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
韩升，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段昀辉，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共同价值研究”（项目号：21BKS115）的阶段性成果。
罗萨对承认理论的重构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摘 要
承认是理解现代社会关系建构的重要视角。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对于主体的自我建构和社会的共识凝聚具有积极意义，但罗萨认为在日益加速的现代社会中，“为承认而斗争”会促使主体将承认本身资源化、工具化、敌对化，由此反而加剧了加速社会的新异化。基于此，罗萨对承认理论进行了重构，将承认先行置于现代生活世界之中，重建主体之间相互承认关系的价值维度，积极塑造人与世界和谐共鸣的状态。罗萨提出了在加速社会中主体进行共鸣的基本方法，这对于正确处理人与世界、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罗萨；共鸣；承认；主体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是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的代表人物，也是霍耐特的学生。在霍耐特看来，主体为了获取社会的承认，需要为承认而斗争，这才能在主体间的交流互动中获得自我的规定和价值。但在罗萨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的社会，社会运行速度加快，主体难以跟上社会的运行速度，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新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加敌对异化，社会也正在遭遇巨大的承认危机：“承认已不再能够被积累起来，它随时可能会因为事态的流变与社会景观的改变，而陷入完全贬值的危险。”罗萨认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确促进了自我规定性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该理论忽视了价值共识凝聚的暂时性，承认会因为社会加速而被快速消耗，迫使主体不停地为承认而进一步斗争，这必然导致主体为积累他者的承认而互相争斗的局面，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冷漠、敌对，而这恰恰是加速社会的运行逻辑：“简单来说，为承认而斗争在竞争社会当中就是社会持续加速的驱动力”。那么主体如何在加速社会中获得他者的价值承认呢？罗萨认为应该努力达成一种共鸣中的生活。
一、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加速中的承认危机
罗萨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社会，它与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密切相关，其主要特征是无限的加速、增长和创造。在中世纪，西方社会的时间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颠覆了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开启了线性进步观的序幕，它以上帝作保确证了社会历史的永恒进步。正如奥古斯丁所言：“正是通过最后审判日，好人得到人人都应该追求的至善，恶人得到人人都应该躲避的极恶。”人类社会始于上帝创世纪时代，存在着善恶诸多成分，但终会在末日审判后获得上帝之城的全善永福。进入启蒙时代，线性进步观得到长足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性观念，它不再由上帝作保，而代之以主体理性。如康德所言，“每一世代都得把自己的启蒙留传给后一个世代，才能使它在我们人类身上的萌芽，最后发挥到充分与它的目标相称的那种发展阶段”，当人类自觉接受理性的启蒙，社会历史便可以借助理性的力量永恒发展。现代社会的确实现了此种承诺：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无限进步的时间结构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走向了反面，为保证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必须不断加速运行，世界成为不进则退的“下滑斜坡”，正如罗萨所言，“现代社会只适用于动态稳定逻辑”。在经济方面，只有加速生产才能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生产力，以无限的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的稳定运作；在政治方面，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社会的加速发展进行论证，政策的正常实施也需要高速的决策效率，任何减速都蕴藏巨大的危机；在文化方面，加速更成为社会的根本预言，一切传统的、确定的事物都遭到“祛魅”，加速成为社会整体的主导标准。
走向反面的加速导致了新异化，造成了人与世界关系的破坏，主体的自我价值面临威胁。罗萨认为：“异化表示一种无关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与世界发现他们不再紧密相关，彼此冷漠，甚至彼此敌视。”这里的“异化”不再是马克思、卢卡奇强调的客体对于主体的控制和奴役，而是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冷漠敌对，人与世界双双沉默，失去了承认的可能。在加速的逻辑下，主体把世界视为客体，妄图用自我意识掌控之；但主体又不可能真正掌控客体的运行，这是对人之价值的最大蔑视。新异化就此产生，为满足自身加速的需求，主体只能以资源积累式的逻辑去思维，试图获得对世界的操控，强迫世界承认其价值。自我实现无法达成，人与人之间必然敌对冷漠，难以凝聚共识，以致虚无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认同产生了根源性的缺失，身份承认导向了无他者的境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身份认同越来越脱离其空间环境和环境中物质结构：他们不能延伸到后者，相反也不能被前者定义”。新异化是自我的异化，它直指现代社会主体身份的承认缺失。那么，加速社会的主体该如何扬弃异化呢？
在这个问题上，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给了罗萨极大的启发。对于“承认”一词，霍耐特认为不同国家的学界对其定义不同：在法国，“承认”一词近似于“自恋”，即当主体按照社会标准行动时，主体为获得社会的赞赏，故意伪装出自身没有的品质，导致自我的丧失，其代表人物为卢梭；在英国，“承认”一词则表现为“同情”，即当主体参与共同体之中时，主体通过他者的价值评价，对自身进行规范调整，获取社会的赞同，其代表人物为休谟；而在德国，“承认”一词则表现为“尊重”，即当主体遇到一个同等的主体时，主体间为实现交流互动，而赋予自身以自我规定，其代表人物为黑格尔。霍耐特认为关于承认的种种含义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前提，那就是“主体相互地承认，彼此是他们的实践规范的共同制定者”。霍耐特的这个前提明显带有黑格尔色彩，自我规定的形成奠定了承认理论的思想内核。但是，承认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先验的意味，所以霍耐特并非全盘接受，而是运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的理论来修补这一概念，祛除其德国观念论的色彩，实现其向经验现实的转向。因而，承认的基本语义就表现为：主体间交互作用时，从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中获取的规范性认可和价值性肯定。霍耐特认为，“人的完整性，在其存在的深层，乃是归因于我们一直在努力辨别的认可和承认模式”，承认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交往活动，也是赋予主体价值认同的基本形式。当然，主体在获得承认的过程中，也可能面对他者的蔑视。“蔑视的经验就使个体面临着一种伤害的危险，可能会把整个人的同一性带向崩溃的边缘。”当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不被承认时，自我与社会的同一性就此消失，进而造成主体在肉体和心灵上的多重创伤。主体必须为承认而斗争，努力争取他者肯定，重新获取社会承认。承认和斗争形成了良性循环，从而确保社会的规范性调节，促进社会共同体的正常运转。
而在罗萨看来，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并不能真正满足主体在加速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虽然承认理论对现代社会的主体自我建构和社会共识凝聚具有积极意义，它为主体进行自我规定、建设美好生活提供了条件，也为他者价值肯定、社会价值凝聚塑造了场域。但罗萨认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反而将承认本身资源化、工具化、敌对化，成为加速社会新异化的动力。
第一，承认的资源化。在社会的加速下，承认难以维系其长期性和稳定性，迫使主体像收集资源般积累承认。承认是他者对于主体的认同，也是主体对自我的规定。主体获得他者的承认需要主体长期的交互活动，但当代社会的运行速度不断加快，要求主体加速获得社会承认，一旦主体获取承认的速度不能符合社会加速的预期，就会遭遇蔑视。为承认而斗争的长期性，明显与社会加速要求主体快速获取承认的要求相违背，为承认而斗争便不具有可行性。同时，承认的维系需要稳定的根基，主体必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为自身进行奠基。这同样不适应加速社会中快速流转的逻辑，承认也只能短暂获取，难以维持稳定。正如罗萨所说：“霍耐特忽视的问题是，以社会承认为媒介的社会关系不能维持下去，因为它总是面对倒塌的风险。”因此，为了能快速获取承认，主体只能努力消解其规范维度，像积累经济资源一样获取承认、构建主体，这必然走向自我的物化。承认也就变成可以进行积累储存的稀有资源，以数额简单计算，此时便回到霍耐特反对的功利主义语境中。
第二，承认的工具化。在加速的逻辑中，主体对于承认的追求必将促使主体加速证明自身的工具性，个人成就成为承认的必备资本。承认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完成的，主体不能脱离他者生存，需要证明自身是对共同体有价值的存在，才能在与他者的承认中存在。而在加速增长的逻辑中，主体只能加速发挥智慧和能力，不断以自身成就迎合共同体的需要，进而维持社会的承认。如果主体只能在有用性的层面才被证明是有价值的存在，超出物的属性便不能获得他者的承认，那么承认便只能依靠主体对于社会的工具性意义来确定。同时，他者也以速度为标准，把他人当成客体进行掌控管理，以工具理性打量其成就与价值，那么承认必然沦为主体物化的帮凶。正如罗萨批评道，“为承认而斗争在本质上都与争夺主体在世界上的份额，比如经济、文化、社会和物质资本有关”。那些难以靠可计算性把握的承认领域便遭到无视和破坏，导致自然掠夺、艺术物化和宗教祛魅，承认不再能达成自我实现。加速社会中的主体只能加速证明自身的功能性，用自身的成就博取他者的承认，个人的存在相应地被贬斥为获取成就的手段。承认不再是自我之规定，而是成就的彰显，人也就失去了主体挺立、价值获取、生命充盈的可能。
第三，承认的敌对化。社会加速致使为承认而斗争转变为对他者的战争，斗争蜕变为对他者承认的刻意谋求。作为一种肯定性资源而存在的承认，是建立起公平对话环境的现实基础，更是主体获得个人尊重的前提条件。在加速社会中，主体积累的成就越多，获得社会承认的可能性越大。这种工具性可以帮助主体建立起与世界互动的信心，为社会所接纳，进而成功立足于共同体之中。但是，如果主体只在需要的场所才考虑承认问题，那么此时的为承认而斗争必将转换为强烈的为资源而战，将其他存在者视为敌人。落后即是蔑视，主体在加速社会中为了获取他者承认，必须敌视他者，通过斗争乃至战争来争夺他者的短暂承认，以防失去自我、孤立落后。承认从原来的自我之规定，变成身份之争夺；承认就从原有的肯定主体，转变为蔑视主体。所以，加速社会就沦为霍布斯意义上的原初状态，迫使主体加速与他人无序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加速，迫使主体为防止落后而进行承认战争，人与世界的关系便更加敌视冷漠、虚无疏离。正如罗萨所言：“除了承认斗争的逻辑从‘地位’竞争转变为‘表现’竞争之外，它还持续用永恒的不确定性、高度变迁速率，以及日渐增加的徒劳感，威胁着主体。
二、为承认而共鸣：社会加速中的共鸣出场
综上可见，罗萨虽然接受了承认理论的基本内核，肯定承认对于主体建构、社会凝聚的重要意义；但他认为霍耐特过于强调为承认而斗争中的斗争维度，这会导致加速社会中承认本身的资源化、工具化、敌对化，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加速运行和新异化的程度。承认理论不能解决主体间疏离冷漠的问题，必须重新诠释承认理论，克服其内含的资源化、客体化倾向，凸显社会认同和自我规定之维度，“共鸣”一词便由此诞生。共鸣在承认理论的基础上，摒弃其资源型思维，构建人与世界共鸣的美好生活。此时，“承认”一词就转变为一个自我与他者、主体与世界之间相互承认的概念，主体不再执着于获取他者的工具性认同，而是在社会交往中与他者和谐共生、凝聚共识，在与世界的回应和自我的转变中实现意义生发。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在他者和自我的双向维度之上，这既需要社会对自我的承认，又需要表达主体的独特本质，达成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罗萨对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中，他就提出了社会加速下主体的承认缺失问题，“如果作为蔑视体验的社会排斥带来了主体的灾难，那么在现代社会，人们能清楚感受到加速进步的逻辑对于主体的承认性排斥”。针对这一问题，罗萨讨论了诸多以自治为导向的解决方案，但他认为没有一种方案可以抵御加速的逻辑，应致力于寻找“加速历史的第五种方案”。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罗萨认为共鸣的方案或许可以弥补承认的缺失，“似乎可以认为‘美好的生活’最终也许就是意指生活中有着丰富而多面向的‘共鸣’经验”。此时，“共鸣”被当作一个独立的范畴被提了出来，用于构建相互承认的美好生活，但罗萨并未展开详细的论述。直到在《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中，“共鸣”一词才被正式当作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用于解决晚期现代的社会加速问题。他认为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主体的语言和身体是其自身与世界进行互通的基础，人天生具有一种与世界沟通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爱这些事物时，我们与世界之间就会产生一条共鸣之轴”。人参与世界，让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积极与之回应；同时，世界赋予主体以价值承认和身份认同，照亮主体、去蔽显真，使主体闪耀而出。罗萨试图利用共鸣重新评估存在之价值状况，以主体超越的方法再造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共鸣的提出解决了加速社会中承认缺失的问题；同时，克服了承认理论中的资源逻辑，使承认具有了新的生命形式。
因此，罗萨重新审视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提出“共鸣是一种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情感呼应、内在兴趣、自我成效感得以形成，主体和世界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在此过程中，各自独立的主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彼此承认和价值共识的共同体。共鸣的核心在于主体与世界构建一种不可掌控的承认关系，其基本内涵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第一，共鸣中的世界是独立于主体的他者。加速社会要求主体不断加速，它以获取承认的必要资源为核心，主体将世界视为一个有利可图的材料工具，世界成为主体控制的敌对物，世界失去自己的声音，不再给予主体价值回应，人与世界的关系便陷入沉默之中。因此，要想重新获取世界对于自身的价值肯定，“现代主体必须从环境中‘抽离’而出，从而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这部分世界确实地按照他者去运行”。世界作为他者，意味着世界是不可掌控的存在，不能被当作资源加以收集或工具加以利用；世界作为一个异于主体的存在，自己独立发出声音，从而让主体获取世界的价值认定。第二，共鸣需要主体意志与世界评价的统一。共鸣是双向交互的，需要实现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如果只有世界的价值评价，就会进入理性的铁笼之中，虽然主体积极与世界关联，却是用技术掌控世界，本质上还是否定自我与世界的禁欲主义。当然，如果只有主体的自我意志，便会陷入主观主义之内，由于主体从共同体脱嵌而出，世界缺乏与主体的遭遇，与主体失去联系，个人欲求便成为一种非理性、纯美学的自我放纵。因此，共鸣是主体与世界双向的开放互动：一方面，主体是一个开放的主体，拥有对共鸣的敏感和渴望，自觉抵制世界的沉默异化；另一方面，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能够给予主体以适应性评价，满足主体的承认性需求。第三，共鸣不是静止，需要动态更新自身的共鸣轴。在罗萨看来，主体可以构建三种共鸣轴，即以他人关系为核心建立的水平共鸣轴，包括家庭、友谊和政治；以事物中介为核心建立的对角共鸣轴，包括工作、学校和体育；以整体体验为核心建立的垂直共鸣轴，包括宗教、自然和艺术等。它们是主体在现代社会建立共鸣的主要场所，这是现代性本身隐含的共鸣承诺；但在加速的逻辑中，由于缺乏价值回应，主体为了获取更多的共鸣，现代性的承诺就演变为对共鸣轴的强制追逐，局限在单一的共鸣领域。因此共鸣轴必须保持本身的动态性、自由性和超越性，主体以一种开放、信任、不计得失的姿态寻找多样的共鸣轴，不断更新世界的共鸣样态，达到动态稳定。第四，共鸣不是平衡一致、没有矛盾，而是差异中的统一。如果主体与世界相互平衡，没有任何矛盾冲突，那么二者必然存在对自我的压制或对他者的蔑视，造成自我意识的残缺、世界关系的破坏；同时，和谐一致还会造成交往中的虚伪和遮蔽，而非真诚开放地参与世界。因此，“共鸣绝不等同于体验纯粹的美或和谐”，真正的共鸣是让人与世界共同表达自己、承认对方，互相给予价值肯定，即为承认而共鸣。
可见，共鸣理论在对承认理论的继承中实现了超越，破除了承认理论中隐含的资源化、工具化、敌对化逻辑，却仍保留了承认的积极意义。首先，在霍耐特那里，斗争是先行的。承认是靠斗争获得的，主体想要得到他者的承认，必须先行拥有他者所需要的承认条件，证明自己是共同体中有价值的存在者。因此，为承认而斗争就具有了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意味，社会本身就转向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但在罗萨那里，承认是先行的。主体必须事先以开放共鸣的心态给予世界以承认，建立亲密、自由、信任的共鸣轴，在彼此照亮、彼此闪耀中获得自我效能感；所以主体不再需要敌视世界，反而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向世界展开自身。其次，在霍耐特那里，承认是主客体二分的。承认只存在于纯粹的社会领域，只能依靠他者来获得。承认的合法性存在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资源型联系，构建完整的共同体必须要求客体对象对主体存在进行肯定，主体的价值来源只限定于外在的对象性存在。但在罗萨那里，共鸣弥漫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之中，肢解了主客体二分的传统架构，启蒙的理性跳脱出对客体的同一性操控，在不期而遇中遭遇世界、肯定主体。这要求超越单一的主体承认来源，敞开心扉与世界各个部分相互开放，在获得他者承认的过程中先行承认他者，从而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活中凝聚共识，积极塑造人与世界的和谐共鸣状态，构造一个通达自由和超越的良性关系。最后，在霍耐特那里，承认是主体一切社会行动的根本动机。承认斗争是因为主体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影响了个体发展的完整性，所以主体要为自身规定性而斗争。虽然他特意将承认放入了道德经验的规范框架之中，但以证明主体身份为目的的斗争仍然是一种资源型思维方式，他者仍是异于自我的客体物，导致行为本身具有了工具理性的物化色彩。而在罗萨那里，共鸣却不以承认本身为目的。罗萨将共鸣理解为一个关系性范畴，承认只是构建良善关系的副产品，主体不必特意追求某种承认，当主体将世界视为一个万物闪耀、不受掌控的自主性存在时，承认便先行赋予主体，自然达成与世界的共鸣。相反，以追求承认本身为目的时，主体便先行将承认当作外在的资源，受困于主客体二分的束缚，主体被从世界中连根拔起，人与世界的关系必将陷入沉默。
三、共鸣何以可能：社会加速中的主体超越
通过考察罗萨对承认理论的批判性重建，可以看出霍耐特与罗萨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构建模式的差别。此种承认情景的批判模式倡导主体为承认而共鸣，积极应对社会加速中的现代性难题，实现主体自我价值的建构。那么，主体该如何实现社会加速中的共鸣呢？基于此，罗萨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主体必须破除主客体二分的传统模式，在与世界交互的过程中顺其自然地实现共鸣。加速社会强调主体对于资源的掌控，本质上是传统的主客体二分的结果，乃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罗萨极为反对这种自笛卡尔、康德以来的主体哲学，他要弥合物自体和主体的割裂，将主体先行置于世界之中，构建相互开放的共同体，承认他者存在、允许他者发声。所以，他要求主体先行树立开放、承认、尊重的心态，积极与世界互动交融，自发超越主体的自我局限，获得与世界的价值共鸣。他者是异于主体的存在，主体并不能像对待客体一般去干预其存在，而要尊重他者的独特性和承认本身的多样性。主体作为与他者的平等存在，积极和他者进行交互活动，致力于构建稳定的良善关系，而非把对方当作资源加以操控。罗萨认为，赫尔曼·黑塞的《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便是共鸣的真实体现：歌尔得蒙以教义规训自我，与世界敌对冷漠，但在纳尔奇思的感召下，终于正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勇敢热情地与世界互动共鸣。“你不是避而不见无常的事物，而是投身到它中间去；通过你的至诚，无常变成了可以与永恒相比拟的东西，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歌尔得蒙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把世界当成一个不可掌控的存在者，回应世界的声音，与各种存在者价值共鸣，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共鸣轴。可见，主体先行给予世界以承认，自然地参与和体验生活，价值共鸣反而得以实现。相反，罗萨并不欣赏韦伯讨论的新教伦理，其核心仍然是禁欲主义，主体参与世界时先行给予世界以蔑视，他们只对上帝开放，“灵魂的救赎，并且只有灵魂的救赎才是他们生命和工作的中心”。新教徒参与世界，只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光辉，反而将世界视为质料之集合加以征讨贬斥，有所求地介入世界、有目的地争夺资源，与世界的价值共鸣反而是一种恶。
第二，主体需要先行把承认置入世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一种工具性的共鸣方案。由于承认先行而出，加速社会中的加速逻辑因缺少合目的性的缘由，就可以破除敌对冷漠的生存状态。主体参与世界没有任何工具目的性，只是以开放的心态与世界交互，拒绝设定一个工具性的操作方案，这就为主体的价值共鸣奠定了基础。主体具有强烈的共鸣意愿，愿意为之进行改变，渴望参与共同体之中，不问结果、不问回报。主体发展出强烈的共鸣敏感度，厌恶异化的存在样态、排斥冷漠的社会关系，愿意敞开心扉与世界开放互通，不再刻意追求他者的承认，只在于追求共鸣过程中良好关系的构建。罗萨认为海德格尔的“操持”“操劳”等存在者的被抛状态就是异化的表现，因为此在与具体存在物打交道时，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这就与存在之间丧失了共鸣的可能。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大地”和“世界”的概念应运而生，比如借助艺术作品生发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让真理去蔽显真，“一个存在者，一双农鞋，在作品中走进了它的存在的光亮中。存在者之存在进入其闪耀的恒定中了”。大地是隐匿的、不可掌控的，当把存在本身当作艺术对待时，那么这个承载着意义的世界就被照亮呈现，意义也就从大地中生发而来。在缺失合目的性的行动中，主体与世界不再对抗，而是互相赋予价值承认，主体得以与世界共鸣。相反，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导致的虚无主义则不是共鸣，而是冷漠的异化，即便“超人”也不能改变。上帝的缺失，导致文化上的精神引领消失，一切失去意义，陷入虚无；因此，“超人”必须“下山”进行新的斗争，“我需要向我伸展的手，我想要馈赠和给予，直到人群中的智者再度因自己的愚蠢而愉悦，贫者再度因自己的财富而欢喜”。在一个沉默的世界中，“超人”必须有目的地引领大众，强迫他者与世界进行共鸣。但这仍然是一个工具性的方案，是“超人”对他者的操控，“超人”的努力必然沦为单方面的孤独回响。
第三，共鸣指向对美好生活的建构，需要每个主体自觉担负起自身的责任。超越加速的共鸣不是单个主体的活动，而是需要每一方共同担负起自身的责任。美好生活从来不是某个人的杰作，而是需要每一个主体自觉地与世界开放共鸣，让世界成为一个充盈着价值承认、每个人各得其所的世界。通过每一个主体先行给予世界承认，以开放的心态参与社会，才能应对加速社会中的价值遗失问题，克服冷漠、对立、敌视的异化关系，取代资源型的生活方式，实现与世界的价值共鸣，进而塑造真正的美好生活。从自我方面讲，需要主体们承担起自身应有的责任。正如泰勒所言，“我对我的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我独自创造了它，而意味着，我通过与他人的、部分公开、部分内化的对话，订立了这个同一性”。共鸣并不是个体孤军奋战的产物，如果只有个人孤独的声音，那么人与世界的共鸣轴便不复存在，美好生活便化为乌有；相反，这需要与他者合作，彼此之间先行赋予对方承认，在开放的共同体中实现共鸣，在交往对话中建立美好生活。因此，罗萨要求主体不要自我封闭，美好生活需要每个负责任的主体参与世界，在人与世界的良好关系中照亮世界、流溢真理、生发自我，塑造价值共鸣的共同体。同时，包容他者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席勒在《希腊的群神》中对荷马时代泛神信仰的描述就近似一个共鸣的美好世界：“当你们还在统治美丽的世界，还在领着那一代幸福的人，使用那种欢乐的轻便的引带，神话世界中的美丽的天神！”荷马时代的泛灵论思想让万事万物都引吭高歌，充满着强烈的生命魅力，弥漫着无限的神性色彩。其核心在于万事万物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尊重他者发声的权利，所以主体与世界能够达成良好的共鸣关系。当然，这并非要回到多神教的时代，去呼唤、信仰诸神的引领；而是要打破“理性的牢笼”和“铁一般的规律”，破除资源化、工具化的逻辑，尊重一切非我的存在，去承认世界而非敌视世界、去承认他者而非支配他者，共同承担起建构美好生活的责任。
共鸣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深刻的，对正确处理人与世界、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加速逻辑中，共鸣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需要先行给予他者承认，以开放自足的心态参与生活，聆听世界的声音，回应世界的交流，在人与世界之间形成真正的共鸣，在相互承认中实现自身。共鸣将承认的权利交给了主体，其标准在于主体能否渴望与世界建立承认关系，世界是否能让主体有所感触和发现。所以，罗萨针对加速社会的特点，将承认理论进行重构，保留承认的主体建构意义，取消斗争的资源化、工具化和敌对化倾向，从而为晚期现代的人们凝聚价值共识、构建美好生活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通途。他启示现代社会的主体要想真正超越社会加速、获取世界承认，必须重建人与世界的交互共鸣轴，自觉展现主体价值、尊重承认他者存在，在他者的触动中实现适应性转变，通达世界可控与不可控间的内在平衡，构建人与世界间良性互动的关系，以开放的心态为承认而共鸣，这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转向。
当然，共鸣理论也面临新的困境：第一，共鸣难以形成一个具体的实践方案，甚至制定方案的同时便走向了反面。罗萨强调，“事实上，我们只有在与他人或他物处在一种半可控状态时，在完全可控和完全不可控间活动时，才有共鸣产生”。可控处于主体开放地参与世界，不可控处于世界触动的不期而遇。如此，具体的行动方案便难以产生和落实，因为主体不知道何时、何地、何种程度会产生共鸣，甚至主体开始着手寻找共鸣，便立刻陷入资源化、工具化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陷阱，沦为掌控承认的操作技术。罗萨的共鸣理论在变革现实方面有着难以弥合的内在矛盾，主体看似积极主动参与世界，实则被动无力。第二，共鸣忽视了主体的具体社会背景和现实经验，使共鸣过于抽象。人的现实需求诞生于主体所处的实践关系中，共鸣的渴望必然受制于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实践过程。假如主体的现实状况不足以获得世界的触动，始终面对着高度异化的世界和敌对冷漠的他者，缺乏良善关系中的交流对话和尊重包容，那么主体又该如何共鸣？总之，罗萨的共鸣方案过于理想主义，他没有考察实践过程中现实的人，而是预设了康德式的理性反思主体，似乎只要转变一种精神状态就能达成共鸣。因此，实现共鸣、获得承认不能仅靠思想意识的转变，更要投身于社会实践，发挥自身的主体责任意识，努力构造主体与世界间良性互动的社会共同体。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2期
转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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