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湜 | 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
王南湜◆文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强调主体能动性与强调社会历史结构客观性之争。从有效地改变世界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本目标看，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基于价值理想的社会批判与基于科学考察的社会建构的双重功能，从而认识到马克思兼具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双重身份，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为全面的合理阐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家身份的再认识，以及对马克思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再认识，对于当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具有一种重大的战略性的典范意义。
——王南湜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强调主体能动性与强调社会历史结构客观性之争，或者说强调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者的青年马克思与强调作为《资本论》作者的成熟马克思之争。但这一影响甚大的争议，回过头来看，其实只是人们误读马克思的结果。从有效地改变世界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本目标看，历史唯物主义必然具有基于价值理想的社会批判与基于科学考察的社会建构的双重功能，从而马克思必定兼具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双重身份，因而这一争论便意味着争论双方只是将马克思主义抽象为单一向度，将马克思削减为单一身份之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两种同样片面观点的对立。而理解到历史唯物主义之双重功能，不仅是对于这两种片面观点的超越，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更为合理的阐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更为合理的全面理解，特别是对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家身份的再认识，从而对马克思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再认识，对于当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具有一种重大的战略性的典范意义。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史上，历史唯物主义之非单一性功能，大概是卢卡奇最早明确提出来的。百年前，卢卡奇发表了一篇与本文标题部分字样完全相同的报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在其中基于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所处历史情势的变化，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问题。在报告的一开头，卢卡奇就提出了如下命题：“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在其受压迫的时代里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现在，无产阶级正在准备重建社会并在其中重建文化，它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这个时代是自然的。单是为了这个原因，就有必要建立这个其任务在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于整个历史科学的研究所。至今，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一种极好的武器，但是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它只不过是一个纲领，一种对应该怎样写历史的指示。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任务：整个历史的确必须重新写，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整理、分类和评价过去的事件。我们必须尝试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具体科学研究的方法，成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读完这段话，读者自然地会期待卢卡奇在下文中提出一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社会中如何变化的论述，但令人遗憾的是，读完整篇报告，人们所期待的论述并未出现，而卢卡奇只是在报告的最后才极为原则性地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功能方面的两点很重要的变化”：“第一，必须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指明，怎么一定会走上自觉监督和控制生产、摆脱对象化社会力量强制的道路。过去的任何分析，无论多么仔细和准确，都不能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只有把辩证方法——无偏见地——运用于这种完全新的题材才行。第二，因为每一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自我批判的客体化，所以极度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就使我们有可能从它正在做完的自我批判这一立场出发，比迄今为止可能有过的都更明确和更完善地进一步发展作为‘人类史前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感谢卢卡奇敏锐地觉察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功能的变化，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非单一性。这一观点使我们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多向维度以及不同维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展现的不同功能。这也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推进卢卡奇的有关论述，对历史唯物主义之功能转变做出新的阐释。
尽管卢卡奇敏锐地意识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在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的条件下，亦须随之而变化，但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功能变化的论述却是流于表象的，因而是有严重问题的。这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他只是做了一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功能变化的判断，而未能对这一转变提供一个合理性的说明，更在于其未能真正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功能变化何以可能的结构性基础。而要揭示出这一基础，便必须回到对于马克思关于“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命题的深刻理解。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其“包含着全部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中提出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命题。这一置于整个提纲最后一条的命题，无疑可以理解为是马克思对于哲学的终极诉求。但遗憾的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最为根本性的诉求长期以来却并未得到人们全面深入的理解，人们或者将之理解为只是对于将理论付诸实施的强调，或者理解为对于解释世界的理论的蔑视和对于改变世界的行动的强调。然而，如果我们不限于这一文本本身，而是将之放置在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之中来理解，那么，这一命题所指者，便不是仅仅将理论付诸实施或者只是对于行动的强调，而是指向以科学的方式真正有效地改变世界。因此，这一命题便包含着双重内容：一方面是改变世界的实践的首要性和解释世界的理论对于实践的从属性，另一方面则是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的中介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这一命题之中包含着有效改变世界与科学解释世界之双重诉求的统一性诉求。换言之，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功能的全面理解，必须一方面看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可或缺的双重诉求，另一方面又必须把握这双重诉求之统一性。
但要能够把握这两种诉求之统一性，却也并非易事，这也便是以往人们在理解马克思哲学时陷入两种片面性之争的根由之所在。这是因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在逻辑上对于世界本身会有截然不同的预设。一方面，若是从改变世界看，要改变世界，便须预设世界具有可改变性，即世界本身不能是全然决定论性的。若世界是全然决定论性的，则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将无任何自由可言，从而任何人为的有目的的对世界的改变都将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若是从解释世界看，要解释世界，便须预设世界具有可解释性，即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确定性的，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论性的，否则，任何解释都将是不可能的。所谓解释世界，便是将世界描述为受某种规律体系决定、支配的，如若世界本身并不具有这种决定论性的规律体系，而是全然随机的，则将无法被解释。显然，一种哲学体系如若只是主张解释世界而无关乎改变世界，那么，无论这种哲学持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都在逻辑上是自洽的，都不会在体系中出现内在的张力。而一种主张改变世界的哲学，如果只是简单地主张改变世界，而无关乎合乎理想目的的改变，即只要是世界发生了变化即可，那么，这种哲学之中亦不会出现内在张力。但一种哲学若是主张以科学的方式合乎理想目的地改变世界，则必定在理论体系中会出现既主张决定论同时又主张非决定论的内在张力。如何化解这种会导致体系破裂的内在张力，便成了一个难题。面对这一难题，人们多选择一种简单易行之策略，即将马克思哲学之双重诉求简化为单一诉求，或者简化为一种只是解释世界的决定论体系，或者只是一种单纯指向行动意识的论述。前者以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以及苏联教科书体系为代表，后者则是起自卢卡奇等对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主义阐释。这两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这种消解矛盾的简化方式尽管消除了理论上的张力，但从根本上错失了马克思哲学所主张的以科学的方式有效地改变世界的真精神。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那里，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一内在张力问题的。毫无疑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是从强调改变世界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出发的。在那里，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设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将现实世界理解为这一类本质异化的结果，并由此得出扬弃异化、复归人的自由自觉类本质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可期待和当为之奋斗的目标的结论。从人的对象性活动出发，无疑是克服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忽视人的能动活动之弊，但在此时，关于这一扬弃异化的价值理想是否具有客观的可实现性的问题，尚未进入马克思的视野。但无论如何，马克思是在积极地寻求走向现实生活，为真正有效地改变世界寻找可行之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人的本质规定中增加了物质生活资料需求的维度，这使得生产劳动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诗意的“审美性劳动”转变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由这一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进行的活动出发，通过对生产力与分工发展的考察，马克思将人类走向自由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在这里，马克思对解放的条件也进行了分析：“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这里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来描述解放的条件，无疑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要具体多了，但将“不堪忍受”亦纳入其中，却显示出这里仍未达到真正的客观性。
而要达到真正的客观性，便必须真正超越哲学思辨，以科学的方式去考察现实社会生活。这是在《资本论》中实现的。在这里，马克思建构起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以科学的方式揭示出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只是在此基础上，对于人类解放条件的规定，才算达到客观的科学的规定。《资本论》之成为科学的关键之处，便是建构起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对象。所谓科学对象，便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东西。而这样的科学对象，便不能是变动不居的人类活动的直接存在，而必须是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确定性的东西。这种具有确定性的东西便是制约着人们社会活动的客观结构。《资本论》第一卷的“商品和货币”篇便是从人们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出发而对这样一种经济活动结构的描述。这种对具有确定性的结构的描述所形成的便是一种决定论性的科学体系。这样，马克思便从早期著作中对于主体活动能动性的强调转换到了《资本论》中对于制约主体活动的社会客观结构的揭示。
但这一转换并不意味着像许多论者所主张的那样，马克思从早期的能动论主张者全然转变成了决定论主张者，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两个马克思”。这一转换只是对其早期能动论体系的一种深化，一种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是对象性活动”之规定的改进。但这一“改进”由于在命题中加进了“我能知道什么”的科学认识之维，而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得马克思的理论成为一种具有哲学-科学双重维度的“升级版”理论，真正具备有效改变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一转换仍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表述的“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的规定范围内进行的。基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规定，这样的受到环境制约的人的能动性便只是一种有限制的能动性。而这一制约人的能动活动的广义的“环境”也正是以往活动的结果。《资本论》中对于制约人们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经济结构的描述，便正是对于这一广义“环境”之本质的揭示。既然这一转换只是对总体性的主体活动的结构性方面的描述，这一决定论体系便只是关于社会生活的一种科学理论模型的描述。尽管这种描述揭示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性规定，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因而与主体能动活动兼容而不相矛盾。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便超越了那种决定论与能动论的简单对立，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之包容于自身之内。而这一包容，也就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功能奠定了基础。
二、历史唯物主义双重功能之变迁
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双重功能内在地包含着这双重功能之不平衡凸显的可能性，而特定的历史境遇则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转变为现实性的条件。也就是说，从历史唯物主义之社会存在决定何种社会意识会居于支配地位这一立场看，历史唯物主义功能之变化乃是与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面对的问题相关联的。纵览马克思主义阐释史，马克思思想阐释之几次重大的变化，从一个方面看，正是凸显历史唯物主义双重功能之不同方面的变化。在国际共运史上，大体上说来，这样的重大变化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是第二国际的进化论与经济决定论阐释以及与之相连的苏俄自然唯物主义阐释，另一次则是起源于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发生过类似的阐释变化。如果不算李大钊对历史唯物主义之内在张力亦即双重功能之独特理解的话，则从瞿秋白引介回国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机械决定论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唯物主义阐释，亦经历了两次变化。而现今中国社会正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则呼唤和酝酿着新的阐释模式。
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第一次变化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做出经济决定论与历史进化论的阐释。此时，工人运动已获得长足发展，欧洲各国的工人党都已建立和开展活动，需要理论指导。而由于“第二国际体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现了阶级斗争与对社会过程的科学分析的结合”，因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在此时便担当起传播历史唯物主义并以之指导工人运动之责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代替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工作，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言，“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兴盛时期”，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工作由于受限于时代背景和主观条件而将马克思主义片面化了。在这方面，由于“考茨基是统治了整个第二国际期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人物”，所以其理论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也就最具代表性。考茨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突出特点是将之与进化论相关联。在他看来，“社会的改变和物种的改变一样都可归因于环境的改变。如果环境保持不变，这个环境里居住的有机体和社会组织也就不变。有机体和社会组织的新形态是由于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才出现的”。因而，“对发展的冲击力，并不是个体的自发的首创能力，而是环境的变化”，或者说，“在变化中发动的因素只能是生活条件的变化”，照此来看，“归根到底，发展只由环境的变化来决定”。进而便可将社会历史过程还原为自然过程。“自然是一般，社会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特殊事例”，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不与自然发展的规律相矛盾，而毋宁可以说是自然发展规律的自然继续”。
显而易见，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将社会历史过程还原为自然过程的阐释方式，全然抹杀了主体能动性方面，而完全回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评的旧唯物主义那里去了。但何以会如此呢？这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去理解。就客观方面而言，巴黎公社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阶段，进行革命的条件较缺乏，西欧各国工人党的日常活动集中于常规的议会斗争。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展其理论活动的，因而把他们所看到的这种历史现象当作了终极的实在，当作了与自然实在同样的社会实在。就主观方面而言，则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并未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效改变世界的哲学所具有的双重诉求或双重功能，从而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之能动活动方面，只抓住了客观条件对于人的活动的制约方面，由此陷入了片面性之中，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一种经济决定论体系。
然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却无法解释经济发展落后的俄国何以能够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形势，其理论捉襟见肘了。于是，便有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在这些理论中，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当是最具典范性的。麦克莱伦中肯地指出：“卢卡奇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是1917年十月革命，可以说他的著作是把这次革命理想化的理论。”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把阶级意识视为革命之根本性的原因，从而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主体能动性方面。但卢卡奇在这里以回到黑格尔主义的方式来克服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仿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绝对精神经历漫游而达到自觉之历史，将现实历史亦视为作为历史之主客体的无产阶级从不自觉的“实体”达到阶级意识自觉的“主体”的活动过程，将客观的自然全然消解于历史之中。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黑格尔主义的批评也适用于卢卡奇，卢卡奇只是对于能动方面的抽象发挥，而错失了现实的能动性之客观条件制约方面，从而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也正是囿于此，卢卡奇尽管看到了革命胜利之后在“重建社会并在其中重建文化”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需要有一个变化，但基于其黑格尔主义的阐释却不能对此变化提出合理性论证，亦不能提供具体的有意义的内容，而只能以一种空洞的方式提出了这一重大问题。
卢卡奇以无产阶级意识之有无来说明革命之可否，即便按照其理论逻辑，亦不能合理地说明何以革命会在经济落后的俄国胜利。因为按其逻辑，无产阶级意识之达成乃是物化发展至极致而导致的，而物化的极致化又是资本主义之发展的结果。若此，落后的俄国显然是不存在超越物化意识之条件的。不仅如此，尽管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在理论上无法解释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但事实是在革命后的苏联，居于支配性的哲学理论仍然基于一种与之类似的缺乏能动性方面的决定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考茨基将人类历史视为自然过程之一部分，即将历史唯物主义纳入进化论之中的进一步精致化的发展。这便是居于支配地位达半个多世纪的教科书体系。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我们恐怕也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何种社会意识会居于支配地位的进路去加以理解。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特定的社会存在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是针对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就俄国而言，其时无产阶级革命所要解决的意识形态问题，并非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所导致的物化意识问题，而是消除维护旧有社会存在的宗教唯心主义的问题。而对于宗教唯心主义之批判，法国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科学唯物主义乃是最为有效之利器。于是乎，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符合科学的决定论之维，便成了一个合乎历史情境的选择。毫无疑问，此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是片面的，因而列宁晚年在其《哲学笔记》等著作中通过研读黑格尔的辩证法，试图将能动性方面引入进来而突破上述阐释。但由于种种原因，起源于第二国际的自然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阐释一直延续了下来。
在中国，李大钊、李达等早先主要传播的是日本学者解读的唯物史观，但瞿秋白等介绍的苏联教科书体系最终成了主导者。这种事态恐怕只能用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俄国有某种类似之处来加以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很早就有论者介绍，但只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较大规模传播。其之所以如此，并非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带来的示范效应——既然俄国人通过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举改变了民族之命运，中国人为何不能效法俄国选择同一道路而救亡图存呢？但要救亡图存，则唤醒民众的启蒙又必不可少，因而便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着力弘扬的“德先生”“赛先生”。这样一来，对于中俄这些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目标便是既推进启蒙又超越启蒙。这在思想观念上所要解决的问题便要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复杂，必须将启蒙的内容同时纳入超越启蒙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去，方能适应自己国家之现实情况。这一改变的适应性，可从其带来了宣传群众方面的巨大成功中看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如此理解这种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之方式的同时，我们亦应看到这一阐释方式中能动性的缺失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带来的对革命的损害。也正是这一点，引发了毛泽东在读苏联教科书时对其中的机械决定论的反思和批评，以及在其政治和军事著作中对一定条件下的人的能动性的强调。而毛泽东对一定条件下人的能动性的强调这一点，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苏联教科书体系机械决定论倾向对现实实践的不良影响。
改革开放后，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兴起。由于这一大讨论所面对的教科书体系与卢卡奇当初所面对的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体系的相似性，且由于卢卡奇著作的示范作用，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复现了卢卡奇的理论进路。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持续了几十年，至今尚未停息，其中的观点不可避免地有所不同，但就总体趋向而言，在其内在逻辑推动之下，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越来越走向了卢卡奇式的深度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关于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之缺陷或问题，已有过诸多讨论，这里不再重复，而是只举出一例：在金融危机后兴起的“《资本论》热”中，与卢卡奇相似，大多数国内学者将《资本论》主要解读为一种哲学层面上的拜物教批判，而严重忽视了《资本论》作为一部社会科学著作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本质规律的揭示这一更为根本的方面。而这就把《资本论》的基于劳动价值而对于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客观描述还原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论批判了。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之以科学的方式真正有效地改变世界这一维度也就无从着落了。显然，这种阐释方式在克服教科书体系之缺乏能动性问题时，忽略了客观性原则，走向了另一种片面性。因此，必须超越这两种片面性，恢复历史唯物主义之双重功能。
三、历史唯物主义双重功能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建构之意义
恢复历史唯物主义之双重功能，不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理解，而且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内在要求。这一要求是再认识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正是这一再认识的需要，呼唤着对历史唯物主义双重功能的全面把握。对中国社会之认识，当然并非自今日始，而是从鸦片战争把中国拖入现代化进程时便开始了。但这种认识在很长时间里或固执于传统观念，对于时代之巨变缺乏足够的认识，试图以“中体西用”之类方式固守传统知识体系；或将中西之别简化为古今之别，对于中国社会之特殊历史进程漠然置之，试图以“全盘西化”论作为解决之道。囿于这两种过分简化之认识进路，对中国社会之认识，便不可避免地浮于表面。不言而喻，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已经不再如一百多年前那般简单化，而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十分明显的增加。但是，近年来诸多领域的理论争论却也显示出人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前述两种片面而简单化的认识进路。要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便不能不超越此等简单化和片面性。但要能做到这一点，在方法论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双重功能的回归与把握便是必不可少的。
现今学界居于主流的黑格尔主义阐释倾向忽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维度，而对历史唯物主义之双重功能的回归与把握的首要之点自然便是对科学维度的弘扬。这一弘扬之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恢复历史唯物主义双重功能之全面性，而且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更重要的在于借此方能有效实现对中国社会的再认识。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乃是不断分化的社会，不仅如传统社会中那种经济、政治、文化之“领域合一”的状况已变为“领域分离”的状态，而且各个领域亦在不断分化和重构。在这种高度复杂和急速变化之社会中，传统的笼统的思辨性认识方式已难以奏效，而只能采取一种已在自然研究领域显示出巨大成效的实证的科学方式。而实证的社会科学之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兴起，便正是适应于西方社会的这种巨变。而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之所以从其早期的哲学思辨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正是因为痛感于当时德国盛行的思辨哲学之空洞浮泛而要将之革除。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过明确的表达，甚至表现为将实证的“历史科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对应起来，将实证的“历史科学”视为唯物主义的认识方式，而将思辨的历史哲学归于全然无视现实生活的唯心主义。因此，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想步黑格尔思辨哲学之后尘，而想实现对中国社会的真切认识，那么复归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认识功能便是不可避免的。
恢复科学认识之功能无疑是走向真切认识中国社会的必不可少的一步，但只有这一步还不够，要能够达于真切地认识中国社会，还必须有适用于认识中国社会的独特的方法论。这又是缘于社会科学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认识方法的特殊性。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冠以“科学”之名，实证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仿照其时已取得巨大成功的自然科学而构建起来的，但两者之间却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那就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至少可以说在人类世界范围内是具有齐一性的，而社会科学的对象却是各不相同的。这种不同，从根本上来说，首先是根源于近现代科学的本质之与古代科学的不同。古代科学以解释世界为务，而近现代科学则以改变世界为务。这一点科学史家伯特一语中的，他认为近现代科学是“把一个有待说明的事件分析成为比较简单的（而且往往是预先存在的）构件，以及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海德格尔亦将现代科学的本质归结为支配自然的技术。如果科学的本质乃是作为人类支配自然事物的方式，那么，社会科学的本质便亦在于作为人类自我支配或支配社会事物的方式。既然自然事物作为支配对象在世界范围内是同一的，那么，作为支配方式的自然科学在世界范围内便也是同一的；而既然社会事物亦即社会存在方式，在迄今的世界范围内是各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存在着根本性差别的，那么，作为其支配方式的社会科学从根本上来说便必定是有所不同的。换言之，支配对象的相同从根本上决定着支配方式的相同，而支配对象的不同亦从根本上决定着支配方式的不同。若考诸社会科学之创建历史，也不难发现，社会科学之所以呈现为数大流派，正是源于其创立者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不同。尽管不同的社会科学流派面对的基本问题都是人的能动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这一关系问题在不同社会往往会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存在，因而由之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各不相同，从而理论把握方式和解决之道亦随之而不同。这一同与不同在现代社会学的开创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那里都有着十分鲜明的表现。作为国际主义者的马克思的问题与目标乃是人类解放，因而他所探讨的是在何种条件下解放得以可能。身处19世纪后期法国的涂尔干面对的是个人道德发展与国家重建相协调的问题：“1870—1871年的灾难之后的国家重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对于强化道德的普遍性则明显影响了他的全部著作。确实，涂尔干的著作所关注的主题是，使世俗个人主义的成长与维持一个分化的社会统一体所要求的道德之间保持协调……主要的问题是要扩大个人发展其潜能的具体机会，并与现代社会秩序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道德原则相统一。”而吉登斯指出了韦伯的思想背景：“在德国，1848年的失败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的不合时宜性，相反倒使俾斯麦的强权统治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是韦伯整个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显而易见，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建构以中国社会发展为对象的社会科学是极其必要的；而中国社会的独特的存在方式，亦决定着这种社会科学必定适应于中国社会而独具特色。
既然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之形式是与其对象的存在状态密切相关的，那么，要构建起适应于真切认识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就必须对中国社会之独特性有一个自觉的认识或意识，否则探寻适应于认识中国社会之独特的方法论进路就无从谈起。但这样一来，认识中国社会之独特性和建构适应于认识这一独特性社会的科学方法进路这两者，便是互为条件的，于是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怪圈之中。但只有将两者都看作固定不变时，“怪圈”才成立，而若将之置于动态之中，则两者的关系只是一个交互推动、共生发展的过程。况且，所有这两个方面并非从零开始的，而是一方面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性，特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已经通过移植和改造建立起了一些能够在一定意义上适应于中国社会之认识的方法论。这样，我们所要做的便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在对中国社会之独特性自觉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两个方面在互动中的发展，以最终能够创造出适应中国社会之认识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尽管对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倾向非常片面，但对于这一倾向的反拨却也不能走向单纯的科学之维，以致与实证主义为伍。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功能既是相互区别、不可混淆为一的，也是内在关联的，因而建构适应于中国社会之认识的社会科学，便不能只是一极突进，而必须是两重功能协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重建，还不可避免地涉及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重功能相关的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重建问题。社会科学作为对社会结构之客观性的把握，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解释社会世界，而是通过科学地认识社会而服务于有效地改变世界，因此，这一改变世界的活动便不可避免地是为该社会行动的价值理想所引导的，这便意味着，作为改变世界之科学中介或手段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与相应的价值理想整合起来，形成一整套由目标和手段组合起来的行动方案。这种两方面的整合过程，并非简单地将科学理论拿来实现已经存在的理想目标，而不可避免地是两方面互相调适的过程，亦即一种基于现实实践境况而相互中介、相互规定的辩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价值理想所具有的民族历史性之特征，它便不可避免地对作为社会世界之改造手段的科学理论具有一种规导作用，即将科学理论引向为民族价值理想的实现而服务；但另一方面，传承下来的民族价值理想往往是与既往的社会存在形式关联在一起的，其形式未必适合当下的社会存在，因而，便须将其中的核心因素剥离出来，将之放置到当下社会存在状况之中加以重构，以建立起适应于当代社会存在的价值理想形式。而所谓放置到当下社会存在状况之中，也就是用社会科学对当下社会世界的认识作为价值理想之建构的中介。这当中，由于前面所指出的科学对于现实社会世界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之过程，其对于价值理想的中介便随之会有所改变，使之更为契合于现实社会的世界，从而能够更为有效地引导现实世界之改变。这一重建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意义尤为重大。这是因为与当今高度现代化国家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历史之悠久、历史道路之独特，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特性意味着在实现民族价值理想的重建之中能够从先行现代化国家那里取得的借鉴更少，从而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从自身的传统中汲取力量，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国人自己的努力去探索和创造。显然，这种艰难的创造一旦获得成功，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且对于整个人类世界历史的走向，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伟大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功能在很长时间里都被人们片面地理解了，而在今日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时，克服既往阐释中的片面性，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性存在状态，并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进程中将历史唯物主义弘扬光大，正当其时也。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文章作者：王南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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