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费孝通先生的研究脉络，介绍了定点追踪调查方法的特点及对其他学科的启示等。定点追踪调查在社会学中有着比较浓厚的传统，在本土研究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当下对于定点追踪调查方法无形中忽视了，重拾传统方法，不仅对社会学，甚至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都大有裨益。
杨文笔 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
《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摘 要
定点追踪调查研究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费孝通是开展定点追踪调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学者，其从青年时期则立志社会学研究，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娴熟地将定点追踪调查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费孝通定点追踪调查是建立在本土研究基础上，以针对江村追踪调查最具代表性，并形成了费孝通定点追踪调查研究的显著特点。今天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语境下，重拾费孝通留给我们的这一学术遗产，对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体系有重要的学术启示。
关键词
费孝通;定点追踪调查;方法论;启示;
费孝通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研究，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今天我们梳理费孝通留给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遗产，无不为费孝通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折服。对于费孝通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我们只需从中择取其一，窥一斑而知全豹。定点追踪调查是费孝通惯常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费孝通一生对构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调查方法的一大贡献，本文以此为个案以点带面概观费孝通辉煌的学术人生。对于定点追踪调查研究方法，学术界有“回访”、“再研究”、“重访”、“追踪调查”、“回访调查”等不同的称谓，并认为这些称谓的含义大致相同[1]。实质上，这些称谓如果深入追究却也存在着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的差异。兰友林将这些称谓整体概括为“再研究”，从其中又分出了再研究与重访两类范式[1]。这种分类有助于我们理解“再研究”这一方法论内部的异质性。
“再研究”就是针对一个“社区”或群体，当一个学者有过前期研究之后，有其他学者对此进行追踪研究，这种“回访”或“再研究”类型在中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界中普遍存在，如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弗里曼（Freeman）针对米德（Margaret Mead）调查过的萨摩亚群岛的再研究，中国人类学家李安宅针对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cr Malinowski）调查过的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再研究，庄孔韶针对林耀华调查过的福建黄村的再研究，等等。所谓的“重访”即本文中定点追踪调查研究，是一个学者针对一个“社区”或群体，周期性的不断从事追踪调查研究。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这样的先例不乏有之。可以看出，前一种研究范式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研究主体针对一个研究客体，后一种研究范式则是一个研究主体对一个研究客体持续性的再研究，费孝通定点追踪调查研究则为后一种研究范式。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界，从事定点追踪调查研究的学者不乏有之，如西方人类学家埃德蒙·弗思（Ramond Firth）、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都有过对自己曾经的田野点进行回访的经历，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四上瑶山、20多次回访江村，人类学家林耀华三上凉山，等等。但是对于这一研究范式长期坚持，形成为一种学术风格的学者，费孝通则为佼佼者。费孝通青年时期则立志社会调查研究，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娴熟地将定点追踪调查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学研究，观照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变迁，从中发现了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理论与政策建议。今天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语境下，重拾费孝通留给我们的这一学术遗产，对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体系有着重要的学术启示。
建立在本土研究基础上的定点追踪调查研究
费孝通一生执着于对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他的调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并在“行行重行行”寻找着治世良方。在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界，费孝通将实证研究最大限度地在现实中予以实践。在他的调查研究实践中，针对一个微型社区开展周期性的定点追踪调查，持续时间长，成效大，在方法论层面特色鲜明。笔者感兴趣的是，费孝通对定点追踪调查研究如此热衷，这种学术志趣是一种个人爱好，还是一种基于一定价值取向的学术选择？这里有着怎样值得解读的深层缘由？解答这一疑惑，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回顾费孝通的学术人生，从他的学术轨迹和学术实践中去寻找他的人生价值追求，这是他的学术志趣形成的关键因素。
费孝通的学术起点，是建立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与他同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身上都带有明显的西学影子，但是这一代社会学家不是单纯的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移植至中国，而是引介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实现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这是那一批中国社会学家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们开展学术研究凸显的一个特点。费孝通深受西方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影响，他在20世纪30年代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马林诺夫斯基是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开创者，他创建了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架构，此外，他通过在西太平岛屿开展实地调查，开创了现代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研究。如果说，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对于文化他者的间接研究更多地带有臆测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则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强调研究者走出书斋走进被研究对象的居住社区和他们的生活，在与他们一起生活中通过参与观察获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以此完成自己的研究。这一研究成果被称为“科学的民族志”。马凌诺夫斯基开创的田野工作的研究范式，要求人类学家在研究文化他者时不仅要实现与研究对象的经验接触，掌握被研究者的语言和习俗等，更要放下研究者与生俱来的价值观，要钻进研究对象的大脑，在由“客位”（Etic）身份向“主位”（Emic）身份的转移中实现“文化移情”，努力剔除原有价值观或既定知识对研究者先入为主的影响。对被研究者不能从主位视角进行文化解释，应利用现代民族志这套科学的研究范式，即严格实践具有经验特质的田野作业，并将田野资料与理论分析相统一，就可以获得对于研究对象文化表述的真实性。这种所谓异文化的表述，可以使人类学家反省自己既有的文化模式，瓦解人们业已积累的经验，促使人们重新检讨一些理所当然的常识[2]P16。马林诺夫斯基所创造的“科学的民族志”在人类学学科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将人类学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深受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影响的费孝通，一方面要致力于对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实践，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实现对英国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对此费孝通与他的老师吴文藻等创造性地开创了社区研究的方法，诚如费孝通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一文中所说：“这种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对当时的青年人是有吸引力的。我就是提倡和实行这个研究方法的积极参与者。”[3]164后来在《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一文中，他总结到：“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是以农村调查开始的，其后进入小城镇研究，近年来又开始区域发展的探索，统称为一生社区研究的历程。”[3]410这种带有浓厚实证色彩的研究方法，是对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田野作业的继承，更是尊重中国实际的有创造价值的方法论探索实践。更重要的是，费孝通将社区研究的实践投注到了中国，开展中国本土研究成为费孝通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笔者专门讨论过深受西方人类学传统影响的费孝通，为什么会将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传统转向本土研究。笔者认为，费孝通青年时期，正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殖民时期，这种时代的境遇，造就了费孝通立志以学术研究探索拯救中华的志向。费孝通认识到，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现实不需要中国人类学家去认识和了解海外，而应去研究中国的经验，解决中国最棘手的现实问题。费孝通选择了本土研究作为其学术使命，费孝通“作为士绅阶级的一员”，其学术人生终始秉持以学术研究认识中国，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志在富民的理念是他的学术理想，也是中国人类学家为学的初心。这种初心体现在学术实践中，就是通过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学习，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打造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将其应用于中国本土研究实践，并在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中展现中国人类学经世致用的应用价值[4]。费孝通曾总结过自己的学术历程，他说自己的一生是将“志在富民”作为学术主题，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3]410。
正是本土研究的传统视域，使得费孝通一生所从事的社区研究，与西方人类学针对异文化群体的田野作业有所区别。如果说，西方人类学家讲求的是如何技术性地在异文化群体中从事参与观察，这种田野作业尽管有漫长的时间限制却是阶段性的，那么费孝通的社区研究则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调查研究的反复性与周期性，这是符合天时地利人和各项条件的，更是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学术理念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如何寻求富民路径的问题意识，促使他去开展针对一个社区的再研究。在费孝通看来，一个学者要对社会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就必须向社会作深入调查[5]596。这种深入调查直接体现在费孝通惯常使用的“微型调查”方法[3]242，这种研究范式本质上与西方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reertz）所讲的文化“深描”是一致的。追求以“深描”为特征的“微型调查”方法，就必须克服短期调查深度欠缺问题，践行“行行重行行”的再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化，针对一个社区的再研究可以寻找新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境遇中，通过对一个社区的周期性调查，可以形成历时角度的对比认识，从微观角度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在《从三访“江村”谈什么是社会学》一文说到：“我们要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进行调查，甚至进行一定规模的实验，我们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得上是掌握了一些社会学的知识。”[5]596
费孝通针对江村追踪调查的经典研究案例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费孝通就开始积极探索社会调查研究，及至20世纪90年代末，年已古稀的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的社区研究实践仍在继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费孝通志在富民的学术初心没有改变，围绕着农民与农村两个主题，他北上南下，对过去开展田野调查的地方进行追踪调查研究，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他想从熟悉的社区跟踪调研中寻找新的问题，探讨新时期如何富民的路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追踪调查研究实践开始增多，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家乡的变化他是紧紧追踪，几乎每年都要亲自去调查。其间，他重访云南三村，再访瑶山，三访赤峰，重访民权，三访甘肃，重访徐州，重访温州，再访震泽，等等。费孝通在不断地定点追踪调查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论点和政策建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1985年费孝通九访江村后，在《故里行》一文中抒发了九访江村的体会：“我觉得现在回到农村里去进行调查是及时的。农村是乡镇工业的基地，乡镇工业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形成了苏南地区全面的繁荣，要跟踪追进地观察这个历史进程，我们不能放松农村本身的调查研究。”[6]271笔者这里选取费孝通针对江村定点追踪调查的经典案例，从一个侧面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费孝通追踪调查研究的历程与图景。
江村是费孝通给自己所调查的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所起的学名。1936年费孝通在大瑶山调查时不慎受伤，在回老家休养时，有机会初访江村，对当时的江村作了初步的调查，尤其是对于村庄中开展的养蚕业进行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费孝通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在这本书中，费孝通通过实地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帮助农民改良蚕丝，不能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年了，中国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费孝通再次带人去江村调查。这次他去江村调查的结论是，应当肯定在农业上取得了极大进步，但也必须承认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这影响到了副业的开展。1981年，距离1957年已有24年，年已七旬的费孝通第三次赴江村，对于新时期江村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费孝通作了深入的社会调查，从中又发现了江村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大的提高，但在其他方面还存在问题。这样一些问题的发现，就是费孝通开展江村跟踪调查的结果。费孝通甚至在三访江村时说到，如果能在江村开展持续调查，有可能从这个小窗口看到中国农村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变化[5]796。作为学者，他并不是一般的回故乡探亲，而是实实在在地开展调查研究，思考着乡村经济发展和新时期富民的路径。他在《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从三访“江村”说起》一文中写道：
我三次访问“江村”，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第一次访问是1936年，我的家乡正在帝国主义打击之下，经济衰退，农民在想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挽救。我把他们的努力，把知识分子送科技下乡，与农村副业生产相结合的情况，写了《江村经济》这本书。第二次访问是1957年，我的家乡正处于农业上去了，副业却受到种种人为限制。我根据农民迫切要求发展副业和副业生产是农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写了《重访江村》。前些日子的第三次访问，正在农、副生产都已有了较大发展的时刻。农业亩产粮食已超过1 000斤，桑园亩产茧子100斤。现在“江村”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存在着新的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进一步富裕起来，如何工业化，如何缩小城乡差别等问题。[5]544-545
直至1985年7月，费孝通已是九访江村，他对江村的乡村工业进行了实地调查与认真思考，他关于乡村工业朝何种方向发展的问题意识也更加强烈了。到了21世纪初，费孝通已有20多次回访江村。费孝通的定点追踪调查研究不仅持续开展，更是成绩斐然，这种定点追踪调查研究，给费孝通学术研究带来无限生机，使得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学术使命真正落地。费孝通这样讲道：“冬天已经结束，春天降临人间，整个中国人民正在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前进，江村只不过是千万个农村中的一个标本。虽然有它的个性和特点，但它是和其他农村一起在同一个大势中推进的。在这里见到的种种也反映了中国千万个农村的共相。我们正在以无比热情，追踪观察这个标本，并力求能如实地记录下它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波信。”[3]249
笔者以为，费孝通这一调查研究范式，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术贡献有以下方面：一是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提供了经典案例。如对江村、云南三村等的定点追踪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经验，也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一大贡献。《江村经济》不仅成为世界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江村也成为了人类学的一个经典田野工作点，吸引着大批人类学学者去从事学术研究，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威廉·格迪斯（W.R.Geddes）、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南希·冈萨勒（Nancie Gonzalez）、日本学者鹤见和子一行、英国学者王斯福，以及一些中国学者等先后回访江村。二是这种长时期的实践追踪调查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地应用，成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仿效和践行的一种研究方法。江村研究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一种范式。三是通过不同时段的追踪调查研究，费孝通给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界提供了一个审视和理解社会变迁的经典案例，是通过个案观照中国百年社会转型与沧桑巨变的方法论创新。
费孝通定点追踪调查研究的特点
费孝通终其一生坚持社区研究，从实地调查的横向空间看，他开展实地调查的社区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这显示了他一生致力于社区研究的宽度；从实地调查的纵向看，他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针对一个或几个社区周期性地开展定点追踪调查研究，显示了他学术研究在纵向层面的深度。与其他学者相较，费孝通定点追踪调查研究的实践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费孝通针对一个社区的追踪调查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转型的时间节点。通过对一个或几个社区的定点追踪调查，展现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和社会变迁的阶段特征。费孝通对瑶山和江村开展了50年的追踪调查，撰写了《江村研究50年》、《瑶山研究50年》等文章。对于一两个社区，开展长达50年的追踪调查研究，费孝通无疑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界的第一人。费孝通针对几个社区的追踪调查研究，较好地把握住了时间节点，也就是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来观照不同社会场景中中国农村的时代变化。跟踪调查的魅力在于它打破了学者多持有的平衡论观念，以一个能够比较的时间点呈现社会结构的变迁历程，再现历史意义上的当地社会[7]。费孝通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所以对一个地区的社会调查最好能经常进行观察，至少要能在相隔不久的时期反复调查，观察它的变动。”[5]P561这是费孝通定点再研究的一大特点，从时间限度看，这种追踪的时间周期一般都掌握在若干年间，切合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变迁的频度。如费孝通三访江村，一访是在20世纪30年代，二访是在20世纪50年代，三访是在20世纪80年代，50年间不仅有新旧政权更替的社会变迁，更有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大转型。费孝通后来说到，他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他用两大变化和三个阶段即“三级两跳”来概括：中国由传统乡土社会转变为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期，再由工业化或现代化走向信息化的时期。费孝通说，这个“三级两跳”是他一生的背景，要理解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不能离开这个时代背景。在这一时代背景中以阶段视之，可以看出费孝通追踪调查研究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点。
第二，以问题为导向开展追踪调查研究，并在追踪调查中发现新问题。费孝通是一个问题意识很强的学者，这与他作为学者的学术初心是有关的。受西方人类学的应用特性即学术研究必须要学以致用影响，费孝通一生的社区研究总是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费孝通在《农村调查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三访为时很短。不仅还要下去，我们应当更自觉地研究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人问我是怎么去调查的。我说：我没有别的方法，只是带着脑筋，带着问题去看。”[5]8001994年11月费孝通重访温州，距离其1986年春天访问温州已有8年，费孝通此次重访温州，就是基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他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当年在风口浪尖上的温州如今是个什么局面？8年前我写下的想法符不符合温州经济发展的实际?温州模式有哪些新发展和新经验？”[8]732费孝通的追踪调查，总是基于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发的新问题，促使他去做追踪调查研究，从中发现新问题，提炼出新观点，如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等三大走廊概念的提出，就是在他追踪调查研究中的新发现。1984年底，费孝通对追踪调查研究的认识更加深刻，他在《故里行》一文中就急切地表达了重归故里，从头做起，并在这再循环的过程中检验自己以往的看法[9]248。在重访温州时，费孝通针对温州兴起的“东方式结义”的股份制企业，他思考这是否是“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民意识的联合之路么”[8]739？这样的经营方式与美国和日本相较其特殊性何在?1995年费孝通再访赤峰，通过这次的追踪调查，费孝通收获良多，他讲道：“一方面得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事实，更重要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就是发现了许多我还无法作答的问题，推动了我进一步研究和思考。”[8]768
第三，费孝通的追踪调查研究坚持以本土研究为基点，践行“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学术追求。费孝通的追踪调查研究始终坚持主位研究的立场，这也是他社区研究的一大特点，展现了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追求学术研究，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和主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费孝通的实地调查和追踪调查，更多的是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观照社会大变革中中国农村发展以及中国农村收入问题，如对江村、瑶山、温州、赤峰等地的追踪调查。费孝通的再研究，其关注的主题可以集中在一个方面，如对江村的追踪调查研究，费孝通就思考了一个乡村工业的话题，从民国时期江村的养蚕业，到20世纪50年代江村蚕桑业的衰落，再到20世纪80年代再访时关注江村的乡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等。费孝通通过多点的追踪调查，在其中寻找着解决中国农民及农村问题的道路。这种定点追踪调查研究，最直接地实践着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学术追求，体现了他坚持以解决农民问题为研究基点的学术特点。
第四，费孝通的定点追踪调查研究在“多点”（社区）基础上，始终坚持“一点”（社区）为其终身研究对象，体现了他学术研究中浓厚的家乡情结。在中国人类学的本土研究中，家乡人类学无疑占有一席之地。家乡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异乡研究传统的一种转向，是人类学家对自己的家乡展开的人类学研究。对于这一研究范式，人类学家自有不同的看法。学者从事对家乡的人类学研究，既能重回“自我”，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理解家乡，又能站在家乡之外实现对家乡的客位认知。也有学者对家乡研究表示质疑，认为从事家乡研究，学者难以摆脱家乡对其先入为主的经验形塑和观念赋予，难以从情感归属与客观批判的纠结中确立价值中立的基点。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可以视为家乡人类学研究的典范。从民国时期到21世纪初叶，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步履蹒跚的耄耋耆老，费孝通前后20多次回访江村，乐此不疲地从事着家乡研究，支撑这种久而不厌的调查研究其真正的动力就是乡土生活中培育出的家乡情。费孝通追踪研究的社区或对象有多个，但是能终其一生长期进行不断地追踪研究的社区，只有江村一个，这既是坚持本土研究的体现，更是他坚持从事家乡人类学研究的体现。
方法论层面的学术启示
在人类学研究中，对于民族志概念的理解，学界有不同的解析。有人将其定义为一门学科，如记述和介绍世界各民族基本情况的学科[10]158；有人将其定义为一种方法；有人将其定义为一种收集资料和书写的过程[11]376；有人将其定义为一种文本；也有人将其理解为一种以社区或地区为单位的研究范式[11]376；等等。应该看到，以上对民族志概念的理解只是从一个角度来阐释其具体内涵，作为人类学学科特质的符号，民族志本身是一个有着复杂内涵并具有多层阐释的文化范式，如果只从一个角度来理解，是无法全面透视人类学民族志的本质内涵的。因此，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综合理解民族志的概念，即认为民族志由作为方法的民族志、作为研究活动的民族志和作为研究成果文本形式的民族志等三个不同层次所构成[12]。谈论撰写民族志的话题必然要涉及方法论。方法论是关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路径的理论，即人们用何种方式方法来观察、理解和处理事物。西方人类学向来重视从方法论层面来探索如何撰写民族志，在西方人类学学界，从古典民族志到现代民族志，再到实验民族志，高丙中将这三个阶段理解为第一阶段为民族志的前学科特性的时代，第二阶段为以学科规范支撑的科学性时代，第三阶段是对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反思与批评的时代[13]。这三个阶段的转变都是将撰写民族志停留在方法论层面进行探索，也就是用什么方法和路径生成的知识更具有客观性。笔者这里关注的是，贯穿于三个阶段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民族志文本生产的权威性，即人类学家在对他文化表述中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费孝通在实现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任务中，开创出的社区研究，从方法论层面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开创了一种从事学术研究的范式。尤其是费孝通的定点追踪研究，从方法论的层面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提供了经验借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层面的学术启示。
第一，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从事学术研究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并在持续不断的重访和再研究中增进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对于一点持续的追踪调查研究，可以避免多点调查研究资料相对孤立、作用发挥有限的问题；对于一个社区持续的追踪调查研究，可以回避多点调查的不足。诚如人类学家威廉·格迪斯（W.R.Geddes）所说：“从不同阶段的比较就能得出关于社会过程的有效的成果，其价值也就会超过各个孤立的研究。”[14]268费孝通一生秉持志在富民的学术理念，围绕着农村、社区和区域研究等主题，既在多点社区研究中横向对比和把握，又在一点社区的追踪调查研究中纵向的深入理解。费孝通有他的学术“根据地”，并为之进行周期性的追踪调查研究，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研究范式，成为费孝通实现其富民思想的经验之地。追踪研究成就了费孝通学术研究，也让费孝通有了表征自己学术特色的符号。江村与费孝通融为一体，江村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村庄或社区，它是费孝通社区研究的试验地，是费孝通社会调查研究的符号表达，也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社会调查的符号象征。
第二，学术研究要顺应时势，与时俱进，在追踪调查中观照研究对象的动态变化，使研究成果更具时代性和客观性。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每个时代都有其阶段性特征，学术研究不能以静态的眼光理解研究对象，应该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多样性的社会场域，来分析特定场景中的社会变迁。费孝通的定点追踪调查研究就是以承认社会变化为前提，而把握这种社会变迁就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以及持续不断地再研究的方法。这种再研究，可以获取不同阶段的实证资料，研究者掌握了纵向对比的资料基础，就能发现新问题，形成有利于时代进步的研究成果，彰显学术研究的时代性和客观性。
第三，社会调查要投注情感，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民族志的表述，最大限度地接近人类学家所要追求的客观性。西方人类学所探索的主位与客位、近距经验与远距经验等研究范式，其实就是在研究态度上要求研究者如何对待研究对象的问题，这里面就倾注着一定的情感因素，西方人类学关注的文化移情中的主位观照即如此。费孝通在中国本土开展的社区研究，在对一个社区不定期的再研究中，他始终抱有对调查对象的深厚感情，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心系人民，关心人民。他的追踪调查研究早已超脱了西方人类学所要讨论的知识生产的权利话语的问题，也才有了能够在一个社区追踪研究的可能性，并最大程度地实践人类学所说的“主位”研究方法。费孝通的定点追踪研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境遇中的特质。
方法论层面的学术启示
在西方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界，再研究始终是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尤其是以针对同一社区不同学者的回访为主流，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本在此。相对而言，对于同一个社区一个研究主体的追踪调查研究相对较少，费孝通只是其为数不多中的代表。费孝通的这样一个定点追踪调查研究的范式，却也开辟出了社会学、人类学值得推介的一种学术方法论，即一个从事社区研究的学者，如何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再研究的方式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的学术质量。如果说，西方的再研究传统基本都是追求理论阐释的极端相对化，以推翻前人和揭露前辈的缺点为业[15]，那么费孝通的追踪调查则是王铭铭所说的一种典型的“反思性继承”，既要认识到过去自己的社区研究是有学术参考价值，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并有能在新的场景中基于问题意识去寻找新的理论阐释空间。这样一种再研究的传统，有效回避了西方人类学再研究中的弊病，使学者在再研究中获取了学术资源的继承与反思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费孝通无疑作出了表率和探索，也彰显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本土特质与传统。
本文来源：质化研究
转自：“学术必看”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