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 莞
陈莞，管理学博士，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阮荣彬（通讯作者），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永菁，福州大学至诚学院讲师。
摘要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缓解与利益相关者信息不对称、获取创新资源的重要方式。当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仍存在争议。从创新过程绩效与创新产出绩效两个维度出发，采用元分析方法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对深化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认识、理顺二者内在逻辑关联具有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具体表现在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过程绩效与产出绩效，而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产权异质性等组织情景因素和测量维度、中介变量等研究方法因素对这一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应积极投身于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中，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应该采取不同的路径。
伴随着学界与业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深入，社会责任被视为企业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当前，学术界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履行社会责任能帮助企业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建立互惠关系网络，通过交流获取有价值的外部知识，补充企业内部知识的不足，进而诱发企业创新。郭安苹和叶春明认为，社会责任履行水平高的企业更容易留住富有创造力的员工，而此类员工作为企业研发新产品的重要主体，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将诱发代理问题并形成代理成本，最终损害企业相关者利益，阻碍企业创新。另有研究提出，社会责任履行会“挤占”企业原本用以技术研发领域的资源，对企业创新绩效造成不利影响。近年来，“社会责任履行—企业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的研究结论日益增多，认为适当履行社会责任有益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而过度的社会责任履行则会导致企业精力与资源分散，最终抑制创新投入与绩效。
梳理当前研究发现，国内外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探讨已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现有研究大多将企业创新绩效作为整体概念进行分析，少有将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与产出绩效影响进行分列研究；二是关于企业创新绩效衡量指标的研究尚未统一，部分研究着重关注创新过程绩效指标，如创新能力与效率，部分研究则较为关注创新产出绩效指标，如对专利数、新产品开发等展开探讨；三是关于产权异质性、企业类型等组织情景因素，中介变量、测量维度等研究方法因素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影响的研究未达成一致观点；四是当前还未有学者运用元分析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联进行探讨。
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运用元分析方法将关于中国情境下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分散的量化研究结合起来，从产权异质性、测量维度等六项组织情景与研究方法因素出发，探索已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原因，丰富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研究；本研究将企业创新绩效分为创新过程绩效与创新产出绩效两个维度，细化了关于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研究框架；本研究探明了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对新时代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创新转型升级，提供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责任履行的界定与测量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常被定义为：企业在维持日常生产经营的同时，积极担负对员工、社会与环境的责任，为增进社会福祉作出贡献。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认为社会责任是帮助企业解决信息不对称、获取内外部资源的重要方式。Mcwilliams和Siegel从战略管理视角展开研究，认为企业将与社会责任有关的要素结合到产品的设计与生产中，能够实现差异化并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部分学者却认为社会责任履行会增加企业不必要支出、分散管理者注意力并挤占原本用于发展核心主业的资源，将对企业运营造成不利影响。
当前，学界并未形成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统一指标，已有研究测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财务报表披露信息、第三方机构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评分和问卷调查。部分学者依据企业披露的年度财务报表数据，从六大利益相关者主体出发，构建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也有学者通过向企业员工发放问卷的方式来获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一手数据。另有部分研究直接采用润灵环球与和讯网披露的评分数据来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随着文本挖掘技术兴起，有学者将年报中社会责任关键词与总词数之比作为代理指标，进而测度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水平。
（二）企业创新绩效的界定与测量
企业创新绩效反映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效率、产出成果以及创新成果为企业带来的效益。已有研究通常运用研发投入或创新产出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本文借鉴国内外关于企业创新绩效维度划分的主流观点，将企业创新绩效分为过程绩效与产出绩效展开研究。
创新过程绩效体现企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管理水平，主要涵盖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企业创新能力一方面来自员工，尤其是企业研发人员，员工学历越高往往给企业带来越高的创新绩效；另一方面则来自企业的研发投入，一般认为增加研发投入对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与能力起重要作用。而创新效率作为企业将研发投入转化为产出的重要能力指标，对创新过程绩效的体现则更为直接。当前主要运用包括技术人员占比、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等指标对企业创新过程绩效进行度量。
创新产出绩效体现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活动的效果，主要包括专利、新产品产出等。研究者常将专利数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代理变量，一般情况下专利多则意味着企业产品创新水平与技术含量高。同时，新产品的面市能直观展现新技术的经济价值，因此新产品开发数、销售额等也成为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绩效的重要指标。
（三）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分析
本研究主要从创新过程绩效与创新产出绩效两个维度入手，探讨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看，一方面，员工是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群体，企业积极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为其提供完善的薪酬福利体系与健全的医疗保障，这能有效提升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激发其创新行为，进而增强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Iyer和Soberman认为，当代消费者更偏好购买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产品，企业为满足现有消费者的需求需要强化研发投入，以确保生产过程与产品质量符合消费者预期。另一方面，股东亦是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成员，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减少企业与股东间的信息不对称，为相关研发活动获取资源支持。罗津和贾兴平认为，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企业能够与政府构建长期且稳定的关系，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并获取稀缺性资源，提升了企业创新的过程绩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能够通过声誉效应及信号效应与利益相关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人力与社会资本的支持，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过程绩效。
资源依赖理论表明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而是必须通过与所处环境的交换达到生存目的。而社会责任履行恰恰有助于企业获取外部的信息与资源，弥补内部知识不足导致的创新产出水平低下的问题。陈钰芬等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其指出企业积极履行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通过与其良性合作获取前沿技术诀窍，有利于开发符合社会预期的优质产品，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绩效。动态能力理论则从另一视角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产出绩效关系给出了解释，即组织积极将外部获取资源与内部现存资源进行整合，可以推动产品快速上市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社会责任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企业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的互惠关系网络来获取异质性资源，强化自身的动态能力，实现资源的内化吸收与快速整合，最终获取创新产出绩效。然而，技术创新产出绩效的获取往往伴随着研发周期长与风险高等状况，上市公司股东十分关注股价短期波动情况，这将迫使企业决策层聚焦短期盈利而减少创新活动投入。社会责任履行的“信号效应”有利于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实现信息共享，共同聚焦于企业长远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股东、债权人的短视行为，也能够推动员工创新内驱力的产生，提振利益链条上其余相关者对企业的信心，为企业获取创新产出绩效提供良好保障。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社会责任履行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体表现在提升企业创新过程绩效与产出绩效。
（四）调节效应分析
元分析除了能从整体层面验证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还能提炼出对变量间关系产生影响的情景与研究方法因素。已有研究指出在开展元分析时，可以依照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获取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产生异质性的调节变量。
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在研究的样本企业中均得到了验证，而且全国范围内诸多大型和中小型企业均积极参与到履行社会责任活动中，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较强的组织情景依赖性。如大规模企业拥有更多资源用于社会责任履行，由此构建的互惠型关系网络有助于企业获取创新绩效；相较于一般企业，创新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更大的意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其创新绩效的获取有促进作用；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不一致；政治关联较强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后获取保障创新绩效的政策性资源更多。因此结合影响程度及元分析数据可及性，在组织情景因素上，本文重点探讨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产权异质性与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参照刘程军、蒋天颖和华明浩，朱慧和周根贵的研究，本文将测量维度、中介变量等作为探究造成两者关系研究结论异质性的方法因素。综上所述，本文检验了六项组织情景与研究方法因素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1.组织情景因素：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产权异质性与政治关联
Ahuja的研究认为，企业创新绩效会受企业规模的影响。不同规模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效果不同。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大规模企业拥有更广泛的互惠型关系网络，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其获取更多的外部信息与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绩效。Zerbini认为，大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在向利益相关者释放自身具有善意、资金和技术储备的信号，这一信号有利于减少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担忧，并愿意提供更多的资源予以支持，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但中小规模企业受制于自身资源等因素，社会责任履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相对较低。据此，提出假设2a：
假设2a：相较于中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大。
同时，企业类型不同对社会责任履行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效果也并不一致。高新技术企业与一般企业相比，技术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对其生存与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创新过程中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人力与社会资本投入，高新技术企业不能够仅依靠内部供给这些资源，外部创新资源的获取同样重要。该类企业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加快社会资本累积，进而从外部利益相关者处获取用以提升创新绩效的资源与信息。而其他行业企业由于技术较为成熟且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封闭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创新绩效，通过社会责任履行获取外部资源与信息的需求相比较弱，创新绩效水平也将低于高新技术企业。据此，提出假设2b：
假设2b：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大。
国有企业由于所有制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政策优势。一方面，国有企业相较于其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低，占用资源较少，为创新过程与产出绩效的获取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并在实践中积极研发新技术与产品以回应利益相关者的关切。国有企业具备政府信用“背书”，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更加容易与政府、供应商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建立互惠关系网络，从而拥有更多资源与信息以获取创新绩效。而非国有企业因不具备这方面优势，社会责任履行为其带来的外部资源与支持相比国有企业较少。与此同时，非国有企业在员工社会保障与福利方面的表现弱于国有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认同感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其社会责任履行带来的创新绩效水平较低。据此，提出假设2c：
假设2c：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大。
出于对政府掌握众多关系企业生存与发展重要性资源的依赖，企业为获取利于创新的政策性稀缺资源优势（融资便捷等），必须与政府构建和谐的政企联系。近年来，随着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重视，企业为保持与政府间良好的政治关联，势必需要响应政府呼吁，切实践行社会责任。吴梦婷的研究指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所承担社会责任压力更重，其回应政府关切后往往能获取更多的R&D补贴、税收优惠，并以较低成本贷款，而这些资源是企业实现创新过程与产出绩效中不可或缺的。据此，提出假设2d：
假设2d：在政治关联条件下，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大。
2.研究方法因素：测量维度与中介变量
梳理先前研究发现，各研究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测量指标的选取并不一致，这可能是造成现有研究结论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测量维度纳入调节变量的检验过程中。以创新产出绩效为例，有研究以单一专利总数来衡量产出绩效，也有研究将专利总数与专利质量结合作为产出绩效的代理指标。但单一指标无法很好地度量研究变量的内涵与外延，运用多维度指标对研究变量进行测量能够提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因此，提出假设3a：
假设3a：相较于单一维度，多维度测量条件下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性更显著。
部分研究者在分析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时采用了中介变量，如康益敏等采用动态能力作为两者关系的中介变量，对相关医药企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证实了动态能力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呈现显著的中介作用。吴迪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能够通过员工安全感、融资约束等中介变量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据此，提出假设3b：
假设3b：相较于不存在中介变量的情况，拥有中介变量时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性更为显著。
二
研究方法
元分析被定义为针对同一领域的多个独立研究进行系统收集并分析的量化研究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影响，具有较强客观性与归纳性，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同且使用。基于此，本文运用元分析探究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对先前研究结论存在异质性的原因进行分类探讨，明确两者关系间存在的调节变量，深化对“社会责任履行—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认识。
（一）文献检索
元分析数据源于先前的实证研究，本文全面检索了中外文献数据库。2006年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第一次以指引的形式敦促中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文献检索起始时间为2006年，结束时间为2020年。中文检索的数据库包括：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库、中国优秀学位论文库。外文检索的数据库主要包括：Springer、Elsevier、EBSCO等。最后通过百度学术与谷歌学术系统再次进行检索，确保文献没有遗漏。中文检索关键词包含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创新绩效、创新效率、创新能力、专利、创新产出等。英文检索关键词包含fulfill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innovation、innovation performance、R&D、patent等。此后对相关研究参考文献进行再梳理与再挖掘以确保纳入的样本文献具有完整性。
（二）筛选文献
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共获取文献15645篇。由于检索文献并非完全符合元分析的要求，本研究制定了相应的标准进行筛选，主要包括：第一，文献应当对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剔除了仅对社会责任履行或企业创新绩效进行的单一研究、文献综述与案例研究；第二，研究必须将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作为解释变量，企业创新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探讨两者间的关系，两者同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及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均不纳入样本文献；第三，纳入研究的文献必须报告效应值（r值或可转化为r值的统计量）及样本量；第四，同一作者或研究团队采用相同时间段数据且运用同样计量方法的文献，仅纳入其中报告数据相对完整的一篇；第五，纳入文献所报告的数据应为企业层数据；第六，中英文文献的研究样本应为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综合上述要求，本文最终筛选出73篇文献纳入研究，包含75个独立效应量与223833个样本。
（三）变量编码
本文编码工作由两位研究者独立进行，第一次编码工作结束后讨论结果，针对不一致的地方共同讨论，确定最终文献编码结果。编码内容包括第一作者及发表时间、效应值、样本量。针对同一文献中报告企业对员工、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的相关系数时，取相关系数的平均值作为效应值来编码。
为检验不同组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0-1形式对调节变量进行编码。其中样本文献研究对象的主要部分为大规模企业=1，中小规模企业=0（企业规模划分主要依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样本文献研究对象的主要部分为高新技术企业=1，其他企业=0；样本文献研究对象的主要部分为国有企业=1，非国有企业=0；样本文献纳入政治关联因素=1，未纳入政治关联因素=0；样本文献采用多维度测量=1，单维度测量=0；样本文献存在中介变量=1，不存在中介变量=0。
（四）效应值计算
本研究运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系数作为输入值进行元分析，但纳入研究的文献中有部分仅报告回归系数值。Peterson和Brown的研究指出，需将这类文献也纳入元分析中并提出转换公式。本研究主要采用CMA2.0软件，将原始或通过变换得到的独立相关系数转换成Fisher's Z，求得Fisher's Z的加权平均值后，再变换成相关系数，得到最终的效应量。
三
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过程
（一）发表偏倚分析
相较于低效应值研究，高效应值研究更易于被接受且发表。元分析作为一种基于先前发表文献来展开研究的定量方法，是否存在发表偏倚问题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因此，本研究综合运用Egger检验、Begg检验与失安全系数来定量化检验发表偏倚问题。如表1所示，Egger检验与Begg检验的p值都大于0.05且失安全系数均高于5K+10，表明本元分析基本不存在发表偏倚的状况。
（二）同质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同质性检验的目的在于：判断元分析所采用文献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以代表整体效果量的样本估计。检验方法主要包括Q统计与I2统计。I2统计量值在0%～25%的范围表示低度异质性，在25%～50%的范围表示中度异质性，在50%～75%的范围表示较严重异质性，在75%～100%的范围表示高度异质性。由表2可见，Q统计量值为3561.14（p<0.001），I2统计量值为97.92%，表明观察变异主要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引起，随机误差仅占2.08%。以上检验数据初步表明了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在效应值的差异，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受到调节变量的影响。
（三）主效应分析
表2展示了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主效应，两者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效应值分别为0.12与0.11，且p值均小于0.001，表明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利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保持紧密联系，进而获得多样的外部信息、知识与资源，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过程绩效与企业产出绩效的影响。表3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过程绩效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表明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助于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获取心理性、功能性及价值满足三方面利益，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经验技能，推动企业构建可持续创新能力；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产出绩效的作用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中均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社会责任履行能够帮助企业及时获取市场需求信息与外部资源等重要的创新要素，对新产品开发、专利获取等创新产出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即假设1得到证实。
（四）调节效应分析
主效应的元分析结果表明，纳入本研究的73篇文献的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因此存在调节变量，并会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采用0-1的形式对纳入研究的文献进行编码，并采用二元分析探索对二者关系产生影响的调节变量。根据表4列示，在组织情景类因素中，大企业的效应值高于中小企业且p值小于0.001，假设2a通过检验。高新技术企业效应值高于其他类型企业且p值小于0.001，假设2b得到证实。国有企业效应值为0.13，非国有企业效应值为0.12，两者相关性均在1%水平上显著，研究结果支持假设2c。政治关联显著调节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且考虑政治关联因素时两者的相关性高于未考虑政治关联因素时的相关性，假设2d得以验证。在研究方法类因素中，运用多元维度测量的效应值在1%水平上显著高于单一维度测量效应值，假设3a得到支持。有中介变量的情况在1%水平上显著调节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相关关系，假设3b得到证明。
（五）回归分析
为验证上述调节效应分析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检测影响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由表5可见，将企业规模等6个调节变量纳入回归分析后，企业规模的系数为0.003，企业类型的系数为0.05，产权异质性的系数为0.02，测量维度系数为0.04，中介变量系数为0.10，且均显著。上述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二元异质性分析的结论，即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产权异质性、测量维度和中介变量等5个调节变量，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而政治关联在回归分析中系数为0.00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2d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即政治关联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起调节作用的解释力不足。
四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以社会责任履行为角度，从企业创新过程绩效与创新产出绩效两个维度出发，运用元分析定量梳理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且将六项组织情景与研究方法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整合进研究的框架中。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被纳入元分析的75篇文献样本有明显差异，表明已有研究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结论仍存在争议；第二，主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在社会责任履行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过程绩效与产出绩效；第三，本研究提出企业规模等四项组织情景因素、测量维度等两项研究方法因素作为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大规模企业比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比其他企业、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强烈；而运用多维指标测量，具备中介变量的研究对两者关系的解释力也更强。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关联因素的调节作用通过了二元异质性检验，但在回归检验中并不显著，表明政治关联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有待进一步考察与论证。
社会责任履行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价值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既有观点指出，社会责任履行对降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信息不对称，获取内外部资源与信息，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意义。又有观点认为社会责任履行会增加企业额外支出，挤占本应投入具有战略核心价值业务的资源，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不利影响。元分析作为一种综合现有文献，将各相关独立研究的统计结果总结成大样本材料，再运用统计分析获取总结性结论的方法，有助于全面整合已有研究的不同结论、深入剖析变量间的关系。本文基于已有实证研究，采用元分析对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综合性量化分析，是对当前两者关系研究结论的重要补充：一是在更大样本量的基础上明确社会责任履行能积极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体表现在企业创新过程绩效与产出绩效的提升；二是引入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产权异质性与政治关联等组织情景因素与测量维度、中介变量等研究方法因素作为调节变量，阐释了独立研究间存在争议的缘由，明确了已有结论异质性的来源。
同时，本研究结论能为企业管理及政府治理提供一定的现实启示：其一，社会责任的履行应当被视为企业有意义的战略性投入，而非被简单划分为不必要的企业支出。因此企业应投身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中，如进行社区发展投资、减少生产制造过程环境污染，以及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薪酬福利体系、实施家庭友好政策等，以此与各利益相关者构建良好的互惠型关系网络，从而获取推动企业创新的资金、人力与社会资本。其二，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型成长企业受制于自身资源与能力，通过慈善捐赠等履行社会责任方式推进企业获取创新绩效的效果有限。因此中小企业可积极关注社会福祉尚未覆盖领域，集中自身优势资源研发富有“向善”理念的新产品与服务。这一实践路径在帮助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推进了企业创新进程。其三，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获取创新绩效的表现上存在差异，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拥有政府信用的背书以及相应政策的支持。因此，一方面政府在引导非国有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需配套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如为主动改进生产制造工艺、减轻污染的非国有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与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政府需完善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促进企业主动应对与解决自身产品或服务所诱发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牵头搭建产学研平台，帮助企业将相应解决方案转为新的业务机会，以此获取创新绩效。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3期
转自：“东南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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