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P70—P71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摘自《厦门大学学报》2023年1期，于世华摘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它的内涵与理论体系发源于先秦的道、儒、法、墨等诸家，经汉唐佛教元素的摄入、发展，最终成熟于宋。“治世”既有想象与现实结合的“三代之治”，同时也有可资效法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它既关系到中国古代政治层面上的国家治理，同时又与经济、文化、思想、外交等诸多方面相涉。
关于“治世”的理解古今存在较大的扞格，古人讲“一治一乱”，习惯用治与乱来理解世界。而今人则多称“由盛而衰”，知识体系中盛与衰的成分更浓。值得玩味的是，今人常提“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古人则很少运用这些概念。“开元盛世”，古人用的是“开元之治”。“康乾盛世”清人则很少运用。本文通过对比“治世”“盛世”等概念的差异，来检视从古而今关于“治世”的观念变迁。
中国古代“治世”与“盛世”的概念
“治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何时已不可确考，《邓析子》《子华子》《管子》《韩非子》《尹文子》《庄子》《诗序》等先秦、秦汉典籍皆有记载。“治世”的词义主要有两种：一是治理国家或社会，二是治理国家之后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本文主要检视第二种词义。
作为概念的“治世”，其对应最多的概念为“乱世”。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除此以外，治世—衰世—乱世体系，在理学兴起之后，也多被治国者所遵承。
揆诸古籍，“治世”“之治”的概念运用极广，主要集中在三个时间段：三代、汉代、唐代。“三代之治”“唐虞之治”“尧舜之治”是古籍中呈现较多的。
汉代“文景之治”“孝宣之治”“光武之治”影响最广，尤其是西汉初年的四帝治世景象最被后世所钦慕，“高文景武之治”也常被论者所言及。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是年号加“之治”概念运用较为广泛的两种，其中“贞观之治”则稳居首席。
相形于“治世”“之治”的概念，中国古人用“盛世”较少。刘后滨就注意到，古人的知识体系中，没有对“盛世”概念的具体界定。
“盛世”这一概念起初就是“治世”的代名词，卜宪群就说：“从语义上看，我国历史上盛世与治世的含义是同一的，盛世即治世，治世即盛世，二者可以互称。”如“唐、虞盛世”“三代盛世”“唐虞三代盛世”古人使用最为频繁，但也只是宋之后学人从“唐虞之治”“三代之治”“唐虞三代之治”化用而来。宋代开始，“盛世”这一概念最常搭配的是“太平盛世”，《张右史文集》等数十人的文集皆有提及“太平盛世”。而古人讲“太平之治”更多，说“太平治世”也不少。“汉唐盛世”这一概念也是从宋代开始沿用，然而，“汉唐之治”则运用得更早、更广，影响更大。
盛世之中最常被今人言及的是“开元盛世”与“康乾盛世”，“开元盛世”在古籍中称为“开元之治”，当下谨严的文史论文，也以运用“开元之治”的概念居多。“盛世”这一概念逐渐泛化使用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概念接受史的过程。
中国古代治世理论体系的内涵
“治世”有着丰富的内涵，是相关研究检视最多之处。然而，“治世”除了基本内涵以外，还有一些衍生的内涵，基本内涵与衍生内涵共同构成了“治世”的理论体系。
爱民与安民是“治世”最为核心的内涵，这是学界的共识。总体而言，就是要通过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来达到富民的目的，从而建立治世。成康治世之时，“刑措不用”，刑罚是“治世”的重要内涵。刑与德教的配合，最终目的还是“刑措”，就是置刑法而不用从而达到天下大治。
“汉文时，刑措不用，兵革不试”，刑措的同时不用兵是“治世”的另一内涵。“治世”的基本内涵就是物阜民丰、户口大蕃、任用君子、德治刑措、重文备武、四夷来朝的太平景象。
在这些基本内涵之外，“治世”还催生了一系列体系化的内涵。“治世之音”是治世理论体系中被古人申论较多的部分。中国古人认为“礼乐治世之本”，有“治世”之乐，自然也应有“治世”之礼，“好礼法”是“治世”与“乱世”的区别之一。“治世”还应有与之成套的文和诗。治世“礼”的外延是封禅，因而封禅也有封禅礼之说。“治世”的表征是祥瑞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物阜民丰、户口大蕃、任用君子、德治刑措、重文备武、四夷来朝作为“治世”的基本内涵，并不意味着“治世”就必须同时具备这些内容。具备这些内涵，自然也不能推导出就是“治世”，比如宋真宗有封禅就不能推论为就是“治世”。由于“治世”相成套的音、礼、文、诗、封禅、祥瑞的出现，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逐步层累而成，因而作为体系化的“治世”内涵也应该用层累的视角动态视之。
中国古代“治世”理念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中国古代较有影响力的“治世”，显然，“三代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其中，“贞观之治”的影响又略大于“文景之治”。甚至有人认为：“唐代以后，治国者往往不再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而是把贞观之治视为典范。”
“三代”一词，先秦诸子使用较多，“三代圣王”“三代暴王”以及他们各自的治理理念，也是先秦诸子经常对比的概念。“三代之治”的影响，着重体现在后世对三代仁、义、礼、乐、法制的崇慕与追求。同时，古人常常运用三代之事申说自身的治理理念，如魏徵说：“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
“文景之治”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宽仁恭俭，“文景之治”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后世习惯将“文景之治”与高、惠的统治联合在一起，将汉初的黄老之学与“文景之治”相对应，“汉初文景之治皆黄老之治也”，进而认为治世的出现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理论指导。
关于“贞观之治”的记载，后世多援引《新唐书》。《新唐书》给后世最大的观感是：太宗能够开创贞观之治，主要得益于擅长纳谏、实行偃武修文的仁义之政、运用君子治国。
“贞观之治”一直是后世效法的对象。唐太宗纳魏徵用仁义治国而创“治世”，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太宗运用君子治国对后世也极具影响。章如愚在《群书考索》中列举太宗的十八学士，只有“许敬宗一小人”，并详细论述了君子可以治国，小人足以误邦。在地方治理上，太宗注重刺史的人选也被后世反复申说：“唐太宗曰：‘为朕养民者，惟在都督刺史。’”
无论是“治世”的概念还是内涵，都有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而在内涵上，“治世”除了物阜民丰、户口大蕃、德治刑措等基本内涵，还有衍生的体系化内涵。“治世”衍生的音、礼、文、诗、封禅、祥瑞，具有层累建构的特点，是一个逐渐完成的过程。
在“治世”的影响方面，以“三代之治”与“贞观之治”影响较大。由于“三代之治”的记载过于模糊，因而呈现了层累建构的特色，不同时代的古人都会借助“三代之治”来申说自身的治国理念。“三代之治”保持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哪怕到了清朝，依旧将它作为“重农抑商”的理论基础。应该说，一直到近代，三代、周公之治作为神话与历史记载的结合体，依旧在时人的精神世界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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