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
作者：盖瑞·阿兰·法恩（Gary Alan Fine），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
译者：刘小溪，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李乾宁，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社会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来解释地方环境如何创造社会秩序。如果在分析社会结构时，忽视社会结构以个人关系为基础，忽视它们在空间上依赖于具有集体过去和未来的群体，我们就回避了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维度：地方环境塑造社会世界的重要性。在微观社会学领域考察不受地方传统束缚的互动以及将文化视为独立于行动和选择之外的研究中，这一忽视都有体现。以行动理论、群体动力学和微观文化为基础，地方社会学可以解决这一关键的理论问题。地方是产生社会秩序的舞台，也是了解如何选择特定行动形式的透镜。从民族志研究的角度解读正在经历发展的文化，笔者研究了群体生活的持续性和参照性特征（空间场地、关系、共享的过去）如何产生行动，认为地方实践为文化延伸提供了基础，通过群体之间的联系可以影响社会期望。
就我自己而言，我总是写都柏林，因为如果我能到达都柏林的心脏，我就能到达世界所有城市的心脏。特殊中包含普遍。（詹姆斯·乔伊斯）
詹姆斯·乔伊斯以他激进的、变革的方式强调了地方（the local）的力量，并对思考社会提出了挑战。如果想洞察普遍性，必须首先了解地方性。这当然是小说家的信条。每个故事都描述了一个场景，但每个故事都必须充满洞察力，使观众信服阅读这一行为是教育而非窥视。所描绘的地点、行为和人物不仅仅代表他们自身。
在论证建立以地方为基础的社会学时，笔者接受了乔伊斯式的挑战：对地方的关注如何能够为一般理论分析创造条件？在某些方面，这与社会学研究形成了很大的冲突，社会学讨论广泛的、潜在的结构性现实（“社会事实”）如何覆盖甚至抹去群体生活中的地方、身份和独特性等特征。这并不是要否认微观社会学的存在，但和宏观社会学家一样，微观社会学家通常依靠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去探索超凡力量或一般过程。群体（the group）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学中观分析，却因为强调自我与结构、个人与制度而常常被忽视。秩序（order）不能通过抹去其生产机制及连续性而得到解释。地方社会学强调特定环境提供了允许发展意义和结构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s），这些意义和结构能在群体边界之外产生反响。这种研究方法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参与群体及其地方文化（local culture）会产生行动标准，进而塑造群体并向外辐射。地方文化是指那些与可识别的互动场景及其日常参与者相关的意义集合。在较强的情况下，隶属关系塑造了行动者（actor）的身份，并产生改变或遵守公认标准的动力。在较弱的情况下，它会产生一种遵循正当性默契的想法。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个体都不会在每次见面时重新协商他们的关系，而是依赖于他们在既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期望。
由于行动既构成地方环境又被其所建构，所以特殊性是普遍的。如果一切都被定位于情境之中，那么情境品质（situated quality）就成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之一。同时，行动所处的情境塑造了对行动的评价和解释。换言之，地方为行动提供了一个舞台，并创造了一种视角，参与者通过它来划分不同群体或集会的界限。因此，地方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集体表现形式。行动往往是为响应地方场景中的其他行动以及场景的地方性含义而生成的。
乔伊斯所指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张力在社会学理论中早已司空见惯，然而我们可以将他的措辞转变为一般性和地方性的区分。这种张力并不是理论与经验、概括与描述甚至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之间的区分。相反，这反映出一种分歧：在何种程度上，行动被视为影响行动出现的那些环境条件所作出的反应，而不是由常规的一般力量所产生？意义构建是一个通过共享的历史来实现的持续过程。虽然意义是经过协商的，但它们永远不会被重新协商，而是以既定的理解为基础。笔者不否认结构在现实中的坚固性，但认为它们是从行动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一致，结构源于重复行动与地方实践，此即索耶所称的“涌现论”（“emergentist” theory）。
尽管这种方法挑战了忽略行动的文化环境（culture contexts）的传统观点，但社会学家也开始意识到环境的影响。人们可以发现在一些领域对地方主义的关注有所增加，包括犯罪学和不平等研究中的“邻里效应”，因果机制的理论分析，政治经济转型的社会性嵌入与网络分析，情感依恋对巢状群体（nested groups）的重要性，地方对认同的重要影响，以及科学水平对研究发现的影响。此类研究的多样性表明，地方本体论与任何认识论策略无关，而是依赖于社会因果的位置性概念。
当然，列出以上研究流派表明对地方文化的重视可能已经流行起来。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开始，但这些流派讨论的环境通常不涉及群体的细节诠释。即使诸如扩展个案法的民族志方法，也往往更关注影响行动的结构过程，而不是对群体生活的勾勒。一些关于邻里效应的研究有力地表明了广泛的结构力量本身并不能影响结果，相反诸如集体效能等变量依赖于地方条件。这种研究方法在一些方面很有见地，例如质疑“所有贫困社区都是相似的”观点、认识社区对于外部威胁的缓冲功能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提供独特的文化等。然而，它没有考察社区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空间特征。尽管这些观点在承认地方多样性方面很有价值，可是此类研究传统导致的结果是淡化了地方效应的过程性。
笔者的目的不是将地方主义论点与其他关于环境的研究进行对比，而是将这种方法与表面上看起来在方法论和理论传统上都更接近的另一种方法区分开来。具体来说，笔者认为社会学中的互动主义传统淡化了历史和集体认知的重要性，而强调秩序的重新构建。笔者的批评是以接受大部分互动主义的观点为基础，并提倡进行一部分改革。分析社会结构如何形成和存续，如果没有认识到它们依赖于具有共同过去和共享未来预期的微型社区，这些微型社区存在于空间中（物理空间或越来越多的虚拟空间），并且通过感情冲动的模式促进社会关系生产，则会错过互动秩序产生的过程。这不是说所有的行为都是互动式的，或者人们只会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样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超出已经习得的反射性或生物性的行动——例如投票、慢跑、祈祷或写作这篇文章——涉及我们对他人的想象，依赖于被广泛接受的信念或实践，并依赖于潜在的表现标准。即使是私人行为也是源于地方或群体价值观。虽然笔者强调互动在社会秩序产生方面的重要性，但是私人行为也是在群体内部或与群体相关的情况下形成的，同时也是塑造这些群体的资源。
一、地方主义与协商
地方社会学阐明了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地方主义揭示了创新、社会化和变革在习惯中形成的过程，在与社会承诺相关的行动中的表现过程。通过社区联系的动态过程使地方主义立于互动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交界处，避开了链接微观与宏观解释的传统黑箱。在持续的、即兴的互动中，参与者面临的挑战是在随机干扰和外部力量的影响下组织社会关系，并根据共同过去和地方历史来解释它们。在这一点上，他们超越了持续的互动主义。无论行动来自机构（agency）还是结构（分别基于个体还原论和社会事实的传统社会学模型），参与者都会根据既有解释做出回应。环境提供了一种机制：既有行为成为未来行动的标准模型。
笔者扩展了由安塞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等人开创的方法，认识到协商永远不会重新进行，而总是基于既有的理解。这种方法挑战了互动论、现象学和拟剧论中根据当下的需要不断生成和改革意义内涵的模型。尽管不是拟剧主义的唯一论述，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被视为奠定了“行动时刻”（moment of action）在短暂集会中产生期望的基础。拟剧主义并不是否定秩序，而是使秩序“完全情境化”，在持续的相遇中建立关系。在公共空间中发现的短暂的微小公众（即戈夫曼公众“Goffman publics”）表明互动是缺乏传统的；相比之下，处于持续发展中的群体，可以通过既定的实践，以共同的惯例和期望来克服这个问题。
拟剧主义理论家或明或暗地借鉴了齐美尔的论述，恰当地揭示了匿名领域中互动形式的规律，并将场景视作选择情境定义的诱因。这些匿名场域和自发性场域确实存在。我们采用一种比剧本更为即兴的模式，在一个事先不知道情景走向何处的世界中，将生活视为启发式的戏剧。这些学者在模态场景中构建了一个模范人，其动机——例如维护社会秩序或支持互动的首要地位——是“自然”人类欲望的特征，并认为这些动机是为了应对当前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共享的和确信的理解，决定了行动方案。这些是一般性的过程，而不是与基于历史和关系建立的微型社区联系在一起的。意义的细节是附带性的，并借鉴了威廉·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的标准解读：只需一个新的、紧急的定义，情况就可以彻底改变。如果受到挑战，也许很少有人会否认嵌入的、稳定的意义很重要，但互动主义方法经常宣扬一种快速改变社会安排的行为偏好流动模型：这种观点强调即时偏好，而不是既定的理解。
尽管同样关注互动仪式，拟剧主义因强调持续塑造不受束缚的互动程序，与地方主义形成对比，后者认为行动是由群体归属感塑造并响应群体归属感的。因此，实践作为通过参照地方文化来理解的行动，是最重要的。对情境的反应是由一个自我参照（self－referential）的群体形成的基础表现，这个群体对规范、价值、信仰和仪式有着共同（尽管不完美）的解释。对这些文化元素的认识源于由多个群体、媒体代表和社会机构中的成员组织的更大的社会系统。尽管行动的影响超出了互动群体的范围，但建构其合法性的依然是群体。无论我们多么强调此时此地，自我参照的历史都会为协商设定条件。
地方社会学认为互动提供了文化的基础，同时地方文化提供了互动的基础。群体是有界的、分割的，为组织社会提供了机会结构：他们不仅是社会的前哨，而且是社会应然的模式。通过维持边界，地方环境成为排外的、分隔的场所，这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社会类别的成员对知识、资源或关系的掌控是有差异的。地方环境是产生、再造与转换分层过程的场所，这既是关于“谁来参与”的“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s）的结果，也是“参与群体”的“处理”效应（“treatment”effects）的结果。群体中发生的事情并不总停留于群体中。全球现象由地方过程构成，但与此同时，群体通过限制参与和选择参与者（即使表面上基于自愿选择），创造并重申了地位的划分。
二、弱范式？环境的重要性
如何将环境带入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解释代理选择（agentic choices）？无论是否自觉，人们都在做出选择，但这些选择是潜意识的外在映射，是由外在决定，还是产生于集会和群体内部力量的塑造？笔者认为文化是定位于群体之中，并由共同经历或参与者的背景知识所塑造的。笔者不是要提出一个文化社会学的强范式，认为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外生力量，而是建议一个审慎的、坦率的弱范式。提出这一点的重要目的是将文化从一种自主力量转变为一种标记，其识别和使用揭示了社会关系。这是一种隐喻，但也是一种现实。强范式的信徒并不否认行动者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分析策略更重视结构与制度，不再强调行动者的选择如何塑造文化。相比之下，在斯维德勒的隐喻基础上，文化是一种代理行动的资源。它是利益相关者创造道德秩序与行为习惯的工具。将地方场景视为行动领域有助于了解群体和集会的中心地位。我们的挑战是具有地方微观文化的群体如何在关联网络中联系起来，并构建起超越地方的结构。我们不应该把一切都置于缺乏发言者的话语制度之外。换言之，地方社会学是另一种类型的强范式：承认行动者在塑造环境时会对环境进行回应。由于场景通常是同构的——这是共享社会化和跨群体交流的结果——类似的结果可能意味着文化是自主运作的。
对于地方社会学来说，文化是一种群体实践形式，与中观层次的分析相关联，被其成员用来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目标。它占据了连接个人行动与制度结构约束的空间，并在有界的社会世界中形成，反映了早期芝加哥学派的民族志和社区研究传统。互动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动力，但缺乏共享参照促使行动者转变其互动为常规、仪式和传统，并建立界限和期望的认识。地方世界，而不仅仅是互动，为行动提供了意义，建立了牢固的价值观，并在这个意义上融入了文化的连续性。正如米舍和怀特解释的那样，“社会行动是一种归纳阐释从而建立持续关系的互动”。
群体文化通过构建共享过去和预期未来创造了一种持续的社会秩序。由此，地方行动系统通过促进公民承诺成为社会秩序的保障者。这一路径强调了松散关联网络在联系持续性集会（例如自发形成的社区和微型社交机构）等方面体现出来的重要性。由于共享意义有助于建立凝聚力和公共认同（communal identity），我们将地方社会学扩展到互动场景之外，强调归属感和共享情感，并将产生的地方性意义视为一种道德要求。联系发展中的群体的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行动者可以把社会环境作为框架来界定价值。
三、迈向地方社会学
毋庸置疑，环境能够塑造行为，但环境在理论层面是至关重要，还是只是构成误差变量？柯林斯认为，社会秩序是由情绪能量支持的常规、习惯与仪式产生的，集体意识与关注为社会秩序提供了基础。正如柯林斯所言：“情境的集合可以被视为互动仪式的市场。”这种强调地方文化和条件的方法，与詹姆斯·斯科特称为米提斯（métis）的过程是一致的，强调源自日常经验的知识。斯科特写道：“米提斯拒绝将书本学习简化为演绎原理，因为其运用的环境非常复杂且不可重复，以至于不可能应用理性决策的正式程序。”斯科特将此称为“地方的艺术”（“the art of the locality”）。
借用杰弗里·戈德法布（Jeffrey Goldfarb）的观点，我们必须关注微小事物的社会学，这样更能捕获行动的位置而不是其内在的重要性。微小事物会影响重要流程。戈德法布从餐桌的理论化开始，他不仅认为世俗事件必须被理论化，而且提出这些事件发生的位置条件能够创造共享的未来预期。或者引用戈德法布本人的论述：“当亲朋好友在厨房里相遇时，他们用自己定义的情境去展示自己，而不是在打官腔。”他们构成了一个激励行动的小型公众。壁炉成为抵抗东欧威权主义的核心象征，但厨房和门廊也同样出现在民主政体中。类似的话语可以在书店、沙龙、俱乐部，甚至在公开会议和集会中找到。参与者假设其他人可以共享历史、情感关注与归属感。小型公众和依靠兴趣与经验形成的小型社区提供了公民社会的基础，因为政治在那里被讨论和发生。
在本文的分析中，笔者将场地（arenas）、关系和共享过去作为发展地方社会学的基石，然后讨论如何通过行动将意义视为群体内十分重要的一环。然而，我们必须超越地方性，发展与群体“联系”的机制，将群体文化纳入更大的社会系统。为此，笔者讨论了群体如何在网络中环环相扣。这些是将群体链接到更大的公众范围的沟通场所，通常与群体能够在“自由空间”中实现交流的地方联系在一起。通过微观文化的迭代，群体提供了基于共同归属的凝聚力。
四、地方民族志
地方民族志学者所做的社会学研究普遍存在一种优势：他们能够发现都柏林或芝加哥的角落，并以微观视角理解它们。观察实践是自然而然的。尽管对地方的认可不依赖于任何一种方法论传统，但民族志可以描述群体生活是如何作为一个行动场所来运转的。民族志开创了社会机制的检验，特别是当民族志学者关注参与者如何在塑造社会组织过程中对群体环境作出反应时。然而，提供这种开端的不是民族志本身，而是民族志的形式侧重于理解持续的社会关系：持续的、自我参照的群体。这种方法在诸如《街角社会》《泰利的街角》《街角一隅》等规范研究中均有所体现。街角为社会学家服务，就像部落为人类学家服务一样。一旦进入群体空间，就需持续观察，直到可以呈现街角文化的轮廓，然后阐述这种文化是如何揭示跨情境过程的。并不是某些方法论享有特权，而是长期的民族志研究在探索作为群体实践的文化方面具有优势。与零散的民族志、公共行为观察、态度调查或制度性行为普查相比，持续的文化观察具有独特的洞察力。
通过应用民族志材料（大部分来自笔者以往的研究），笔者论证了地方层面的实践为自我参照的行动背景提供了中观基础。通过对青年棒球队、虚拟游戏群体、艺术学校课程、餐厅厨房、蘑菇爱好者俱乐部、高中辩论队、民间艺术收藏场所、气象局和国际象棋俱乐部的分析，揭示了群体文化如何在共享经验中构建，并用于实现群体目标和创造共同身份（小部分研究涉及对虐童案受害者维权行动和政党地方活动家的支持）。与其他民族志不同，这些项目直接关注群体，而不是关注个人行动或结构关系和“扩展”案例。
回归到乔伊斯式的挑战：如何将特殊性——民族志擅长细节——转化为一般性。笔者讨论了地方场景产生社会稳定并向外延伸的实践。我们认同的每一个群体都从一开始就创造了一种文化。这些文化是产生身份认同和群体成果的手段。地方文化产生情感能量、凝聚力与行动惯例，通过使参与者致力于群体成果来促进秩序。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地方场地也导致了知识体系的分层，并构建了群体的层次结构。以柯林斯对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的描述为基础，笔者强调了社会关系是嵌入在传统和预期的未来之中。此外，群体的链接扩展了一切交互场景的影响。因此，地方文化不仅仅是瞬间的场景，而是通过联系可以成为更广泛的社会秩序的基础。
地方既是社会秩序产生的舞台，也是行动者塑造场景的透镜，既是产生行动的机会结构，又是行动产生后果的纽带。笔者专注于激发参与的特征，将地方视为一个舞台，把场地、关系和共同过去作为理论概念和分析基础。将地方作为透镜的隐喻视行动为一种解释机制。在文化扩展的基础上，从创造边界和桥梁开始，行动者可以通过群体之间的连锁建立关联网络。
1.以地方为舞台
（1）场地
每个地方场景都是由约束、机会和理解所塑造，通过其展开的物理（或虚拟）空间实现的：一个行动的场地。必须为群体生活调动大量资源，找到一个资源聚集的场所是最重要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需要许多这样的场所。从这种选择中获得的物质资源是极为丰富的。行为、思想和情感介由空间的象征意义而生成。我们认为教堂需要安静和专注，教室促进有序的参与，小酒馆则鼓励社交参与。一个持续的互动场景是人们能够秉持最初的期望去定期聚集的场所。这不需要正式会面或例行安排，但空间的可用性将成为该群体的特征。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联盟棒球赛日程、餐厅厨房时间表或学校课程——可能需要在场，但其他地方也可能会像磁铁一样吸引志愿群体，例如虚拟游戏玩家、蘑菇爱好者或政治活动家。虽然有些团体是自发的，但许多成人群体受制于硬性日程安排而制定了时间表。例如，虚拟游戏玩家知道每周五晚上会在警察局的社区房间里组成一个小组，而蘑菇爱好者则会于周一聚集在社区中心一起展示周末发现的标本。虽然群体组织者提供了这些地点，但一旦提出，群体就会通过重新布置家具、在桌子上设置展览或资料来塑造空间，或者装饰墙壁（若该地点是归群体所有的）。在使用期间，群体将空间转变为主场（home field）或自由空间。例如，在业余蘑菇爱好者借来的空间里，他们调整了椅子的位置，后来又将其恢复原样。相比之下，气象学家则与工会和主管就如何安排办公空间进行了冗长的讨论。员工们就打印机的位置进行了辩论，因为这种选择会使一些员工受益，而对另一些员工不利；他们还讨论了办公室隔板的高度，因为这一决定会影响社交和个人注意力。这些群体认识到他们塑造空间的方式有助于提高社交互动的质量。
已建立的和自我参照的群体需要安排日程的空间：时间和空间必须被协调。随着自发的邻里群体的重要性减弱并逐渐被亲密群体（affinity group）所取代，空间被用作地方行动前哨的情况变得更加普遍。然而，在已建立的社区——布满沙砾的角落或绿树成荫的死胡同——集会可能是自发的。群体成员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熟人，在这些场所中，既定安排和即兴计划的混合十分明显，如青少年公园、画廊的开幕式或受欢迎的咖啡厅。
通常，识别场所就是识别群体。位置的中心性在情景喜剧中显得至关重要，动作发生的地点决定了演出效果。与此相近的体育酒吧也象征着角色之间的关系，反过来，物理空间塑造了那些能够被执行以及应该被执行的行动信条，并为观众提供了如何进行回应的线索。虽然情景喜剧将地点作为观众的接入点，但无剧本的群体同样需要具备读取位置的能力。画廊开幕式或丛林探险活动都是对着装规范和行为塑造有所期望的。民族志研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了解地方文化。联盟棒球场是表现的舞台，鼓励人们相信这里的比赛也是职业棒球的隐喻。男孩们在对职业球员的社交幻想中嚼口香糖，欢呼，甚至打架。同样，在丛林（“自然之殿”）中寻找蘑菇可以促进对环境的关注和对自然的崇敬。狭窄、油腻和嘈杂的厨房空间与平静、干净、井然有序的气象学家办公室，都在引导着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场地为参与者提供了鼓励一些表现而抵制另一些表现的环境。即使诸如民间艺术收藏家或政治活动家等群体不具备类似的独立空间，但群体依然支配空间。当群体成员在开幕式、拍卖会、探险活动或锦标赛上相遇时，他们明白是共享的场地导致了共同的期望。
提供空间的能力对于群体生活而言至关重要。在持续进行的社会世界中，即使是志愿性或休闲性群体也依赖于群体内部或外部的权威结构，以便为实现群体目标提供资源。必须有人选择和维护这一空间。如果缺乏这一点，社区生活的延续性就是不确定的。曾经，一个地方蘑菇爱好者俱乐部几乎因会议地点的激烈辩论而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拥有一个可以用显微镜检查标本的科研空间，但这样做是否会让俱乐部变成一种科学集会？是租用较为中心的位置，还是使用更远的免费空间？这些选择被证明是有争议的。
群体通过场地使地方规则变得不言而喻；场所更倾向于对特定情境进行定义。根据类似场域的经验，参与者对允许的行为存在共同的期望。就像群体决定议程一样，议程同样也决定群体。奥登伯格在讨论“第三场所”（third places）时提出，一系列与家庭和工作分开的空间都被群体用于发展社区。第三群体（third groups）和第三场所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2）关系
对于社会学家和群体的新成员而言，一个相似的核心挑战是阅读互动关系图谱。谁认识谁？他们的联系纽带是什么？是感情的还是物质的？对社会关系的考察揭示了结构、文化与互动如何相互渗透。互动是一种表现，是一种旨在满足观众的表演，不仅定位于空间中，而且依赖于一种社会制图术。正如戈夫曼在《互动秩序》中指出的那样：“每个参与者进入一个社会情境时，都携带着先前与其他参与者打交道时已写好的传记。”
场景是由社会联系构成的，也是由物质条件构成的。这些关系——行动的人际关系背景——引导情感能量。正如埃米尔拜尔与谢勒所论证的，“既包括相对持久的依恋和情感团结，也包含敌意和侵略等消极情绪。这些过程中的节点不是‘位置’……或‘符号’……而是完整的人、人的各个方面、人的幻想替代品或理想的人”。换言之，它们建立在群体内部的关系之上，并且依赖于对他人已知的信任。例如，国家气象局办公室的工作实践取决于正在值班的工作人员。办公室可能会因为“疯狂科学家”的实验玩笑而喧闹，也可能会陷入安静的沉思，只是偶尔会被气象评论打断。检验同一文化领域内的平行群体，无论是联盟棒球队、厨房工作人员还是地方气象局，都会发现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塑造了群体文化。有的棒球队已经认可了那些通过创造习俗或仪式来帮助教练灌输工具价值的其他领导者；另外一些领导者可能充当反抗制度的角色来削弱教练的权威；还有一些队伍缺乏一致的领导者，并且由于不确定的地位关系，使团队难以达成共识。餐厅厨房也取决于主厨能否在拥挤的员工群体之间保持情绪稳定并维持人际和谐，以及员工是否接受这些主张（通常以插科打诨的方式）。与那些存在偏好政治运作的厨房里的员工相比，能感受到尊重的厨房里的员工往往表现得更为顺从。
除了直接通过情感纽带而生的能量来塑造行动外，对关系的认识也塑造了认同，而认同又反过来塑造了行动。社会认同理论家强调，与地方社区建立联系的能力会产生连续性认同。个体如何定义自己，取决于其所属的群体、给予了特殊情感的群体以及认同的群体。正如波尔坦斯基在讨论共情的地方构成时所指出的：“正是知情的可能性与行动的可能性相结合，共同定义了一种情境（situation），其特点是它提供了参与和承诺的可能性。”这些社会关系促使个人参与到地方场景中，与其他场景划清界限，并建立通往那里的通道。
志愿组织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人们仅仅选择他们喜欢的活动是不够的，他们更应该喜欢那些拥有共同兴趣的人。当休闲群体强调彼此陪伴的乐趣时，他们受益匪浅。正如一位政治领导人所说，他的目标是让他的政党（party）成为一个“派对”（party）。群体组织者依靠快乐的仪式（rituals of pleasure）来建立归属感以及身份认同，巩固一种认可他人行为的承诺。这种将满意度与归属感联系起来的认识，是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核心。人际交往可以克服参与成本。社会学中的愉悦，是依赖于与他人相处的愿望，这对于认识地方结构稳定、避免有争议的仪式至关重要。因此，在志愿性政治参与中，手段往往作为目的的现实激励了参与。社会关系为地方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正如卡米克就学院文化所指出的那样，学院关系提供了个人合作以及与他人共享的基础，从而能够影响更广泛的网络。
（3）共享历史
每次集会都会发展出一种独特文化（idioculture），即允许群体将自己识别为有意义的微型社区的一系列参考资料。群体是建立集体记忆并定义自身成员的重要场域。正如哈维·莫洛奇（Harvey Molotch）所指出的，社区的未来是通过关于地方特征和传统的共享认知塑造的后续决策，即“滚动惯性”（rolling inertia）。以类似的方式，萨特尔斯承认地方文化——包括集体表现和物质制品——不仅仅是社区的残留特征，而且是被用来让公民思考并感受他们的社区应该如何被组织、被认可和被宣传。对于萨特尔斯来说，地方主义塑造了发展决策、土地使用规划和身份分享。一个群体所经历的共同过去或新成员的社会化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共享意义构建了群体的边界，将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分开，并定义了其成员如何想象他们相互关联的未来。典型的体现就是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长期行为模式”（standing behavior pattern）。
除了物质结构之外，群体还热衷于共享经验；基于社区的目的性，奇闻轶事是群体生活的核心，海登·怀特称之为从“了解变为讲述”。围绕故事编织的话语为社区提供了道德基础。为了建立一个集体人格，过去必须被纳入持续的当下之中来，通过强调“所了解”（to knoｗ）与“所讲述”（to narrate）的都属于整个群体来巩固群体记忆。这在幽默文化（joking culture）中十分明显，因为幽默强调了共同的参照，鼓励了社会互动的延续。幽默表演提供的不仅仅是短暂的笑声，而是与群体历史相联系，提供了片刻的欢乐所缺乏的力量。
群体文化体现了欧文·戈夫曼所讲的来生参照（referential afterlife）。在一段时间内，文化元素可以与其他人所理解的信念达成共享。在这个意义上，参照都是基于时间设置的。即使缺乏正式的仪式，群体文化也是以历史为基础的；地方社会学不可避免是历史性的。然而，正如戈夫曼所强调的那样，回忆并不是永恒的，一时的记忆后期可能被忘记。通过人员的变化（如在员工流动的餐厅厨房，或者随着学生群体的增加而改变的联盟棒球队和高中俱乐部），群体文化在保持可识别性的同时也在发生转变。
群体文化也具有前瞻性，因为文化工具可用于后续行动。随着文化的复杂化，群体作为意义创造者的影响范围也在扩大。群体生活是持续的，而不是瞬间的剪影。因此，随着群体新成员的增加，认同整合变得至关重要。加入国际象棋俱乐部的新人（尽管不一定是新手）需要学习比赛中发言的数量偏好，以及对胜负的正确反应。虚拟游戏小组中的青少年需要学习哪些幻想是需要保密的。通过接受这些主张，参与者将自己定义为属于该群体。
独特文化为稳定的期望提供了基础，这对集体舒适度至关重要。由于模棱两可的含义会产生社会成本，因此群体往往最大限度地提高常规实践的清晰程度；大多数群体不间断地促进互动。群体成员期待明天的互动主题能与今天的互动主题相似。在这方面，他们通常是正确的。传统与仪式——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对社会组织都至关重要，无论是在餐馆厨师的日常见面、联盟棒球队的聚会过程中，还是在丛林徒步后对收集到的蘑菇进行识别的过程中。柯林斯恰当地强调了互动仪式链的迭代；众多传统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个群体中的仪式越多，接下来的新仪式或详细仪式就越复杂；文化创造文化。当特殊行为被视为服务于群体需求时，它们就会成为实践。一旦新手能够读懂这种互动法则，他们就会被视为合格的成员，与那些群体界限之外的人区分开来。
即使是最微小的社会单位，例如夫妻和家庭，也会发展地方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未来的实践建立在先前既有实践的基础上，使参与者能够免受外部需求的影响。这些实践使群体历史具体化，设定了行为规范，从谈话中创建结构。行动路线的存在并不否认协商或系统受到冲击的可能性，但它们的稳固性揭示了快速变革的成本，即使这些正在进行的迭代可能会产生增量变化。
然而，批评者可能会指出，这些文化形式过于微小并存在明显的随机性。在群体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基于常识的意外事件。这些“触发事件”（triggering events）无法猜测，但也并不是完全随机的。塑造群体生活的事件在事后被证明是很容易预测的（阅读过去），但在发生之前是无法预测的（展望未来）。然而，一旦被视为与群体认同相关，行动者就会争先恐后地塑造他们的行为，使正在进行的行动与群体文化保持一致。虽然我们无法预测日常生活中的每时每刻，例如笑话、辱骂、闯祸或询问，但是当它们发生时，参与者会将它们整合到一个有序的意义系统中。这种对稳定的承诺——致力于行动的顺利进行——让行动者对他们的默契期望充满信心，即使可能产生新的解释。
2.以地方为透镜
通过行动了解世界。借用欧文·戈夫曼的名言，社会学的任务是通过将地点、社区和解释联系起来，研究“行动在何处”。社会学家研究行动者（actor）而非个体（individual）。表演（performance）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社会学对扮演赌徒生活的隐喻持开放态度，无论这种说法多么牵强。尽管由共同理解的网络所塑造，表演仍然是一种个人行动形式。将表演视为行动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表演逻辑（performative logic）取决于地方现场的表演文化。
以行动为研究对象的行动社会学，是一个长期存在并囊括了众多杰出学者的理论流派，包括齐美尔、霍曼斯、布鲁默、戈夫曼、舒茨、加芬克尔，甚至帕森斯。社会学学科史强调社会学的使命是研究无形的结构，同时还考察可见的、协商的和地方的议题。这是一门关于人和过程的学科，也是一门关于人口和模式的学科：我们探讨确凿的和悬而未决的社会事实。
所有将行动置于社会学分析中心的方法，都主张协调优先于认知和约束。群体的稳定性源自于行动路线的调整，是通过连贯行动和变革行动来实现的。这些行动不是偶然随意的，而是仪式上的复制。一些行为若被视为适当的，除非发生特殊情况，否则这些期望会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地方社会学中行动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具有改变、挑战和指导未来等反馈循环的集会中进行。在鼓励或抑制重复行动中，行动也许自由，但它们隐含代价。
行动社会学既不会消除既有的现状，也不会消除选择。每一个互动拐点都需要进行选择。回应可能是由结构塑造的，但并不完全由结构决定。无论这些选择被称为工具、机制还是决策，群体成员都会选择他们的行动，尤其是在那些拥有更大资源权力或道德权威的群体允许成员选择的情况下。对演出、游戏和体育运动——这些依赖于决策的自愿性系统——这些研究具有启发性。一场值得参与的比赛，必然存在选择和不确定性。棒球选手的每一次移动和国际象棋选手的每一步棋，都是各自从一系列潜在动作和着数中抽取的，所选择的动作和着数会影响其竞争对手的回应。如果只有一个选项存在，那么就缺乏能激发参与的竞赛式不确定性。
行动选择允许参与者打造自己的世界，并同时被这些世界所塑造。在需要密集时间、物质或情感投入的独特文化中，这种递归式塑造与群体参与者设定的标准一样明显，即使是成员自己决定了这些标准。详细制定并持续发展的文化通常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明确的边界，这增加了准入成本与监督范围。
选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地方场景能够容忍不受约束的行动。虽然大量的行为在实际层面是可能的，但很多是不被道德所允许的，特别是考虑到密集的群体往往比那些规模更大的机构和社区受到更全面的监督。反馈的存在提醒了参与者，其他人可能会认为他们的表现超越了道德界限，并有可能招致制裁。笔者震惊地观察到，一些组织支持对那些被指控虐待儿童的群体进行社会控制，散布看似平凡但可能污名化的言论，威胁该群体及其成员。在此类场所，人们不能像流行话语中常见的诙谐比喻（即“辛普森一家”）那样，开玩笑说殴打自己的孩子或配偶。即使每个人都知道“实际上”是什么意思，但由于害怕产生其他解释，一些叙述还是被禁止了。
然而，在关系密切而稳定的场景中，参与者通常有相当充裕的行动余地，这表明其他人有可能愿意接受超出群体界限的行为。尽管如此，特殊信用（idiosyncrasy credits）并不是无限的。正如每家银行都设置了提款限额。群体成员可能会鼓励离经叛道的人在加入群体之前接受双方一致同意的传统，以巩固群体的边界并排除可能会制造问题的成员。志愿组织排挤离经叛道者；他们的存在不再得到承认，参与也变得更加困难。鼓励自愿性群体参与的选择，以及依赖于无法预知的极致乐趣，包含以上选择的边界可以使群体趋于稳定且令人满意。
群体是动态的行动系统。自我参照效果表明，群体通过适应参与者的回应来稳定自身。这与实用主义哲学和米德式符号互动论的主张一致，即意义（行动模式）来自于行动者的反应。社会生活包含召集与响应的过程。通过行动路线的协商而表达的意义交集构成了一个群体。个体进入各持己见的群体，最终只能理解其他人所持观点的意义。这在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关于建立群体规范以应对自动效应的研究中十分明显。在缺乏视觉提示的黑暗房间中观察一个光点时，人们对光点运行距离的评估存在着广泛的分歧。然而，在一系列实验之后，大多数群体达成了坚定的共识。从众导致轻率，规范塑造感知。对行动的评估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成员会了解那些更资深、更有经验或更具权威的人认为合适的东西。起初的判断是明确且深思熟虑的，但最终是群体标准塑造了行动者的心理判断，从而使它们变得默契而直观。
当群体成员意识到他们将继续互动时，当他们以这些持续的关系约束自身时，当他们认同其他群体成员时，面临着向心力，他们会表现出顺从。最初，随着个人公开主张共同价值，这些共享的价值观就会得以保持，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意见分歧可能会被掩盖。因此，参与者将地方情境视为社会的前哨与典范。当然，随着群体发生分裂、解散或边界改变，分裂的力量可以压倒对和谐的渴望，但凝聚力是可以预期的，如果这些障碍过于突出，可能会导致人们认为整个社会与地方情境一样充满争议。
五、地方的延伸
只关注小型互动群体的社会学本质上是具有局限性的。除了一些微观的“部落”社会，群体都是与其他群体联系在一起的。这承认了网络在创建与扩展社会控制以及规范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所言，“文化领域与交流渠道相连”。文化借由场域扩展的过程从当地场景中溢出。场景互为基础进行建构，以创建范围更大、更稳固的社会系统。当群体通过成员之间的链接而接触，有意地传播信息或使用资源力量来迫使其他人注意那些占主导地位的选择时，知识的地方场域就会扩大。群体掌握的权力和控制能力各不相同，这也影响着其他群体的选择。一个群体在群体层次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传播的形式和有效性。无论是网络中心性、规模、塑造他人行为的兴趣，还是传播其文化的资源等，不同群体在影响群体网络的能力方面并不是平等的。
网络绝不是个人之间的简单联系，而是嵌入群体中的个体之间的联系，并为那些更出名的和具有广泛联系的人带来优势。格兰诺维特对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著名论断指出，由一群泛泛之交形成的弱关系构成的组织网络，能够构成紧密联系的强关系。正如卡尔霍恩所言，“几乎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较松散的整体领域内，都会出现交流密度相对较高的集群”。由于大多数人会参与多个群体或改变他们的群体隶属关系，使得这种联系变得十分复杂。与多个群体有联系并且可以将这些群体连接起来的中间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权力代理人将一个群体（警局或立法会）的需求带入到另一个群体（帮派或小企业）。正如怀特所指出的那样，群体（准确而言是群体的成员）聚集的那些场所成为联系和传播的中继站，并允许根据地方环境进行相应的协调。一些重要群体成员的桥接和中介功能有助于建立组织网络。群体活跃时刻对于文化环境的扩展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布隆斯基在描述群体（在他的案例中是帮派）如何激励那些隶属关系尚且模糊的成员时，谈到了“邻近群体”（near groups）的概念，从而扩展了地方文化。这种准群体（quasi－groups）的存在，承认了群体边界的灵活性，并且可以在场景被定义为“行动所在地”的条件下进行扩展。
那些详细介绍了亚文化中文化成分的学者强调了链接群体的重要性。法恩与克莱曼指出，一系列机制（或紧密联系）在地方社区链接到更广泛网络的过程中发生：多重成员身份、弱关系、制度性角色与媒体传播。这些机制捕捉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机构（通过互动的小群体组织而成的）整合群体并传播文化，与此同时，群体通常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边界。他们是制度分工中的专业公众。因此，人们可能会参与多个生活领域的群体（例如工作、家庭、宗教、教育、休闲）。参与多个群体增加了跨越边界的可能性。将孤立的群体聚集在一起（运动集会、童子军大会、政治会议、国际象棋锦标赛）有助于扩展网络。
这些链接在有关群体文化的民族志研究中显而易见。例如，政治任务是在地方层面上进行组织的（“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笔者研究了一群政治活动家参与的州代表区志愿活动，参与者因为最初的邻里关系以及在同一场所工作而彼此认识。然而，他们在不同时期被召集参加国会、州政府或全国性竞选活动。在这些时候，来自众多选区的志同道合的参与者，在会面的过程中融合了彼此的地方文化。作为庆典性时刻的全国大会和群众集会具有相同的效果。小群体并入较大的群体。餐厅有着另一种不同的联动结构。由于厨师的就业市场具有很高流动性，他们经常更换职位，从一家餐厅转到另一家餐厅。然而，他们与之前餐厅的紧密联系并没有消失，偶尔会回到以前的工作场所，或者在下班后的社交活动中见面，将群体和网络彼此融合，并且分享关于烹饪和顾客的想法。在青少年体育运动中，由于家庭网络、父母移民状态以及在学校、教堂或休闲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各有不同，参与者有着额外的群体联系，实现了快速的文化传播。互联网创造了紧密结合的虚拟群体，除了面对面的交流以及不太紧密的熟人关系外，这些群体具有许多动态特征。
在精英社会领域也发现了类似的过程，这些场域的研究调查常常受到限制。政府或机构决策很少由个人单独做出，而是通过互动网络中的群体建议或投票而产生的。虽然我们可以说白宫、银行、五角大楼或大学“采取了行动”，但这种简略的表述方式忽略了决策的方式和地点。通过这种隐含权威结构的群体联系，决策被传播到微观公众的层面。如果社会学忽视了实践中决策制定的动态过程，则同样也忽视了共享的过去、当前的关系以及集体的未来。
所有关联网络的核心是紧密的地方关系，文化元素通过这些关系产生、保持与传播。当参与者将他们的群体认同扩展到更大的次级社会或网络时，地方环境就成为扩展公民社会的基础。这构成了一个“宣传网络”（network of publicity），能够将本地的信息整合到规模更大、更全面的网络中。即使人们将媒体视为文化延伸的主要基础，媒体也是由地方工作群体构成的，正如他们的受众往往是群体本身，而不是孤立的个人。
将地方互动场景作为建立更广泛的文化关系和行为共性的手段，需要发展一种讨论群体延伸的理论。虽然民族志是田野研究人员所珍视的深入调查的基础，但民族志的角落从来没有与其他领域隔绝，而是覆盖了城市和更远的地方。角落里的发现有助于塑造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中层研究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跨地域连接（translocal connectivity）的范围与模式。
六、地方社会学
回到詹姆斯·乔伊斯式的挑战。我们如何在特殊中预见普遍？社会学将行动产生的条件进行理论化，是一门承认意义和社会是成就的学科。这些成就不仅属于参与组织聚会并进行协商的个人，而且属于那些在过去、既定关系和有序场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群体。为了保持自身稳定以及实现变革，群体构建了一种机会结构。因此，这就与那些关注即时性人际行为的互动主义区分开来了。互动主义者在协商层面的讨论是正确的，但不足之处在于，他们轻视了共享过去的力量。任何关于行动的研究都不应忽视其发端的地方历史。
此外，笔者挑战了传统的微观社会学模型，强调社会场景并不是孤立的。参与者同时或有序地参与多个场景，并在此过程中了解到作为标准模型或分化差异的其他场景。无论是有意识地承认还是默许，这些群体的经验与认可度都为地方文化的延续提供了基础，为群体和集会创造了网络。这些微小公众被编织在一起，形成了更广泛、更成熟、更稳定的机构、社区甚至社会，尽管它们以持续的互动场景为基础。要产生可预测的效果，社会秩序就不能是短暂的、易变的；互动顺序取决于互动的持久性和连续性。行动的地方背景延长了社会世界的寿命，因为它建立在集体解释、共同参考和共享身份之上：特征和传统是可以被化用与延伸的。
连续场景中的参与并不是随机的。正如群体生产结果（处理效应），同时也有选择性地招募新成员（选择效应）。通过个人的选择性参与，以及参与者迎接新成员的鼓励，群体创建或再现了社会分化。我们不应该淡化这一现实：准入边界是社会分化（以及各种形式的结构性歧视）的基础。参与到行动场景中的个体生产了地方文化，并且对其进行了延伸。地方同社区一样会产生分层。层级制度同时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运作。
笔者并不是主张社会学家应该研究地方场景并排斥机构或社会，而是认为对群体的关注为中观水平的分析提供了基础。正在运行的群体相互依存，并在广泛的社会秩序中相互联系。社会就是由地方世界的网络构成的。这些交叉的群体和将群体维系在一起的控制力量——具有监督功能和资源能力的群体——就是我们视作现实的“社会结构”隐喻。
社会心理学家经常认为行动者只是临时聚集于某一刻——是缺乏隶属关系的临时性微小公众的过客，因此通常会对个人利益和特殊动机层面的压力做出冲动的反应。但是这种在互动主义或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很常见的观点忽略了互动场域的力量。由于环境是基于地方生成并具有参照性，因此这些社区内忠诚的行动者为社会秩序提供了张力。社会稳定是一项日常的、理所当然的成就，因为它是参与者对他们所属的那些微小公众所做出的承诺的一部分。
笔者呼吁一种强调地方重要性的社会学。但如此一来更倾向于将群体进行同质化以达成目的。然而，群体并不具有互换性，群体和网络也并非向所有人开放。地方场景往往是分化的，正如它们为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整合提供了基础。一旦权力系统建立起来——即使是由群体指挥的——这些系统的行为基础可能会被抹去，因为群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被视为是高于行动层面的。用戈夫曼的话来说，我们所继承的和留下的遗产可以检验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何不需要这些。
在中观社会学中，地方既是一个舞台，又是一个透镜。作为舞台的地方体现为物理的、亲缘的和历史的场所，提供了设定行动正当性的意义。当参与者致力于创建可行的行动路线时，行动源于对事件和表演的调整。即使在冲突中，这些界限仍然存在，指导着现行实践的变化或引发社区边界的重组。但地方并不局限于行动阶段的隐喻。地方同样提供了一个透镜，社会行动者借此创建群体、集会或公众，并建立界限以及进行区分。透过群体可以透视社会，也许是一个次级社会（与阶级、种族、性别、年龄或地区相关），或者是一个地方场景。我们的所见是特殊而不是普遍。
詹姆斯·乔伊斯写作的并不是都柏林，而是都柏林的集会、关系与角落。乔伊斯以他的微观图画创造了一个我们了解的世界，因为这些场景同样也是我们的。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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