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憎的比较：社会学中的不可通约性、案例研究和小样本
摘要：
案例研究和“小样本比较”（small-N comparisons）受到了两个方向的攻击，即实证主义（positivist）和不可通约主义（incommensurabilist）。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为小样本比较辩护，认为它让质性研究者能达到一定程度的科学性，但他们也拒绝案例研究，认为它只是“独特的”（idiographic）。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分歧涉及社会学中社会理论的作用和性质，它有时被描述为无用的和寄生的，有时则被描述为与经验研究完全隔开发展。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以非常宽泛的笔触重建了战后美国社会学的主流认识论和本体论框架。接下来的两节讨论了对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几个实证主义和不可通约性的批评。最后两节提出了对比较的理解，即沿着事件和结构这两个维度进行操作，并对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关系作了说明。
作者简介：
George Steinmetz 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Steinmetz, G. (2004). Odious Comparisons: Incommensurability, the Case Study, and “Small N’s” i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22(3), 371–400.
本文作者：George Steinmetz
引言
本文特别关注的是那些从事单一案例研究或对少数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进行通常被称为小样本比较，small-N comparisons）的社会学家所面临的困境。这些社会学家主要耕耘于民族志、文化和历史社会学以及地区研究等子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实证主义者的批评。与此同时，从事小样本比较研究的社会学家，特别是那些研究非西方社会或次生文化的学者，或者研究像纳粹浩劫这样看似不可比事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来自非实证主义方向的批评。主张“不可通约性”的理论家对比较研究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质性研究者因此被夹在实证主义和不可通约性的对立压力之间。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回顾了实践/哲学的立场，基于此立场，案例研究通常被认为是没有解释力的，因此是不科学的。这一立场，作者称之为方法论实证主义（methodological positivism），在美国的社会逻辑学领域中主导了近半个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什么是“科学资本”（scientific capital）（尽管它的优势在最近几年已经开始减弱）。
接下来，作者考察了实证主义关于比较和案例研究的观点。尽管一些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者拒绝小样本比较，认为其本质上是低劣和不科学的，但当代质性社会学有其内部版本的实证主义，它把小样本比较理解为允许质性研究达到一定程度的科学性的方法。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揭示了这些反对小样本比较和案例研究的论点的缺点。
再下一节，作者讨论了有关比较研究的一系列更艰深的反对意见，围绕着不可通约性、事件的独特性和翻译的不可能性。这些反对意见不同程度地植根于浪漫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以及对大屠杀的历史反思。作者拒绝了其中的一些论点，同时试图说明其他论点与批判现实主义对比较研究的理解是相容的。
然后，作者提出了一个关于比较研究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解释。与实证主义一样，批判现实主义认为，比较是任何社会科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与实证主义的理解相反，比较不能被理解为唯一合法的研究风格，因为案例研究和明确的理论工作同样是任何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证主义不可思议的长存
美国社会学长期以来一直被一种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立场所支配，这种立场可以被概括为方法论实证主义。战后福特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规律与实证主义的社会认识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通过将其他社会学家自发的认识论引向他们的方向，实证主义者的力量得以加强。
方法论实证主义的盛行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间尤为明显。事实上，许多强化实证主义社会认识论的模式随着福特主义的结束已经消亡了。但是，学科内部的力量和社会学家的习惯延长了实证主义的生命。如果实证主义不再是“道德的”，它至少在该学科的许多有影响力的角落里仍然是“正统的”。
方法论实证主义是三个其主要组成部分的混合体：经验主义本体论（empiricist ontology）、实证主义认识论（positivist epistemology）和科学主义自然主义（scientistic naturalism）。其中第一个部分包括一系列关于社会现实、对象和因果关系性质的本体论假设。与这些本体论基础紧密相连的是一套关于社会事实可以如何被认识的认识论规则。方法论实证主义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统一性的科学主义-自然主义的理解，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都有重要影响。狭义的研究方法受到这三套基本假设的限制和选择。
经验主义是一种本体论的立场，它拒绝援引理论的、抽象的和不可观察的实体。经验主义认为，因果机制与它们的解释者位于现实的同一现象层面，现实在目前的观察技术下是可以观察到的。实证主义有别于经验主义，即使两者有一些共同的渊源并且经常一起出现。实证主义最好被理解为认识论中的一个立场，而不是本体论中的一个立场，它坚持科学解释采取“如果A则B”的一般形式（或更详细的休谟式的“事件的不变连接”，Constant Conjunctions of Events）。
方法论实证主义中的自然主义是一个哲学上的假设，即社会世界可以用与自然世界相同的方式来研究。科学主义是自然主义的一个更严格的变体，它声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是完全统一的。因此，科学主义与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假设密切相关，但它对社会学方法和研究设计还有额外的影响。具体来说，战后美国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意味着，人文科学不应该在重要的方面与自然科学有所区别。由于量化、大规模数据集、实验和预测在自然科学中的核心地位，人们认为这些也是社会学的合理且适当的目标。
实证主义对小样本比较和案例研究的批评
实证主义的比较概念受到科学主义假设的影响，即因果生成机制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是不变的。在这种假设下，历史研究可以被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横截面比较研究。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空间文化分界线上，普遍地应用概念总是合法的。相比之下，批判现实主义坚持社会因果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变性，因此拒绝社会模式是普遍的这一假设。
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科学的”（或“分析的”）质性研究本身已经与比较相联系。例如，Mahoney和Rueschemeyer（2002）定义了一个研究领域，他们称之为比较-历史分析，标志着与单纯的历史社会学的距离。
批判现实主义对Millian的“求同法和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 and Agreement）进行了非实证主义的反驳，表明它建立在有缺陷的社会认识论和本体论之上。Millian方法被指责为经验主义的变异：它不关心基本因果机制的力量或倾向，只对经验指标的相关性感兴趣。与像科学实验这样的人为封闭系统或像天文学这样的自然封闭系统相比，经验事件总是而且必然被多个相互作用的机制决定。实证主义比较主义所强调的模式是，在所有情况下，因果机制和结果（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一样的。在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领域，比如社会学和政治学，案例研究已经被降级为次要地位，其科学资本不如比较或大样本定量研究。
非实证主义者对比较的反对意见
尽管实证主义在该学科中仍占主导地位，但社会学家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其他领域对比较的批评，这些反对意见有着不同的来源。
经验主义（Empiricist）和名义主义（Nominalist）对比较的批评
经验主义者对比较的批评重点在于本体论。如前所述，经验主义者确实接受跨观察物的比较。但是他们拒绝任何关于根本原因的参照。因此，两个经验上不同的现象因其来源相同而可能被比较的这种想法，是不被经验主义者接受的。
名义主义的批评则认为，如果两个人或群体在不同的描述下理解自己，我们就没有理由把他们归为同一事物。社会学唯名论把行动者的自我定义或“立场”（standpoints）作为分析的起点和终点（尽管这肯定不是所有“立场理论”的真实情况）。
对翻译的批评
一系列更严重的批评始于索绪尔，他认为只要我们走出一个特定的语言社区，就会出现可比性的问题。这种对翻译的基本挑战与所有的社会分析有关。社会研究者感兴趣的许多比较都涉及跨越语言系统的差异。例如，所有关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全球化和跨文化的跨国研究，都会受到这些反对意见的影响。不过，鉴于语言的多义性，即使在单一语言领域内也会出现翻译的问题。
浪漫主义（Romanticism）和库恩的不可通约论（Kuhnian Incommensurability Theory）
在当代语言哲学中，不可通约性指的是“在两个或多个指称文本之间无法产生不失真的翻译的状态”。跳出语言学分析，我们可以更普遍地认为，对象、事件或实践必须是相称的，才能被连贯地对比。本体论对相称性和比较的一个主要批判植根于事件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从明确的认识论角度来看，对这一论题最有影响的表述是库恩的科学理论不可通约论（theory of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scientific theories）。库恩后期承认了双语的可能性，但在他去世前写的一篇文章中坚持认为，“有些东西用一种语言可以说出来，但用另一种语言却无法表达出来”，而且这个问题不能通过丰富母语“在其中加入缺少的词语”（Kuhn 1999:35）。
比较概念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Asymmetry）
另一组反对比较的论点关心的是在其核心起源和流通领域之外、只得到了有限应用的一些类别。例如，像“公民社会”、“国家”、“发展”、“公共领域”、“现代性”甚至“资本主义”这样的范畴经常被用于比较分析，询问为什么这些条件在特定环境中不存在或只部分实现的研究就受到了相应的批评。一些批评家断然拒绝这种形式的分析，认为社会机制在不同文化和空间中必然是可变的。这种批判的一个更有限的版本承认，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对全球的渗透，对非西方世界的分析无法避免起源于核心国家的范畴。然而，这种“西方-全球”的概念必须与当地的概念结合起来，并且应该仔细评估它们对研究早期前资本主义历史（包括欧洲和非欧洲）的有用性，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准则。
对比较的另一个相关批评集中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称上。这是对翻译更一般也更具有社会学意味的批评，它表明社会研究中的翻译通常是单向的，而不是对等的。非西方社会和次要群体更有可能在西方和主导文化的范畴内被分析，而非相反。即使在核心国家内，贫穷或亚文化的外部观察者几乎总是比他们的信息提供者更有特权。
纳粹浩劫（The Shoah）、创伤理论和不可通约性
关于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的最后一组论据来自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反思。利奥塔在一次有影响力的干预中把纳粹浩劫与康德的“崇高”（sublime）范畴联系到了一起，并为“不可代表性”（unrepresentability）的主张赋予了康德认识论上的扭转。崇高只发生在“当想象力无法呈现一个客体与一个概念相匹配时”。因此，我们有“不可呈现的”观念，它们“没有传授关于现实的知识”，它们 “可以说是不可呈现的”。这允许了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崇高美学的存在，因此也使得对纳粹浩劫的间接表述成为可能，只要现代艺术被理解为“通过可见的呈现方式对不可呈现的事物进行暗示”，被理解为呈现“不可呈现的事物存在”的事实。但正如Rose（1996:43）所问的那样，究竟什么是“我们所做的”？事实上，历史学家对大屠杀的原因进行了辩论。人们甚至可以说，解释是一个比描述大屠杀更合理的目标，至少当描述被理解为实际主观经验的再现时是如此。在这方面，大屠杀的不可通约性可能被定位在经验性和实证性事件的层面，而不是在导致灭绝的力量层面。
回应对比较的批评
一种回应是解释学（hermeneutic）。解释圈（hermeneutic circle）涉及现在和过去视野的熔合（Verschmelzung），而不是现在和过去对观察者的从属关系。布迪厄（1977）试图将现象学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他还主张将社会学家的概念语言与被观察者的立场衔接起来。布迪厄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具有深入比较性的，涉及到社会阶层间、不同性别间的比较等等。但他很少直接讨论比较的话题。
解释学方案与批判现实主义并不对立。批判现实主义承认，社会比较必然涉及解释和翻译。批判现实主义者在发展这一论点时借鉴了解释学的方法，即社会行动者自己关于社会的“原科学”理论构成了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和缺乏实验的“补偿器”（compensator）。作者认为，批判现实主义敦促我们去区分经验事件之间的比较，以及基本理论因果机制之间的比较。批判现实主义的比较研究策略结合了这两个方向：跨机制和跨事件的比较。
深度现实主义的比较不仅与方法论实证主义不同，也与大多数后结构主义立场不同。经验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回避谈论不可观察的结构或因果实体。因此，唯一可以想象的比较是在具体层面上相似的事件。
结论
任何以解释为导向的社会科学都必然会涉及到对具体案例的研究。在像社会这样的开放系统中，任何事件都产生于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多种机制。由于我们对基本结构或机制的唯一接触是通过经验性的事件，解释性的案例研究是社会分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使在一个明确的比较中，研究者也必须追踪一系列的重要生成机制，即使研究者最终只对其中的一个有兴趣。相比之下，每一种理论都涉及到一种生成机制或结构。对图景、模型或特定机制的阐述是科学过程的一个必要和半自主的部分。因此，被方法论实证主义所批评的三种社会学活动形式：个案研究、小样本比较和社会理论的半自主发展实则是社会科学的三种核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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