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是一种声音的机械复制技术，留声机进入中国后，当时的人们主要用它做什么，以及与留声机相伴的唱片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请看下文：
作者：黄瑜
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2期
摘要
留声机与唱片作为记录声音的新载体,传入中国以后,很快就被中国人所理解与接受,对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唱片改变了人们的听戏方式,对于名角名段名歌的普及与都市的流行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唱片推动了各种地方曲艺的传播与交流,丰富了都市居民的文化生活。唱片在国语与外语教学领域的使用,对教育改革有促进意义。唱片录制的内容被用于法庭的证词,增加了证词的种类,有利于司法工作的开展。唱片世界也是政治的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都注意发挥唱片的宣传功能。作为史料,唱片折射了近代城市的流行文化,也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众多面相。
关键词
唱片; 近代中国; 社会变迁;
人类对于记录、保存、复制自己所涉及的信息, 包括视觉之图像、听觉之声音、嗅觉之气味、触觉之温度,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美妙梦想。这一梦想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以后才逐步实现。照相机之于图像, 留声机之于声音, 温度计之于温度, 都是信息记录、保存、复制领域中突破性进展。唱片是留声机的连带产品。在磁带发明以前, 唱片是记录、保存、复制声音的主要载体。留声机与唱片引进中国以后, 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方面, 特别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 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
在留声机问世之前, 声音不能复制, 只能模仿。模仿声音的专门技术为口技, 这是一种流传广泛的古老杂耍, 由表演者运用口腔发声, 模仿风啸、雷鸣、兽吼、虫叫、鸟啼与各种人类的声音, 但是, 再好的模仿还是模仿, 就像再好的图画也不可能替代照相一样, 性质不同。
1877年, 美国科学家爱迪生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留声机, 开启了人类记录、复制声音的先河。此后, 该领域技术进步日新月异, 十年后, 另一位美国科学家伯利纳制成世界上第一张唱片, 标志着人类记录、复制声音的技术成熟, 并进入实用阶段。留声机的发明, 是人类对于声音信息记录、保存史上的突破性变革。从此, 长风之浩浩, 流水之淙淙, 小鸟之啾啾, 战炮之隆隆, 伟人之南腔北调, 名角之千古绝唱, 父祖之殷殷嘱咐, 情人之海誓山盟, 一切无质无形、无影无踪、来去匆匆之天籁、地籁、人籁, 一切或强或弱、或长或短之声音, 都可录之一瞬, 存之永久。
近代中国最初接触留声机的, 是晚清政府派往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官、留学生等。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 直至90年代初, 伴随着蜡筒留声机由问世到成熟, 以及唱片的兴起, 他们在海外亲身体验了声音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其中, 最早接触留声机的中国外交官是郭嵩焘。1878年5月20日, 作为中国驻英法公使, 郭嵩焘与随员张德彝, 在伦敦参加一场茶会。会上, 主人请他们观摩一台问世不久的留声机。操作演示的正是大发明家爱迪生。郭嵩焘目睹留声机录声、传声的全过程, “有为长歌者, 亦以歌传出之。有两人接续传语, 亦接续传出”。郭嵩焘叹为观止:“真神技也。” (1) 郭嵩焘问爱迪生录声传声原理, 爱迪生一一作了回答。1878年11月3日, 郭嵩焘在回国以前, 曾托人购买三件与声音有关的新产品, 即电话、扩音器与留声机。他似乎是中国最早购买这三样奇器的中国高官。此后, 到欧洲去的曾纪泽、马建忠、徐建寅、薛福成等人, 都接触过留声机, 薛福成称赞留声机“尤变化出奇”。 (2) 长期生活在上海的英国人傅兰雅, 也很早就接触到留声机。1888年, 他曾到纽约参观爱迪生留声机公司。其时, 傅兰雅对着蜡筒先说了几句英语, 再讲了几句中文, 然后将蜡筒放回留声机内, 片刻后便传出了他刚才所说的话, 语气、声调都毫无差错。傅兰雅接着用乐器测试, 请人对着蜡筒操琴, 还有意加入琵琶、笛子、喇叭等, 须臾从留声机内传出了那段闹哄哄的演奏, 傅兰雅仔细分辨, 刚才使用的乐器无一被遗漏。傅兰雅继续试验, 他咳嗽, 打喷嚏, 还大笑数声, 不一会儿从留声机内也传出了那些噪音, 如同另一个傅兰雅躲在里头搞恶作剧一般。
清末上海, 在了解、分享世界性先进科技成果方面, 走在全国前列。1889年, 丰泰洋行将蜡筒式留声机引入上海, 是为留声机进入上海之始。1890年, 上海报人何桂笙在《申报》上发表文章《留声机器题名记》, 设想了留声机在未来社会中的各种用途, 其中包括留存家训或长辈遗嘱的特殊功能。他说, 家训、遗嘱等若相隔时间久远, 难免被后辈遗忘, 但是如果用蜡筒收录祖辈之原音, 那么无论时间相隔多久, 子孙只要“开筒敬听”, 就如同先人当面再次教诲一般, 可谓“形容虽渺, 声咳常存, 其为正用也大矣”。 (3)
自1890年, 留声机开始走入上海居民家中, 到民国初年, 一般较为殷实的上海人家, 都置有留声机。1920年代, 上海拥有留声机的人家已相当广泛。1925年, 《申报》有文章评论:
近年以来, 中国留声机业堪称发达。中产之上, 几于户置一具。考其原因, 大半系以京剧又至复盛时代, 故购者日多;更有一部分欧化士女, 以娴于舞蹈西乐为时髦者, 亦不得不购办外国唱片以资练习。是以勿论中西唱片, 现均销行甚广。 (4)
1930年颁布的上海市政府训令中提到, “市内民居多有置备唱机作家庭消遣之用”, 并指出福州路、南京路、四川路一带, “贩售唱机唱片之商店触目皆是, 足见该业营业之盛”。 (5) 至1925年末, 在上海从事唱片、唱机业务的企业共有26家, 著名的有百代公司、谋得利洋行、高亭公司、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巨雷公司等。
通过留声机的发明与使用, 人类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声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留声机、唱片, 及其后来的升级产品录音机、磁带, 以及与无线电结合而成的广播, 与摄像结合而成的电影, 构成声音的记录、保存、复制、传播的载体, 各种各样的声音则作为内容, 共同形成一种具有奇异功能的新的科技产品, 投入市场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声音商品。通过这种商品的研制、生产、流通、销售、消费, 先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直接聆听的伟人演讲, 顷刻可以传遍大街小巷、穷乡僻壤;先前只有小众可以直接享受的大师名伶的著名唱段, 顷刻可以让无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一饱耳福。
留声机一进入中国, 首先展现的是其娱乐功能。留声机在近代中国, 另有一个名称:“唱戏机器”。这个名字生动地显示了其娱乐功能。先前, 听戏是要到到戏院里去的, 有了留声机, 就可以在家里听, 这近似于将戏院搬回家。在戏院里听戏, 只能谁唱听谁的, 唱什么, 听什么, 有了留声机, 就可以想听谁就听谁的, 想听什么段子就听什么段子, 这好比将众多名角大腕请回家。这堪称戏曲普及史上的空前变革。
从1908年至1949年, 上海各唱片公司先后录制的戏曲、曲艺、乐曲、歌曲, 以及其他各类唱片共达108种。其中, 京剧、昆曲唱片为其重头戏, 各色重要演员、著名片段均有灌制。戏曲曲艺方面的唱片, 分为戏曲、曲艺、乐曲、歌曲、其他5大类。百代、胜利、大中华等7家上海唱片公司制作的戏曲唱片种类, 共计39种, 其中有36种属地方戏曲, 涵盖了河北、山东、西藏等全国各地的代表性剧种, 诸如滦州影戏、北方戏、河北戏、山东梆子、山东剧 (五音戏) 、花鼓 (花鼓调) 、宜昌剧、湘剧、常锡戏、福建剧、漳州剧、客家、梁州影戏等。百代、胜利等公司共录制了27种各地曲艺唱片, 23种乐曲唱片。最能体现唱片时代风貌, 莫过于歌曲唱片, 尤其是现代歌曲。上海各唱片公司录制的歌曲唱片, 分为流行歌曲、创作歌曲、“党国”歌曲、儿歌、民歌、少数民族歌曲、粤语歌曲、西北边疆主题歌曲、基督教及天主教圣歌、广告歌曲10类。
携唱机去避暑, 是30年代上海富裕阶层的一种时髦的消夏方式。1933年, 林语堂说到避暑休闲的方式时, 就有携带留声机避暑:“你可以带一架留声机, 或者同居的避暑家总会带一架, 由是你可以听到年头到年底所已听惯的乐调, 如《璇宫艳舞》、《丽娃·栗妲》之类” (1) 。“手提胜利唱机, 消夏娱乐最宜”, 是1929年8月“胜利原音唱机”的广告词, 也是留声机带给人们新的休闲方式。
留声机像许多其他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一样, 其价格都有最初销量少价格高到后来销量多价格低的趋势。清末民初, 对于上海大多数家庭而言, 留声机、唱片还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为了满足中下层民众欣赏唱片的需求, 在上海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通商口岸, 都出现了一种用留声机放唱片赚钱的职业。他们有的在马路上设摊, 也有的背起留声机和唱片, 走街串巷, 一路叫卖。朱自清在1925年回忆:
关于留声机, 北平有零卖一法。一个人背了话匣子 (即留声机) 和唱片, 沿街叫卖;若要买的, 就喊他进屋里, 让他开唱几片, 照定价给他铜子———唱完了, 他仍旧将那话匣子等用蓝布包起, 背了出门去。我们做学生时, 每当冬夜无聊, 常常破费几个铜子, 买他几曲听听:虽然没有佳片, 却也算消寒之一法。听说南方也有做这项生意的人。———我所在的地方, 宁波是其一。 (2) 朱自清1916年从扬州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20年从哲学系毕业;旋即辗转江浙, 在多所中学任教。在此期间, 留声机和唱片成了他排遣寂寞、自得其乐的伙伴。朱自清虽无力购置, 却自有办法:
我或向人借来自开自听, 或到别人寓处去听, 这也是“揩油”之一道了。大约借留声机, 借画片, 借书, 总还算是雅事, 不致像借钱一样, 要看人家脸孔的 (虽然也不免有例外) ;所以有时竟可大大方方地揩油。自然, 自己的油有时也当大大方方地被别人揩的。” (3)
上面所述的富裕人家携留声机度假, 普通人租听或借听, 或是去别人处听, 都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唱片欣赏途径。由此既可以看出留声机受人欢迎的程度, 也可以看出留声机的可移动性与共享性给人们欣赏音乐带来的便利。
近代中国唱片还有很强的教育功能。中国幅员辽阔, 方言差异很大, 即使大家说国语, 依然南腔北调。唱片被使用到教学领域, 有利于国语的规范与语言的统一。唱片可以重复放音, 有利于增强学习效果。百代公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发行过语言教学用的唱片。1934年, 中华书局推出《标准国音国语留声片》, 由“标准国音”4片、“标准国语”4片、“小学国语读本选读”8片组成。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国语留声机片》由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编制, 全套8张16课, 从字母、拼音、声调入手, 然后是词句、成语、故事、会话、文选等。唱片对于学习外语, 也有重要价值。中华书局就发行过《中华英语留声机片》, 包括30课的教学内容与教材一册, 还配有外籍教师的发音。
近代中国唱片公司, 还提供一种个性化的录制唱片的业务。1932年开张的中国灌音公司, 就有此项业务。该公司在广告中自称:
市上所购唱片, 大都由唱片公司挽请名伶所灌, 常人欲自灌其音者, 甚费周折。科学日进, 乃有自灌音片之贡献。中国灌音公司不惜巨资, 自外洋运来最新灌音机器, 可使人人有告成个人音片之机会。 (1)
公司宣称:“无论何人, 只要能说话、能奏乐、能歌唱, 到本公司来灌音, 费二元钱就可得着君自己声音所灌入的音片, 故曰个人音片”。宣称“从此以后, 君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和他人听君一样了!”这项个人化的业务, 颇受社会欢迎, 几乎所有重要的唱片公司都拓展了此项业务, 一些外商经营的唱片行也承接此项业务。所谓“个人音片”的实质与个人照片类似, 都是兼具娱乐性与纪念性的物品。对于这一点, 中国灌音公司看得很透彻:音片可致之远地, 传之后世。所以可用照片之处, 也可用音片;可用文字之处, 也可用音片。凡各种声音, 君以为有保留价值及可作为纪念者, 均可前来录音。 (2) 不过, 这项原本看似大有前途的业务开展得并不顺利, 不久就悄然无声了。从“歌声甫息, 音片在握”这点来看, “个人音片”在技术上应该是比较成熟的;而且与普通唱片的价格相比较, 2元的最低价也具有竞争力。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结局呢?这是因为, 普通人看自己的照片无需任何辅助工具, 单凭目力即可。相比之下, “个人音片”如果离开唱机就难以欣赏。因此, “个人音片”的消费者基本来自拥有唱机的家庭;而在30年代初期, 购买一台最普通的唱机也需要几十元, 这是普通民众不敢问津的。
至迟到1937年, 唱片录制的内容已经被用于法庭的证词。1937年5月7日, 有人在诉讼中利用唱片举证, 据此打赢了官司。事情经过如下:1937年5月7日下午4时许, 设在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吴鸿达等与吴鸿德等为返还地价上诉一案。开庭后, 上诉人向法庭呈上一张唱片, 称录有被上诉人在外与人口述如何蒙蔽法庭的内容。负责此案的民庭推事樊培恩当庭开留声机听唱片, 被上诉人与人交谈的内容令他震惊。最后, 这一新的证据被法庭采信, 被上诉人败诉。 (3) 这是迄今所知近代中国利用自己录制的唱片内容作为证据的第一例。
以留声机、唱片、录音机、广播等作为载体的声音世界, 是一个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声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人类的一切活动, 喜怒哀乐,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 都有可能得到表现。各种声音的背后, 都有人的活动身影。这里特别要说的是, 在近代中国, 这个声音世界也是政治的世界, 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都有表现。清末及北洋时期, 可能由于这个人为的声音世界体量不够大, 也可能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对留声机、唱片之类新媒体的政治嗅觉不灵敏, 所以, 未闻执政当局对唱片内容进行指导、管制的事例。但是,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情况逐渐发生变化。1931年6月13日, 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通过《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规则》, 开始将政治控制之手伸向唱片领域。这一规则于同年9月16日由市政府核准后在全市范围内施行, 1932年12月6日再度由市政府核准了若干修正条文, 继续施行。 (1)
南京国民政府管控声音世界的手段有二, 一是禁, 二是导。先看禁的方面。这首先表现为上述《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 , 这一规则虽然仅具地方效力, 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唱片制订的法规。这一《规则》的出台, 与汉口市政府社会局1931年初致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一封公函有直接关系。公函称:近日发现汉口市内各商号所售上海百代、开明、高亭等公司制作的甬剧唱片中, 有一些“淫片”, 如《打饭斋》、《十二个月唱春》等, “淫靡之音, 不堪入耳”。汉口市社会局下令在该市禁售这批唱片。上海是制售这类唱片的基地, 他们因此致函上海市社会局, 要求上海严禁制售。
接到汉口来函, 上海市社会局立即组织人员对全市各唱片公司进行调查, 发现百代、高亭等6家最著名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地方小调唱片均不在少数。社会局认识到, “唱片一类, 素无法规限制, 中外商人惟利是图, 制造诲淫等唱片出售, 自属难免”, 但是, 光看唱片目录, 难辨良莠, 取缔匪易。 (2) 市社会局想借机促成对唱片的审查制度。该局在给市政府的呈文中表示:市内民居多有置备唱机作家庭消遣之用, 而外埠及内地所售之唱片又大都由上海运往, 其数量当属可惊。唱片的优劣与个人修养、社会风化相连, 因此请市政府采取措施, 杜绝不良唱片, 具体办法“则拟仿检查电影片办法, 组织唱片检查委员会切实检查。” (3) 市政府同意社会局意见, 将此项工作交由教育局落实。6月13日, 《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规则》制订, 呈报市政府核准施行。《规则》规定唱片的编制人或持有人必须将未审唱片连同申请书、说明书、演员名单等, 一并送至市教育局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唱片, 由市教育局发给执照, 并由社会局、公安局备案;已有执照的唱片如内容发生变更, 须重新送审, 另行发给新的执照;如发现已审查合格的唱片与送审时有不符之处, 将立即撤消其执照, 停止发售, 并通知公安局予以查禁;市教育局可随时派员前往唱片公司进行审查。《规则》界定了“应予禁止”与“应予修正”的范围。所规定“应予禁止”的情形, 包括:甲, “违反党义及侮辱国体者”;乙, 妨害公安及风化者;丙, 提倡迷信邪说及封建思想者。所规定“应予修正”的情形包括:甲, 迹近神怪而无向上性者;乙, 不近情理者;丙, 妨害名誉者。这揭示了当局所能容忍的界限, 即不允许出现任何质疑、攻击国民党, 或可能对其统治造成不利影响的内容。《规则》上报市政府后, 于当年9月16日核准施行。
从实践层面看, 这一《规则》实际执行效果极不理想。究其原因, 在于各唱片制造商完全无视该规则的存在, 致使其成为一纸空文。唱片审查制度若要落实, 首先在于严格执行唱片送审;但对于这项法定手续, 沪上各唱片制造商竟无一家遵照执行。对于市教育局明令禁止传播、制售的所谓“淫词秽曲”, 制造商也全然不予理睬, 继续制造、销售。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 国民党当局对其认为不合时宜的唱片, 继续实行禁止播放的政策。其所禁唱片, 一方面是敌伪时代流行的附敌歌曲, 如《卖糖歌》、《防空歌》、《兴亚歌》等, (4) 另一方面是所谓违背国民党“党义”的歌曲, 诸如《保卫马德里》、《五月的鲜花》、《囚徒的呐喊》、《前进西班牙》等。1947年2月8日, 经行政院批准后于发布的“停止广播及灌制淫靡歌曲案”的训令, 通令各地民营电台不得播送《禁用唱片表》中所列之唱片, 各地唱片厂商也不得继续生产。《禁用唱片表》中所列歌曲, 多为所谓”淫靡歌曲“, 诸如周璇的《天涯歌女》、严华的《四季等郎来》等。
再看导的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利用唱片、广播等手段对民众进行宣传。1930年12月, 上海市党部练训部为了鼓励全市中小学生研究国民党党义, 举办征文演说竞赛。主办方请出一些社会贤达担任评委, 置备了丰厚的奖品,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制作、播送宣传国民党党义的唱片, 是重要手段之一。抗战胜利以后, 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筹建公营唱片生产企业, 这是自唱片传入中国以后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唱片生产的创举。此事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操办。经过选择, 该处于1947年3月, 以1亿元法币受盘接办已濒临倒闭的大中华唱片电气实业公司, 改为公营的“大中华唱片厂”。同年9月, 该厂正式恢复生产。其录制唱片的方针为:以提倡正当娱乐生活、推广音乐教育为宗旨, 力谋打击并肃清过去敌伪时代遗留之、以色情作号召之黄色音乐, 并配合形势, 提倡民歌, 协助新音乐运动之展开。 (1) 截至1949年上海解放, 大中华唱片厂出品唱片总计211种, 包括《中国历代名曲》17种, 赵元任、黄自等创作的《中国创作歌曲》13种, 《中国边疆歌曲》46种 (民歌20种、新疆歌曲26种) , 《平剧及地方戏曲》102种 (平剧40种、越剧58种、杂剧4种) , 《世界名曲》2种, 《电影及流行歌曲》31种 (电影歌曲15种、流行歌曲16种) 。
日伪统治上海时期, 对于唱片的政策也是禁、导并用。一方面, 对各种不利于日军侵略、汪伪统治的唱片一概禁止。汪伪政府规定凡是“违反国策及政府命令”、“歌词意义含糊足以引起邦交误会”、“歌词意义乖谬”、“歌词或曲谱奉政府命令公布禁止使用”的唱片, 一律不得发行, 违者将被处以罚款和没收唱片的处罚。 (2) 伪中央宣传部下令禁止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有二百多首, 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松花江上》等。 (3) 另一方面, 将《支那之夜》、《苏州夜曲》、《满洲姑娘》、《兴亚歌》等美化侵略战争、宣传汉奸意识的歌曲大量制成唱片, 充斥于店头和电台广播节目中。李香兰演唱的《支那之夜》、《苏州夜曲》被炒作为1942年末“风行全沪的二大名曲”。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化人, 也相当重视利用唱片进行革命、抗日等进步文化宣传。30年代中叶, 一些著名左翼音乐家相继加盟百代公司。他们创作的一些歌曲艺术水准高超, 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社会黑暗面, 表达了广大中华儿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奋力挽救民族危亡的心声, 其中著名的有任光、聂耳、冼星海等。自法国留学归来的任光, 1928年回国后即供职于百代公司音乐部, 担任作曲, 30年代初任主任。由他创作、并被录制为唱片的进步歌曲中, 最著名的是同名电影主题歌《渔光曲》 (王人美演唱) , 此外还有《抗敌歌》 (胡蝶、高占非演唱) 、《大地进行曲》 (高占非演唱) 等。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其故事及影响早为世人熟知。聂耳创作的大部分歌曲, 均由百代公司制成唱片, 包括《毕业歌》、《码头工人》、《大路歌》、《卖报歌》等。聂耳一生共谱写33首歌曲, 其中有21首被录制为唱片。由俯拾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战歌》, 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 单片销量创下了公司的历史纪录。但是, 因其宣传抗战的思想与当局精神不合, 唱片上市不久, 就被国民党上海市当局下令全数没收、销毁, 连模版亦被销毁, 成为当时百代公司、乃至上海唱片界的一个重大事件。任光、聂耳、冼星海等左翼文化人创作的歌曲与录制的唱片, 成为近代抗战与进步文艺中最为闪光的部分。
自从留声机与唱片发明以后, 人类记录信息的种类就增加了声音这一新的品种, 录有声音的唱片也就成为重要的史料。所谓史料, 可理解为记录、承载历史的载体。传统、主流的历史记录载体为文字。截至当下, 文字作为史料的地位依然极为重要。但是, 文字从来不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载体。自古以来, 图像、艺术品及其他物质文化遗存、非文字的精神遗产等也是重要的史料。唱片虽然与文字、图像等载体在形式、表现内容、侧重点方面存在明显不同, 但是在记录历史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唱片作为新兴史料, 其记录历史具有形式新、内容新, 以及高度真实的特点。
无论是早期的蜡筒, 还是其后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录音制品主流的唱片, 作为史料, 其形式均属前所未有。诚如1890年傅兰雅所说, 留声机的发明, 不独为千古之奇闻, 亦实为记载之妙简, “此器不但为取乐开心之用, 将来能记人言语而发复声, 可省书写之烦。如名人善言好语, 传流后世千载之下得闻其声, 不吝亲见颜色;或将方家音乐歌曲记存音调, 后之学者使复发声, 宛如面听其奏”。 (1) 换言之, 历史场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生动还原。在这一点上, 非但传统史料无法企及, 即使如照相等同时代诞生的新兴史料也不能替代。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史料及其照相是静态的, 而蜡筒、唱片借助于留声机可发声, 为动态。
唱片记录、保存、复制的对象是声音, 这是其独特的价值。上海法商百代公司第一批录制的唱片基本为京剧名伶演唱。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 随着《毛毛雨》被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传唱于大街小巷, “时代曲”即流行歌曲唱片逐步受到社会欢迎, 成为三四十年代唱片的主流。与此同时, 唱片内容呈现出多元化, 时代气息也变得强烈起来。为了追赶、迎合、捕捉城市居民不断变化着的欣赏口味, 各唱片公司竭尽全力推陈出新, 录制新歌, 发掘新星。“时代”歌曲唱片制作量大、销售量大, 获利丰厚, 但更新频率也很迅速。其他如深受城市居民欢迎的某些地方曲艺类唱片, 也是如此情形。上述唱片对于研究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的大众消闲文化, 进而揭示城市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侧面, 提供了富于变化感的、生动的史料。
近代唱片内容, 除了戏曲、音乐歌舞之外, 也包含政治、教育、公益、商业等方面的内容。以政治性内容的唱片为例, 即有国民党当局大力推行的“名人演讲”、“党歌”唱片, 其中著名的有“国父遗声片”、 (2) 以及“中华民国国歌”、“中国海军之歌、中国海军进行曲”、“中国空军之歌”等。 (3) 这些唱片, 从声音的角度展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生态, 为研究民国政治演进的珍贵史料。
综上所述, 留声机与唱片传入中国以后, 很快就被中国人所理解与接受。1890年, 留声机开始走入上海居民家中, 到民国初年, 一般较为殷实的上海人家, 都置有留声机。留声机与唱片在留存、复制声音方面的独特功能, 对中国社会生活, 特别是城市社会生活, 发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留声机与唱片的广泛使用, 改变了人们的听戏方式, 可以选择欣赏对象、欣赏内容与欣赏地点, 这对于名角名段名歌的普及, 对于都市的流行文化,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留声机与唱片的广泛使用, 推动了各种地方曲艺的传播与交流, 丰富了都市居民的文化生活。唱片被用于国语教学, 有利于国语的规范与语言的统一。唱片被用于外语教学, 有利于提升外语的教学效果。唱片录制的内容被用于法庭的证词, 增加了证词的种类, 有利于司法工作的开展。在近代中国, 唱片这个人为的声音世界也是政治的世界, 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都有表现。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府都用禁与导的两手管控声音世界,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化人, 也相当重视利用唱片进行革命、抗日等进步文化宣传。作为史料, 唱片折射了近代城市的流行文化, 也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众多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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