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3年第3期
作者：罗敏，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讲师，博士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本土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形成“联动”治理、“委托”治理、“情感”治理、“自主”治理、“兜底”治理的创新模式。“结对帮扶”“多方联动”的方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单元楼“无人管”的难题。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明晰了治理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以“情感”为联结机制和治理要素，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动“陌生人”社区向“共同体”社区转变。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以供需有效对接为核心，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自组织主动对接居民需求，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以“连片捆绑”为核心机制，推动院落型社区的整体性治理。
一、研究缘起：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类型学思考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社区、单位和身份界限被打破，社区不再是一个“熟人社会”，社区的“乡土性”逐步被瓦解，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获得感受挫。同时，由于“村改居”成效不显著，商业型社区治安乱象频出、生活居住环境脏乱差，老旧社区缺乏物业管理、公共基础设施破损严重，楼院社区消防安全隐患不断，城市化发展使社区结构发生变化，迫切需要社区治理理念和方式的创新。如何结合不同社区治理的现实状况，创新社区治理理念和方式，有针对性地分类采取治理策略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互动实践路径的创新探索，二者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基层党组织通过建构基于党员身份的社区认同和建立嵌入社区的社会网络，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并与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引导和支持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实现党引领下的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第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深刻的本质特性。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社区治理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优势。在社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过程中，基层党建以直接引领和嵌入式引领的方式解决社区异质性问题，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带动社区治理效率和治理效能的提高。社区党建发挥“主体补位”和“社会建构”的双重功能，投射了党“二次构建社会”的意志，通过主体补位维持秩序，以组织化撬动社会发展，其中强组织的低成本撬动机制，能够有效克服社区规模大、动员难的困境，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
第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形成丰富多样的实践类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将原有社区治理体系的纵向改革和新生力量的横向拓展有机结合，激励不同利益相关者多层次参与，逐渐形成了横向意识引领、纵横力量结合和多方协作共治的三种类型。在一定意义上，政党、居民及社会的参与程度决定了党建引领的方式和类型。基于居民参与和政党介入程度，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可以归纳为“主导式”引领、“协商式”引领和“自治式”引领；党群共治型、党组织建设型、公益互助型、行政服务型；价值引领式、平台搭建式、资源整合式、机制保障式等实践类型。
第三，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生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模式。随着党建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有效嵌入，新时代基层改革创新的党建化色彩愈加浓厚，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党建化治理模式，如党建引领、多元联动和居民为本的“赤岗模式”；以组织赋能、人员赋能、居民赋能、质量赋能、发展赋能为特质的“授权赋能型”的“成都模式”；以基层党组织对社会力量的统合功能、基层党组织与自治主体的联动参与、统合功能与联动参与的效能一体化构成的“统合型联动”治理模式；通过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优势形成的“动员型”治理模式；以基层党建为社区治理注入动力、撬动社区公共安全的运转、摆脱集体行动困境的上海“田园模式”；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1+N”社区协商治理模式。
已有研究成果既揭示了党建引领的本质特性，又提出诸多符合地方情境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类型，总结形成许多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地方模式，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反馈和宝贵的地方经验，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一是既有研究尚未深入分析基层党组织引领不同类型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实质逻辑，更多是从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逻辑分析政党引领社区多元主体共治的路径，缺乏针对基层党组织引领不同类型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探讨；二是既有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基于某些特定的实践案例，亦或聚焦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某一具体问题，难以揭开党建引领不同类型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黑箱”，推动党建引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运行机制的针对性路径有待进一步挖掘；三是缺乏针对党建引领不同类型社区治理模式的阐释，如何突破基层党建引领不同类型社区治理实践中的桎梏，并在理论演绎与实践总结中寻求突破的路径，形成党建引领不同类型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仍是学术界应该关注的重点，也是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主体—类型—机制”的分析框架
从政党功能来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仅凸显“政党在场”的功能优势，还弥合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之间的“张力”，强化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正当性、契合性和合法性的理论证成。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突出的“政治建设”意涵，社区并不是管理学意义上的政府最小行政单元，而是党组织领导下的“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社区治理实践中的行动者、特定场域和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一定程度超越传统科层治理的逻辑，形成基于社区行动者、特定场域及运行机制的不同治理模式。基于“主体-类型—机制”的视角，可进一步探究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不同实践类型（见图1）。
（一）社区行动者：主体的多元性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角度来看，我国社区协同治理本质上是一种以居委会为中心，包括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主体在内的转译实践过程，体现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一核多元”结构框架，“一核”是指中国共产党（社区党组织）是唯一领导核心，“多元”涉及政府部门、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社区自组织、驻区单位、社区居民等。在“一核多元”的结构框架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呈现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这是一种“定位清晰、各司其职、功能互补、共治共享”的多元治理架构，推动党建引领、政府治理、居民自治和社会自我调节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党和政府对社区治理的介入、干预和指导。党组织在社区治理活动中占据核心领导地位，既是增强社区自治能力的根本保证，也是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引领者。党组织领导的合法性体现了其通过嵌入社会、激活社会和整合社会来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是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社区自组织、社区志愿服务队等本身的自治能力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并不是单纯依靠某一个体力量就能实现的，它离不开社区党组织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和社区行动者的广泛参与，通过基层党组织引领的方式，激发和调动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共建共治，让分散在不同社区的各类治理主体能够积极参与、充分释放活力、发挥效能，共同推动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
图1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主体-类型-机制”分析框架
（二）社区场域转换：类型的异质性
场域的概念源自物理学，指某一社会或文化再生产领域中各类参与者的总和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动态与网络关系。不同场域映射出的结构特征、秩序特征具有明显差异，形成的治理样态和治理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场域内竞争还是合作、有序还是无序、割裂还是持续、碎片还是整合，需要不同场域及其内在主体发挥作用，并进行特定的对抗性调节与合作性补充，通过不同运行机制优化不同场域间的关系网络，最终强化彼此间的适应力、协调力、持续性与恢复力。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加上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承担管理每一个社会细小单位的责任，社区由此产生。从空间单元来说，社区是指特定生产单位的职工或者特定居住范围内的居民将生产与生活紧密结合形成的所谓的“单位社区”，多具有“居住区”的意蕴。从公共管理学角度来说，社区不但是国家治理与居民需求信息传递的桥梁，还是链接不同行为主体的重要载体，它本质上是由国家到基层、自上而下的管理单元，目的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能，满足新时代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需要。可见，社区场域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特别是社区场域内资源禀赋、空间属性、结构特征等方面的异质性，使党建引领不同类型的社区形成不同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模式，产生不一样的治理成效。无论是传统街区、商品房社区和流动人口社区，还是单位社区、老旧楼院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抑或是传统街坊式社区、单一单位式社区、综合混合式社区和过渡演替式社区，任何一种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都离不开社区场域的属性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关键是要充分认识作为场域或情境的社区的特殊性，针对不同社区场域、治理情境创新治理的理念、机制及模式。
（三）社区治理模式：机制的创新性
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是治理机制创新的结果，可通过创新社区治理理念、行为和方式，促使社区治理走向善治，为社区居民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在组织嵌入和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形成双向互动，通过资源共享、社会动员、共有治理平台的作用机制，推动基层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一定程度破解党建“科层化旋涡”，形成基于特定行动者和场域的社区治理模式。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突破传统科层组织的束缚，通过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与社区自治形成高度融合，实现党领导下的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契合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在推动资源下沉、服务下沉、责任下沉的同时，能够积极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激发社区活力，推动社区治理高效能。任何一种社区治理创新模式，都需要因地制宜地“链接”适合特定社区场域特征的运行机制，这是推动党建引领社区“自治”走向“共治”的核心环节。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中，由基层党组织统筹的多元治理主体的嵌入，党建引领与社区组织再造、权责分配、资源整合等离不开有效的运行机制，其对于形成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产生了积极影响。寓“党建”于社区治理的场域中，需要深刻理解和认识党建引领不同类型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这是创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的基础，也是构成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根本逻辑。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来看，现阶段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一核多元”的主体结构已初步形成。基于商业型、安置型、过渡型、老旧型及院落型等不同社区场域，即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背景和特征，通过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也会形成不同的实践模式。社区党组织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引领和支持社区治理行动者的多维互动与协同合作，在特定场域和运行机制下，实现基层党的建设与不同类型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和整体推进。
三、突破集体行动困境：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核心命题
自治是社区的本质属性。从权力来源看，社区自治是国家制度的安排和社区居民的委托，其中社区居民的委托是社区自治权力的直接来源。基于社区居委会/业委会权力来源的特殊性，它既要维护社区居民/业主的核心利益，又要确保社区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社区自治多元行动者能否达成一致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在缺乏信任与合作的情况下，行动者在集体行动中会减少对集体的“贡献”，导致不负责任和“搭便车”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得以充分彰显，基层党组织作为引领社区治理突破集体行动困境、规避“搭便车”行为、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力量，具有显著的功能优势。在组织运作上，社区自治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交流互动直接影响社区的治理形态，需要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创新社区治理运作机制，增强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公司、社区自组织、居民等行动者的协作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突破多元行动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中“不信任、不合作、不作为”的集体行动困境。
（一）多方联动机制
社区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治理资源有限，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也需要社区整合各类治理资源，将社区治理资源转化为社区治理能力。社区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关键是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的资源链接功能，构建多方联动的社区治理资源整合网络。在运行机制上，社区治理要坚持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充分吸纳政府派驻机构、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物业公司及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党组织任兼职委员，并适当分配相关工作，积极引导各方参与社区建设与治理实践，实现社区治理的多方联动。一方面，将党建引领作为社区治理的主抓手，发挥好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主心骨作用，整合社区治理资源。以社区“当家人”的政治站位和责任意识，当好社区治理的“联络员”，强化社区治理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凝聚社区治理共识，达成社区治理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以社区“全域党建”为理念，将党建融入社区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以网格党支部书记为核心，单元楼（栋）长为主体，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组成的“多方联动”的管理方式，激活社区集体行动，努力构建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治共享的党建引领社区多方联动治理新格局。
（二）全权委托机制
“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实践中，一些社区矛盾纠纷频发，居民主体性欠缺、角色定位不清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间权责模糊、职责错位，社区集体行动不足。同时，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分配社区居委会的行政性事务较多，导致社区自治属性被“淹没”在繁忙事务中，难以供给优质的社区公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社区党组织的严格把关，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市场化、专业化的物业服务公司实现社区“托付”管理，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将社区管理权限和治理职责委托给第三方物业服务公司，不但增强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明确了社区治理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权责边界，还促成了社区集体行动，形成了社区治理合力。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构建“党建+物业”的“全权委托”式运行机制，有效破解了社区权责不清、职责错位和居民主体性缺失等难题，为社区集体行动的达成和优质公共服务的供给提供了强大动力。
（三）情感联结机制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情感是社会治理的“润滑剂”。情感关乎人与人之间的持久联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互惠关联，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这种关联性的人身依附转变成高度情感性的忠诚依赖，进而实现社会建设。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以往的社区、单位和身份界限被打破，社区不再是“熟人社会”，居民异质性较高，加之生活在陌生的社区环境下，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不强，“非利益不合作”“非熟人不信任”“非职责不参与”等集体行动困境时有发生。因此，社区治理要发挥情感的联结功能，把情感作为联结社区居民的“黏合剂”，构建社区情感治理机制。“情感治理”就是“依情治理”，即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渗入具有非正式特点的情感成分。以情感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要素，在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下，建立“社区党组织+自组织+居民”的“情感联结”运作机制，让失范、失序的“陌生人”混合社区回归“熟人”的共同体社区，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促成社区治理集体行动的有效生成，从而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获得感。
（四）居民自主机制
社区是作为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某种特定关系的人们组成的生活共同体，其治理有效的关键是居民服务需求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社区事务杂、居民需求多、管理服务难是当前社区治理的现实写照，解决这些难题除了要抓好社区主阵地，还要发挥好居民主人翁意识，通过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充分调动居民自主自治的积极性，形成以居民为主体的自主管理委员会的“自主”治理运行机制。即在社区治理空间中，充分依托社区居民自主治理力量，激发居民的自主性，并在居民个体之间形成非正式的约束性制度，确保社区集体行动的可行、便捷、高效，拓展公共空间的治理场域。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通过聚焦居民日常需求和“一老一小”关键需求，挖掘、动员、引领各行各业、各有所长的社区“能人”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带动更多居民参与社区服务供给实践，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社区治理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通过主动对接居民服务需求，让党建引领更有力、社区服务更深入、居民管理更有效，最大化地激发居民自主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五）连片捆绑机制
整体性治理以实现整体利益为导向，是有效应对碎片化、分散化的重要手段。从治理空间和运行机制来看，整体性治理体现的是社区治理的“连片-整合-捆绑”机制。在空间上，将分布零散、相邻基础设施差、无物业的小区或单元楼进行“连片”，即把“小散独”的院落连成一片，让“小院”变“大院”，凸显“空间的整体性”。在运行上，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核心，在保障社区各行动主体参与性的同时，强化社区党支部、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和居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信任、互动、合作，从整体上协调各方促成社区治理的集体意志和集体行动，使治理诉求得到有效回应和及时反馈，彰显“治理的整体性”。以整体性治理为价值取向，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合功能，将分布零散、相邻或相近基础设施差、无物业的小区或单元楼“连片捆绑”，构建“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居民”的多元共治格局，有效突破“片区”集体行动不足的困境，促进社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居民的生活居住环境、社区的管理秩序等进一步改善，实现“连片捆绑”的整体性治理效果。
四、迈向“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实践样态
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社区既要向上承接党和国家分配的政治安排和行政任务，也要向下积极回应社区发展和居民关切的重要议题。社区的本质属性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显著特征是“自治”。现实中，社区居委会“行政内卷”已是不争的社会事实，“行政内卷”造成社区行政负担过重，承接了基层政府分配的诸多行政任务，即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如居委会、业委会）功能行政化，一些干部疲于应对基层政府行政任务的“内卷化”，社区自治空间被异化。在政府权力下放、职能下沉与社区居民自治之间找到“平衡点”是社区治理迈向更高阶的关键。党对社区自治的引领具有必要性，是保障社区自治制度发展完善的核心要素，适应新形势下党建新任务的内在需要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要求。应通过党建引领摆脱社区对行政资源的路径依赖，充分衔接社区自治与多方共治，将资源“碎片化”、个体“原子化”、服务“悬浮化”的社区变成具有“政治行动力”的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塑造一个具有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并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本质上是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社区治理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优势，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及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党组织作为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枢纽，是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发挥着引领社区“自治”迈向“共治”的主心骨作用。一是基层党组织担负着“领导一切、协调整体”的关键作用。通过设立党群服务中心，引导各类党的组织、党员及群众在基层找到“家园”，并在引导的过程中融入群众、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功能。二是党组织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过程中发挥组织动员和协调参与的作用。以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服务、义工志愿服务等形式，使社区搭建平台、社会组织运营、社工提供服务真正联动起来，推动各类社会组织承担更多个性化、多样化的社区服务功能。三是社区党组织在居民矛盾调解、服务提供等方面肩负重要职责。可通过在社区搭建邻里纠纷调解服务中心、邻里互助队伍等方式，让社区服务功能惠及更多居民。基层党建在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公共服务下沉的过程中，形成了基于不同社区类型的实践样态（见表1）。
表1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实践样态
（一）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
商业型社区是市场化的直接产物，是由若干个商品房小区组建形成的商品房住宅社区，它并不能被称为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而是衍生出来的一种新型社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城市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这种由房地产公司开发、居民自愿购买的产权型商品房小区已经成为常见的居住模式，并且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在城市治理方面的重要性凸显。商业型社区中主要的商品房小区在物业管理资源、公共基础设施和绿化环境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的战略定位和整体实力决定的。在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要依托商品房小区的组织资源、物质资源、物业管理资源优势，以“强强联合、强弱联动、结对帮扶”的形式，将周边社区治理成效不高和“无人管”“真空式”“边缘化”的单元楼纳入统一管理范畴，推动商业型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资源共享、环境共治，并通过组建跨社区联合党支部的方式，发挥联合党支部在社区治理中的引导作用，建立联合党支部、业主委员会和小区物业公司等“多方联动”的社区治理机制，从而推动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的“联动治理”。一方面，将问题聚焦于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如物业管理、环境改造、公共设施维修等，通过社区成立“大党委”，组建跨社区联合党支部，有效统筹社区、辖区单位和行业领域党组织力量，深化互联互动共驻共建，实现组织共建、管理共联、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将社区划分为网格，与综治、公安、城管等部门设立网格融合，以社区、单元楼（栋）、商圈市场为主体，调整优化设置网格和资源配置，并建立网格联合党支部，对商业型社区“无人管”的单元楼栋实施“联动”管理，推动社区治理与服务的大联网、大联动，形成“外溢效应”。
（二）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
安置型社区是政府进行城市道路建设和其他公共设施建设项目时为拆迁户提供住所而形成的社区，是城市发展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本质上讲，安置型社区是城市发展转型的必然产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安置型社区在城市中越来越多，在管理方面往往被忽视，加之安置型社区本身发展并不十分成熟，造成许多复杂的居民矛盾，这对如何治理好安置型社区提出严峻挑战。安置型社区治理的难点在于是否引入物业公司，由于很多农民“上楼”之后主体性缺失和个人角色模糊，并没有缴纳物业费的意识和习惯，物业公司难以收齐物业费来进行正常的物业活动，造成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下降，加剧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一旦政府介入这类矛盾纠纷的调解，社区居民又会感到其发言权受到限制，久而久之会导致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下降。安置型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关系，明确多方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在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治理过程中，由社区党组织负责把关和监督，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入有资质的物业公司进行“委托”管理，以政府财政补贴、社区公共收益和业主缴纳相结合的方式，保障物业公司管理资金的稳定，并通过对物业公司服务质量的监管，促使物业公司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此外，社区通过成立“党员监督委员会”，由社区党支部把关，物业公司党支部直接牵头，公司党员负责联络，社区党员代表作为监督员，实行社区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红色引擎”的引领作用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以“关键少数”带动“最大多数”，并在服务接待中心设置“党员之窗”、培育“红色物业”、传递“红色温暖”，真正让社区居民得到实惠，既提高了物业服务质量，又增强了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治理要充分发挥“党建+物业”的服务模式，由社区党组织把关，在引入优质物业公司的同时，既要加强对物业公司服务质量的监管，也要保证物业公司经费的稳定，并在社区治理中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权责义务，推动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的“委托”治理。
（三）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情感”治理模式
过渡型社区作为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事物，是由于老城区向周边扩展或因设立开发区而导致农村整体拆迁、村民集中安置的一种社区形态，主要包括“城中村”社区、“村改居”社区和城郊之间的边缘社区。过渡型社区将传统的邻里关系、单位和身份界限打破，社区不再是一个互动性强的“熟人社会”，居民之间的异质性较高，在教育背景、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兴趣偏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居民之间的互动性相对较弱，加剧了居民心理上的孤寂感、陌生感，直接导致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等社区情感的缺失。社区居民情感的培育与维系是过渡型社区成为亲密情感型社区的关键。“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情感不但作为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心境的内在表达，而且作为集体的原则、规范和制度的外在表征。从情感治理的角度全面透视过渡型社区治理的问题，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培育各类社区自组织，如社区睦邻议事厅、社区党群联系议事站、社区平安智慧议事站、社区纠纷调解服务组织等，让社区自组织充当居民之间情感培育和维系的“黏合剂”。通过发挥社区“红色引擎”作用，以党员服务队上门服务、跟进服务的方式，对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记录备案限时解决，充分保障了社区公共事务的有序开展，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社区党组织+自组织”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形式，通过双向互动、平等交流、情感互动，集聚形成社区治理的强大“情感能量场”，衍生出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的“情感”治理模式。
（四）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
老旧型社区建立的时间相对较长，存在基础设施老化、管理服务不到位、环境绿化较差等现象，而且社区居民的需求相对较多，如楼栋电梯安装、外墙翻修、监控安装等。虽然早在1998年我国就制定了房屋维修金制度，并从2004年逐渐演变成居民强制缴纳，但很多老旧型社区并没有预留足够的房屋维修金，加上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不足，往往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使这些问题成为社区治理的顽疾。党建引领、多方协同与问需于民是创新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治理的重要维度。按照“自我管理、自主行动、自治见效”的原则，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治理形成了“社区党组织+自管委”的社区治理模式。一是通过社区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指导社区“自管委”对小区卫生、安保、设施维修等进行自我管理，并主动对接社区居民的需求，带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并按照社区公共事务“轻重缓急”的原则，分类、分阶段、最大限度地解决居民家门口的烦心事、困难事。二是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自管委”的纽带作用，通过宣讲会、咨询会、座谈会的形式，让社区居民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并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社区居住环境的改造和提升。三是通过“一核多维、共建共享”的理念，以基层党建为引领，确保社区治理充分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指导社区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等自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四是针对社区基础设施陈旧、居住环境脏乱差等难题，通过成立“红邻党支部”，动员老旧社区党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并积极培育社区自主管理委员，以自主服务、社区能力建设等方式，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需求，形成党建引领社区“自主”治理模式。
（五）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模式
院落型社区主要集中于城乡结合地带，分布较零散，社区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治安状况普遍较差，没有专业化的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管理，社区管理相对混乱。院落型社区居民的“个体性”观念较强而对社区的“共同感”较弱，对社区公共事务往往漠不关心，但如果发现自身利益或诉求得不到尊重和满足，就经常会采取某些非理性的方式来表达，如闹访、围堵政府有关部门、发布不实舆论等。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治理要发挥好院落党小组先锋牵头作用，如在社区拆除违建、社区合并、社区绿化及环境治理等一系列改造过程中，社区党员充当好信息员和调解员角色，为困难群众提供上门服务，解决群众实际困难。通过社区党组织的牵头，整合各方社会力量深入社区邻里，引导社会组织、社区志愿服务队及热心居民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服务社区邻里的实践，针对分布较零散、居住环境较差、无专业化物业公司的院落型社区，推行“连片捆绑”机制，让居民对有关社区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充分发表意见，进一步推进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社区志愿服务队及居民齐心协力解决院落型社区的各种难题，推动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的“兜底”治理。以院落党支部为核心，形成“镇—村—组—户”四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无缝隙的网格化属地“兜底”治理模式。一方面，通过创立“绿色银行”，制定院落志愿者（党员）积分制管理制度，针对院落志愿者参与服务程度给予相应积分，凭积分兑换相应物品，实现全域整体性治理。另一方面，以开展“院落微公益”活动为契机，组织院落村民在参加活动时以“公益乐捐”（如废纸、饮料罐、旧衣物等）的方式“取之于院落”，再以帮扶弱势群体的方式“用之于院落”，既解决了院落村民自觉垃圾分类的问题，又解决了院落帮扶资金来源问题，增强了院落居民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五、进一步讨论：党建引领与数字技术的全域融合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之治”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既是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党和政府应对当前社区治理管理难、自治难、服务难等诸多难题的有效方案。党建引领不同类型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创新模式，五种类型社区对应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治理本身就是通过委托专业化物业服务公司管理的模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的“联动”治理模式，是基于在商业型社区中往往存在很多无物业公司、发展比较滞后的商品楼小区，需要通过社区党建的带动作用，引导周边社区专业化物业服务公司的“联动”治理，通过帮扶的方式，形成一种整体性治理效应。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治理也可以运用“情感”治理模式，或是“自主”治理模式，但选择运用“联动”治理模式是基于当前商业型社区治理现状提出的相对较好的治理方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对传统科层化治理的补充和超越。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商业型社区、安置型社区、过渡型社区、老旧型社区和院落型社区治理实践中扮演引领者的重要角色，并在社区治理中产生不同的治理效能。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迭代，将数字化手段应用到公共治理领域成为大势所趋，数字技术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主角，运用数字技术推动社区治理领域改革和政策实践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导逻辑。如何强化数字技术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的运用，以数字技术的有效运用打破条块壁垒、数据壁垒等科层化治理弊端，构建党建引领社区的“智慧”治理模式，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应通过数字技术整合社区内外部各类资源，打破条块壁垒、数据孤岛、信息烟囱，实现业务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智慧便捷、供需适配的公共服务和生活环境，推动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形成基于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党建引领全域融合的新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形态。描绘好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工笔画”，既需要通过政党“撬动”社区运作的机制，也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的功能优势。结合社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理念，推动党建引领与数字技术的全域融合，打破条块壁垒、数据壁垒的束缚，激发社区组织自治活力、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热情、唤醒社区治理内在动能，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获得感，彰显社区居民的“主人翁”地位，避免基层政府对社区自治的“僭越”，清理社区居委会承担的“不合理”行政事项，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减负增效，让“街道的归街道、社区的归社区、居民的归居民”成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新常态”。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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