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第5期P105—P106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原题《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摘自《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1期，张萍   吕佳摘

科技日渐成为影响国际事务和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产生了高度关联，被视为改变国家间实力对比和影响国家安全环境的重要变量。将科学技术摆在安全政策显要位置的同时，相关研究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将科技视为一个单一因素或变量，纳入对国家战略和世界政治的考察之中；另一种则是分为具体的领域，将科技进步视为大的背景或动力机制，以此分析领域内新的安全态势与动向。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在已有的考察中，科技或作为一个整体性动力作用于各个领域，或本身即为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两者背后的逻辑根源并不矛盾，均为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力量对比格局与权力互动形式的改变。因此，能否将这两种视角进行整合，将“科技—安全”互动进行更加完整的处理，或许能更好地总结已有成果，启发未来的研究。此外，科技关系的复杂性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如何更好地锚定行为体间的科技互动状态以及如何反映互动类型的变化。

哥本哈根学派以建构主义为基本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某项议题成为安全议题，是因为这样会极大提升该议题的优先性，从而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获取、占有相关资源。一个议题被成功安全化，需要形成足够的共识，“成功的安全化不但由安全化施动者决定，而且由安全‘言语—行为’的听众决定，即这些听众是否接受对一种共有价值造成‘存在性威胁’的说法”。从这个角度来说，科技显然是一个能够进行并实现安全化的要素，由于科技对国家实力和相应权力的影响，其对国家生存安全的意义日渐显著，越来越多的科技问题被众多国家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但并不是所有科技议题都可以被安全化。如前所述，科技竞争并不意味着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更符合现实情况的理解是因为科技发展导致的特定领域竞争。从安全化的定义来看，“安全化是一种话语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一个主体间理解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得以建构起来，这种理解把某事物看作对其指涉对象的一种生存威胁，并由此得以要求为处理该威胁而采取紧急和特别的措施”。显然，仍有大量领域的科技发展没有被视为对行为体的生存威胁。因此，相对于把科技议题视为安全化对象的做法，将其理解为导致一些议题被安全化的动因或许更加符合现实情况。

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将安全议题分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五大领域。仍以这种角度考察当下的科技竞争现象和科技安全问题，我们可以发现，科技竞争的实质还是若干基础领域内的竞争，科技的作用在于为安全化提供一个起始动力。其基本逻辑在于：一国在某一领域的科技进步使其生存环境、实力地位等构成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发生变化，该领域的科技随之被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于是国家采取特定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手段来维持科技优势和促进科技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理解科技与安全的关系以及科技安全问题的由来。

科技能够使某一领域、某一议题产生安全化，使其被视为与国家生存和地位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甚至导致特定范围内国家间互动的冲突加剧、关系紧张。布赞等人在阐释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概念时，曾使用“安全透镜”的表述：“安全复合体是通过安全透镜看到的地区。”该表述可用于形容科技对安全议题形成的作用：当某一领域的科学技术迎来巨大突破和飞速提升，且会对国家生存和人类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时，国家便倾向于以特定的政策手段和互动方式关注这一领域、提升自身的科技实力，从而实现这一领域的安全化，也即“安全透镜”效应的发生。

科学技术与特定领域的结合，或对人类生存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或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或是带来军事上的毁伤效能，从而提升行为体对科技的重视，进而将其安全化。其具体措施在于，提升某一领域相关技术的保密等级，停止其扩散和传播。而科学技术转为现实生产力的“变现”过程，离不开两大要素：资源和知识。因此科技安全化的过程，就是阻碍相应资源与知识扩散传播的过程。在将科技安全化的内涵进行具象化之后，我们还需要对现实中各行为体的相关安全关系进行辨析和区分。我们同样可以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如果存在两要素的完全共享，可以认为行为体之间是一种非安全化的科技互动关系；如果两要素完全封锁，则行为体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当然，完全的共享和封锁都是较为理想化的状态，符合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的互动类型有哪些，还需要考察影响“安全透镜”效应产生、科技互动模式形成的具体变量。

哪些因素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和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首先，针对“安全透镜”效应的形成，一个领域是否会因科技进步导致其被安全化，主要取决于该领域的自身特征。相比于其他领域，诸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战略性、前沿性领域更可能出现“安全透镜”效应。此外，国防领域的敏感性、垄断行业的暴利性等较为封闭的领域所具有的特征会使这些领域更趋向安全化。其次，有关安全化下不同互动类型的产生，既有研究多从地缘政治关系等角度进行解释。但在一些情况下，行为体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或许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仅以美国的科技政策为例，其同样有针对日本、欧洲的科技竞争战略。除非是美苏般的全面对抗进而形成科技间的对抗关系，一般情况下，知识的传播和相关产业的扩展体现出的交流互通才是科技发展的主流。竞争和合作之分，更多取决于行为体在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如果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小，则更容易形成科技竞争；如果实力差距不足以影响国家安全和权力地位，那么科技合作是更可能的。

结合现实经验，我们可以从科技实力的角度思考各类科技互动关系：当领域内没有形成绝对的科技优势时，各行为体竞相抢占最新的知识和稀缺的资源，这便是一种竞争关系；此外，也存在两种要素共享其一，或均进行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而当领域内存在拥有绝对优势的霸权国时，出于自身利益、地位和声誉的考虑，霸权国主动进行技术支援或继续限制要素开放，都是可能出现的行为。本文更多关注科技霸权国之外的行为体，认为在安全化的领域内，科技实力差距会创造一定的合作空间，促使行为体开展合作、共同追赶霸权国。由此，通过领域特征与科技实力对比，本文构建了分析“安全透镜”效应和国家间科技互动类型的因果链条：特定领域的自身特征决定了相关科技的进步是否会带来这一领域的安全化，而在安全化产生后，领域内各行为体间的互动模式则取决于彼此的科技实力对比。在一个已经安全化的领域内，当双方科技水平较为接近时，竞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合作；而当双方科技水平存在差异时，进行合作反而成为可能。

科技仅能导致安全化吗？这种路径是否可逆，如何实现去安全化的效果，同样值得探讨。去安全化即指“政治共同体淡化或不再把某事物看作对其指涉对象的一种生存威胁，并减少或停止要求为处理该威胁而采取紧急和特别措施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直接的话语进程，表现为淡化对形势的界定；该过程更经常以间接方式出现，表现为政策取向的关注焦点转向其他问题，从而减少对先前安全化问题的相对关注”。结合科技发展的特点与相应的国家战略来看，科技的发展更新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发生变化，呈现出“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需要具体讨论：一是科技领先国将精力放在继续发展新的科学技术，而不是维持既有科技的领先优势，毕竟在他国努力打破科技垄断的情况下，这种科技屏障带来的收益是递减的。二是在技术优势的既有事实下，开放资源或知识或许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如经济利益、国际声誉），这都使得某个特定领域的去安全化成为可能。因此需要考察除科技领先国外其他国家在资源和知识两个方面的情况，如果同时拥有资源和知识，则去安全化就可能已经成为事实。当然需要说明，结合领域特征这一因素看，特别是对于战略性和突破性技术而言，“去安全化”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其趋势在逻辑上是可能的，需要进行实证考察来验证这种推断。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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