作､有没有身份,等等,而她丈夫则没有这种麻烦,别人只要一听说他是在美国生的就会流露出敬佩的神情｡
底层阶级(Under class)
非法移民处于华人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大部分债务累累,没有职场上需求的语言和技术才能,又不能合法就业｡通过私人关系或族裔网络他们在餐馆和车衣厂打工,也有人给建筑承包商干活或在私人家当保姆｡族裔网络使非法移民得以在美国生存,同时也将他们困限于没有出路的低薪职业中｡这些人中的幸运者也许以后有机会改变身份,但改变自己的职业却并不容易｡正因为如此,很多非法移民即使在拿到绿卡以后也仍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美国政界和学术界都曾经尝试将穷人进行分类分析｡对于底层阶级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一些城市弊病,如犯罪､吸毒､青少年怀孕､失业和对社会救济的依赖等,这些研究对政府济贫政策的制定不无影响｡一些学者指出某些社会群体自身的行为和他们的贫困状态有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观点很快就遭到激烈抨击,因为这样看问题有把责任推向受害者之嫌｡旧｡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学者都参加了这一论战,政治评论家们更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遗憾的是这场论争并没有导致理论上或观念上的突破,在1990年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上,这一理论的首创者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首先提出应该摒弃“底层阶级”这一术语｡
笔者在这里使用“底层阶级”对没有合法身份的华人进行分析,并不是企图对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发表见解,而是因为这一术语用在这里恰到好处｡就社会流动而言,机遇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均等,也并不是对所有的穷人都均等｡在华人社会里就有这样一批完全被束缚在社会底层的人,把他们简单地看成“穷人”或把他们列为“下层阶级”或“劳动阶级”是不够确切的｡华人社会的底层阶级和格拉斯高(Douglas Glasgow)所研究的“非裔底层阶级”有相似之处,而他们与都市人口中的吸毒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却并无直接联系｡
华人社会的底层阶级和普通的“劳动阶级”或“下层阶级”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法律地位｡其实很多移民刚到美国时都几乎身无分文,但底层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差异点不在于贫穷本身,而在于这一阶级的成员不能享受普通美国人所习以为常的最基本的权力和社会保障｡因为这批人在法律上没有在美国立足和谋生的权力,社会学家海尔(David M.Heer)称他们为“法定的底层阶级”(1egal underclass)｡
华人社会的底层阶级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和南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这些人通过三种不同的途径来到美国:第一是非法入境,包括跳船､跳机等;第二是以非法手段合法入境,如通过黑市购买假护照与假签证或靠假证明以真实身份入境;第三是合法入境,非法滞留,这些人以旅游､出差､求学､探亲等名义持临时签证入境,但逾期不归｡这些无身份移民的社会背景不尽相同,其中也包括不少专业人才｡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他们不能进入正规的就业市场｡他们是华人社会里的“黑人”,过着提心吊胆､躲躲藏藏的生活,受人欺负也只得忍气吞声｡
举例来说,一对来南加州探望女儿的老人应聘给一个华人家庭带两个小孩,主人对他们的工作无可挑剔,只是说每个月发工资太麻烦,年终可以一起算｡等到年终他们要求结账,主人却说要先看工卡,还说如果再闹就报告移民局｡可怜这对夫妇签证已过期,又怕对正在读书的女儿带来负面影响,只能把气往肚子里咽｡
据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移民妇女回忆,1985年她刚到纽约时曾在曼哈顿的一家中餐馆打工｡当时一般工人的月薪是800美元,而老板只给她700美元｡因为旅游签证已经过期,她只好忍了。
在家庭纠纷中,非法移民也同样是弱者｡一位公司经理多年欠付儿子赡养费,其前妻向中文报纸投诉,但这位先生却毫不让步,还理直气壮地对前去采访的报社记者说,“我没有向移民局举报她,她该领情才对”。
2007年3月6日,《世界日报》报导了华人社区新出现的一种“怪现象”｡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少华人企业家往返于大洋两岸,留下发妻在美国照顾孩子｡有些已经不再年轻的妇女虽然手头宽裕,但因为丈夫在外面包养二奶,她们在感情上受到伤害,甚至为忧郁症所困｡但是,这篇报道说,一些富婆开始反戈一击了｡她们注意保养,出人舞厅,甚至另结新欢,华人社会里的“小白脸”也应运而生｡这些小白脸们大多是年轻､帅气的舞林高手,唯独囊中羞涩,而富婆们有的是钱,所以两相情愿。
据报导,玩这类婚外情者也须懂得游戏规则｡聪明的富婆只找“干净”的情人｡而是否干净取决于身份是否合法｡有一位富婆财力过人,在击败了众多对手后,与一位才貌双全的舞蹈教师堕入情网,另筑爱巢｡殊不知这位小白脸没有合法身份,急于结婚以换取绿卡｡这可超越了这位富婆力所能及的范围她的婚姻是富有的保证,离婚则意味着失去现有的一切,这个代价太高了｡结果,这段婚外情也只能不了了之｡
上述情况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这里所指的是婚外情)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财富､年龄､才智､相貌､婚姻状况和法律身份等｡已婚､有年资的妇女在情场上的竞争力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金钱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年轻､貌帅和聪明才智则是小白脸们的竞争资本｡在这里有阶级和年龄的错位,但这种错位能使双方相得益彰,是可以接受的,而身份问题的错位则是相当忌讳的｡这说明了法律身份的独特性,没有身份的小白脸在感情游戏中只能处于劣势｡
据报导,两个洛杉矶的富婆为了一个艺人争风吃醋,其中一位败下阵来后倒打一耙,向移民局进行举报,小白脸也因此被迫离境｡这篇报导的记者用多少有点兴灾乐祸的口气写道:“想不到干这行还有失业的｡”对于非法移民来说,最难忍受的莫过于在社会中的孤独无助｡
一位从台湾来的餐馆服务生说,她总担心自己会一辈子独守空房,因为没有身份,她觉得周围所有男人都想占她的便宜｡但是她又说她绝不会和一个非法移民结婚,因为如果再走错一步,她这辈子就连希望也没有了｡婚姻是解决身份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位来自香港的女士说她知道自己的第一次婚姻不会成功,因为她的前夫是个毒瘾子,有前科｡但他是公民,其父母家又有钱,她就没有犹豫｡结婚时她把教会里所有的华人都请去参观婆婆家的游泳池和网球场,出尽了风头｡虽然后来离了婚,但她得到了身份｡和富人家结缘的机会虽然短暂,也算让她过了一次瘾｡
由于美国法律方面的限制,通过婚姻解决身份问题并不容易,当事人如果在三年内离婚,就会被递解出境｡一位通过结婚来美的年轻妇女说她为了一张绿卡受了整整三年的折磨｡她一到美国就被男方的家人送到车衣厂打工,还不准她与外人交往或上学｡不到一年她就决意离婚,但为了身份又只能强忍｡以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她的婆婆老是当着她的面骂自己的儿子无能,说是如果办假结婚还可以赚三万美金｡而现在反过来还得倒贴这个迟早要离开的媳妇,为的是让她拿绿卡｡
当然,不到万不得已,大部分妇女是不愿意离婚的,但身份问题常常使夫妻关系复杂化｡虽然办假结婚是金钱交易,但是身为公民的一方始终享有主动权,因为另一方不受政府和法律的保护｡很多非法移民不仅害怕移民局找麻烦,还处处躲着自己的同胞｡一位装修工说他退出餐馆行业就是为了图一份自在｡虽然他干的是临时工,工作无保障,收入不稳定,他至少可以安安静静地过一只地老鼠的生活,没入知道他的底细｡他说别人的事他也不想知道,听说谁赚了发了只会徒增烦恼｡
在华人的圈子里,要让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底细并不容易｡一位来自台湾的女读者写信给《世界日报》说,没有身份的日子实在是“苦不堪言”｡最不能忍受的是,有的华人同胞就爱“哪壶不开提哪壶”｡有入每次见面都当众问她身份问题,还嘲讽说她值得羡慕,不用交税,等等｡
一位多年经营婚姻介绍所的女士说,她用打分的方法帮助人们找到合适的配偶｡她给大学毕业生打五分,美国公民十分,而非法移民则得倒扣十分｡她说她最值得骄傲的业绩是帮助许多没有身份的妇女找到了归宿｡她的很多女客户年轻､美貌､有学历､又聪明能干,但是她们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缺乏安全感｡好在这些人一般都“拎得清”,她们不会挑三捡四,尤其在年龄问题上比较愿意通融｡她说好几位男客户给了她额外的红包,因为他们“捡了便宜”。
非法移民是华人社会中的边缘人,他们不能在主流社会中露面,又难免受到自己同胞的歧视和欺负｡那么苦,为什么还要留在美国?一位申请政治庇护尚未成功的中年男子说,有时他真希望自己的申诉被驳回,这样他就死心了｡但是他在国内的太太仍然指望他把女儿接过来上大学,所以他没有退路｡如果申诉被驳回,他也不能走,必须另找途径留下来｡
一位装修工说他计划等赚到了钱后就回国:“我来了这么多年了,我的朋友在国内早就发了,我已失去了机会,总不能两手空空回去吧!”
当然,法律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并不是所有非法移民都在美国永无出路｡80年代以后来美的无身份移民,大约一半以上已获取了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这个比率以后还会增高｡一些旧日偷渡客还加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福建移民中就有不少这类的例子)｡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就大多数无身份移民而言,社会地位并不是一纸身份所能改变的｡当了多年的保姆或餐馆服务生以后,很多移民已经和美国社会脱节,重新起步相当不易,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第二代｡
由此可见,虽然在美国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多,大批华人也早已加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但阶级在华人社会里并没有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华裔社会的逐步多元化,华人的阶级观念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他们对于阶级的认识也表现得更为复杂化｡除财富之外,美国华人对于阶级的认同还取决于家庭出身､移民背景､同化程度以及法律身份等多种因素｡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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