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 刘西川阅读写作课
怎样做出一流的成果？康奈尔大学贾攀乐博士简短的讲座，给了我很多启示，虽然都是常识。还是可以总结出来以下几条：年轻时就有做大文章的雄心，更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有效的合作路径，学术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三年五年，一定初见成果，如果像贾博士这样坚持将近20年，那无所不成。这本来是在贾博士讲座结束应该讲这几句总结，算作自己的一些体会吧。
01
问题的提出
12月12日经师妹介绍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贾攀乐博士，到学院做了非常简短的报告，时间总共只有一个半小时，其选题实事求是说没有太多的新意，主要的两个选题我在过去都考虑过，甚至我的博士还做过其中之一。但是，实事求是的说，我们无论如何也很难达到贾博士的论文水平，更谈不上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看贾博士解决问题方法的先进，采样的数据规模和难度、参与研究人员水平和持续时间长度，就是经常在论文评语中说的：不管结果如何，其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就很值得人们尊敬。在此之前并不太了解贾博士的成果，请高彦彦老师发给我贾博士简历，其发表一流成果的水平和数量是国内学者很难达到的。
为什么研究的大部分都是中国问题，而且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国内学者为什么难以做到如此？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很难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一流的成果？
02
做大文章的雄心
仔细看了贾博士的简历，70年代中期出生，97年复旦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99年塔夫茨硕士和07年耶鲁博士。多年前就是学霸，这个毋庸置疑。按照同系王铮老师说法，能成为当年美国job market（劳动力市场）研究领域的明星，好像也是第一个拿到MIT经济系教职的华人，应该加一个前提，本科是大陆学校毕业的，就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
贾博士能在AER（美国经济评论）等大刊上发文章，在国内学者就没有几个人了，而博士论文就发在Econometrica（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即使在美国也是非常罕见的，也算是顶级学者才能实现的水准，我知道的年轻学者中间，也就是像普林斯顿做《平台经济学》的超级天才Wely才能做到。问题是她怎么能做到？
在讲座中贾博士简要地说了自己当时沃尔玛选题的原因，70年代以后新零售产业的高速发展，沃尔玛一直作为世界500强中举足轻重的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第一，这样的企业行为和影响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此重要商业现象居然没有研究。实话说我几乎是和贾博士同时，做零售业研究，也在国内《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中发表过文章，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很难做到贾博士的程度，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这使我想起前段时间读过一篇关于华裔数学家张益唐的文章，说他就是那种学术上有野心的人，不愿意做小问题，一生都在为解决大问题，解决那些别人无法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解决不了就算了，也无所谓，所以才能在50多岁，解决孪生素数距离问题，60多岁依然我行我素的走在数学最前沿研究领域，去啃数学中最硬的骨头，即使不成也甘之如饴。
问题是现在的学生，甚至有很多家境非常富裕孩子，进了大学整天考虑进个银行，找个安稳的地方，成家混混过去算了。我知道有些人家财富，三代都用不完，父母也支持孩子做研究工作，他们依然没有做大问题雄心。显然做大问题的雄心，跟他们家庭的财富没有太大关系。和我们从小的教育有关联，从小就没有建立的信心，整个社会就没有激发孩子，从小就有做大事的雄心，到后天去培养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和一流学者相比，缺乏应有的雄心，当然更缺乏的就是脚踏实地精神。
03
脚踏实地的精神
贾博士在讲座中简要介绍了自己的几个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针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其中之一是中国环保政策的改变对中国人行为的影响，视角虽然独特，但也显而易见。
也不是自夸，虽然我没有仔细读过贾博士的全部论文，这一问题理论基础自然就是波特悖论，十几年前这方面文献读很多，台湾成功大学的学者这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也让一两个硕士博士做这方面毕业论文。记得当年在工经所做博后的时候，金碚老师就曾经希望我做这个题目，甚至说可以动用《中国经营报》在全国记者站帮我收集资料。考虑博后工作时间和有限经费，当然也是惧怕巨大数据收集量和处理量，这些可能是我力所不能及的。多年之后对自己的这次放弃，依然耿耿于怀很难释然，我们缺少研究的踏实地的精神。
贾博士选择了中国发布空气质量指数对中国人行为等影响，思路很巧妙，方法也基本可行。这种实证研究，思想性不一定要求太高，因为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理论，选择工具变得极其重要，贾博士也说这工作做得非常辛苦，几经反复。个人认为数据收集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数量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每天都有公布的数据，尽管现在已经是电子数据了；范围之广，涉及到全国300多个城市，这样数据量是一般研究者难以承受的，这就体现了贾博士作为女学者细心和坚韧，其艰苦程度是男学者也很难承受的。
尽管获得数据有一定的难度，这毕竟是我们自己国家数据，只要想办法都还是可以实现的，问题是我们很少最大的努力去挖掘数据，通常看到的一类数据是被学者无数遍的重复使用（比如中国企业数据1997-2006）。某种程度上，现在学术研究，数据应该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我过去带过的学生中，数据采集能力越强，学术水平就越高。如果能找到独特的数据，做出一篇相对不错的文章，应该不是太难的。但是进入海量数据的时代，如何采集？
特别是如何处理这些数据，不是一般专业人员能够达到的水准，就需要研究者进行有效的合作路径。
04
有效合作的途径
从贾博士已发表论文和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来看。除了研究沃尔玛那一篇作为博士论文的外，几乎每个文章都和2~3个人合作。
第1篇在AER上发表文章是和博士开题的主席之一，后面应该就是导师金伯格（Penny Goldberg），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大牛。不用问她的学术地位，只要知道她2018年被世界银行聘为首席经济学家就够了，接替辞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罗默。另外一个作者显然是印度学者Shubham Chaudhuri（估计是贾博士的师兄弟）。题目是：估计全球药品专利保护的影响:以印度喹诺酮类药物为例。不知道这篇文章和《我不是药神》是否有关联，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大体是导师出思想，印度学者找数据，贾博士应该做模型和处理数据，三方共同合作，以金伯格教授的牵头发表在AER上也理所当然。
有了这篇文章垫底，2008年在Econometrica（计量经济学）上发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水到渠成了。接着就和自己博士开题另外一位主席，也是导师之一Steven Berry，也是IO（产业组织）领域的大牛，2018年全世界高被引经济学家排名402，超过1000次的应用率。题目是：”追踪灾难:航空业经验分析”，贾博士做的是IO微观层面实证研究，非常辛苦也很有挑战性。这一篇发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美国经济学杂志：微观篇》上。后面贾博士在这个杂志发表多篇文章。
第3篇文章”自由进入的成本:大波士顿地区房地产经纪人实证分析”，经历有点坎坷。显然论文被美国经济年会录用，发表在当年AER的paper and processing上（当年年会会议论文集），5年后发表在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兰德经济学）上，应该是在AER上没有被录用，尽管兰德经济学已经是很好的杂志，那比AER还是差一点，个人猜测是合作者名气不够是其中原因之一。
贾博士从2006年开始，差不多每两年在大刊上发一篇文章，合作者都是本领域的大牛。在与这些大牛合作中，自己也逐渐成长为牛人。合作的人越来越多，合作的领域涉及到IO几乎所有微观领域。研究的地区也逐步从美国印度这些国家转向中国。从现在合作论文数量和预发表的成果，未来5年将是爆发性的成果，他可能成为她导师那样全世界最优秀的微观发展经济学家。
贾博士在讲座中也透露了一些技巧这方面的诀窍。找到一个有趣的话题，跟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导师，这个能力一定是多方面的，包括发文章的能力。其中她特别提到了各个杂志论文取向和编辑需要特征。非常欣赏新加坡国立做的工作，每年暑假把世界上最优秀杂志编辑，请到自己的学校，让自己的年轻学者直接把自己的成果展示出来，听取编辑们的意见。
当然这要感谢国外没有第一作者为大这一严格的约束，否则很难相互之间能够有效的合作。也要仰仗国外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学者对学术成果的尊重。尽管国内这方面的情况现在已经有所好转，知识产权纠纷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前段时间华生老师团队遇到类似问题，我自己在内部传一篇文章，居然被学生发现在头条上一字不差的发表了，阅读量超过4万。虽然不是一个完全学术的文章，但是这样堂而皇之的将别人东西转为己有，让人很难以学术为导向为生。
05
学术为本的取向
从贾博士最新的一篇文章开始，中国高铁对于中国人福利影响的研究来看，这篇文章的选题应该是目前中国非常热门的话题。
热门到什么程度，我多年前毕业博士也是以此研究内容毕业的。而他的研究与贾博士差距是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做不下去？中国的大部分博士都是为了混个学位，特别是做老师需要博士学位，否则连岗位都没有，只能做教辅。可以先混出一篇论文出来拉倒，没有什么有学术追求。
我每年评阅二三十篇博士论文，每年都能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几乎现在所有的论文都是七章到八章，一篇绪论，一篇文献综述，能有一个不错的理论框架，做两三个实证，加上一章可有可无的结论与政策，就算是一篇不错的论文了。文献综述不说了，理论框架要不就是不会写，要不就是把别人东西抄一下，有创造性是不可能的，尽管许多学生都提了创新点。实战数据不是来自统计年鉴就是上市公司数据，几乎没有深度挖掘的数据。
企业数据做到2007年连统计局都不愿意干了，色洛芬数据库做的很脏，做起来非常困难，大家也就不干了。学生都是拼统计工具了，不行就做仿真。自从Melitz提出异质化概念和计量方法，几乎每篇论文都在用。从企业到产业以后会到组织到国家，再分到各个不同的产业和组织，一下子不知救了多少博士，这些文章连篇累牍毫无新意。
听了贾博士的介绍，细到到每个城市与另外一个城市之间，加入高铁以后可能形成的影响。必须每个城市之间都要进行多项的数据采集和多样的比较，中国有200多个城市通高铁，而且时间点各不相同，再加上比较公路和民航剩余差异。实事求是说，这样的工作量，少数人可以做不了的。
贾博士表现出极大工作热情，但看她后面工作论文数量，仅以一己之力，显然是无法完成的，人手不够论文水准会受到限制。她也希望有更多人和她合作，而以她现在发表论文的水准，愿意和合作人肯定很多。所以简历最后合作者范围、数量和内容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团体。这次来东南大学，也是为招募更多的学生到康奈尔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去学习工作，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做到，我们现在招一个全职博士后都很困难，研究生数量也大幅度减少，寻求外部合作也非常困难，形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
06
结论
我们怎样做出一流的成果：中国高速发展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一流的问题，不断增加学术经费，也给提供了很好研究支撑，我们再多一点学术上雄心，努力构建符合国际惯例合作制度，我们不缺乏学术热情学者，对他们学术研究再宽容一点，做出一流成果就不会太远。
转自：“学术拓荒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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