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90年代末期，人类传播形态逐步从国际传播转向全球传播。就传播目标而言，国际传播指向的是人群的差异或分化，而全球传播追求共同体的重建 。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路径，通过对十年来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状况的定量考察和话语分析，本文发现国际舆论对这一中国方案的呈现，既有漠视与误读，也有关注与肯定。未来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应加强一国一策精准化；理念日常生活化；叙事话语国际化；传播手段柔化；多元主体发声共奏传播复调，以回应国际舆论的关切和质疑，推动全球公众了解并认同这一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
高金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1&ZD314）与北京市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舆论斗争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全球传播能力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全球传播既是一个传播时代，也是一种传播形态。全球化与互联网共同开启了人类传播的新时代，虽然全球传播无法彻底褪去国际传播固有的民族国家主体色彩，但是从根本上超越了“地域-民族-国家”的时空局限，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互联和信息共享的全新实践。全球传播形态的构建，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信息生产合力为之的结果，也是新的思想观念契合时代需要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中国政府基于对国际形势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判断。这一中国方案从全球意识出发，回应21世纪以来人类面对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和灾难，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十年之际，全球格局面临重大调整，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1.0时代已经结束。基于此，本研究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的坐标系；从国际舆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报道的现实考察出发，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路径与策略。
一
研究背景
知识社会学创始人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提出，辩证思维始终致力于回答两个问题：首先，当前我们在社会进程中所处的方位是什么？其次，当前的要求是什么？（曼海姆，1929/2017：169）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是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与这一中国方案的逐渐丰富和完善伴随而行的。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其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最初是作为探寻人类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全球性挑战之路的一种新视角而提出的。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时值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这是中国再次向世界郑重宣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
2012年11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登上政治舞台，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载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郑重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3月23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期间发表重要演讲，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演讲彰显了中国着意深化双方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往，构建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后，国内一致认同并于2017年10月载入中国共产党新党章、2018年3月载入宪法修正案，从而体现为一种执政党意志和国家意志；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引发国际社会共鸣并载入联合国不同层面多份决议，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全球意识，对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由“五位一体”的“五个世界”构成，即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对话协商，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2017：12）。这一中国方案开创了“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李包庚，2020）。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11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上合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实践探索”。这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国际格局持续动荡调整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再一次向世界重申中国方案、倡议全球行动。
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一种探索视角，到一种治理理念，再到“四个共同体”的实践方案，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日渐清晰深刻、内涵更加丰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美国等西方大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屡屡失当，其长期遵从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尽显困境。与此同时，中国倡导以全球合作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冠疫情面前彰显应对现代性风险和全球挑战的优势，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issinger）指出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基辛格，2020），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缓缓形成，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范式为化解全球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二）共同体的理论探讨
西方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共同体到共同体破裂的历史进程。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中多次提到“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本源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或资本的依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1932/2003：63，100）。马恩对共同体的思考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考察，体现了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实践特征的判断，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正式研究了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共同体是指人类群体生活中一种有机的生活形态，它是与社会相对立的、与机械的公共生活相对立的生活形态。在滕尼斯看来，基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友谊，人们缔结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滕尼斯，1991/2019：87-89）。滕尼斯从社会改造角度提出对现实批判的理论参照系，显然他受到马恩共同体论断的影响。就共同体本身而言，滕尼斯所指称的共同体只是一种小范围的共同体，仅存在于族群或国家之中。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社群主义在西方兴起。社群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来源，结合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分析历史发展进程，进一步发现共同体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最终阶段。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共同体是一种具有情感联系和共同信念的构成性群体，在当代社会特别是美国，真正的共同体往往存在于种族和宗教团体之中（姚大志，2014：16）。他们的关注点停留于抽象的政治哲学范畴，视政治自由为追求目标，认为应该对共同体有更多的尊重，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马克思关注共同体中人的主体性不同，社群主义者停留于人能动的生产力对社会秩序的作用，忽略了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角色。
人类对共同体的向往中蕴含的是人们对和谐共存、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的美好追求。从19世纪中期至今，中西方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已有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是：中国儒家《礼记·礼运》和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论永久和平》。前者描述的大同社会以社会公正为价值导向，以民主治理为政治前提，以社会和谐为终极目标（高亿诚，2020），构建的是一个“至平、至公、至仁”的社会模式，既代表着儒家对现实社会的反思与批判，也体现着儒家对理想社会的探索，经由康有为、郭沫若的创造性阐释，对百年来中国的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提出世界公民和世界联邦观念，康德倡导以共和制国家的联合来实现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这篇“定言式”的论文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国际法和外交准则（詹世友，2019）。上述两篇文献代表了中西方对理想社会的认识，其中凸显着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平等、和平与自由。
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中西方对理想社会的基本追求，把人类的共同价值和整体价值置于人类传播活动和社会行为的首位，顺应了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公平、开放的趋势，打破了20世纪以来相对封闭的不平等体系（丁晔，2019）。从全球治理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代表着人类对理想社会的价值追求，是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观（全球价值观）。从人类传播层面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传播追求的平等、均衡传播目标在哲学层面上的体现，是全球传播的主导性理念。20世纪国际传播指向的是人群的分化，是“我国”与“他国”的切分；21世纪全球传播指向的是重建共同体，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落脚于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各国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舒远招，2017），通过信息传播凝聚全球共识。
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相呼应，每个时期的共同体理念都拥有不同的内涵。在新型全球化时代，中国政府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共同体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断丰富发展这一中国方案，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等举措，积极践行共同体理念、深化共同体实践。近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被各国了解、接纳，并与中国一道加入到对这一中国方案的实践行列中来。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传播的关系
全球化带来的互联互通嵌入人类社会成为一种结构性力量，推动人类传播转变为全球传播形态。人类的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个人、机构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深化，进而形成了全球市场。全球市场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实在的共同体，促进人员、资本、商品、信息在全球自由流动。全球化具有多种维度和多种动因，是一个既同一又混杂的社会过程。全球化浪潮出现以来，其领导者始终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以来的美国，它们依赖雄厚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以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其核心理念，先后构建了以英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单边主义的世界秩序。21世纪以来，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一极独霸的优势逐渐弱化。同时，全球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恐怖主义、流行疾病等各种全球性问题日趋严重，现代化的风险威胁着人类生存。21世纪以来发生的系列事件——2001年9·11恐怖袭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全球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等，显示着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美式全球化的溃退，它给世界经济与和平发展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导致“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活动不绝如缕，这催生了与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美式全球化）有着巨大差异的新型全球化，与之伴生的是全球传播的兴起。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人类创造了全球传播平台。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认为“传播的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马特拉，2001/2005：代译序3）。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从互联网技术对社会价值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提出人类社会已经从传统社会跨入网络社会——“一个全球性社会”（卡斯特，2009/2018：1），这个全球性社会“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卡斯特，1996/2003：3），也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垂直结构，改变了以之为逻辑运作的财富、权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以互联网技术支撑的网络社会是扁平和开放的，是去中心化的，基于这一逻辑产生的冲突与竞争，不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更多存在于企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个体之间。而这些个体、组织或企业构成了全球传播的主体。
全球传播把全球视为整体的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场域，打破了国内与国外的界限；全球传播涵盖了所有的信息渠道，既包括传统媒体，也包括社交媒体。全球传播的目标是通过构建全球范围内自由而均衡的信息传播，促进理想的国际关系、群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建设，最终实现全球关系的公正化、合理化，实现和保障人类的自由和幸福（伽摩利珀，2007/2008：6）。这种理想图景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传播图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295）。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是全球传播的核心理念。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 研究问题
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历史源流上，传承了中西哲学思想之精髓；从传播实践上，符合当前全球传播的总体趋势，但是有些国家从大国博弈、话语权争夺角度对中国提出的这一理念持警惕或敌视态度，不同国家基于本国利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差异悬殊。截止2021年12月31日，中国知网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媒报道”主题的研究文献共108篇，已有研究成果主要为新闻传播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新闻传播学科侧重从国际舆论视角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外媒中的呈现特点，如《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一带一路”海外舆情看国际关系的中国方案》，提出“一带一路”实质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实方案（胡正荣，2017）；《十九大后国际涉华舆论发展形势分析》，提出中共十九大以后“新时代”成为中国的新名片（张力，刘长宇，2018）；《国际舆论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外界观察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窗口（许启启，宁曙光，201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社交媒体呈现——基于Twitter平台的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对Twitter平台上涉及该理念的英文媒体推文进行了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发现国外媒体对这一理念的报道倾向中性偏正向，主要与该国与中国关系正相关（刘滢，蒲昳林，2021）。一些成果从国别角度开展研究，如《德国媒体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语料库辅助的批评话语分析》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德国的传播呈现“起步-高涨-争议-深化”四个阶段，德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专题报道较少，话语环境多局限在中德领导人的交流访问，传播方式较为单一（许涌斌，高金萍，2020）。《“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德国主流媒体上的呈现》认为，德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报道可归纳为两种框架：“美国优先”原则的对立方案、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竞争对手（周海霞，2020）。此外《外媒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与舆论斗争的策略选择》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日渐加剧的中西舆论战角度进行舆情分析，认为人类终将在全球性风险的威胁下走向一体，中国政府应将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化为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机（高金萍，2020）。
外国语言文学领域的研究侧重通过对外媒报道的话语分析，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译介及话语策略，如许文胜、方硕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在英语社会的传播与接受——基于G20国家新闻报道的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中，“common destiny”“shared future”和“shared destiny”具有较高接受度（许文胜，方硕瑜，2020）；林元彪、徐嘉晨的《基于语料库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外媒英语报道话语分析研究》，认为英美两国媒体在传递中国国家形象时大量使用“劫持策略”展开话语攻击、运用“刻板定型”策略放大意识形态差异（林元彪，徐嘉晨，2020）。还有2篇发表于2018年，均以中共十九大后国际舆论分析为主题。
根据国家图书馆网站检索，近十年来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的图书共有84部，其中涉及国外的仅有2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对葡文化交流研究》通过对中葡文化交流的全景式分析及“中葡论坛”案例研究，透视文化交流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该书未涉及媒体报道（曾祥明，2019）。
本研究使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以“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仅有18篇文献，涉及三个学科角度：国际政治、教育学和经济学。从国际政治角度切入的，如《The Railroad Economic Belt: Grand strategy,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铁路经济带：大战略、经济治国方略和新型国际关系）认为，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更趋行动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国际关系等显示中国的战略日渐“国际化”，并让权力更加集中（Yan，2020）。《‘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外交的修辞与现实），认为作为中国外交政策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复杂，甚至互相矛盾，它既有平等主义又有等级观念（Nathan，2021）。从教育学角度切入的，如《Trend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oughts of Globalization》（马克思全球化思想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走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对有效提高高校大学生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Wang，2018）。从经济学角度切入的，如《Blue Carbon Cooperation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ith Network Game Model and Simulation》（基于网络博弈模型和仿真的海上“丝绸之路”蓝碳合作）认为，蓝碳倡议对应对21世纪最重要的环境问题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战略价值（Zhao，Xu，Gong， Fan & Chen, 2019）。《Locating Africa in China’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pproach》（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非洲：一种关系视角），作者从双边、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四个层面来考察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认为中国使用物质支持、包容性言论和东道外交，与非洲伙伴建立和延续所谓的“双赢”关系（Eisenman，2022）。
本研究使用谷歌学术搜索，检索时间为2012-2021年，以“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为检索词，搜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著作共1部，即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学者的《Slogan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人类命运共同体”口号），该书是以政治象征为主题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的论文集，其中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中国的一种象征性的政治宣传口号，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思想；它作为一个模糊概念提出后，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其衍生意义的生产使之进一步复杂化，但是没有体现政策相关性（Zeng，2020）。
从中外文献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辐射范围广泛，受到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关注。中文文献重视从国别出发，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的特点；国外文献侧重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价值意义。总的来看，尚缺少从全球视角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国际舆论接受状况的研究成果。基于此，本研究拟从三个问题入手，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特征：
其一，各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状况如何？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主要从各国主流媒体的报道量、报道重点入手进行分析。
其二，各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呈现态度如何？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结合各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和“中国梦”报道和文章的态度进行分析。
其三，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如何让这一理念被世界各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通过分析各国主流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报道偏少的共同原因，提出未来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对策。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国际主流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使用道琼斯公司旗下Factiva数据库和各国主流媒体网站，选择全球五大洲18个重要国家和地区，对其主流媒体（官方媒体为主）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和文章进行研究。
本研究按照区域划分，从五大洲每洲抽取3-5个主要国家（大洋洲抽取1个国家），选取其主流媒体，使用其官方语言进行检索，检索词包括：中国官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述、本国主流媒体常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述，共涉及13个语种。检索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如下图）。
这些国家中，既有与中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友邦，也有与中国竞争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对华关系，是影响该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报道倾向和关注点的重要变量。本研究通过分析这些国家主流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示全球舆论对于这一理念的认知状况。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的1.0图景
检索结果显示，乌克兰、意大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主流媒体鲜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报道，仅有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该国时发表的署名文章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驻该国使馆推送的重要文章（如大使署名文章等），以及人民日报在当地主流媒体上推送的专版中提及这一中国方案，该国主流媒体基本未有涉及这一中国方案的文章。基于此，本研究将报道量统计与内容分析、批判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对其他15国主流媒体自2011年以来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和文章，结合各国与华关系的特殊语境进行内容分析，挖掘各国主流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态度、报道倾向、信源特点及其话语背景，以此汇集而成国际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的特点。鉴于各国媒体产业发达程度不一，各国选择的媒体种数并不均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数据总量只能呈现出相对态势。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度日趋上升
就报道趋势来看，2018年以来伴随着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韩命运共同体、中俄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践行，国际舆论中对命运共同体关注度大幅上升，正在由“冷话题”转向“热话题”。就美国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情况来看，2011-2017年的文本量仅有37篇（高金萍，余悦，2020）；2018年至2020年6月的文本量达93篇，其中2020年上半年已有26篇，超过2019年全年文本量。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次全球性疫情中，全球主要国家的媒体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报道量都呈现上升趋势，客观显示了中国提出的这一全球治理观受到各国关注，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正在影响和改变世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度低于“一带一路”和中国梦
就关注程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梦是中共十八大之后正式进入国际舆论的三个重要的涉华话题，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综观各国舆论，发现各国关注度由高到低分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已经与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报道量高居中国议题榜首不难理解。中国梦以“两个一百年”目标为核心，体现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愿景，这一官方词汇也受到各国舆论的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针对全球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而各国舆论对其关注度最低，映射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不强的现实问题。
（三）各个国际集团的态度反差较大
就报道态度来看，美国核心霸权集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度较低，报道态度负面。美英澳加等国主流媒体基于意识形态的刻板成见以及本国国家利益至上，对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立场和主张持警惕心理和警戒态度，其报道框架包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反向解读 “天下大同”；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污名化这一中国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上“中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标签，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否定态度。相比较而言，这些国家的智库机构对这一理念的关注度高于主流媒体，加拿大智库从2014年开始对这一理念进行研究和分析，早于该国主流媒体；2019年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文章是加拿大主流媒体报道量的两倍。
欧洲集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度低，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交融。德国和法国等多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态度变幻不定，其变化的标尺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利益。德法等国主流媒体客观介绍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之为中国的外交战略工具，阐述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与意义的关联。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认同中国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但是把中国向意大利、克罗地亚等国赠送防疫物资称之为“口罩外交”，认为中国借此谋求与一些国家发展友谊是包藏祸心之举，可能威胁欧盟团结。
中国周边国家舆论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中国崛起产生的影响。韩国、印度、日本等国主流媒体主要从国际关系视角分析中国崛起将对世界、对本国产生的影响。这些国家对这一中国方案的客观报道较多，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外交场合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均有报道，但是受美英等国媒体对这一理念污名化的影响，叙事框架中不乏“中国威胁论”的阴影，对于周边大国中国的崛起持警惕和戒备之态。各国相关报道的态度也有差异，韩国媒体报道较为积极、正面，持正面和中立态度的报道占比达88.9%；日本媒体报道量少且负面态度突出，负面态度报道占比约41.2%；印度媒体的报道量最少，关注度最低，年均每家媒体报道量为1.4篇。
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媒体最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中国家对这一理念的报道量略多，对这一中国方案的阐述更靠近其本义，报道态度正面积极，如南非、塞内加尔、埃及等。这些国家主流媒体对中非命运共同体抱有期待，客观报道了中国长期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中对本国的援助和支持。非洲发展中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往往集中于中非论坛举办时期，往往与中非命运共同体话题密切相关。2020年6月17日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前后，埃及等多国媒体曾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非命运共同体。
意大利、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乌克兰等部分国家主流媒体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意识形态或外交辞令，缺少报道这一话题的意愿，出现“我方说得多、外媒讲得少”的现象。习近平主席往往会借出访之机在这些国家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以表达中国立场、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所在国媒体对习主席文章的转发率往往有限，如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时在《晚邮报》上发表题为《东西交往传佳话 中意友谊续新篇》的署名文章，呼吁中意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意大利其他媒体并未转发这一文章的核心观点。从新闻文化角度来看，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往往属于商业化体制，媒体市场较为发达，往往从受众需求角度出发，忽视对政治外交领域抽象概念的报道。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态度殊异源于多种因素
就信源角度来看，媒体产业发达国家如英美、欧洲多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报道兼具多个信源，既有转发中国官方媒体、外交部门的信息，也有本国驻华记者的报道。中国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媒体中，转发中国官方媒体信息较多，同时部分信源来自驻本国的中国外交官以及习近平主席访问时的讲话，人类命运共同体报道的高峰均为涉及这一主题的国际事件，如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亚洲文明大会、中非合作论坛等。2018年11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在法国巴黎举办“2018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暨“世界针灸日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活动”，发布《2018巴黎宣言——携手共创人类健康共同体》，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属概念——人类健康共同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国人民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全球合作遭遇强劲逆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求也空前高涨，成为国际舆论中的新话语。
各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出现较大反差的原因，除了国际关系、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核心因素，也包括新闻文化传统和民族个性，其中折射着中外的合作与较量。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趋冷的深层原因，各个国家各有不同，其共同性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主流媒体将这一理念视为“中国制造”“中国模式”“中国特色”，先入为主对之持警惕态度。二是传播者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一个封闭的政治话语，认为这一理念具有较高的抽象度，与普通受众的日常生活隔离。三是中国外宣媒体尚未构建这一理念的叙事话语体系，缺乏中国话语的世界表达。
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关注度较低、报道内容偏离本身宗旨，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这种状况已经改变，全球舆论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从“冷话题”逐步转向“热话题”，即在主流媒体报道中从非主流话题、非热点话题转向重要话题、核心话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的1.0时代已经结束。2018年2月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华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显示，“命运共同体”一词已进入英语圈国家民众认知度最高的榜单，成为外国民众耳熟能详的中国政治话语词汇（中国外文局，2020）。从近三年来报道量增多的趋势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含的协商、尊重和包容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所关注，被世界多国舆论认可和接受。
四
结论与思考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1.0时代结束之际，全球主要国家主流媒体基于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考量，对这一理念的报道仍然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重变量的纠缠之中，在均势的需求中，或淡化，或弱化，或丑化，也或美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认知扭曲可能导致错误知觉或敌意的螺旋式上升，带来可怕的后果。因此，中国如何通过传播让全球更多公众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逐渐达成共识，是决定这一中国方案能否真正发挥全球治理效能的关键。如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一个抽象度较高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么它真正为全球受众接受必然需要一个漫长的传播过程，首先需要被各国精英阶层、知识阶层理解并接受，进而成为国际舆论中常见的话语，而后被大众知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的对策建议
一是一国一策精准化。一国一策就是要紧密结合目的国的国情和媒体文化，制定切实可行的传播方案，回应关切、回应质疑，追求精准传播效果。依据对18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报道现状的分析可见，各国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中既有规律性的闪现，如与政府观点一致、坚守国家利益；也有非规律性的因素，如在多种语言的国家中（如印度），不同语种媒体的报道重点和报道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必须坚持一国一策方针，精细化制定传播方案，让目的国媒体有报道由头、有报道内容、有报道效果。
针对基于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需求，漠视甚至批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西方国家（如美国），中国应依托5G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着力提升消解其话语霸权的能力，营造平等包容的国际语境与话语空间。针对基于地缘政治与本国中心主义（如德国、法国和部分亚洲国家等），部分认可、偶尔批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国应积极打造中国特色平台渠道，坚持专业化、市场化、全球化道路，加快建设全球传播新格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非洲多国（如塞内加尔等），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理解、认同态度，中国外宣媒体要顺势而为，抓住热点议题，积极提供意见，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着力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效果，创新传播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二是理念表述生活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两个面向：一是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二是偏向于生活实践。作为价值观或治理观，它高度抽象难以被民众理解，因此应从这一理念的具体化、生活化入手进行传播，结合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传播命运共同体。所谓日常生活中的命运共同体，并非是日常生活本身，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依存和共同发展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报道，就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从每个个体生存和经历的角度，讲述共同体的故事和价值。王玉波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认为只有“把握住生活方式的变化，才能完整说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各个环节”（王玉波，1986年5月2日）。共同体是在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最终达至“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联合体。由此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报道，就是从日常生活角度，关注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度的人们如何通过交流合作，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因此，关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与合作，最终要落实在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
三是叙事话语国际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面对全球化发展困境提出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话语，不仅要表达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而且要展现中国方案的全球价值和共同价值，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及全球治理的合作价值，建设能够吸纳世界各国关注、具有科学阐释力的叙事话语。对于与西方价值理念冲突的行为或观念，要善于结合历史与变化讲清楚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和愿景；讲清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适应全球化发展实际的有效途径；讲清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更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发展之路，这是中国与世界分享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构建新世界秩序的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话语国际化要立足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文化资源，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融通中寻找共同的思想情感，提炼能够包容世界各国价值理念的话语表达。回顾政治哲学史，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曾就共同体这一命题进行过不懈的探索。19世纪，康德阐释过世界联邦的理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构想。20世纪，罗尔斯（John Rawls）将公平正义视为人类联合体的基本宪章；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除了行政权力和自我利益，团结是社会统合的第三股力量”（张国清，李长根，2020年6月16日）。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全人类福祉紧密关联的，它既是国家治理的全球延伸，也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朱卫卿，2020年5月20日）。
四是传播手段柔化。2009年以来中国启动“媒体走出去”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十余年来，中国外宣媒体在整体实力上有了极大提升，但是在传播能力上还存重要议题反映迟缓、传播方式僵化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传播，在很多国家没有实现“借嘴说话”“借筒传声”，一些国家关于这一理念的报道往往来源于习近平主席访问时发表的讲话、驻华大使的演说，或人民日报在当地媒体的整版推送，传播效果有限。中国应探索如何实现柔性传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
先声夺人与主动发声是在全球传播中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先声夺人就是在关键问题上要抢先设置议题，追求首因效应。主动发声就是日常传播中要积极出击明确表态，含混其词只能给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观点明确，传播才能有效。此外，虚实结合与舆论多元也是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要方式。在具体问题上要要改变舆论的单一态势，通过多元信息、虚实结合的手法，改变舆论的单一态势、干扰对方舆论，为国家战略实施创造一定的回旋余地。要善用“借嘴说话”“借台唱戏”“借船出海”，借知华友华的外国人士向国际社会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实内涵；借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平台传播中国声音；借经贸活动或文化交流活动介绍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借外方媒体表达中国合作与交流的善意和诚意。
五是多元主体共奏传播复调。21世纪以来，民众正在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大众自传播显示出陆续增长的影响力及在社会舆论中的引导力。在大众传播领域，社交媒体已取代传统的国际广播和国际电视，成为全球传播的主渠道。中国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让更多的受众（网民）、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多元主体共同发声，以多种语言和声音共同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日常故事，形成这一理念的传播复调。
在外交领域，公共外交正在成为新兴观念或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中国既要善用主场外交、跨国合作、人文交流等，积极分享中国在不同领域建设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以实际行动为新型全球化注入中国力量，展现中国对外合作交流的开放姿态；也要通过文化艺术、学术交流，包括电影、音乐等大众文化传播，以及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等机构的文化艺术巡展交流，润物无声地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应善用民间渠道，推进与各国的学术交流、技术合作、人文交流，筑牢双方共识基础，在此基础上积极发掘更多利益交汇点，寻求更广泛领域内的共识、交流与合作，通过公共外交加快这一理念的全球传播速度、广度和深度。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面临转型
任何一种观念或理念的传播和接受，都不是一蹴而就、短期可塑的。人的观念的改变，需要颠覆过去的认知和思维惯式。全球传播实践的大门虽然已经徐徐开启，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还需要各国之间的协作和包容，甚至在一定阶段牺牲本国的局部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全球认可、接受到践行，并成为各国遵从的全球治理观，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时间和过程，以及一个恰当的转折契机。
随着新一代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应用，技术将打破旧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引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文明。加拿大媒介学者伊尼斯（Harold Innis）曾指出，一种新媒介，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回顾人类历史，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伴随着新一代通信技术带来的人类传播去中心和去边界化，人类传播将超越欧美中心主义，淡化地缘主义色彩，逐步形成全球范围内更为自由而均衡的信息传播，构建新的全球传播图景。
在十年的酝酿和早期传播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传播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舆论中正在由“冷话题”转为“热话题”，这预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1.0阶段的结束，新的阶段的来临。不言而喻，面对现代化风险和旧的全球治理困境，人们将寻找新的全球治理观并转向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抓住时代赋予的契机，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未来的全球传播中充分发挥核心理念作用，是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使命。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3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