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老姜聊治理 ，作者姜付秀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与金融系姜付秀教授的团队成果“Remote Board Meetings and Board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Evidence from China”，发表在国际财务学顶刊《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简称RFS，TOP3），另两位合作者分别是来自对外经贸大学的蔡欣妮博士（2020年毕业于人大商学院）、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Jun-Koo Kang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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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欣妮
对外经贸大学讲师
姜付秀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教授
Jun-Koo Kang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金融系教授
文章以711家中国公司举行的58,133次董事会会议为样本，检验董事会监督的有效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首篇使用董事会会议数据研究远程与面对面董事会会议监督有效性的论文。
摘要：疫情期间，几乎所有的会议都采用远程通讯会议形式召开。很自然的问题是：这种会议形式是否会削弱参会者交流和会议的决策质量？它与现场会议有什么不同的效果？我们选择了曾经入选沪深300的711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通讯会议和现场会议经济后果的差异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通讯会议形式可以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该文被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接受，2023年4月17日在线发表。
“As technology reshapes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s inside organizations and as meetings without a physical gathering become more common place, the literature (not just in finance, but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in general) should welcome a careful and rigorous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of remote meetings.”
“Both reviewers acknowledged that the research question you targeted has attain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importance due to the disruption of the pandemic on the modes of work.”
--- Editor of RFS
2017年春的一天晚上，晚饭后我在家楼下的河边散步。期间收到我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董事会秘书电话，通知我公司将以通讯形式召开董事会。联想到近期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他公司也是采取通讯会议形式召开董事会，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通讯和现场召开董事会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决策效果呢？检索文献并和NTU的Junkoo Kang教授交流看法后，觉着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于是便让当时正在读博士一年级的学生蔡欣妮负责这个研究项目。这也成了她去NTU访问一年的主要工作以及她博士论文的选题。
从想法产生到论文完成投稿再到期间三轮修改，直到最终接受，基本上是六年时间。感谢合作者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感谢editor对我们论文的喜爱和支持，感谢两位审稿人对论文提出的尖锐而宝贵的意见，感谢为论文数据收集整理做了很多、很好助研工作的那些同学们，感谢给我提供了这一学术灵感的当时任职的上市公司。
下面我将我们的研究做一简要介绍。
研究背景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提升董事会决策效率是学术界和实务界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相关学者从董事会独立性、董事背景多元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探讨，相关研究发现对于提升董事会效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众所周知，董事会会议是指公司董事聚焦在一起，就公司的重大或紧急事项进行讨论研究并做出相关决策。世界许多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等都允许董事会可以通过远程通讯的形式召开，即公司可以选择通讯或者现场方式召开董事会。近些年来，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会议召开形式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通讯形式召开董事会越来越普遍，尤其是疫情期间，通讯会议更是普遍的董事会会议形式。由于各个国家监管部门对于董事会会议相关信息披露没做要求，因此，受数据所限，不同的会议形式对董事会决策进而公司价值产生了什么影响，尚没有相应的研究给出答案。
2004年12月10日，修订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日期、召开日期、会议地点、出席记录、以及每位董事的投票行为。这为我们手工收集董事会会议相关数据，特别是每次会议的具体议案、董事的投票行为等奠定了基础。因为收集整理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每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信息工作量极大，基于研究目的和可行性，我们决定选择沪深300指数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沪深300指数于2005年4月8日正式发布，由沪深市场中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代表性的300只股票组成，可以反映沪深市场上市公司股票的整体表现。因此，以沪深300指数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得出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可信度。沪深300指数每年调整两次，每次调整都会有新的公司加入，同时，也有部分公司被剔除。在我们的研究区间即2006~2019年，共有711家上市公司曾经进入过沪深300指数。最终，这711家上市公司就成为了我们的研究对象。
通讯会议和现场会议：实践层面
现实中，董事会通讯会议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方式：邮件、传真、视频、电话。邮件和传真形式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往往被称为非同步通讯会议，而视频和电话会议则属于同步通讯会议。在邮件或传真召开的非同步董事会会议中，各位董事只是根据收到的相关资料，做出自己的专业判断，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以邮件或者传真的方式，将他们的意见回复给董事会秘书。
视频/电话通讯会议与现场会议有些类似，都是同步进行的，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具有极大差异。电话或视频远程通讯会议的与会者只能部分观察或感受到会议现场以及其他参会者的相关信息，例如，在电话会议中，没有视觉图像，当不止一名与会者同时发言时，与会者可能听不清对方的声音或无法断定发言者的确切身份。即使在视频远程会议中，与会者可以部分地观察到对方的视觉信号，但他们可能无法观察到对方整个身体姿势，因为视频屏幕通常只捕捉到与会者身体的某一部分，而且参会者也难以直接进行眼神交流。因此，受限于当前技术制约，视频/电话会议与现场会议具有本质差异，它们更具有通讯会议属性。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哪种形式的通讯会议，参会董事都会在会议之前收到与现场会议形式一样的全部会议相关材料。如果董事有什么疑问，可以在会议日期之前的任何时间与董事会秘书或者通过董事会秘书与相关人士联系，获得会议议案相关的进一步信息。这些程序确保董事无论参加何种会议，都能充分了解所有与会议相关的信息，包括议案的具体细节。因此，通讯会议不一定意味着董事缺乏决策所需的相关信息。而就会议议案而言，通讯会议和现场会议之间讨论议案的重要性并没有本质不同。例如，2006~2019年，沪深300指数公司的董事会通讯会议讨论的议案，与重要战略决策密切相关的三种类型（即投资、并购、重组和资产出售；董事和高管的选择、任命、更替和薪酬；以及内部公司章程和内部会议议程）占比分别为56%、55%和55%，这说明通讯会议召开的董事会也绝非仅讨论公司的非重大决策。
通讯会议与现场会议：理论层面
通过实验研究法，学者们发现交流方式（面对面或者通讯形式）会影响交流过程和最终的决策质量。现场会议的参会者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直接对话，而无需借助其他辅助设备，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高效的沟通方式。在现场会议场景中，参会者可以传递包括文字、声音、图像、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在内的多种信息，具有更高的信息丰富度，而且能够进行更多的互动，使得沟通更加直接、及时和充分。同时，当参会者集中在同一地点时，他们相互之间更容易观察和解读其他人的行为和意图，无论是出于个人表现还是迫于他人压力，参会者在讨论中都会积极主动地发表意见、贡献智慧，降低其搭便车的动机。而当参会者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时，更多的信息交流有助于会议做出更合理的决策。
当然，现场会议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参与者的独立性往往不如通讯会议。首先，在现场会议中，参会者能够轻易地观察到他人在组织中的地位和所持态度，往往更容易受到社会阶层压力和从众心理的影响。例如，会议室中参会者的座位位置、说话声调、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等随时都可能提示甚至强调个人在参会集体中的相对地位，从而影响他们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多维度、全方位的接触也让参会者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和来自多数派观点的压力，尤其对那些自身地位相对较低的参会者而言，更是如此。其次，在现场会议中，参会者能够密切接触，有助于情感交流，加强相互之间的友谊，而这使得参会者难以做出客观、公正判断，尤其是难以表达批评意见。此外，现场会议往往涉及更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包括参会者需要付出在远途交通上的时间成本、以及公司需要承担的交通成本和会议组织成本。
在通讯会议场景下，参与者远程参会，而无需直接面对面交流，能够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与现场会议有关的缺点。由于能够隔绝部分由身份带来的社会阶层压力，同时降低参会者相互之间接触的维度，通讯会议能够促进参会者之间进行更平等的交流，促使他们更加独立地思考，更不受他人观点的影响，从而更为客观地参与讨论和决策。由于远程通讯会议中没有过多类型的信息，参会者只能以单一的方式进行交流，反而能使得通讯会议更有效率。此外，由于参会者不需要耗费时间在前往会议地点的路途中，远程通讯会议极大节省了参会者的参会时间和公司的会议成本，能够克服忙碌或者异地参会者在时间和距离方面的限制，保证其会议参与度。
综上所述，现场会议有助于参会者之间进行很好交流，但是，通讯会议可以减少社会等级和一致性压力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参会者真实意思的表达。
研究发现
通讯会议逐渐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的主要选择。2019年，70%的董事会是采取通讯会议的形式召开的，而在2006年，这一比例为32%。2006年至2019年，711家曾经进入沪深300指数的上市公司召开了58113次董事会，其中31796次、占比54.7%是以通讯会议形式召开的。此外，我们发现，通讯会议的议案相对于现场会议较少，例如，69.68%的通讯董事会会议只讨论一个或两个议案，而讨论五个以上议案的会议占比仅为15.37%。
就通讯会议形式的影响因素而言，那些紧急的议案即需要董事会尽快采取行动的议案更可能会采取通讯会议形式，譬如企业股价表现不佳、需要企业对投资者及时做出应对时。当董事权力较大（更多的任期较长董事）、参会的便利性（更多的非当地董事）时，公司更可能选择通讯会议形式。而CEO对会议形式的选择影响较小。无论是同步通讯会议形式（视频和电话）和非同步通讯会议形式（邮件和传真），上述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就通讯会议的公司治理效果而言，同步的通讯会议（视频和电话）产生了积极的治理效果：第一，极大地提升了董事尤其是独立董事的出席率；第二，监督型议案（如关联交易、审计、会计处理、信息披露）更容易出现董事投反对票；第三，提升了CEO因为业绩不佳而被解职的可能性；第四，投资者对于通讯会议通过的关联并购议案做出了更为积极的反应。我们利用包括视频、电话、邮件、传真等全部通讯会议形式样本进行检验，得到了同样的研究结果。
研究价值
首先，我们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董事会监督有效性领域的文献。尽管许多国家允许董事会采取通讯会议形式，然而，关于董事会会议形式的数据并不公开可得，因此也就没有文献研究会议形式对董事会监督有效性的影响。中国关于会议形式等董事会会议相关信息的披露，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场景。我们的研究表明，董事会会议形式影响了董事会监督效果和企业价值。
其次，我们的研究拓展了交流方式（面对面交流与通讯交流）及其所导致的后果差异领域的文献。已有文献主要采用了实验室或者实地研究方法。虽然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面对面交流与通讯交流的差异，然而，还没有采用董事、会议、议案、以及公司层面的大样本研究。与之前实验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一致，我们发现通讯会议减少了社会地位等级和一致性压力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更好的监督效果。
此外，在通讯技术不断发展、疫情等因素让远程通讯会议逐步成为各行各业普遍采用的会议形式和交流方式的今天，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各类组织会议形式选择以及决策质量的提升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转自：“会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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