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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栋 柴生旺 | 论阿多诺非同一性思想语境中的“他者”概念

2023/7/3 14:10:11  阅读:49 发布者: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简介

杨栋,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柴生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论阿多诺非同一性思想语境中的“他者”概念

 

非同一性思想是阿多诺哲学的核心,然而非同一性何以所是,以及作为非同一之表达的非概念等在何种意义上得以表现出非同一性的理论特质,要从他者概念得以说明。他者概念始终作为非同一性思想之底色存在于阿多诺的阐述当中;同时,非同一性也始终以他者的面貌呈现,彰显出阿多诺理论的建构性内涵。通过论证他者概念体现了非同一性思想的视域、内核,并展现了否定辩证法得以由此展开的辩证法维度,尝试表明:他者概念集中体现了阿多诺非同一性思想的前理解,进而为从新的角度揭示阿多诺非同一性思想的内在理路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他者;他性;非同一性;否定辩证法

“他者”(das Andere)概念并没有被阿多诺(又译“阿多尔诺”“阿道尔诺”)提升至显著的地位。它似乎是阿多诺在无意识书写中自然流露于其文本当中的:他者始终以非理论的形式在文本中缄默,然而在阿多诺的理论表达中却无不彰显着他者的视野。这为理解阿多诺的思想提供了新的线索:通过对这一未被理论化的,即以前理论的方式呈现的他者概念加以分析,将为理解非同一性思想提供新的理论进路。这正是对于非同一性思想的前理解,或者说非同一性是他者概念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理论化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者被忽视了,即对理论本身的关注而导致理论对前理论中隐含的思想线索的遮蔽。这引向一个新的问题,即非同一性之何以所是。笔者认为,阿多诺在哲学的边缘发现了他者,并以此作为非同一性批判的隐性前提。本文将揭示他者与非同一性思想的内在关联,以及这一他者视野的辩证法维度与其否定辩证法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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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他者”的“非同一”

阿多诺强调:“精神作为活动的规定性内在地迫使哲学从精神过渡到他者。”虽然他并未给予他者以明确的规定,但不同语境中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已表现出“他者”的丰富内涵以及这一概念之于非同一性思想的重要意义。不仅“非同一……是与所有同一对立的他者”,而且作为“非同一”之表达的“非概念”“非同一物”以及“形而上学经验”都是作为“他者”而出现的。这事实上构成了对非同一性思想的前理解。非同一性出现在阿多诺以他者为视野回溯性地考察形而上学历史的过程中。以前理论的形态出现在阿多诺文本中的他者概念,始终作为非同一性思想的底色内蕴于阿多诺的理论脉络中,沉默地为非同一性提供注释。考察以他者面貌而出现的诸概念,有助于理解非同一性何以作为他者出现。

其一,非概念是思维的直接他者。阿多诺认为,“哲学真正的兴趣点在于:黑格尔(与传统一致)宣布他不感兴趣的东西,即非概念、个别、特殊”。阿多诺由此将哲学的视野从概念的运动拽回到那些被黑格尔贴上“惰性存在”标签的暂时且流变的东西,即与普遍性领域相对的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在此意义上,非概念意指那些无法被概念完全把握的事物的存在。“概念秩序满足于向前推进思维想把握的东西”,然而“通过将概念体验为与其自身不同一的、处于运动中的东西,概念不能仅仅是它自身,(根据黑格尔的术语)概念就走向了概念的他者,但又未吸收这个他者”。这样,他者便以非概念的面貌出现在与概念的关联中。阿多诺由此指出,概念既然无法吸收这个他者,它便不是自足的,然而它却在黑格尔那里成为同一化了的绝对的东西。事实上,概念的客观来源已经决定了它对绝对性之渴望的失败。

在思维的运动中,非概念作为概念——思维的承载物——的对立面出现,是思维最先触碰的东西,因而是他者最直接的呈现。一方面,非概念是思维的对象,即概念所要把握的那些感性存在,因而总表达着概念最直接的外在性;另一方面,进入思维的非概念总以“某物”(Das Etwas)的抽象形式呈现,然而非概念本身永远不会消逝,因为它不是内在于思维当中,而是在思维的框架之外,以物的形式抵抗着概念强制同一化的趋势。因此,非概念作为概念的直接对立物,是思维所面对的直接他者,展现着与思维的异质。

其二,非概念与概念的纠缠中不可消解的非同一物是思维的绝对他者。阿多诺认为:“非同一物是在同一化倒掉其部分之后的陈旧的剩余物。”也就是说,非同一物是被思维把握之外的那部分“更多的东西”,即思维对其对象同一化后被抛弃的那部分没有被同一化的东西,是概念不能概念化的东西。它占据着作为思维之他者的最肯定的地方,因而对于思维来说也是最否定的地方,并标志着概念以及同一化逻辑的根本失败。非同一物出现在概念遭受挫折的每一个地方:当以思维的普遍性领域去把握现实事物而发现思维与现实的不对称性这一事实之时,非同一物便出现了。原因在于,在阿多诺看来,每个事物之是其所是并不能用一种规定所穷尽,它需要多个规定相互补充;并且“这个‘多’不是从外面强令他接受的,而是作为从他自身中被排除的、内在于他自身的东西”。事物并不是像思维所直接称呼它的那样,而是多于概念的东西。概念是思维把握事物的工具,然而当以概念把握事物时,眼前的事物总是跳出这种规定性并与其偏离,这正是非同一物在起作用。这样,概念的同一化作用便失败了,而非同一物就是概念概念化失败的原因。正是在同一性的遮蔽下,阿多诺发现了非同一物,发现了这一对于思维而言具有绝对性的他者。因此,正是由于非同一物占据着思维之不可化约的硬核位置,非概念之为概念的他者才得以可能。思维越是希望用概念将非概念留在思维普遍性的领域当中,非概念就越是以否定性的他者面貌出现,迫使哲学走出思维的自足性,走向真实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正是非同一物揭示着概念之于非概念之不可能、揭示着思维绝对同一化之不可能,从而成为扭转形而上学的关键。

其三,他者还以形而上学经验的面貌出现在阿多诺的哲学当中。何谓形而上学经验?在阿多诺看来,幸福是唯一与形而上学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形而上学经验如果被羞于拉到原始宗教经验,“那么就很有可能像普鲁斯特那样将它想象成某种幸福的东西”。他相信如果回到童年的村庄,那么他们便能“如愿以偿”而获得承诺的幸福。然而,这不过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许诺,这一许诺并不真实。“如果人们到了那里,那些许诺的东西就又像彩虹一样消失了”,对它的追寻不过是徒劳的等待。因此,形而上学经验是“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它根本上是幻相,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当它“面对绝对的、不可消解的被个体化了的东西时”,它却被每个个体以经验的方式切实地体验到。因而,它作为先验的东西既存在又不存在:一方面,它是一种必须的承诺,“如果不承诺一种对生活来说先验的东西,那也许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体验为活生生的东西”;另一方面,“徒劳的等待并不保证人们期望的东西,而是反映了按照他的标准进行否定的状况”。因而尽管它并不存在,却始终标志着主体对现状之否定。这一否定性揭示了幸福的乌托邦幻想,因而它总是包含着精神的超越性,从而对超出主体的东西报以强烈的诉求。“主体形而上学经验不想说出的超岀主体的盈余……是在真理观念中触及到的两极。”在主体与真理的关联中,形而上学经验使主体隐秘地却又普遍地超出自身。正是在这种否定性的、超越性的关系之中,他者这一精神的否定性标识得以彰显,精神意识到自身的限制而走向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经验彰显了他者之可能,在多重的悖论中呈现出他者的零星疏影。

因此,无论非概念、非同一物还是形而上学经验,都从思维运动的内在进程中生发出对思维之否定,都是作为思维之他者直接否定了思维的绝对同一化趋势。因此,他者概念则表现为对同一性之否定的理论思索的标识,而这一标识提出之逻辑仍需从同一性入手。“传统思维的错误在于,它将同一性视为自己的目标”,而同一性却“不是关于客体同一的逻辑,而是关于人与物同一的逻辑”。因此,阿多诺要反对传统哲学中试图通过思考内容而支配内容的同一性思维。事实上,在阿多诺那里,思维就是同一,二者是等同的。“同一性表象是思维本身固有的。思维意味着同一化”。同时,“没有同一化就不能思考”,但这并不赋予传统哲学将同一性思维置于事物之上的充足合法性。非同一性则是阿多诺扭转这一方向的尝试。然而,从同一性到非同一性的扭转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对他者这一对非同一性之前理解来阐明:通过他者在思维同一化过程中的显现,思维将不再非批判地以自足的绝对者自居,而是对同一性所产生的虚假的主体与客体统一进行反思批判,走向不停歇的自我否定、追求真正的和解。因此,非同一性是作为思维再反思的结果在同一化进程中、在思维与他者的关系中被确定下来的。而他者则是阿多诺在审视黑格尔之思维内在的否定性、即“规定的否定”的过程中所发现的这一思维运动之动力的可能性前提,亦即思维转向否定性之可能的标志。由此,非概念、非同一物等才得以作为他者而展现出非同一性的理论特质。

于是,阿多诺最大限度地汲取黑格尔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将矛头对准黑格尔。他抛弃了“否定之否定”,而将思维的否定性彻底贯彻下去。在阿多诺看来,这一原则不过是思维的内在性原则,而“若没有‘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原则,黑格尔的体系建构就会坍塌”。由此,阿多诺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爆破,即对这一肯定性原则的反叛是通过思维本身的力量所实现的:通过彰显他者而为思维的自否定提供条件,从而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走向思维持续不断的自我否定。黑格尔的体系中本蕴含着这一契机,正如阿多诺所言,“在黑格尔这里,唯心主义倾向于蔓延到自身之外”。同时,唯有通过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部实现对它的反抗,才是真正“尊重”黑格尔的批判。这意味着从同一性转向非同一性:同一性之同一化逻辑以概念的方式把握事物,最终实现的不过是思维与自身的同一;而他者之彰显则使思维持续地自我否定,它将克制自身与事物的同一化倾向,进而是实现与自身的非同一。由此,如果说同一是思维的必然,思维必然地表现为同一,那么非同一就是他者的必然,他者必然地表现为非同一。这样,与黑格尔由思维的同一化而所衍生出同一性哲学不同,在阿多诺的理论中,思维之他者所衍生出的非同一性哲学,成为对思维之同一性强制(Identitätszwang)之根本不可能的指认。非同一性是作为同一之他者的非同一,他者以非同一性获得了其理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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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他者”为核心的非同一性批判

如前所述,诸多概念都以他者的面貌表现出非同一性,且非同一性思想实际上是与思维同一化相对立的他者的理论形态。那么,以他者为视角重新审视非同一性批判,就有助于揭示:在非同一性与同一性斗争之中始终呈现着的他者,事实上贯穿于非同一性思想始终,并充当着非同一性的动机及目的。换言之,他者构成了非同一性批判的隐性核心。

首先,以他者概念重新审视非同一性思想,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史便表现为“他者”被吞噬的历史,非同一性则是对他者的重新展现,这构成了非同一性的思想动机。在阿多诺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同一性哲学,而同一性在西方哲学中包含四层含义:一是“个体意识的统一体”,即“一个在它的所有经验中作为自身而获得的‘我’”;二是“逻辑一般性的思维”;三是“同一性是指每一个思维对象的自我同一性,即简单的A=A”;四是在认识论理论中,“它是主体与客体重合在一起”,即主体通过概念吞噬客体以实现二者的同一。传统哲学的同一性原则将他者排挤到边缘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灾难。

在资本主义社会,同一化原则表现为作为资产阶级理性的等价交换,从而将使用价值的特殊性抽象为同一的价值而使一切事物同质化。同时,人的特殊性也被消泯。“正是通过交换,非同一的单个人的存在和绩效变成可通约的,即同一的。这个原则的扩展将整个世界视为同一的、视为总体性。”这还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文化上。“文化工业把人当成了类成员,当成了一种实在。今天,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文化已经异化为统治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使每个个体都趋于同质化与平均化,大众文化的后果事实上是个体作为个体的丧失。在此基础上,同一化哲学导致了整个西方社会的灾难。“种族灭绝是绝对的整合”,希特勒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灭绝完全抹杀了个体,将个体仅仅视为符号化的、概念式的东西。“奥斯维辛确证了纯粹同一性就是死亡这个哲学原理”,它确证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失败。这一之于反犹主义的反思便是阿多诺对他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深刻的揭示:由于他者在思想的同一化过程中被遮蔽;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同一性强制要求清除一切与同一化了的自我不相容的异质性。犹太人因而作为他者被视作异己的、需要被排除的、丧失了任何权利的纯粹符号。反犹主义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根据。由此可见,同一性逻辑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得到完全的贯彻。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那个与自身相对的他者被排挤到边缘,并服从于那个被阿多诺指责为已经异化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狂怒的理性。这便是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诊断的时代病症:启蒙已经倒退为新的神话,“人们再一次变成了与社会进化规律和自我原则相对立的东西,变成了单纯的类存在,他们在强行统一的集体中彼此孤立”。启蒙走向了彻底的同一性原则,完全将差异、异质与特殊消泯,这同时意味着他者被完全湮没。因此,非同一性的目的就是使他者重新显现并反抗同一化思维以及被同一化了的社会。这便是非同一性的思想动机。

其次,在非同一性批判中始终贯彻着他者。将非同一性所贯彻的东西与纯粹的物性绑定,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非概念为例,对它的理解不是将事物置于没有与概念发生过任何交涉的原初境地;也“不能将非概念与自在的存在混为一谈”。非概念不是未被概念涉足的不可理解的东西,相反,非概念正是在概念中才得以被表达,二者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一方面,“所有概念,包括哲学概念,都涉及非概念”,非概念是概念获得抽象要素的前提;另一方面,“没有概念,也就不能知道任何东西”,概念是用以把握非概念的东西。因此,阿多诺并不是将他者置于思维无法触碰到的绝对不可知的领域,而是将其视为概念同一化作用下所透露出的必然。非同一物也体现了这一点。非同一物不是没有被思维思维过的纯粹物性,而是物被反思、同一化后所挤出的盈余。它表现为同一性视角下的矛盾,即思维在前进过程中遇到的对物的强制同一化企图的绝对否定。因此,他者的出现不是由于纯粹的物的规定性,更不是由于物的神秘性。他者是思维对思维对象的同一化过程失败后的产物。因而,非同一性始终贯彻着他者,对他者的理解也必须从同一化的角度出发。“它往往只能纠缠于同一化的意义史——纠缠于‘它自身’和‘他者’的历史。历史使得二者交会在一起,所以历史便是它们。”他者在这一纠缠中体现为思维遭受挫折的经验,即思维及其对象之间不对称的矛盾。这才是非同一性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不是将非同一性仅仅停留在物的要素之上。

因此,如果非同一性是一种拯救传统形而上学的尝试,那么他者便内含这一拯救的方式:即通过揭示思维之他者而使形而上学走向自我否定。这体现出阿多诺对康德的问题的延续。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的过于膨胀恰恰显示出其自身的衰微,“主体拼命地自我拔高,是对阻碍主体自我反思的软弱无力经验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阿多诺认为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依据就在于走向思维之他者。这实质上同康德的做法别无二致,即通过限制理性而使形而上学得以可能。因此,在阿多诺这里,启蒙理性或许需要一次“再启蒙”,从而意识到自身的限制而走向对他者的尊重。

最后,非同一性的目的也在于解放他者,实现事物的自身同一。“非同一是反对事物同一化的、事物自身的同一性”。也就是说,非同一性批判瓦解同一性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彻底抛弃同一性观念,而是追求一种抛弃了同一性强制并将他者融入事物之中的新的同一性。“非同一性认识想说某物是什么,而同一性思维说某物归于什么之下,它是由什么例证的或再现的,即它本身不是什么。”因此,以事物是其所是为目的,新的同一性能够打破事物作为“表象的封闭性”——事物被同一化后以固定方式呈现的概念规定——而走向概念的星丛。“星丛”是阿多诺所设想的以非同一性把握事物的模型,也是事物实现与自身同一的途径。在传统哲学中,概念所追求的一般性代替了事实自身,导致事实被概念所裁剪、吞没。而在星丛当中,他者不再被忽视或刻意掩盖,而是走向开放关系。多个概念将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事物本身进行描述分析,“希望概念像妥善保管财物的保险箱的锁突然弹开一样,不是通过一把钥匙或一个密码,而是通过一个密码组合”。事物不再被单一的概念规定把握为某物,而是被置于多重背景之下,让概念共同出场,从而使其在概念的相互规定之中得到阐明。这样,事物与概念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不再是概念对事物的统摄,而是形成“概念围绕着事物旋转”的关系。由此,事物被概念所裁剪的他者得以展现。思维不再被引向一般性并得以表现个别的东西,从而破除“概念的帝国主义”,实现对“不能表达的东西”之表达。

此外,对他者之解放不仅仅是概念与事物之间的和解,而且还直接体现出阿多诺之现实关切,其对“自我持存”理性的批判尤其能够体现这一点。阿多诺对自我持存理性的分析延续着对康德先验理性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所根据的这一行动原则最终指向已抛弃了自然规定的先验主体和逻辑主体。显然,这里已丝毫不见他者的踪影,而只保留了同一化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我持存成为社会统治的思想中介,统治者通过这一思想工具而实现对个体的控制。在此基础上,个体被异化为同质化的、无差别的、可替换的,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劳动工具。个体被附着于劳动分工之上,然而“自我持存的过程越是受到资产阶级分工的影响,它越是迫使按照技术装置来塑造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个体产生自我异化”。因此,这一抹除了他者的同一化逻辑最终延伸为文化工业、技术理性、极权社会等社会的全面异化。自我持存由此表现出悖论性质:一方面是主体性的原则;另一方面却是主体被贬抑为被动的材料。针对这一启蒙理性的内在旋涡,阿多诺认为必须对自我持存理性进行批判反思,而这一反思事实上内含着对他者之解放。阿多诺认为,自我持存不过是自然力强制的一种表现,而通过将这一被内化、被隐藏于主体中的自然强制展现出来,将被同一性原则设定为他者的自然从主体的支配幻想中解脱出来,才能实现对启蒙理性的现实批判。换言之,正是通过在思维中解放他者,启蒙才能实现自我反思,自由与平等的社会才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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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他者”概念的辩证法维度

他者获得非同一性的理论外观根源于“他性”(Andersheit/Anderssein)的视野,这究其根本是一种辩证法维度,且同“否定辩证法”的理论诉求是一致的。他性根植于西方传统哲学。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将“异”(Andersheit)视为“通种”之一,并认为“‘异’是贯穿于每一个通种的,唯其如此,每个通种都是异于其他通种的;反过来说,每个通种之所以异于其他通种,并非由于它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分有了‘异’、与‘异’的结合”。因而在柏拉图晚期的理念论中,他性意味着每一个通种都同于自身并异于他者,这体现了早期的辩证法思想。他性的基本含义奠基于黑格尔哲学。“对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他物;这就是说,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所以,每一方都是它自己的对方的对方。”在一物与他物的相互中介中,他性得以显现,并成为每一物获得本质规定性的环节。同时,这一对事物本质的规定是通过否定性而实现的,因而这一他性本就意味着作为中介的否定性。“异在(Anderssein)……而是在本质内,在自身联系的本质内,所以否定性同时就作为联系、差别、设定的存在、中介的存在而出现。”尽管阿多诺激烈地批判黑格尔的体系最终“任意地放弃了辩证法中的他性要素”,然而阿多诺无疑从黑格尔思想中汲取了这一资源,并同样延续了他性的辩证思路及其否定性的理解,这显示出内含于他者中的非同一性的提出逻辑:他性标志的否定性是基于“规定的否定”这一黑格尔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这一否定并非纯粹地为否定而否定而进行无差别地否定,而是通过彰显差异并进行思维的自否定而为精神运动提供动力。因而这一否定是被设定的过渡性环节。阿多诺批判继承了这一辩证法资源:尽管他性作为思维自我设定的否定性方面而为其运动提供动力;然而在阿多诺看来,他性最终将不会被完全溶解在同一当中,而既然思维只能实现有差异的同一,那么他者便始终构成对思维的否定性。阿多诺张扬了这一否定性的力量并将其从否定之否定的虚假同一性中解放出来,进而从他者对思维的否定性关系当中必然地引导出非同一性这一结论,走向精神不断持续的自我否定。

此外,这一否定性始终处于思维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之中,因而对其把握也必须以这一相互关系为依据。这样,在否定辩证法中他性特征就首先以“中介”的面貌呈现:非同一性是同一性视角下的他者,没有思想的同一化就没有非同一性;同时,他也承认黑格尔“没有非同一就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是真实的”。非同一性与同一性始终相互纠缠,因而“非同一没有直接性,它是被中介的”。“非同一”与“同一”的相互中介无疑同黑格尔在“主奴辩证法”中将他者视为“自我意识”确认自身存在的中介是同一意义上的。区别在于,黑格尔将他者及他性置于从属的位置,最终将中介实体化为直接性而使“同一性作为总体的东西咬住了本体论的优先性”。阿多诺则要解放这一不平等关系,在辩证法中贯彻中介的普遍性。因而他竭力地批判直接性的理论,认为“纯粹的直接性和拜物教是同样不真实的”。这同样体现在阿多诺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批判中。阿多诺反对胡塞尔的直观理论,认为一切直接性都是已被中介的,其直观仍然是一种绝对的同一性,因而必然会出现“剩余之物”。直接性不存在,中介是普遍的。同时,在批判海德格尔哲学时,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将中介置于“愚钝的原始事实与世界观废话之间幻想的中间地带”,存在则由于“中介要素被孤立化,因此成为直接的”,成为不能被质疑的同义反复。

阿多诺对主客体关系的讨论是将这一由他性的辩证视野而延伸出的中介思想的进一步例证。他批判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是一种二分的非辩证结构。“如果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被确立为基本原则,那么它就像它所拒绝的同一性原则一样,又一次成为总体的、一元的:绝对的二分性就是统一性。”在阿多诺看来,主体客体首先是相互构成的。“它们既不是最终的二分性,又不是隐藏在二分性背后的终极统一性。它们相互构成,就像它们通过这种构成而能够相互分离一样。”这同时意味着二者相互中介:“客体的中介表明,它不能被静态地、教条地实体化,而只有在与主体的交织中才能被认识;主体的中介表明,没有客观性要素,主体就什么也不是。”因而主客体是相互渗透的,而传统的主客体二分则意味着两极论。部分哲学“由于主观性不能从世界出发思考它的中介”,而是“回到先于对主观性和中介进行反思的意识阶段”,因而无法摆脱唯心主义;而反映论对客观性的强调则走向了庸俗唯物论。由此观之,中介作为一物与另一物相对照的关系性范畴,为阿多诺提供了弥合康德在主客体之间的断裂的方式。同时也需要指出,无论是他性的辩证视野还是中介的方法,都是阿多诺从黑格尔思想中汲取的资源。

他性之为他者之辩证法底色,还源于思维与其对象的根本相异。在两者的相互参照中,黑格尔赋予精神以优先地位,而阿多诺则强调其对象的优先地位,即客体的优先性。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实质上对康德进行了部分肯定。黑格尔将主客体同一性发展到了极致,并以这一方式解决了康德的问题。然而阿多诺认为黑格尔对康德的断裂的弥合是虚假的。他者始终存在,它将对思维进行持续不断的否定。而作为其理论化了的非同一性则是阿多诺“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肯定康德哲学的断裂结构”的尝试。他者是阿多诺以黑格尔的方式回望康德并在黑格尔哲学中寻找到的思维同一化的裂痕。这一裂痕正是主客体之间的裂痕,阿多诺试图修补它,但始终坚持着客体的优先性。因而尽管主客体相互构成,客体却始终优先于主体:一方面,“主体根据自身特征一开始也是客体”。主体本身就是客体,具备着客体的因素。“即使作为一种观念,也不能设想不是客体的主体,但可以设想不是主体的客体。主体也是一种客体,这算是主观性的部分意义;但客体成为主体,却不能算是客观性的部分意义。”另一方面,反思总是涉及客体,而客体只有在被“对其可能的规定进行反思”之时才涉及主观的东西。阿多诺还以“某物”在思维过程之中揭示客体优先性。“‘某物’(Das Etwas)是与思维不同一的事实之最外在的抽象,可是不能通过进一步的思维过程而废除的抽象。”思维不能脱离它的对象,更不能超出自身之外而成为事实,而只能对根源于事实的“某物”进行概念反思。因此,思想的自足性不过是在思维之内的。无论它如何运动,都不能拒绝作为概念来源的伊始事物,也无法消除由其而来的概念抽象。在这个意义上,“某物”具有“不可消解性”。这一批判从思维进程的内部借以外部的客体而实现,因此阿多诺称,“十分悖谬地是,内在地批判它也意味着从外部批判它”。

由此,无论是就主体的本质还是就思维的运作而言,客体总具有优先性。然而,客体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用客体取代主体,不是用新的第一性的东西取代旧的第一性的东西。而是意味着在他者视角下打破观念论对思维自足的设想和崇拜。“同一化使思维失败了,使精神的优先性失败了”,而“客体优先性的标志,就是精神的软弱无力”。只有将目光转向客观性这一“精神自我祛魅的原动力”,将主体和客体置于星丛之中,二者才能达到“和解”。在这一意义上,“通过向客体优先性过渡,辩证法成为唯物论的”。

最后,否定辩证法之为“瓦解的逻辑”是对他者及他性的绝对贯彻。瓦解的逻辑的内涵在于:“这种瓦解拥有(认识主体本身首先直接面对的)概念已经准备好的、对象化的形态。概念与主体的同一性是非真理,这种非真理将主观现象的预成形态推到了非同一的、不可言说的个体前面。”瓦解的依据在于:它是思维对差异中显现出的他性之肯定,这一肯定以否定的方式抗拒概念的同一性。毋宁说,瓦解是一种在同一中寻求差异的姿态,它以外在性内在地拒绝思维的强制同一。“辩证法的经验内涵……在于他者对同一性的抵抗,这才是辩证法的力量之所在。”他者以辩证法的维度获得了“瓦解”的外观,抵抗着虚假的同一性。这便是阿多诺所言的“绝对的否定”:绝对的否定是从思维的自我否定中延伸出来的必然结论。因而绝对的否定所强调的不是非理性的、绝对的对一切无差别地否定,而恰恰是理性的自我克制、彻底地维持思维的自我批判与自否定。绝对的否定不是怒吼,而是沉思。阿多诺正是通过废除“否定之否定”来实现这一点的:黑格尔通过“否定之否定”所达到的同一是不真实的,是一种新的幻觉,是“推演逻辑”与“主观性投射”。事实上,“没有否定之否定,也没有被托付给作为最高原则的抽象,统一的要素也可以存活下来”。因此,在阿多诺看来,对他者之贯彻而导致的对“否定之否定”的否定不意味着完全放弃统一性或者抛弃思维的同一化机制,而是将其谨慎地保留下来。同时坚持辩证法的否定力量,拒绝绝对的同一。显然,在辩证法的否定性方面,阿多诺同马克思达成了一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一“否定的理解”同阿多诺所关注的思维之他者具有相似性,也正是在这一否定性的理解下,辩证法在阿多诺那里必然走向否定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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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综上,阿多诺的他者概念隐匿地为非同一性提供思想动力,也为非同一性思想的前理解提供了思想踪迹,因而其极具战斗性与破坏性的非同一性以及否定辩证法思想则显现出更多的建构性内涵:其一,非同一性作为同一性之他者通过不同的面貌在阿多诺的理论中呈现出来,是他者概念的理论形态;其二,非同一性批判实质上以他者为核心而展开,贯彻在非同一性的思想动机以及理论目的当中;其三,他者之他性的辩证法维度与否定辩证法相一致。

需要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的哲学思潮中,阿多诺对他者概念的运用同后现代主义具有一致性。例如,福柯则集中于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探讨,将他者视为被理性所排挤、压抑、边缘化的“非理性”;德里达则以“延异”开启同一与他者的讨论,并展开了逻各斯中心论与种族中心论批判。在这一语境下,他者被指向那些被理性或思维所压抑、排斥的东西。阿多诺没有将他者置于理论的中心,然而非同一性却自然地走向了他者。因而,如果说阿多诺的他者在其哲学中仍隐而不显、居于幕后,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将他者置于哲学的前台,走向了对传统的激进反叛。相比之下,阿多诺的他者所体现的反叛性则显得更为隐性,其哲学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框架,这与后现代主义截然不同。此外,阿多诺的他者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念密切关联,因此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将他者自身视为绝对的,阿多诺的他者必须被置于与思维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但是,阿多诺哲学中他者到非同一性之演绎的潜在思路为后现代主义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限于篇幅,文章对此将不作进一步的讨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讨论有必要基于对他者概念的上述把握。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2

转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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