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 | 一元论唯物史观还是“因素论”——重读普列汉诺夫
张光明◆文
当19世纪80年代早期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走上理论论坛时，欧洲思想界状况如下: 一方面，唯物史观广泛传播开来，影响和威信与日俱增; 另一方面，对它的种种曲解与指责——既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也纷至沓来。“因素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为流行、大行其道的。
——张光明
如前所述，“因素论”缘起于对历史事实的表层的、但完全合乎常识的认识，因此从来都是在一般人们心目中最容易理解的合乎情理的主张。这样一来，当唯物史观广为传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时尚理论时，来自各派的人们，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们，习惯性地按照“因素论”的老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唯物史观，便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于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认定唯物史观为“经济因素首要论”，并对其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大加赞扬;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同样也认定唯物史观为 “经济因素首要论”，却责备它只抓住经济这一个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从而无视社会现象复杂性的片面、主张机械的宿命论······双方立场可以尖锐对立，彼此可以激烈辩难，但从方法上看，其实是不自觉地站到一起了。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代理论继承人那里，是以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在许多细节方面作进一步发挥，并使之运用于考察分析各个具体的社会领域为主要方向的。在他们中间，普列汉诺夫又被公认为最出色的和成就最大的一位。他在自己众多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中，不懈怠地以 “因素论”为主要的论敌，几乎是不间断地向 “因素论”宣战“可以说，通过对 “因素论”的反诘来阐述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成为他的全部理论活动的重要特点之一。就以他那部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而言，这个晦涩而 “笨拙”的书名，如普列汉诺夫自己所说，是为了躲避书报检查而故意起的，但只要读完全书，仍可体会出作者的深意: 该书通篇贯穿着立足于 “一元论历史观”而反对折衷主义的二元论的基本精神书的一开始便宣布了立场: 不论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最彻底深刻的思想家始终是倾向于一元论”和拒绝二元论的。
而依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满足于 “二元”或 “多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恰好是 “因素论”的基本特征“这本书是把米海洛夫斯基这样一些如今在思想史上已经不那么重要的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作为自己的论战对象的，但普列汉诺夫在此书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以出众的才华、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辨能力针对这些人的 “因素论”的分析，其意义是更为深远广阔的。
普列汉诺夫指出，历史确实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样性“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所有这些方面确实都处于相互作用的网络之中，它们看起来都是一些 “因素”、马克思主义者一点也不否认这个事实。而且实际上可以说， “因素”看起来是无限众多的，有多少个领域或学科，就有多少个 “因素”，但是，这些又说明什么呢? 只能说明表层现象的丰富复杂而已。当人们想要不满足于停留在这样的现象直观之上，而要去真正科学地揭开这复杂过程之谜时，仅仅看到相互作用就是远远不够的了，因为 “相互作用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一定力量间的任何相互作用都以这些力量的存在为前提，而说它们彼此相互作用则完全不等于说明这些力量的来源”。
所以，只有当找到这个既产生各不同 “因素”，从而也决定它们相互作用的更加深刻的原因时，才可以说是找到了解释历史全部复杂现象的钥匙，“因素论”不但没有去找寻这更加深刻的原因，而且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只是简单地把人们安置在混乱纠缠着的种种相互作用网中，结果就只能迷惑在一大笔历史的糊涂账中，使人 “感觉头晕”。因此，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仅仅满足于相互作用的观点，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是浅薄的折衷主义。他轻蔑地把信奉这种观点的人称为 “贫乏的头脑”。
那么，决定相互作用的这个决定性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把18世纪以来的历史观发展史描述为一部由相互作用的观点发展到挖掘历史终极原因的认识史。当法国唯物主义者说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又显然是意见的产物时; 当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发现财产关系是历史事件的根源，但又不得不把财产关系归结为人的天性时; 当空想社会主义者从 “人的天性”出发，却由于将人的愿望与历史规律性对立起来而陷入宿命论时，他们都碰到了无法逾越、无法克服的 “二律背反”，他们的思想努力犹如给后人以遗嘱，要求人们 “超越相互作用的观点”去发现那隐藏在相互作用背后的更深刻的原因。
普列汉诺夫对黑格尔以唯心主义一元论观点统摄整体的历史观给以高度评价。黑格尔深刻地看到: “相互作用无疑地是由因果关系直接发展出来的真理，也可说是它正站在概念的门口，但也正因如此，为了要获得概念式的认识，我们却不应满足于相互关系的作用。”究竟是斯巴达的民族性格、习俗影响它的制度呢，还是制度影响它的民族性格、习俗呢? 显然，这里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对此谁也不能争辩，但仅仅走到这一步还根本 “不能予人以最后的满足”。在黑格尔看来，这个决定历史中的相互作用的更高的 “第三者”是绝对观念。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它虽然还仍然局限在神秘的客观唯心主义框子里，但是以神秘化的语言说出了在复杂的现象背后有一个更高的本体这一真理，而这个重大的贡献使人们的认识达到了马克思以前历史观的最高发展。把黑格尔哲学的头足倒立颠倒过来，就推动了一元论唯物史观的形成。
普列汉诺夫强调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立场来看，用各种彼此独立的力量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历史的根本动因，在方法上就是完全不正确的。社会历史并不是由许多个彼此独立的因素所组成的，“它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社会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即社会的关系”。所以问题不在别的，正在于首先要深入考察这个 “唯一因素”——社会人的活动，而因此就应当从他的最基本的活动即推动生产力前进的活动开始: 正是在这里，才提供了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终极解释。
这样一来，立足点就完全移到另一个基地上来了。不是要把从各个局部观察之下看到的部分相加成一个整体，而是要从整体出发去探讨各个局部。从这个观点来看，历史已不再是由许多个独立“因素”相互牵引、平面组合而成的发展史，而是 “社会人”自己这个主体的发展史，是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断丰富起来的创造活动史。马克思的历史观之所以要求探索这一主体所承受的客观必然性影响，挖掘其中的规律性，其目的正在于认识主体， “客观的现实帮助我们弄清楚历史的主观方面”。唯物史观是综合的社会整体观，它在各个 “因素”中看到能动活动着、但又不能不受到客观规律支配的人， “因素论”则把人的整体活动肢解为各个孤立的“因素”。
因此，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因素论”者是道地的形而上学者，“他虽然大肆宣扬相互作用，却习惯于一个接一个而且互不相干地考察现象”。人类活动这一整体中的各个方面在他头脑中都转化为一些特殊的力量。从生产力出发综合地考察社会的唯物史观在他看来只是片面地抓住了一个 “因素”，所以他这个自以为全面的人要对这个 “狭隘的”和 “片面的”理论宣战。
普列汉诺夫尽力向人们说明，唯物史观根本不是形而上学者所认为的 “经济唯物主义”、依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只有在通俗的演讲中才能够说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原因，生产力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而 “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乃是人们的‘生命生产’、他们争取生存的斗争这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经济本身像心理一样也是某种派生的东西， “远在成为最初原因之前，经济本身乃是结果，是生产力的‘函数’。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是在与社会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同义上使用经济一词的。生产关系是 “社会人”为满足生产力这个 “自变量”的需要而由他们自己结成的关系，它是不会自动形成的，而只能在人们自己从模糊到清晰的意识作用下形成。经济关系与社会心理这相互作用着的两个方面其实都统一于 “社会人”，而社会人之所以要组成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关系，并为此适应性地形成这样的心理而不是那样的心理，又不能不共同制约于人们自己的生产力的特定状态。所以，唯物史观不是一种以 “经济因素”作为起点的 “经济唯物主义”，而恰好是以 “现实的人”为起点的学说。只不过这个 “现实的人”不论在多少个领域中有多少事情要做，他首先要做的是维持自己的生存，为此就必须以自己的劳动作用于外部自然，便摄取他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于是 “人在作用于外部自然时也就改变着自己的本性”。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字数不多的这句话中包含着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的本质”。
由此可知，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唯物史观和因素论有着根本的界限。这个界限不在于二者看待各个因素相互影响的程度上有分歧，而在于出发点和方法论上有根本的分歧，即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与折衷主义的多元论的分歧。熟悉普列汉诺夫著作的人大概会注意到，为了同 “因素论”者划清界限，普列汉诺夫甚至经常拒绝使用 “因素”这个词“即使在为了讽刺 “因素论者”或者为了简洁通俗而借用这个词时，他也总是不忘记加上引号，而当他自己在分析各种复杂社会现象的相互影响时，也就是说，在不能不涉及把统一的社会活动分解为 “因素”加以考虑时，他是一定要加以补充说明的。例如在那本脍炙人口的美学著作 《没有地址的信》中他曾谈到，原始宗教可以说是一个 “因素”，但紧接着就补充道: “不过，我想指出，我在这个场合下使用 (因素)这个术语是非常勉强的。严格说来，只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因素，那就是社会的人，他这样或那样地行动、思索、感觉和信仰，要看他的经济随着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在怎样形成而定。那些争论各种不同因素的历史意义的人，往往不自觉地把抽象概念当成了实体。”
当然，普列汉诺夫对 “因素论”的否定，并不妨碍他给 “因素论”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他赞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意见。拉布里奥拉说: “人们在各种著作中经常谈论的历史因素归根到底是某种比真情差得多而比普通的误解强得多的东西。因素是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的必然成果。”普列汉诺夫则指出: “因素论对于科学也曾有过它的一份贡献，”为什么? 因为社会认识是一个由浅而深、由分析而综合的过程。“社会科学的分工”造就了分门别类、孤立研究的条件，当时从各个因素的观点去研究社会生活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因此，因素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实际意义。然而，这种理论的不彻底性“从黑格尔的时代起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就曾经排斥了这一类问题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更为我们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所排除”。正如现代自然科学已经以力的统一的理论超越了个别物理力的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以社会生活的综合观点代替了社会分析的结果。到了这个时候，只有那些理论素养落后的人，才会抱住早已过时的 “因素论”不放。（节选）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6年第12期
文章作者：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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