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岳 孙亮洁 | “侵蚀资本主义”的生成背景、核心内容与科学评价——以埃里克·奥林·赖特为中心的探讨
周岳 孙亮洁◆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侵蚀资本主义”理论主张建立“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以超越资本逻辑利益至上的目标、将有共同认同与参与多样化组织的“集体行动者”塑造为斗争主体、推进民主进程以削弱资本主义制度主导地位，逐步侵蚀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主体等存在基础，进而实现在当代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愿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的批判与反思和对20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策略的借鉴与超越构成了“侵蚀资本主义”理论的生成背景。“侵蚀资本主义”理论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视角、为超越资本主义提供了新思路，并在提振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侵蚀资本主义”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周岳 孙亮洁
“侵蚀资本主义”（Eroding Capitalism）主张以逐步侵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和主体基础等方式来抗争资本主义。该理论是由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最先提出，被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大卫·施瓦茨曼（David Schwartzman）、保罗·梅森（Paul Mason）和埃弗·肯·古尔肯（Efe Can Gürcan）等人进一步充实，并在新冠大流行背景下继续发展的一种构想，成为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可能方案。其中，赖特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例，指出“侵蚀资本主义”主张“将最具活力的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解放物种引入资本主义生态系统，通过保护它们的生态位以及找到并扩大它们的栖息地来促进其发展，目的是希望这些外来物种最终能够走出狭窄的生态位，改变整个生态系统的性质”。随着实践发展，其他学者在赖特的基础上也从不同方面丰富了这种观点。譬如古尔肯等认为，“侵蚀资本主义”作为“后资本主义战略”（postcapitalist strategy），成功地将革命和国家主导的战略与“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方法相结合，从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角度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梅森指出，“侵蚀资本主义”战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性计划”，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第一步。相较而言，目前国内学界对“侵蚀资本主义”的研究较为薄弱。为此，本文将对这一战略的生成背景和核心观点等重要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并对其作出更科学、更全面的评价。
一、“侵蚀资本主义”的生成背景
“侵蚀资本主义”的形成是理论与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批判理论、20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的五种战略和四项政治主张等在其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占据突出位置。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为“侵蚀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问题域、理论框架和核心概念等方面的启发。
就问题域而言，二者都在寻找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虽然二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但彼此都有共同的历史关切和研究主题。“侵蚀资本主义”主张，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变革现实的社会制度，变革的方式是采用“混合体”的革命方式，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脉相承。就理论框架而言，“侵蚀资本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原则和战略问题的阐释方面，虽然在具体观点和内容上与马克思有所不同，但总体的分析框架却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正如托塞尔所指出的，赖特“力图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参与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就核心概念而言，以赖特为主的学者们在具体论证的过程中，采用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以“阶级”为例，赖特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时候，即采用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模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而非他此前曾详细阐释的“中间阶级”概念。
（二）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的批判
1.对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的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张在经济上实行极端私有化、市场化、去监管化并缩减公共福利，在政治上实行由金融霸权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等，旨在以资本主义因素替代20世纪西方国家中的社会福利、公民保障、国有企业等具有社会主义特性的因素。然而，赖特等人指出，这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弊端频出：“新自由主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瓦解了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和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它肯定未能消除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内部矛盾压力。”但这也反过来“为国家解决眼前的问题提供了新的主动权，并为非资本主义替代品的扩张创造了潜在的空间”。
2.对新自由主义消极行动观的批判。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指出，对于社会系统这样复杂的事物而言，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连贯的解放转型战略。在他看来，创造一个民主、平等的资本主义替代品的方法是“什么都不做”，而这种“消极行动观”本质上是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此，拉邦特·罗纳德（Labonté Ronald）指出，虽然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都必须考虑意外后果，但是鉴于资本主义的潜在破坏性阻碍了人类社会的持续繁荣，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也就是说，既要避免一厢情愿的盲目乐观主义，又要避免认为解放社会的变革超出了战略能力范围的消极悲观主义，而是应当考虑如何驯服或侵蚀资本主义本身。
3.对极端个人自由主义观的批判。赖特等人批判并反思了新自由主义这种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观，指出这一狭隘的自由观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自由社会的典型形态，并主张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现个人自由。赖特等人认为，这种自由观没有正确地识别出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带有剥削性质的雇佣劳动关系，忽略了工人的真正自由，也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自由的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才是突破现实“物与物”关系束缚的重要条件。
4.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观的批判。赖特等人批判了新自由主义以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为幌子的行径，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破坏自由与民主的真相。在经济自由方面，新自由主义减少了对全球资本流动的限制，却相应地增加了国家关注资本利益的外部压力；减少了国家对金融业的管制，但增加了金融限制国家政策的权力。在政治民主方面，新自由主义以一系列私有化的国家服务降低了国家民主管理公共服务的质量，并弱化了工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最重要的社会权力来源。为了扭转这些趋势，赖特等人强调：必须重新控制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促使各国在经济优先事项上有更大的灵活性；采取弱化经济密集型产业的手段，重新调整金融部门；为劳工组织创造更健康的法律环境，以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
（三）对20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的战略和主张的借鉴
在20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历史中，曾存在过五种不同的战略——“摧毁资本主义”（smashing capitalism）、“废除资本主义”（dismantling capitalism）、“驯服资本主义”（taming capitalism）、“抵制资本主义”（resisting capitalism）和“逃避资本主义”（escaping capitalism）。尽管在实践中这些策略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每一种策略都构成应对资本主义危害的独特方式。在展开深入分析之后，赖特等人较为客观地评价了它们各自的历史贡献及局限性，为人们反对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论据。其中，“摧毁资本主义”主张，“资本主义是不可改造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摧毁它，然后建立一个替代品”，即革命政党可以利用周期性经济危机所创造的机会，领导广大民众通过选举或武装起义等夺取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而后建立起可以替代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废除资本主义”旨在通过引入带有社会主义要素的改革实现向民主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的过渡，以逐步废除资本主义。二者都想以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代替资本主义，但最终皆被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政策取代。“驯服资本主义”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是希冀减少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性危机。与希望利用国家权力消除资本主义危害的构想不同，“抵制资本主义”试图在不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影响甚至阻止国家的政治行动。“逃避资本主义”则设法使自身免受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影响，以期能在某种受庇护的环境中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压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微观替代方案。赖特等人指出，这五种战略在两重维度上各不相同。第一重维度体现在各自的影响上，“驯服资本主义”和“抵制资本主义”都试图中和危害，而摧毁、废除和逃避资本主义则尝试超越资本主义的结构。第二重维度涉及一项战略如何面向所谓的社会系统“层次”。“摧毁资本主义是在选择游戏的层面上确定的战略”，“抵抗和逃避资本主义是在游戏中的行动层面上运作的战略”，而驯服和解散资本主义则试图改变游戏规则，以便获得国家内部的某种权力。实践证明，这五种战略中的任一战略独自运作都会失败。
与此同时，20世纪反资本主义的五种战略还分别出现在四项不同的政治主张和行动中。其中，“革命的共产主义”（revolutionary communism）明确提倡将“抵制资本主义”与“摧毁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将劳工运动视作团结工人阶级和转变工人阶级意识的关键，并将在时机成熟时通过控制国家权力而与旧制度决裂作为最终目标。“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则放弃了“摧毁资本主义”的想法，但仍然寻求逐步废除资本主义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超越，并将消除资本主义危害的改革同创建强大的国有部门和支持劳工运动等举措有机结合在一起。“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不仅包括“抵制资本主义”，更将其与“驯服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逐步废除资本主义的策略。“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的社会运动通常只是为了防御资本主义的掠夺而抵制资本主义，这种抵制有时甚至与试图确立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做法相结合。赖特认为，这四种主张及其行动是20世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与压迫的主要战略回响。到了20世纪末，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两种主张几乎从政治版图上消失。“社会民主主义”即便没有消失，但也因与劳工运动失去联系而一再衰落直至被边缘化。进入21世纪，最具活力的反资本主义战略皆根植于社会运动，并且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意识，继续主张“另一个世界”（another world）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然而，这些抵制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严重脱离了针对国家权力的总体政治方案，故而也与政党产生了脱节。
基于此，赖特等人指出，在拉丁美洲和南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正萌生着一种新的战略思想——“侵蚀资本主义”。这一战略将自下而上的以市民社会为中心的抵制和逃避资本主义，同自上而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驯服和废除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由此而形成的综合型反资本主义战略，不仅结合了进步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愿景，通过改变资本主义运作的游戏规则，建构出以国家为基础的替代性方案；而且还结合了更多的“无政府主义”愿景，通过建立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空间，逐步增加经济制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削弱并侵蚀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
总之，赖特等相关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从阶级剥削视角对资本主义展开制度批判的基础，跳出了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无法从资本主义内部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根本性批判的窠臼。“侵蚀资本主义”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1世纪如何反对资本主义，以实现“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as Economic Democracy）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二、“侵蚀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
赖特等学者认为，只有塑造有政治组织的“集体行动者”，推进和深化民主进程以逐渐侵蚀资本主义，才能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提供坚实基础。
（一）“侵蚀资本主义”的目标：实现“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
“侵蚀资本主义”提出以社会权力为基础、以经济民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构想，旨在从多层次、多领域、多方面逐步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现存经济制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从而超越资本主义以实现“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
不同于以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赖特将“社会主义”（Socialism）视作和“资本主义”（Capitalism）、“国家主义”（Statism）不同的经济结构类型，并表示“社会主义是一种为不同目的而行使社会权力，分配和使用资源的经济结构。在这种经济结构中，投资和生产过程都是通过人民集体商议而被决定的。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等同于经济民主”。为此，赖特对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展开设计，强调“一个以单一制度机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可行性非常低”。在他看来，对于“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最佳的制度结构更可能是参与性规划、民主管理的私营企业、市场和其他体制等多种形式的混合，而不能完全依赖于其中的任一制度。“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指的是被解放的经济空间的积累具备侵蚀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是指我们可以在一个仍由资本主义主导的“旧世界”的空隙中，继续创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即“现实的乌托邦”（Real Utopias）。
基于以上考虑，赖特等人指出了“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两大特征：其一，“平等准入”（equal access）。赖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两大目标是“人类的繁荣”和“个人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强调的手段是“平等准入”必要的物质和社会资料，最终达成社会公正和政治公正。就“社会主义”的建构过程而言，赖特等人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经济结构而非经济社会形态，并根据社会权力和社会所有制来界定“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通过行使社会权力以实现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经济结构，其中的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在“侵蚀资本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路径就是不断增强社会权力，使社会权力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据此，赖特主张以“平等准入”侵蚀以往“资本优先”的观念基础。其二，“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赖特强调在消解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基础上开展契合民主平等主义理念的经济活动，即“在国家与市场之外，由公民社会参与的各种经济组织创新”。这种“公民参与”具体包括：（1）“民主赋予地方分权”（democratically empowered decentralization），指将真正的决策权交给出现问题的地方当局，给予城市、地区和部分机构以更多的管辖权、自治权和必要的政治资源。（2）“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指公民参与经济预算的决策过程，特别是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务，通常被应用于城市、学校，或者其他的对自己的预算分配享有控制权的组织。（3）“民主代表的新制度”（new institutions for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即随机选择公民，使其参与某些类型的决策机构。赖特等人认为，由随机挑选的普通公民组成的立法机构将比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更能够避免特权影响，因为其可以准确地反映民众和社会的各种利益需求。（4）“选举规则的民主化”（democratizing electoral rules of the game），指将选举过程与私人财富的影响隔离开来，防止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等蔓延至政治领域，以确保选举政治的核心资金的公共性。恰如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所言，“民主化”（democratize democracy）的斗争是侵蚀资本主义的关键。这些“公民参与”的新形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成为深化民主、调动民众参与积极性的重要途径。
总之，实现“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破坏资本主义因素的主导地位，并逐步扩大现存经济制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过程，“这一过程正在侵蚀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而“平等准入”和“公民参与”正是实现“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过程的两大典型手段。
（二）“侵蚀资本主义”的主体：集体行动者
正如马克思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理论的实践主体，赖特等人指出“侵蚀资本主义”战略同样具有自己的实践主体——在工人阶级中能够在政治上采取有效行动、以进步的方式挑战和改变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强大的“集体行动者”（collective actors），即“那些处于阶级关系中的直接受资本主义统治和剥削的人”。“集体行动者”与马克思的“经典工人阶级”有以下不同。
1.“集体行动者”的形成基础是共同的“身份”（identities）、“利益”（interests）和“价值观”（values）。第一，身份认同凝聚着“集体行动者”。身份认同并不仅仅是人们主观上突出的描述性属性，其与社会关系和权力密切相关。不同于马克思根据生产条件中的不同地位来定义阶级身份，“集体行动者”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共同生活经历而形成的。这些经历通过文化阐释转化为共同的身份，由此增强了集体行动潜在参与者之间的信任感，在“集体行动者”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利益推动着“集体行动者”目标的完成。利益是“能让一个人的生活在某个维度上变得更好的东西，并且这些维度对个人自身来说很重要”。不同于“身份”这样的主观分类，“集体行动者”的利益与性别、健康状况、宗教、种族、国籍、语言和性取向等有很大关联，政治斗争中的核心问题即是何种利益应该得到最大关注。第三，价值观意指“人们对‘什么是好的’所持有的信念，包括人们在世界上应该如何行事，以及我们的社会机构应该如何运作等问题”，它连接着共同体内不同的身份和利益。当这些价值观融入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时，可以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维度，而这样的意识形态是人们身份认同和利益实现的重要方面。
2.“约束”（constraints）作为规范“集体行动者”形成过程的基本标尺，是发挥“集体行动者”能动性的重要基础。学者们认为，身份、利益和价值观不会自发推动“集体行动者”的形成，为此需要发挥“约束”的作用。正如戈兰·塞尔伯恩（Göran Therborn）所强调的，人是“有意识的，反映了在一个有组织的、有意义的世界中的行动发起者”。人们通常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善于能动地发起行动，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被角色所限定的脚本行事。然而，这种能动性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约束”之中，既包括法律、道德等外在“约束”，也包含信仰、习惯等内在“约束”。这些“约束”整体上时而紧张、时而宽松，深刻影响着“集体行动者”可能的自发行为。其中，外在“约束”体现在将约束性的规则运用于每个“集体行动者”的形成过程，而内在“约束”则体现在使“集体行动者”树立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在这些“约束”的影响和支配下，“集体行动者”都应该有意义地参与社会和国家建设。
3.多样化组织是“集体行动者”的社会基础。除了政党组织，“集体行动者”也可加入工会和较为松散的、以目标为导向的联盟。在赖特看来，“集体行动者”并非孤立的“行动者”本身，而是拥有社会基础的联盟的基本单位。在这些联盟中，“集体行动者”通过这些组织和协会联合起来，为实现目标而展开合作，具体包括“诗人联盟”（alliance of poets）和“农民联盟”（alliance of peasants）等。其一，“诗人联盟”实现了对艺术的大规模资源转移，使人们能够选择以创造性活动为中心的生活，而不是以市场收入为中心的生活。其二，“农民联盟”则为小农户提供生计支持而无须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农业补贴，比起家庭农场，这种补贴通常更有利于农业企业。其三，行动联系紧密的工会或教会。强大的工会在政治运动和工人的日常生活间架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进步政党通常与工人运动保持着天然联系。现实中，“集体行动者”在宗教信仰上亦有显著的共性，故而聚集在教堂中互相交谈已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教会时常还会直接参与政治组织的活动，并通过协调政治利益等方式，帮助其成员解决纯粹私人问题。其四，较为松散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更广泛的合作形式，如“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是由一个组织发起的，被用来协调彼此相关的组织。这意味着其行动不仅具备个人属性，还具有集体性质。总之，赖特等人满怀期待地表示，伴随反资本主义浪潮的推进，以及这些极具向心力的组织和协会的发展，“侵蚀资本主义”战略终将塑造出更多的“集体行动者”。
显然，“集体行动者”是一个基于共同身份、利益和价值观，自觉遵守共同“约束”，存在于多样化组织中的“当代工人阶级”。“侵蚀资本主义”战略将工人阶级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显然受到了《共产党宣言》相关思想的启发：“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不同的是，“侵蚀资本主义”战略依靠“集体行动者”，力图实现的是新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
（三）“侵蚀资本主义”的实现途径：推进和深化民主进程
以赖特为主的学者们将推进和深化民主进程作为逐步侵蚀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可靠途径，并据此提出了四项具体策略。
1.无条件的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以下简称“UBI”）是对收入分配机制的重新设计，即在不需要任何工作要求及条件的前提下，确保任一地区的每个合法居民的收入足以稳定在贫困线以上。赖特认为，这是将大量社会盈余从资本积累转移到社会积累的一种机制，“如果能够实施并捍卫UBI，它将会侵蚀资本主义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角度看，UBI至少在三个方面发挥出了消除贫困、削弱不平等以及促进社会公正的作用：其一，UBI为创造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并为各种行动主义和政治参与提供了基本的补贴。这些都将减轻不平等和贫困所带来的最坏影响，从而推动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二，UBI还增加了某些非资本主义形式的市场经济活动的可行性，并将支持一种别样的创收工作模式——自主创造就业机会，据此帮助“集体行动者”创造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其三，UBI将稳定资本主义的消费市场。资本主义的自动化企业在现实中面临着雇佣总人数不足以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问题，而UBI恰好为基本消费品创造了广泛的需求。
同时，赖特还比较了UBI和斯图尔特·怀特（Stuart White）的“基本资本”（Basic Capital，以下简称“BC”），并表示：虽然BC和UBI都是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革方式，但UBI是无条件地给予每个人适度的固定收入，而BC则是给予每个成年人一次性的资本，并通过教育服务、私人住房等经济活动，以及增加小型资本主义企业就业机会等方式来强化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赖特认为，虽然UBI与BC都是推进分配正义理想的平等主义工具包的一部分，但对于更加民主、平等的未来社会形态而言，BC的拨款可能会使资本主义成为经济体系的核心结构，而UBI则更有可能完成“侵蚀资本主义”的现实任务。简言之，BC虽然使人们朝着一种更公正的资本主义形式方向发展，但实际上却无助于扩大创造替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空间。因此，作为人类解放长期计划的一部分，UBI理应优先于BC，“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UBI可以发挥作用”。
2.市场经济改革（market economy reform）。其一，“合作市场经济”（cooperative market economy），即由个别合作公司联合在一起的大型合作社协会，也被称为“合作社的合作社”（a cooperative of cooperatives）。正如布洛克所强调的：“拥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符合赖特关于侵蚀资本主义的观点。”“合作市场经济”提供财务、培训等服务，扩展了个体合作社企业所有制的社会特征。通过这个扩大的合作环境，社会权力起到直接组织市场经济活动的作用。其中的“工人合作社”（worker cooperatives）更是围绕着“团结、平等、民主治理、工作尊严、社区发展”等价值观而被组织起来，在实现经济民主方面的作用特别突出，是最明显的替代资本主义组织的合作社。其二，“社会和团结经济”（the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这是涵盖一系列经济活动和组织的总括性术语，不仅指代合作社，还意指其他类型的企业，如非营利组织、互助社团、志愿协会，甚至教会等。它们通常出现在贫穷且服务能力欠缺的社区中，是由那些试图在更加社区化和以需求为导向的基础上建立经济关系的“集体行动者”促成的，其目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建立解放的高地，使人们过上与众不同的生活”，彰显出平等、团结和正义的价值观。其三，“资本主义企业的民主化”（democratising capitalist firms），即在更广泛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中，通过限制资本主义企业的私有财产权的方式，侵蚀企业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基于此，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经济权力的行使得到束缚，工人的民主权利亦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其四，“作为公共事业的银行业”（banking as a public utility）。赖特强调，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中，银行并不仅是私有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私营企业，而是公共性的。在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银行业的经济生态系统会像更广阔的包括资本主义银行在内的市场生态系统一样，将被授权面向不同类型的企业和项目的贷款。
3.非市场经济组织（nonmarket economic organisation）。虽然市场在任何可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中都会发挥重要作用，但从属于民主的经济不应只包括为市场生产服务的公司。市场经济活动和非市场经济活动之间的最终平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并最终受制于民主审议。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有效民主化的经济体中，以各种形式开展的非市场导向的经济活动将会产生更重大的影响。赖特想要通过以下方式提高非市场组织的地位：其一，“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state provis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如照料服务——医疗保健、儿童保育、老年人护理、残疾人护理；社区活动和公共设施——社区中心、公园与游憩设施、剧院、艺术画廊和博物馆；包括继续教育、终身学习中心和技能再培训方案等在内的各级教育，以及一系列公用事业。其二，“点对点的协作生产”（peer-to-peer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如“维基百科”（Wikipedia）需要全世界几十万人花费不同的时间添加新的材料、监控条目、纠正错误并挑战文章中的主张，其创立几乎取代了已有200多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百科全书市场，在促进广泛的经济活动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其三，“知识共享空间”（the knowledge commons），比如创建非营利版权、专利许可证，知识共享许可证和生物开源许可证等“开放访问”（open-access）类型的许可证，并将其应用于保护开源软件、访问文化产品和其他形式的知识等方面。此外，梅森也表示，侵蚀像资本主义这一复杂的社会经济体系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革命政府需要逐步“在市场经济中创建非市场经济组织和单位”，以承担起创造普遍的基本服务、促进团结经济和合作商业模式、提供每个人的基本收入，以及将信息作为公共产品等多项基本任务。
4.进步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约束”面临着私有化、阶级分裂和相互竞争三大难题：一是私有化生活对个人生活的时间和精力限制问题，以及消费主义和竞争性个人主义问题；二是工人阶级由于不同的利益而出现分裂，约束“集体行动者”的生成；三是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障碍，主要表现在“集体行动者”的身份利益与反资本主义相关的解放价值观互悖。针对这些难题，赖特等人强调“虽然没有一个通用的公式，但是可以从理论分析中提取出一些指导方针来推动形成‘集体行动者’”。其一，对价值观的探讨理应成为“进步政治”的核心。一方面，必须深刻理解“平等/公平”（equality/fairness）、“民主/自由”（democracy/freedom）和“共同体/团结”（community/solidarity）等价值观的内涵；另一方面，要强调这些价值观与经济民主的具体政策之间的关联。其二，进步的“集体行动者”应致力于创建一个旨在削弱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政治体系，其任务具体包括确立明确的改革方案，承认身份与利益，并将之与侵蚀资本主义的议程联系起来等。其三，应该在阐述“进步政治”的具体方案时特别强调民主的价值。譬如，在制订“规范政治代表制的规则”“划定选区边界的规则”“指导候选人选择的规则”“管理竞选资金的规则”和“规范投票资格的规则”等具体政治规则的过程中，彰显出更深层次的、真正的民主。其四，“侵蚀资本主义”的总体计划并非完全以国家为中心，政党也不是实施这一战略所需的唯一的“集体行动者”。故而，可以采取一系列新的经济改革政策，巩固“侵蚀资本主义”这一更广泛政治议程的社会基础。
三、对“侵蚀资本主义”的科学评价
“侵蚀资本主义”理论在把握资本主义新变化、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新路径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旨趣，但其本身也存在革命性不足、主体斗争性弱、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局限性。
（一）“侵蚀资本主义”的理论价值
1.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进而提供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一方面，“侵蚀资本主义”为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变化，以及当代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新进展。具体而言，“侵蚀资本主义”揭示出：在21世纪初，最具活力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略植根于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往往与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相伴而行，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与针对国家权力的总体政治方案是相脱节的，这让传统的左翼策略一度陷入失效的局面。因此，西方工人阶级急需抗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理论视角。另一方面，“侵蚀资本主义”有力地反驳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可替代”的论调，深刻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无法实现大多数人所信奉的“平等/公平”“民主/自由”“共同体/团结”等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另一个世界”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
2.有助于提供超越资本主义的借鉴。“侵蚀资本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1世纪如何反对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进行有益的探讨。一方面，“侵蚀资本主义”在对20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的五种战略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较为客观地评价了它们各自的历史贡献及其局限，为反对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论据。另一方面，“侵蚀资本主义”明确提出将“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将推进和深化民主进程作为逐渐削弱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可靠途径，将塑造有效且有多样化政治组织的集体行动者作为侵蚀资本主义的可行策略，这为反对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
3.有助于提振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侵蚀资本主义”战略为超越资本主义提供了可能的战略愿景，有利于我们从“他者”视角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赖特等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源性弊病与社会主义所拥有的经济民主、进步政治、公民广泛参与等优势进行了对比，这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虚伪与弊端，社会主义的道义崇高性，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二）“侵蚀资本主义”的理论局限
1.理论自身的革命性不足。“侵蚀资本主义”虽然聚焦于现实问题并试图提出可行性方案，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最终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较为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和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倾向。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不正义问题，赖特等人依然寄望于“非革命”的解决方式。虽然赖特等人的本意是推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些研究更像在探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一步升级发展的选项。简言之，“侵蚀资本主义”的理论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故而难以成为真正指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投身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理论。
2.对策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就其软弱性而言，与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相比，“集体行动者”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多为温和的改良，不敢放手一搏发动革命斗争，但放弃“武器的批判”无疑会使“批判的武器”钝化，从而使其无法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根基。就其妥协性而言，赖特等人的对策向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作出了极大的妥协和退让，企图取得它们的支持，如向宗教妥协，承认“教会”在组织工人阶级方面的作用；向“资本主义企业”妥协，企图逐步引导其进行民主化改造。但结果是既得利益集团在现实中往往选择支持现有制度，拒绝改革。
3.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赖特等人将身份、利益和价值观作为“集体行动者”的形成基础，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工人阶级的被剥削标准。在对“集体行动者”的定位分析中，赖特等人始终强调“占有”和“支配”关系的重要性，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阶级问题研究中所强调的剥削关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剥削概念难以适用于对“集体行动者”的矛盾定位分析，是“侵蚀资本主义”在理论建构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赖特等人在对“集体行动者”进行定位时，更多考虑到经济层面的因素，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和非占有问题，相对而言忽略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在这一方面，其对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片面化理解，存在“唯经济论”的形而上学倾向。
四、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局部地区战火频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受阻、右翼民粹思潮暗流涌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弊端日益显现，世界左翼运动急需理论指导。为此，赖特等西方左翼学者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反思20世纪反对资本主义策略等基础上提出了“侵蚀资本主义”理论。作为21世纪新型反资本主义的战略综合体，“侵蚀资本主义”主张以实现“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愿景目标、以塑造有政治组织的“集体行动者”作为斗争主体、以推进和深化民主进程作为实现途径，逐步侵蚀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这一战略从新的角度回答了“当代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我们该如何抗争资本主义”等问题，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延续和更新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有益探索，为我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为超越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并且在提振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等方面也彰显出重要价值。很多西方学者自觉将该理论运用于数字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乃至“灾难资本主义”的应对与治理上，并乐观地认为“这一战略通过将革命和国家主导的战略与社会经济方法相结合，有望实现长期和深远的变革”。但是，这一战略存在革命性不足、主体斗争性弱和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局限，在理论的科学性、实践的彻底性方面都远逊于马克思主义，这些局限限制着“侵蚀资本主义”战略的发展前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资本主义才能被彻底终结。
文章来源：《理论月刊》2023年第6期
文章作者：周岳 孙亮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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