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洋 | 马克思批判维也纳体系的演进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兰洋◆文
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青年、中年和晚年时期有着显著的主题和特征，可以概括为哲学叙事、制度叙事和资本叙事三种范式。哲学叙事作为青年马克思的前提性反思，奠定了马克思一生基本的政治立场。制度叙事作为中年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直接考察，提出了经济与政治、战争与和平、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等一系列辩证范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框架。资本叙事作为晚年马克思的理论语境，洞察了世界体系的时代本质和真实架构，真正将国际关系的浅层讨论上升为对世界历史的深层剖析。从上述三重叙事出发，不难发现，当今国际旧秩序旧体系正在日益丧失主宰世界历史的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性变革的“关键变量”。
——兰洋
维也纳体系（Vienna system）是法国大革命后，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战胜国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的国际体系。它深刻影响了19世纪的世界历史，并镇压了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因此，对维也纳体系的批判一直是马克思思考的重要命题。概括地讲，在马克思的青年、中年和晚年时期，他对维也纳体系的思考既相互联系，又有着显著的主题和特征，由此可以概括为哲学叙事、制度叙事和资本叙事三种范式。这一思想嬗变过程构成一个不断发展、层层深入的理论总体，它与马克思从哲学思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走过的道路是一致的。借由这一论域，马克思得以深入到对现代世界秩序的本质性剖析之中。进一步而言，准确把握马克思批判维也纳体系的演进逻辑，既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更能作为一面“镜子”，为我们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提供重要启示。
一、青年马克思批判维也纳体系的哲学叙事
19世纪40年代，青年马克思登上了德国的思想舞台。此时的马克思持续地同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思想论争，他对维也纳体系的考察更多是同批判“解释世界”的旧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维也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正统主义，而正统主义的核心则是君主主权论。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的法哲学对其进行了最为系统的阐述，因此青年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批判是隐含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之中的。
在黑格尔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中，君主立宪制国家是世界秩序的终极实体，世界秩序则基于君主国家的“相互承认”。这其中包含四个基本的逻辑环节。第一，国家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国家的根据就是作为意识而实现自己的理性的力量。”伦理国家作为绝对精神自我辩证运动的具体化把普遍意志与主观意志、理性的兴趣与个人的自由统一起来。第二，国家作为绝对精神的展开必然在现实历史中经历实在化和人格化。国家主权最终要由君主的人格体现出来，国家主权具体显现为君主主权。黑格尔如此进行论证：“君主这一概念不是派生的，而是绝对地起源于自身的。最符合这个概念的观念，就是把君主权看成以神的权威为基础的东西，因为这个观念包含了君主权的绝对性的思想。”第三，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自身也像生物有机体那样，需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中将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形态区分为四种王国（东方、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并宣称日耳曼君主政体是绝对精神的最高形态，真正实现了自由精神。第四，以君主立宪制为基本单位，在国与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实用的、习惯性的和有序的国家体系。这一体系所依赖的乃是现实的国家关系不断地“为承认而斗争”。显然，黑格尔的这一逻辑为调和理性与现实留下了空间：日耳曼式的君主国家之间通过彼此的承认建立起世界秩序，从而完成自由理念的彻底现实化，成为绝对精神的“道成肉身”。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上述学说实际上为正统主义提供了“神正论”版本的说明。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对君主主权的肯定中隐含着对现存秩序即维也纳体系的辩护。因此，在哲学上给予彻底的清算是政治变革的必要前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对世界体系的构想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方面，黑格尔将抽象人格与人的真实的社会存在“手足倒置”了。黑格尔不是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出发考察抽象人格的生成过程，而是反过来把抽象人格的存在看作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前提。这样一来，抽象的人格反而被提高到政治本体论的高度。这一理论的严重后果就是黑格尔混淆了君主的自然人格和国家主权的政治人格。既将君主的抽象人格看作国家的最高政治人格，将国家的主权看作是君主个人的权力，必然留下向君主专制倒退的可能：“这个人格化的理性具有的惟一内容就只是‘朕意如此’这个抽象。朕即国家。”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基于君主国家相互承认而建构的国家体系不过是“虚假共同体”。在现代世界中，“正如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一样，普遍事务的被意识到的真正的现实性只是形式的，或者说，只有形式的东西才是现实的普遍事务”。基于抽象法权而形成的权利体系不过是真实的权力逻辑的表层掩饰而已，这是因为“如果把国家制度，把普遍的规定，理解为理性意志的根本规定，那么自然很清楚：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会把这些规定作为自己的前提，而且这些规定又必然构成它的政治信条”。
青年马克思经过对黑格尔君主主权思想的批判，实际上论证了以正统主义为支撑的维也纳体系的腐朽落后，推翻了俄普奥等专制政府维系欧洲反动秩序的合法性。一方面，维也纳体系主要的政治单位是君主主权的王朝，而马克思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民主制才是真正的国家制度，是各民族通向和平与自由必经的政治形式。只有国家普遍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才能奠定实现和平、平等和繁荣的世界秩序的政治基础。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言，人民主权不是君主主权的衍生物，相反，“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因为“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在君主制中，则是部分决定整体的性质”。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世界秩序的达成路径既不是王朝之间的同盟，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抽象的相互承认，而是基于普遍交往的历史规律和革命的主体力量所形成的共同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从真实的经济生活——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特定形式——出发而非普遍理念的自我实现来理解现代世界秩序的本质，进而提出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为前提的共产主义思想。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认了世界秩序建立和扩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的高度来透视维也纳体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趋势，进而提出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克服现存世界体系的反动的、利己的和等级性特征，达至“真正的共同体”。
可以看到，在19世纪40年代，青年的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批判具有如下鲜明的特征，即它是一种建立在哲学批判基础上的叙事模式。其核心意识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的解放所能达到的历史限度和国家形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思考主要借助于“哲学表达”，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飞跃过程。即从“大厦之顶”的法哲学批判逐步沉入作为“地基”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并在此过程中突破了黑格尔法哲学所营造的“虚假共同体”，走向真实的世界历史。总而言之，青年马克思经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奠定了超越维也纳体系进而重塑世界秩序的政治哲学基础。
二、中年马克思批判维也纳体系的制度叙事
1848年革命，无论是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还是对维也纳体系的兴衰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次革命后，欧洲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剧烈变化。随后的克里木战争（1853—1856）和俾斯麦王朝战争标志着欧洲从大国协调进入帝国争霸的新时代。马克思作为亲历者，对这种时代转变有着极为敏锐的意识，写下了大量时事评论和札记。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不再借助于哲学批判的迂回路径，而是直接“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即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揭示欧洲列强外交政策的利益动机和内在本质，进而探索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路径。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研究维也纳体系的第二重范式——制度批判。此时，马克思的主要工作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从制度层面再现隐藏于国际政治背后的险恶内幕，揭露维也纳体系为霸权国家侵略扩张服务的制度本性。
首先，维也纳体系的制度前提是霸权国家的分赃活动。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揭穿维也纳体系自我标榜的伪装。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中发出拷问，维也纳体系的一系列条约的基础是什么呢？它意味着，“第一，俄英两国应当事先就瓜分土耳其问题取得相互谅解；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当同俄国和奥地利即所谓俄国的alter ego〔第二个我〕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法国”。实际上，维也纳会议的建立本身就是列强之间的一次分赃行动。其中，俄国通过瓜分波兰加强了霸权，奥地利则并吞了威尼斯和伦巴第。在参与维也纳体系的诸国中，马克思特别指出俄国在其中的突出作用，“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作为“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俄国利用维也纳体系来实行赤裸裸的对外扩张战略，即通过不断威胁发动战争来获取领土资源和贸易优势，以维系庞大军事力量和弥补自身在经济上的落后。这一所谓维护“欧洲协调和稳定”的制度体系实际上不过是霸权国家的战略工具而已。根据上述逻辑，马克思还预言维也纳体系必然在各方力量的争夺中走向解体。在《上一届英国政府》《论内阁危机》等一系列评论文章中，马克思洞察了维也纳体系分赃不均导致的两个结构性缺陷：一是作为主导国家的俄国与背后的英国存在尖锐冲突；二是俄普奥三国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列强之间的矛盾斗争必然引发新一轮分赃洗牌和权力移位，但丝毫不会动摇大国之间周而复始的争霸态势。简言之，维也纳体系从建立到瓦解的全过程所体现出的都是赤裸裸的霸权争夺，改变不了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征服性的“权力主义”和“国强必霸”的固有逻辑。
其次，维也纳体系的制度本性是强权国家肆意干涉他国的政治屏障。中年马克思考察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立足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压迫的客观现实揭示出内含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剥削本质和不平等关系。在这一理论视野中，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批判就超越了单纯大国政治的窠臼，而深入到强权政治固有的“中心—边缘”的结构性矛盾之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维也纳体系自从建立以后就只能通过进行各种密谋和交易才能实现短暂的、新的妥协，作为欺压弱国的政治屏障，它“箝制了所有一切不管叫什么名字的第二流国家”。后来，他在给拉塞尔的信中回顾了这些密谋的历史：1831年牺牲了波兰，1833年逼迫土耳其政府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6年俄国占据高加索和多瑙河口，1840年和1841年通过条约建立新的反法神圣同盟。以上种种行径都充分暴露了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权力政治的虚伪性和非正义性。这就是基于殖民扩张意志和大国之间的内部交易，以干涉他国内政和战争的“提货单”方式来实现和满足利益。马克思充分认识到，维也纳体系的稳定只是一种假象，是主导国家通过不断牺牲他国利益所达成的暂时性平衡。西方列强完全无视国际平等与公正的关系准则，对弱国和弱小民族肆意践踏和侵犯，这就是维也纳体系外衣下列强外交的实质逻辑，也是国际社会存在系统性压迫和恒久冲突的主要原因。
最后，维也纳体系的制度目标是旧势力阻挠进步力量的国际壁垒。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德国“新奥得报”撰写的时事评论文章中一再强调：反人民性是维也纳体系的反动本质所在。一方面，马克思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列强的对外政策是由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因此，必须打破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之间的解释鸿沟，通过探查国家的阶级属性、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来破解其对外行为的基本秘密。具体到分析克里木战争时，马克思指出，对沙皇俄国而言，封建专制势力敌视一切革命的进步力量，其军事冒险和扩张策略正是维系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同样，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政治联盟出于害怕战争引发本国社会危机的动机，竭力阻碍推行任何进步改革，并千方百计地维持欧洲大陆的反动均势。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列强政策的反人民性还体现在通过压迫弱小国家的人民来转嫁矛盾，阻止世界范围内进步力量的团结合作，以此维系通过不正当手段来攫取资源的获利结构。在《论波兰》《论波兰问题》等文本中，马克思对波兰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只要对波兰人民的分割和奴役还继续下去，瓜分波兰的那些国家之间的神圣同盟就注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并将不断地重新缔结。” “因此，‘波兰万岁！’这个口号意味着消灭神圣同盟。”简言之，马克思始终坚持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出发，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维也纳体系对进步民族的镇压和迫害，将实现独立、自由和平等视为各民族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
可以看到，在19世纪50、60年代，中年马克思批判维也纳体系的最主要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探讨维也纳体系的制度构成及其基本性质，并以彻底的姿态揭穿列强统治阶级的联合策略，推动争霸战争演变为人民争取民主和民族争取解放的正义运动。在马克思看来，欧洲乃至世界秩序的未来前景取决于一种民族解放与国际合作的关联性模式：一方面，民族独立、民族平等是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世界各民族普遍繁荣与共同发展的最终保障。中年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制度批判落脚在超越近代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展开一条通向更高级的国际文明的新路径。这条新路径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争霸和殖民行径，倡导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平等、正义、团结的国际新秩序。
三、晚年马克思批判维也纳体系的资本叙事
19世纪60年代以后，马克思进入《资本论》的写作阶段。此时，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认识又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变，确立了以资本逻辑阐释世界秩序的全新思路。如果说在40年代和50年代，马克思主要是从国家权力及其关系出发来理解维也纳体系的诞生、发展和衰落；那么，晚年马克思则充分意识到仅从国家视角出发（无论是哲学维度还是制度维度）无法全面解释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的特殊性质。实际上，现代世界秩序的霸权属性并非来自权力的一般逻辑，而是权力的“现代性逻辑”，即资本逻辑。大体而言，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资本叙事”包含了三个理论要件。
第一，重释维也纳体系的历史过程。《资本论》表明，世界历史本质上既不是精神的历史，也不是单纯的国家兴衰的历史，而是资本的历史。资本为了实现自身的增殖，不仅会打破民族国家内部一切的制约性障碍，而且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国界将全世界都卷入其中。这意味着资本天然就是一种世界性的力量，资本扩张是现代世界体系建立与变革的核心动力。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所说的“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具体来说，马克思认为16世纪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叙事起点，“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 此后，世界体系的形成是与资本逻辑的扩张是同步进行的。资本越要扩张，就越会强化民族国家在政治层面的集中，使其为资本权力的横向扩张和纵向深入提供保障。这种复合过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达到了一个全新阶段。由于“英国工厂主垄断了机器和世界市场”，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其他列强为次中心和殖民地为边缘的经济结构。资本构筑的经济关系使列强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普遍交往和共生关系，奠定了大国相互协调的利益基础。因此，维也纳体系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深刻改变了资本的组织形式，也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功能和力量均衡。资本进入了以国家经济体为单位进行综合竞争的新阶段，即后来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打破了共生性的经济关系，两大对立军事集团形成，维也纳体系奠定的国际关系格局也因而彻底瓦解。
第二，重释维也纳体系的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在本质上就是将在工厂内部的“支配逻辑”演变成世界范围内“殖民逻辑”，以完成剩余价值的剥削和转移。为了避免增殖过程发生中断，资本既要通过阶级剥削实现剩余价值生产，又要通过国家支配完成价值转移。因此，必然需要与世界市场相匹配的国际政治上层建筑（如法律制度、安全制度、外交制度等）来为资本不断进行的外围的资本化（外拓）和中心的再资本化（内卷）提供制度性支撑。换言之，建立世界体系的需求是内嵌于资本运转的本性之中的。这一论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为《资本论》所谋划的“五篇结构”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规定的“六册结构”中，都能得到明确的印证。进一步而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增殖逻辑与国际体系权力逻辑之间又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资本增殖促使世界体系的形成，推动实现了民族的、地域的关系向着普遍交往基础上全球关系演进；另一方面，资本生产将整个世界纳入一体化的国际分工和生产框架内，在表面上推动主权国家“同质化”的同时，实际上加剧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衡支配格局，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总而言之，在资本视域中，维也纳体系呈现为相互联系的双重结构：在显性的意义上，它是列强之间根据综合实力的强弱组成的等级性的国际阶序；而在隐性的意义上，它体现为“以资本为枢轴的综合权力——较大权力对于较小权力——的支配和统治。”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及其手稿构成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最集中的“政治经济学阐释”和“资本表达”。
第三，重释维也纳体系的必然命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近代历史的重塑，赋予了维也纳体系更加确定的时代内涵：这一体系是资本主导时代的民族国家内部矛盾的世界性延伸，包含着资本对劳动、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霸权对霸权之间不可避免地系统性冲突。与此相对，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超越霸权性的国际体系的最佳方式。一方面，资本霸权逻辑规定了现代世界体系的霸权性质，因此超越霸权的关键是超越资本逻辑。这意味着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来组织国际社会生活，并从根本上破除“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矛盾已经全球化，因此无产阶级完成自我解放的前提是实现民族平等和国际联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与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相互联通、相互促进的。简言之，马克思从人类普遍解放而非权力支配的角度重新界定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使命，他相信社会主义将与世界进步互相促进，真正实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国际社会的新准则。
可以看到，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晚年马克思批判维也纳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在深入地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具体展现了维也纳体系的历史、本质和命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揭开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属性”。这就打破了西方国际政治思想中长期存在的“国家中心论”的传统，将国际体系首次置于资本动态扩张规律这一特定的历史座架之上。可以说，《资本论》及其手稿，既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揭露，又是马克思对现代世界体系内在本质的剖析。其独创之处在于按照“由具体上升到抽象、又由抽象上升到更丰富的具体”的方法，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内核呈现为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浅层现象，从而使其对维也纳体系的分析批判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
四、马克思批判维也纳体系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分析和批判集中体现了他对世界历史变迁规律的基本认知、对国际社会权力基础和制度构成的科学判断以及对实现国际关系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必须指出的是，哲学叙事、制度叙事和资本叙事并不是割裂和对立的。实际上，在马克思思想演进的每一个阶段，三种叙事范式都是相互连通的，呈现出历时性逻辑与共时性结构交互交织的思想图谱。首先，三种叙事范式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学叙事作为青年马克思的前提性反思，奠定了马克思一生基本的政治立场，其意义不仅在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超越，同时也在于对那些“不了解革命的和实践批判的”政治哲学的超越。制度叙事作为中年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直接考察，提出了经济与政治、战争与和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等一系列辩证范畴，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主要的框架结构，具有恒久的方法论意义。资本叙事作为晚年马克思剖析现代社会的主导性视角，洞察了世界体系的时代本质和真实架构，真正将国际关系的浅层讨论上升为对世界历史的深层剖析。其次，在一定的主导视域之中往往已经蕴含着思想发展的空间。如青年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过程中已隐含着对现实国际秩序的否定。同样，中年马克思在阐释维也纳体系的制度构成时，也已考虑到这一体系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在整个思维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坚持以一种历史性的辩证思维来捕捉国际秩序的时代变革。他从来不拘泥于固定不变的答案，而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分析框架，通过深入社会现实的具体化过程，研究和把握作为“历史环境”的“整个社会条件”。最后，上述三种范式之间又贯穿着同一个理论目标和价值诉求，那就是打破一切“抽象”（无论是君权神授、霸权主义还是资本逻辑）的统治，寻求一种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超越资本逻辑和霸权逻辑的新文明类型，推动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由理论关照现实，我们看到，尽管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批判迄今已100多年，但经典理论总能为我们认识当前的国际关系大势提供科学指南。从“哲学基础——制度属性——资本权力”的三重叙事出发，不难发现，时至今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旧秩序旧体系仍是19世纪霸权体系的翻版，已日益丧失主宰世界历史的能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关系的竞争面明显增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之间博弈加剧，国际社会又到了一个历史质变的“临界点”。站在马克思的思想高度，可以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维也纳体系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差别是：它不再是国际中心权力的简单转换，而标志着世界权力运转方式的重新界定与国际关系底层逻辑的彻底变革。
首先，从意识形态上看，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支点是“和而不同”而非西方的同一逻辑。近代以来，西方统治的理论基础是对抗性、霸权性的冲突世界观和同质化、原子化的制度单一论。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则实现了差异性与整体性相统一。即一方面承认、正视国家、民族、文明等差异，破除西方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另一方面，强调“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和而不同”的共赢逻辑打破西方“以一奴万”的独赢逻辑。这种新伦理继承了马克思从人类普遍解放而非狭隘国家利益出发的传统，真正将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作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将本国本民族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国际关系伦理价值，不仅将为世界各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更能为保持文明多样性，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价值指引。
其次，从制度属性上看，中国建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特质是平等普惠型而非权力支配型。与西方主导的制度致力于为本国在全球攫取不正当利益不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新型国际合作方式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目标，致力于向全球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为破解和平、发展、治理、信任“四大赤字”提供“中国方案”。一是继承了现行国际体系的多边机制，反对单边主义、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国际旧规则。二是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致力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三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国际责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人类面临的全球风险和挑战。四是主张发展经验的交流互鉴，尊重各国推动经济社会进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多样化实践。五是坚定站在历史进步一边，站在文明进步一边，推动等级性国际结构向平等化国际结构的转化，推动霸权型世界秩序向协商型世界秩序的转型。
最后，从权力基础上看，中国引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突出特征是合理运用资本和反对霸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对立是近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典型积累模式是服务少数国家的“你输我赢”的“剥夺性积累”，不仅导致了内部的贫富分化，而且造成了全球范围内中心与边缘的剧烈对立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当贫困（unjust impoverishment）。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奠基于世界各国间“合作共赢”的“互补性发展”。它以“合理运用资本”置换“以资本为中心”，以和平发展代替霸权主义，以文明互鉴摒弃文明冲突，体现出了马克思追求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愿景。从权力关系上说，中国不是新世界秩序的支配力量，而是新世界秩序的领导力量。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绝不意味着世界权力的简单“洗牌”或“倒手”，而是意味着“权力政治”本身的瓦解。简言之，新世界秩序不再仅仅服务于资本和少数国家利益，而是将本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有机统一，以构建世界各国协商合作、共同发展的新文明类型为最终目标。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的历史性交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唯一正确的解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看待今日世界，中国的复兴对世界有着决定性意义：一方面，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构成了世界秩序变革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中国推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战略，为世界秩序变革提供了“核心动能”。简言之，推动世界秩序变革、构建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所在，这是我们从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批判和对世界秩序的思考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启示。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2期
文章作者：兰洋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