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波 张章 | 从“历史科学”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演绎程序
胡海波 张章◆文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生成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至列宁“社会科学”与毛泽东“哲学”“社会科学”并用，再从“哲学社会科学”至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演绎历程。这些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并非偶然和无序，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概念在时间向度和空间向度上的逻辑展开，是以一定的程序方式呈现出来的概念谱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与经典作家的“历史科学”“社会科学”等概念既一脉相承，又是这些概念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
——胡海波 张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共产党人向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中，“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使用存在一个从“历史科学”到“哲学”“社会科学”并用、再从“哲学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演绎历程。这些概念的提出和使用绝非偶然和无序，而是一种以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依次递进的程序方式呈现出来的概念谱系。剖析从“历史科学”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演进历程，考察这些概念丰富内涵展现的演绎程序，不仅是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自觉，而且对于以新的概念和话语对中国伟大实践进行“历史”叙事有着重要的启示，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演绎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检视
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可以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提出了“历史科学”的概念，即：“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两位经典作家在提出“历史科学”概念之后，还将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强调：“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在上半段的阐释中，他们阐明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内在关联，似乎对“历史科学”可作两者统一的整体性理解。但从后面的强调来看，他们重点关注的是“人类史”。这一概念也由此有了新的内涵，即“人类史”或“人的科学”。在共同完成《形态》之后，马克思着手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其研究工作而没有对“历史科学”概念进行过多的具体阐释，相反倒是恩格斯在多个文献中对其进行了阐释。他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认为：“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历史科学”概念在此处就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即指涉的是自然科学之外的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在《反杜林论》中，他将“历史科学”归结为“第三类科学”,并强调它是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由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科学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历史科学”在此处不仅有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说明，而且有了哲学、宗教、艺术等学科层面的具体阐释。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付印之前，曾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并且其中的《〈批判史〉论述》是马克思写的。这说明，马克思是赞同恩格斯的“历史科学”阐释的。在《自然辩证法》等文献中，恩格斯常常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并列，以表明两者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也与《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阐释相一致。显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总体来看，“历史科学”不仅内蕴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构建“历史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而且包括以这种原则和方法构建的自然科学之外的一切哲学社会科学。
列宁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和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并没有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概念，也没有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通常是用“社会科学”来指称“哲学社会科学”。他曾指出：“我认为必须反对那些往往是轻率的、错误的通常评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显然，列宁是在与自然科学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社会科学”概念的，并将社会历史领域及其著作分别称为“社会科学领域”与“社会科学著作”。对于哲学的特性及其与社会科学的关联，列宁也是有着充分认识的。他在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著作时就曾有过这样的结论：“反动的认识论同社会学中的反动挣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因如此，他也将“哲学”与“社会科学”并列使用，用来指称“哲学社会科学”。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整个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无党性”观点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史”与“社会科学史”的使用等等，都是以两者并列使用来表达“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
毛泽东通常将“哲学”“社会科学”两个概念并用来指称“哲学社会科学”,并对其进行了阐释。毛泽东非常重视概念的精准把握，认为概念的准确性属于逻辑问题。他指出：“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在毛泽东的理论视野中，概念要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就要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他曾结合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分别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进行了阐释。他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他强调，哲学的研究是为了改造世界，“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他还首次使用了“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即“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此处文献主要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为经济基础服务”“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功能。
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丰富“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内涵，将两者合称为一个概念而成为一个新的概念表述。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遭遇严重挫折的情况下，邓小平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同时，还强调过去忽略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从上述的阐释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论断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特别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更多地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精神支撑的内涵和价值属性。江泽民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先后两次对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进行了时代性的阐释，即“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有时也使用“哲学社会科学”一词，但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将其视为两个概念，认为包括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科学，突出的重心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江泽民则将其作为一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阐释，实现了概念的转换。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置于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高度，于2004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部文献总汇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认识，在明确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导方针、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管理体制改革、造就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所引发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凸显，也面临着更为繁重的任务。习近平提出并阐释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实现了由“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历史转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由此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标识性概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之间的演绎程序
从文本考察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不同时期的文献中，不仅所使用的称谓有所不同，而且在内涵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些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并非偶然和无序的，而是存在着一定本质的、必然的内在关联，从而形成了一个由“历史科学”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谱系。
在整个概念谱系中，“历史科学”概念不仅在时间向度上具有先在性，而且在逻辑向度上具有先在性。这个概念内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建构原则、价值旨归等都为整个概念谱系的历史演进提供着一般性原理的支撑。因而，“历史科学”概念在整个概念谱系中居于最高的逻辑环节，是整个概念谱系演进的元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曾明确指出，“历史科学”概念是针对当时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而提出的。由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人的活动而已”,因而“历史科学”应当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从学科层面来看，它应当是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基础的、除去自然科学之外的一切哲学社会科学。而当时的包括德国哲学、历史编纂学等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领域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都是“意识形态”。正因如此，他们用“仅仅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来强调“历史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在《形态》中，两位经典作家不仅阐明了“历史科学”与德国哲学、历史编纂学等“意识形态”在基本立场和解释原则上的本质差别，即“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而且将“历史科学”界定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这种“真正的实证科学”建构的内在逻辑是：《形态》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历史科学”的建构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只不过是一般原则和方法，“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因而，必须对“现实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个人”的生活过程及其活动进行研究。按照两人的分工，马克思承担起了这个伟大的理论研究任务。以《资本论》为主要标志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成果，也是整个“历史科学”的核心内涵；人类解放是马克思学说理论叙事的主题，也是“历史科学”的价值蕴涵。也正因如此，“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科学”。换言之，他们的“历史科学”概念承载着区别于以往作为“意识形态”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特定内涵，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旨归的“关于社会的科学”,从而为概念的历史演进提供了原理性的支撑。
列宁虽然没有直接沿用“历史科学”概念，但他对“社会科学”概念的使用和阐发却是其逻辑的延伸和发展。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后继者，列宁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及其概念范畴的继承，无疑使两个概念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但列宁所处的历史境遇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迫切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马克思恩格斯给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以一般原理性指导的理论建构不同，他所面临和迫切要解决的是俄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因而，在列宁的理论叙事中，“社会科学”概念又是“历史科学”概念范畴与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创新发展。具体说来，列宁是在两个层面使用“社会科学”概念的。其一，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关于社会的科学”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用来指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系统的知识体系。他在历史层面将“社会科学”视为由古典经济学家创立的，经由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丰富并推进的，最终在马克思主义达到最高发展的科学。这种使用不仅是“历史科学”概念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也是改造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实际需要。其二，在狭义上用来指称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科学的社会学”。在列宁看来，作为“对这些活动”的解释的“社会科学”,总是以一定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而生成的，其中既有哲学唯物主义的解释，也有哲学唯心主义的解释。从哲学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的社会知识体系必然是荒谬的；只有以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才是“科学的社会学”。他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是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总的说来，列宁的“社会科学”概念从根本上所要表达的是以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历史领域的知识体系。
中国的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逻辑延伸，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及其概念范畴的使用就是马列主义理论叙事及其概念范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创新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俄国的特殊性，因而，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能给中国革命带来危害。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不仅批判了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等脱离实践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倡导以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而且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进行了阐释，写下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等光辉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从继承方面来看，他继承了列宁的“社会科学”概念，并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将其界定为“阶级斗争的知识”。这一概念既可以在一般的广义上使用，也可以特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知识。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从创新的层面来看，毛泽东的“哲学”“社会科学”内涵不仅蕴含着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等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更加强调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即“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用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则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中“逻辑”层面的阐释，从根本上说，也是为解决当时中国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服务的。总的说来，毛泽东的概念使用和阐释既是“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概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逻辑展开，也是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生成的“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
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叙事，都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展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和列宁“社会科学”概念内涵在中国的空间向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时间向度的逻辑展开，也是毛泽东“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深化发展。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通过“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补课论”等阐释，他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以“生产力”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因素的内涵。江泽民在科学判断国际复杂形势、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仅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进行了时代性的阐释，实现了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并用到“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转换，而且反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和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胡锦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置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颁布了《意见》,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总结前人成果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核心要义的基础上，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及其概念范畴建构的一般原则，其中特别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而且将这些世界观、方法论原则面向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创造性地将《意见》中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总体目标凝练概括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标识性概念，实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认识的深化和创新性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概念内蕴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现实的描述”、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等三层叙事结构为整个概念谱系的历史演进提供了原理意义上的支撑；列宁的“社会科学”概念、毛泽东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改革开放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以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都是这一元概念在时间向度的不同时代主题和空间向度实践中的逻辑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现实的描述”、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演绎的内在动力，使其成为一个依次递进、动态发展的，以程序的形式显现的概念谱系。
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守正创新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提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标识性概念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并将其提升至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核心要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合乎逻辑的发展。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历史科学”概念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就内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对现实的描述”和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等三层核心蕴涵，这三层蕴涵及其相关命题交互作用，并不断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叙事主题相结合，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演绎逻辑的概念谱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就是整个概念演绎程序中的最新发展。这种“最新发展”首先意味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是“历史科学”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新时代中国合乎逻辑的展开，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守正”着概念的基本内涵。
首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内蕴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意涵。两位经典作家之所以提出“历史科学”概念，就是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当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把形而上学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观念等都纳入宗教领域而进行批判，并要通过改变人们的意识的途径来消除观念对人们的束缚和限制。这种意识形态及其叙事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对于无产阶级“改变世界”而言，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两位经典作家正是基于此，针对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历史科学”概念，并阐明了“历史科学”与“意识形态”在历史观上的原则分野，即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从而颠覆了作为“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邹诗鹏教授等学者据此将“历史科学”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即“特指唯物史观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涵义”。由此可以看出，“历史科学”概念无疑具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蕴涵。无论是列宁抑或中国共产党人在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使用上都秉承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这一根本蕴涵。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他始终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和“方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在他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决定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只有深入的理论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内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才是真正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其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内蕴着“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内涵。两位经典作家在《形态》中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真正的实证科学”“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列宁及中国共产党人承继了这一原则性的内涵，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具体实际，生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以及发展的最大增量。在新的时代方位下，习近平强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其落到研究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显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秉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对现实的描述”的蕴涵，旨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运用于新时代伟大实践，创造出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成果。
最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所秉持的人民立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人类解放的价值立场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价值旨归在新时代的逻辑展开。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是这一叙事中的重要概念，并与其他概念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的话语表达。从两位经典作家的“历史科学”概念，经由列宁的“社会科学”,直至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无不遵从这一根本的价值立场。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人民立场是历史唯物主义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的弘扬，是人类解放理论叙事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转换，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最根本的价值蕴含，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价值蕴涵一脉相承。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基本内涵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中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相结合而生成的，因而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具“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最新发展；同时意味着这一概念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上有着质上的跃迁，是具有原创性贡献意义上的“创新”。
首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继承性、民族性特点，彰显了民族主体性蕴涵。继承性呈现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所蕴含的时间向度上的文化传承和空间向度上的积极借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这就内在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生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是其主体内容和发展的最大增量。时间向度的文化传承主要体现在以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空间向度上的积极借鉴主要体现在以洋为中用的原则对世界所有国家、民族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有益成果的积极借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必须积极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因而，继承性展现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发展向度上的“基础”蕴涵。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及其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独特优势，也是其民族主体意蕴的深厚基础。民族性彰显了概念内涵在文化层面的主体身份认同和意义归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内蕴着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蕴含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新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从而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深刻内涵。这种民族性是“中国特色”的根本呈现，也是与其世界性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即“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
其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原创性、时代性特点，彰显了其发展向度上的创新性蕴涵。原创性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中国特色”的重要标识；时代性就是要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研究和回应社会发展所涌现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办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提出不仅是要创建具有自身民族主体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更为主要的是要回答和解决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下涌现出来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根本指向在于“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原创性和时代性两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者统一于对新时代涌现出来的新问题的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既是理论不断赓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在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彰显思想力量和价值之所在，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继承性、民族性基础上的，发展向度上的更高要求。它只能从时代凸显出来的问题开始，“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因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发展向度上内蕴着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的创新性蕴涵。
最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系统性、专业性特点，彰显了其发展向度上的学理性蕴涵。系统性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发展向度上的总体性和体系性要求的体现。在唯物辩证法视域下，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是一个各种事物相互作用、普遍联系的整体性世界。时代涌现出来的重大问题不仅处于世界的普遍联系之中，而且自身也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构成并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总体性存在。因而，哲学社会科学中精神或思想的力量也往往取决于对时代问题的整体性回答，一个国家、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评判与公认度也往往取决于其整体的力量。专业性呈现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发展向度上的科学性和学理性。学科分类逐渐细化及其发展的专业化是科学进步的重要标识。恩格斯在阐释世界整体性时曾指出：“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对“细节”把握，恰恰是看清“总画面”的前提。专业化的科学发展和学科建设也恰恰是从总体上把握世界、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专业化和系统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及其内涵发展向度上学理性要求的两个方面，从应然的指向来看，不仅涵盖历史、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前沿学科等诸多学科，而且通过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建设使其成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总体性的体系。
总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一般原则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伟大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换言之，这一概念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叙事在面向中国社会巨大变革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的进程中，获得了其内在的规定性，既是中国伟大实践的凝练概括，也是经典作家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
文章来源：《南昌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文章作者：胡海波 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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