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梁栋等
原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2期，第21-38页
作者：梁栋，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研究员
吴惠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摘 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本文以广西南部一个乡镇为个案，以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实现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农业经营体系变迁前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塑，以及这种重塑对农业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小农经济体系下，通过整合村社本土资源与利用熟人社会机制，农机服务主体的乡村精英身份、组织内外的关系协调与服务市场的扩展，共同构建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内生型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但随着大规模土地流转对农业经营体系的重构，农机服务市场开始脱嵌于乡土社会，其后果是对小农户的全面排斥。本文提出，在实践中需要注意农业机械化中人的重要性和社会关系基础，并积极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农业转型；小农户；社会基础；乡村振兴
农机服务体系的变迁与脱嵌
——基于广西南部Ａ镇的个案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尤其在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强调乡村振兴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新形势下，农业社会化服务成为链接小农户与大市场及现代农业体系的重要桥梁。随着乡村社会加速转型，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兴起，他们在进行生产的同时，亦承担起为小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功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基本上都是通过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逐步实现的（甘路有，２０２０；蔡键，刘文勇，２０１９）。
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农业机械化服务占据重要位置。在实践层面，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形成了自上而下有助于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的政策体系。除了政策原因之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是农业机械化取得飞跃的有利社会因素（焦长权，董磊明，２０１８）。数据显示，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我国农用机械总动力从６.４亿千瓦增长到１１.１７亿千瓦，增长了７４.５％；增长最快的是大中型拖拉机台数，增长了４４２.９％；联合收获机台数也增长了３２３.６％（陈义媛，２０１９）。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的大中型农机具数量迅速增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业机械化进程，有利于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后“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难题（魏后凯，刘同山，２０１７）。
学者们的研究普遍表明，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改变了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格局，促进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和耕地流转，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研究中国的农业转型，农业机械化作为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之一，必须得到足够重视。
围绕中国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现代化、乡村社会转型的关系，相关研究可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对中国农业机械化宏观进程的研究，揭示了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主要机制。例如，焦长权和董磊明（２０１８）指出２００５年是我国机械化快速发展的分水岭。有的学者则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认为市场需求诱致性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协同发展是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关键原因（路玉彬等，２０１８；孔祥智等，２０１８）。方师乐和黄祖辉（２０１９）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业机械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分析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地产权的明晰化以及农机政策等因素对农业机械化的推动作用。芦千文和吕之望（２０１９）从经济史的角度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机作业服务体系变迁过程，解释了我国“大国小农”国情下农机服务规模化的制度原因。二是，对农业机械化与农地规模经营关系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土地集中流转之后，农业机械化才会发展，农业机械化才会通过强化农民退出土地的意愿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刘同山，吴刚，２０２１）。但是也有学者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农情，从社会分工角度指出土地流转本身存在不可持续的问题，并提出可以在小规模农业经营之下实现服务的规模化（罗必良，２０１７）。尽管我国一直都是以家庭为经营主体的小规模农业，但这并没有限制小规模农业的机械化水平（仇叶，２０１７）。当然，除了“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的争论，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农业规模经营并不是单纯依靠“土地”和“服务”中的任意一个要素，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和内在统一（赵晓峰，赵祥云，２０１６）。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农业机械化的社会化服务不仅是农业规模经营的必要条件之一，也使农业小规模经营重新焕发生命力。
以上研究为我们认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整体演进、现实困境及其与规模经营的具体关系提供了宏观视野，有利于更加科学地认识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科视角大多抽象地将农业机械化置于理性契约、产权清晰和自由市场环境下来讨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农业机械化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即缺少从微观的社会视角对农业机械化服务与乡村社会之间联结机制的讨论。正如徐宗阳（２０２１）所认为的，农业机械化的核心是人的问题。而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的研究鲜少探讨农业机械化在基层社会是如何实现这一重要问题的。在此方面，已有一些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揭示了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社会分化会导致不同的农民阶层在农机服务需求上产生冲突（周娟，２０１７）。仇叶（２０１７）的研究注意到了内生型的机械化服务市场对小农户的意义，指出内生型机械服务市场是农民进行自我组织与自我服务的有效尝试。还有学者从批判主义的视角，认为农机作业服务的本质是资本从内部对小规模家庭农业的利益占取（陈义媛，２０１９）。
可见，农业机械化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不仅关注微观的人、乡村社会网络与农业机械化的社会关联，也关注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及乡村社会结构的反向影响。然而，既有研究在系统揭示农业机械化服务供给中的社会逻辑、社会机制和社会影响方面，仍然有拓展的空间，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已有研究关注的对象大多是公司性农场的机械化实现过程，而对散落于乡村社会之中的诸多小农户的农业机械化服务需求满足问题鲜有涉及；第二，在农业快速转型的进程中，既有研究缺乏从纵向的历时性视角呈现农业机械化服务提供与组织机制的变迁图景，以及解释这种改变对农业发展和乡村社会意味着什么。因此，本文主要关心如下问题：在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乡村社会，农业机械化服务实现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农业经营体系经历了快速更替后，既有的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会经历怎样的变化，这种改变的社会后果是什么？通过思考以上问题，为新形势下农业的转型发展和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优化提供政策参考。
二、田野概况与研究进路
本文的个案源于广西南部与越南接壤的Ａ镇。Ａ镇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雨热同期，非常适宜种植甘蔗和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全镇耕地面积２４万亩，甘蔗种植面积多达１７万亩，属于全国糖料蔗主产区。Ａ镇有一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便已建成的大型制糖企业——兴隆糖厂。糖厂跨乡镇的蔗区面积达７０万亩，Ａ镇也成为制糖强镇。由于甘蔗种植区地貌以丘陵为主，加上当地劳动力富余，长期以来甘蔗产业的机械化率较低。随着当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逐渐离农、进城，甘蔗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出现断档。
约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在国家政策扶持和当地政府的大力引导下，Ａ镇的甘蔗种植机械化开始取得突破，在种植环节机械迅速取代了“人力＋牛耕”模式。因为处于起步阶段，广西各地的甘蔗种植机械化推进过程几乎是平行的，不存在农业机械跨区作业，也因此未形成一个竞争激烈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在种种不利于当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下，当地的甘蔗种植机械化仍然在有条不紊地开展。
但是，２０１４年前后，随着甘蔗主产区“双高”基地项目的建设，Ａ镇全域经历了一场土地整治和土地集中流转，出现一批公司化农场和标准化甘蔗生产基地。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瞬间被重塑，但这种重塑带来的影响却是破坏大于收益。不仅大农场在机械化实践中遭遇了监督困难和生产效率损失，而且小农户也成为被挤压的对象，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逐渐脱嵌于乡村社会。
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对Ａ镇农业经营体系变迁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机服务供给机制产生了兴趣。自２０１７年起，笔者连续４年追踪Ａ镇农业转型的过程，对Ａ镇政府、所属县政府、县“双高办”、兴隆糖厂、Ａ镇蔗站、大型农场、村干部、蔗农、砍蔗劳工等不同群体进行了深度访谈，并观察了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脱嵌的全过程。
三、面向小农户的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
（一）商品化小农经济体系的韧性与稳定性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各地农村劳动力开始逐渐向城市流动时，Ａ镇因为从粮食作物到甘蔗种植的成功转型发展出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在地化农业产业体系。长期以来，Ａ镇的甘蔗种植业机械化水平不高，耕、种、收以及田间管理各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且甘蔗的生长期长达９～１０个月，其间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远超小农家庭的供应能力。为了应对劳动力不足，蔗农以家庭劳动为主，辅以互相帮工、换工以及在本村内少量雇工，以农户家庭为主的商品化小农经济稳定地延续下来。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兴隆糖厂的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民种植甘蔗的面积稳步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快速上涨。村庄内部的劳动力已然不够用。此时，Ａ镇接近越南边境的地缘优势便体现出来，大量非正规越南劳工涌入当地从事种蔗和砍蔗。甘蔗种植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一部分由农户家庭和村庄转移到这些外地人身上。整个榨季（每年阳历的１０月底至次年４月初）越南劳工通常以７～８人为一个小组寄住在当地农户家中。其间，作为东家的农户负责越南劳工的吃住，安排他们到自家土地上做工，并按季付工钱，也将越南劳工引荐给村里有需求的其他农户。在后一种情况下，东家可从中收取少量服务费或干脆只当送人情。当地人形象地把这种经济行为称为“养工仔”，而Ａ镇的种蔗大户基本上都“养”过越南劳工。越南季节性劳工的进入使甘蔗种植家庭经营的组织形式变得更稳固了。
当然，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展出将甘蔗种植和间作西瓜相结合的复合型商品农业，使土地的亩均纯收益提高到２２００元以上。而在Ａ镇由于存在开荒的历史传统，拥有３０亩以上土地的农户不在少数，其一年下来的农业收益几乎与外出务工持平。然而，夫妻二人共同在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溢出效益却显著好于外出务工，如可以兼顾双方父母的养老和孩子教育。总之，长期以来，Ａ镇甘蔗种植业的家庭经营特征非常明显，农民外出打工的现象也没有流行，间接实现了农业的“去过密化”、解决了农民土地之上不完全就业的难题。
（二）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机服务供给机制
资本投入和劳动力的双密集性是甘蔗种植业的典型特征。甘蔗种植过程中必需的工作量大概有三分之二依赖村庄内部的换工、雇工和家庭自有劳力，其余三分之一才是机械化。但是，２０００年之后，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农业劳动力的持续供给面临挑战，“半工半耕”社会结构下农民种植甘蔗的人工成本上涨明显。对于Ａ镇来说，尽管有大量廉价的越南劳工可以补上这个短板，但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非正规劳工迁移的整治也日益严苛，如全面禁止“偷渡”、规定越南劳工必须经过合法正规的劳务公司引进、为劳工办理合法用工证等。非正规劳工合法化的过程也是蔗农雇佣外来劳工“去廉价化”的过程，因为正规化的成本最后都转嫁到了田间地头。因此，２０１０年以后，Ａ镇出现了大量专门从事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市场主体。
但是，Ａ镇蔗区分布过于分散，土地细碎化严重，土地到村庄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位置越来越偏僻，因此，土地连片的难度非常大。加上当地低山丘陵的地形地貌，农业机械化的成本相对较高。例如，Ｂ村一位农户家的４０亩土地分散在３０多个不同的地方，两块土地之间的最远距离达到了８公里。土地的分散、细碎和形状不规则导致机手需要来回反复翻折，机械空跑、故障的概率很高，大大增加了机手的时间损耗和机器的油耗、零部件损耗等。从理论上来讲，出于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机手并不愿意向小农户提供服务。因此，“农机服务的规模化”要走出理论的抽象还需要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即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通过熟人社会机制，依托乡村社会本土性资源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自我服务，从而形成一个面向小农户的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
１.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主体的形成
在农民对机械化服务需求弹性较小的市场环境下，提供农机服务的主体基本是乡村社会中的精英群体，他们的身份一般包括村干部、返乡知识青年、规模经营户。当然，这些机手都是本地人，有一定资本，掌握有关农机操作、维修的技能，在本地也有较高的地位。因此，这些机手对所服务的对象——乡村社会中分散的小农户，普遍都有强烈的认同感。这种情感建立在一定的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并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
５４岁的李兴在Ｇ村担任村主任长达１７年，２０１８年才卸任。他家共有土地６０多亩，全部种植甘蔗，对机械化的需求比较急迫。２０１１年，他花费２０万元购入一台中型拖拉机，当时主要考虑为自家服务，空闲时再去赚点额外收入。他坦言，曾经长期担任村干部的身份让他“更吃香”，尤其是村民对他很信任。这使得他更有动力做好机械化服务，并收取更低的价格。（访谈记录ＬＸ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Ｇ村是Ａ镇的甘蔗种植大村，目前有３０多户拥有自购的农业机械，主要用于耕地、播种、中耕。Ｇ村目前共有４０台机械，受限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机械多以中小型为主。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主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可以节省交易成本。这些机手不同于跨区服务的外来机手，他们一般只在本地服务，甚至有一部分机手因为自家土地较多、机械马力较小而只在本村服务。他们对村中的土地分布十分了解，知道谁家的地在哪个位置，往往只需要提前互相打个招呼就可以自行前往作业，节省了一系列协商成本。这是农业机械化服务能够对接小农户的关键一步。
其次，可以避免监督困境。由于都是本村蔗农，机手们非常了解机械化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也很爱惜作物，如他们会谨慎驾驶避免轧坏甘蔗的根苗等。若雇佣外来机手，不仅需要户主到场，还避免不了监督的困境。就像某位村民所说的：“甘蔗是宿根作物，对根苗的保护至关重要，一旦轧坏了后面就发不了芽。外村人根本不在乎轧没轧到苗，搞完一块地收一块地的钱，做完拍拍屁股就走了。自己村的做完了也不用马上给钱，等手里宽裕一点了再给，他们（机手）也放心啊。我们也很难管到（指监督外地机手），因为刚砍完甘蔗，轧没轧坏是看不出来的。完全靠自觉，他们（机手）认真一点我们就少损失一点。”村民比较认可的“自觉”“认真”和“放心”，作为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农民道义和责任伦理，很难体现在一个陌生的理性经济人身上。
最后，来自本土机手的经验可以确保机械作业的质量。调研发现，Ａ镇的机手们在购入新机械后很快就会将其改装，以适应特殊的地形和土壤条件。这种机械改装行为依据的是机手们长期在本地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这种不断累积的经验是外地人所不具备的。
“新机子买回来后用上一段时间都会改装。大块地还比较好操作，因为行距比较宽，小块地种得很密，我们就自己研究出来一种装置，可以根据行距灵活调整。这边的土壤层比较薄，下面石头多，不了解情况的外地机手很容易弄断犁铧。”（访谈记录ＬＸ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几乎所有的机械都要经历一个从设计到实用的过程，俗话叫‘从专家到农民’。比如，今年上市了一种新的种蔗机，不能拿来就用的。机械化的发展是慢慢摸索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经验。”（访谈记录ＺＷＭ２０１８０８１５）
“有的拖拉机设计出来后速度太快了，最小的档位还是很快，在我们这边就不实用。种甘蔗的时候需要我们控制车速，慢慢放，种下去才不影响发芽率。”（访谈记录ＬＸ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农业机械化操作对经验的需求排斥了外地机手的进入。但为何本地人比外地人更加重视总结经验？这是因为大部分农机户都是兼业性的，以自家服务为主、对外有偿服务为辅，其突出特征表现为以在村服务为主，至多会将服务范围拓展至本乡，即便是有偿服务也多带有很强的人情与社会互惠的性质。农机户的身份认同里除了提供市场服务的身份外，更多的还是将自己视为一个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本地乡民。因此，他们对机械操作的实际效果十分在意。而且，本地农机以较为便宜的二手机、中小型机械为主，试错的成本比较低，“改装失败了也不会心疼”。因此，农机户的服务范围并不是按照纯粹的市场逻辑向外无限扩展，而有其社会限度。
２.内生型农机服务供给的关系协调
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产权和各种经济关系相对模糊的社会，而非契约社会。这种特征在宗族性发达的Ａ镇更加明显。以Ｇ村为例，宗族之间的关系历来较为紧密，村庄的凝聚力较强。这为分散的小农经济获得规模化的农机服务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多为小农户家庭，而在分散经营的现实状况下，农机服务提供者和小农户之间签订契约或合同的情况基本不存在，真正发挥作用的往往是互相之间的“口头之约”和“一句话的事儿”。只有村庄社会具备合作的精神，才能实现小农户分散经营基础上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合作的发起多由村民组长召集，这种中介机制弥足珍贵，避免了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况且，在乡土社会人情和脸面的约束下，机手大多也比较本分。也就是说，农业机械化的核心并非机械，而是“人”（徐宗阳，２０２１）。这里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机手之外，还包括普通的乡民及其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为什么机械化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情境？这是因为发生在小农经济体系中的农业机械化需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例如，Ｇ村的蔗田大多是插花分布，机械要为某个农户作业，势必会穿过其他农户的土地，但宿根蔗又很容易被轧坏，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引发纠纷。此时，村委会、村民小组起到重要的协调作用，在某户需要农机作业时将周围的几家农户聚在一起，实现集中作业。地形较为平整的地方往往需要大马力机械进入，如砍蔗时，需要拖拉机、钩机、卡车进入装车，但这个季节经常阴雨连绵，机耕路的维护和及时抢修就在村民组长的协调下由周围几个农户合作完成。关系能够实现协调和平衡的社会基础是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尽管当地农户的经营规模有所区别，但基本上是一个小农社会，农户之间的社会分化不明显，村民对于农业机械化服务的需求较为一致，因此，解决农户间的矛盾和满足共同需求就更容易实现。
内生型农机服务供给中的关系协调还体现在服务主体的内部协调上。农业机械化之后，并不是不需要人了，反而更加凸显人的重要性。当下，甘蔗种植的机械化主要发生在种蔗环节，使用机械种蔗可以一次性完成机械开沟、机械施肥、排种、机械覆盖地膜、机械培土等。其中，排种环节需要人工配合。这个环节至关重要，需要实现“人机合一”。除了机手外，每台种蔗机还需要４名女工配合。其中，２名女工坐在种蔗机平台上排种，将整条的甘蔗种苗一根根地顺入“喂入筒”，然后经机器切割后滑入地上的沟槽；另外２名女工在地头拣选优质的甘蔗种苗以备随时搬到机器上使用。这种安排对人的“素质”要求较高，特别仔细、有责任心的人才可胜任。原因在于：第一，排种时一旦出现顺入的种苗不整齐，很容易导致机器卡顿，或造成切割机故障；第二，只有带芽点的甘蔗种苗才能使用，如果地上和机上跟车人员不仔细，就会顺入很多带病或芽点损坏的甘蔗种苗，影响出芽率。事实证明，机手和跟车人都必须是本地人才可以实现高效配合。比如，在挑选甘蔗种苗时，需要的是长年累月和甘蔗“打照面”的经验，需要跟车人能够快速判断并筛选出健康的种苗。只要当前的农业机械化还不能摆脱对人的依赖，经验就比技术更难掌握。
“有些甘蔗坏掉了，从外表的颜色就能看得出来。但是有一些甘蔗看上去好好的，却很轻，里面空空的，也是发不了芽的；有一些甘蔗芽点坏掉了，要仔细看才能分辨出来；还有些甘蔗是弯的，需要砍成几段才可以。只有以前种过甘蔗的人才做得来。”（访谈记录ＷＨ２０１９１２１５）
机手对一个配套工人是否经验丰富的判断，取决于他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对工人的了解。因此，机手一般找自己比较熟悉、信任的人组成固定队伍，人数一般稳定在５～６人。事实证明，这项工作外地人无法胜任。内部亲属或朋友关系的组织特性使得机手与工人之间围绕着作业问题的协调成本降低，不用担心监督问题，作业质量有保障，也使得作业队伍结构稳定，省去了临时找人的麻烦。
“我一般都找自家人，或者村里面比较信得过的人，她们不会坑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她们如果不认真，会直接体现在甘蔗出苗情况上啊，那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人家看到缺苗严重的真的会毫不客气地骂你的，下一次也不会再用你了。和自己人交流起来也没有困难，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说。”（访谈记录ＷＨ２０１９１２１５）
３.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扩展
嵌入乡土社会的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逐渐向外扩展。这种扩展通过几个农机户组成机耕队抱团取暖实现。选择加入机耕队的农机户购置的都是１４０马力以上、质量上乘的大型机械。Ｇ村的李桂达２０１５年牵头成立了一支机耕队，６名成员来自本乡镇的不同村庄，之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且作为成员的每个农机户都拥有不同的配套农具。加入机耕队之后，就可以实现不同农机户的优势互补。之所以跨村组建机耕队，一是因为同一村庄的大型机械本就不多；二是因为农机户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获得更多的作业面积，从而尽快收回成本。
“成立机耕队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就是可以资源共享。好比我有种蔗机，他有地膜覆盖机，你有喷药机，我们就可以互相合作。你的机械再厉害，你再能干，你一季最多也只能干完你自己村的，你去不了外村。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六兄弟联合起来，就可以随便去外村作业了。很多活都是一连串下来的，种完甘蔗要盖地膜，后续还要喷药、培土，前面的（机手）做完了，后面的（机手）就很自然地接上了。以前我在我们村一年最多可以做３０００亩，现在可以做６０００多亩。隔壁村的某个农家虽然叫的是我兄弟，但他要没空了就叫我赶紧过去，反正距离也不远，而且都互相认识。”（访谈记录ＷＨ２０１９１２１５）
机耕队的成立便利了农机户，扩大了其机械化作业的“势力范围”，也方便了广大小农户在耕种环节的“抢农时”。根据当地人的经验，新植蔗在砍完上季甘蔗后若提前一天种下，就可提前半个月收割。每个参与合作的农机手都像对待自己村的农户一样对待作业范围内的外村村民，那么机耕队中的每一个成员就成了机手和外村人连接的社会结点。因此，尽管机耕队的组织形式在空间范围上大大扩展了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但农业机械化服务提供过程中的核心机制却没有发生变化，其主体性质、关系协调的方式等也都未曾改变，其本质仍然是以服务当地小农户为主的市场形式。
四、农业经营体系的变迁与农机服务市场重组
（一）土地流转前的农业经营体系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Ａ镇以甘蔗产业发展为主的农业商业化转型使得家户制的农业体制得以延续。在２０１４年“双高”基地项目实施前，Ａ镇内的甘蔗种植户始终以小农家庭为经营主体，并未出现规模化转型。根据兴隆糖厂提供的数据，２０１４年之前，Ａ镇的甘蔗种植结构仍然以小农户为主，３０亩及以下的超过９０％（见表１）。因此，我们非常有理由认为，这个时期的农业经营形态仍然是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农业。
土地流转前的小农经济体系恰与上文所述的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相吻合，保障了小农户享有基本农机服务的权利。
（二）土地流转的推进与阶层重塑
Ａ镇于２０１４年开始实施“双高”基地项目，主要做法是依托土地流转打造出一批家庭农场、合作社和专业大户，这也是Ａ镇和县里历年来农业治理的目标和主要方向。推进“双高”基地建设的过程即大户崛起的过程。土地流转后，单个片区的连片面积都在２００亩以上。在地方政府的全力干预下，Ａ镇的甘蔗经营体系彻底重构。
一是，大户的数量明显增多，数量增加最明显的是１０００亩以上的超级大户。目前，Ａ镇共形成２５个经营规模超过１０００亩的超级大户。所有大户中，规模最小的也超过了６００亩，经营总面积已超过３.６万亩。Ａ镇的这些大户都是在土地平整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大户的出现使得全镇的土地流转比例超过了６５％。
二是，大户的崛起产生明显的替代效应。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崛起，以往被认定为“大户”的适度规模经营户或中坚农户逐渐瓦解，数量急剧减少。租金的上涨对于过去的中坚农户继续低价流转土地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也吸引着曾经流出土地的小户转而将土地收回并重新流转给政府打造的大户。
三是，产生了土地的集中与碎分双重效应。囿于地形地貌，大户并未全部流转小户的土地，而是选择性地流转交通条件优越、更平整的土地。因此，大户崛起的同时也造成了土地的碎分，这成为土地大规模流转的意外后果。２０１４年以来，尽管小农户的绝对数量在逐年减少，但减少的幅度相对大户的快速增长来说并不明显，即随着大规模土地流转过程中资本对优质土地的筛选，小农户在数量上并没有消失，但其经营的土地总量却急剧缩小，土地的碎分化继续加剧。
不同于过去较为和谐的小农经济体系，新的农业经营体系打破了这种均衡。大户等经营主体可以代表Ａ镇新生成的强有力社会阶层，与剩余性的小农户构成乡村社会中的两大阶层。Ａ镇快速崛起的这些大户大多来自外地，此前也在经营各种非农产业，其来到Ａ镇流转土地属于典型的“资本下乡”。与过去的小农户不同，这些大户基本采用了公司化经营的方式，其经营逻辑也更符合企业的行为特征。
（三）农机服务市场的转型与脱嵌
经营理念和策略不同导致两大阶层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尤其表现在农业机械化服务上。而且，农业经营体系的变迁本身也是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同步转型的过程，但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的转型对不同阶层农业生产者的影响截然不同。
１.大户主导的农业机械大型化
２０１４年以来，各种马力的拖拉机和配套农具数量快速增加，上升幅度最大的属大、中型马力拖拉机。２０１３年，Ａ镇８０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只有７９台，２０１８年增至１２７台。中、小型拖拉机和配套农具的数量并没有随之减少，这是因为尽管大户数量增加并且适宜大型机械作业，但小户的数量仍然占多数，他们仍然有使用中小型农机的需求。
土地平整连片以及道路交通的改善使得Ａ镇的甘蔗种植机械化朝着大型化发展。政府的行政干预在农业机械化的大型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直接推动农机大型化的还是大户群体，他们是农机服务体系转型的最大动力。Ａ镇的大部分公司和大户都购置了大型农机，有的公司或大户还专门成立了服务于甘蔗耕、种、收的农机合作社。
绿丰公司２０１４年进入Ａ镇，两年时间在周村和布村共流转了６０００多亩集中连片的土地，其中在Ｇ村就流转了４０００多亩，此后便开始转向大型机械化作业。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绿丰公司的大型机械资产超过１０００万元，包括大型的拖拉机、犁地机、耙地机、联合种蔗机、收割机等共计２６台。
由大户主导的农业机械大型化加速了农业资本化的进程，实现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大户的种植面积过大，抢抓农时的需求更为迫切。而且除了绿丰公司外，其他大户只拥有少量自有机械，甚至有的大户出于防备风险考虑而没有购置机械，自顾不暇。因此，大户只能通过向市场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满足自身需求。但考虑到较高的交易成本，大户又无法向分散的个体农机户购买服务，因而催生了农业机械化服务组织的转型。
２.从服务走向雇佣：农机体系的外向化转型
土地流转后，为了满足大户对大型农业机械化服务的需求，出现了资本下乡主导的农机合作社，其性质更接近于服务公司，专门向大户提供机械化服务。合作社的农机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由负责人自购，另一部分源于Ａ镇拥有大型农机的农机户，后者以合伙人的形式加入合作社。合作社和农机户的实践性关系是吸纳与依附，前者对后者不具庇护性，更像资本的雇佣行为。
金星农机合作社目前有１１台大马力拖拉机和１１台种蔗机。２０１６年成立时由１０名机手组成，其中４名是外地人。合作社的机手通常将理事长何小勇称为“老板”，透露出所谓的“合作社”只是一种商业性经济组织，机手和合作社实际上是一种雇佣关系。何小勇是资产过百万的商人，虽然也卖过农机，但他自己坦言并不“懂农机”。他和本地的机手此前也不认识，而是在政府的动员下才进入这个领域。合作社和机手的权益分配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购买机器时机手和何小勇一人出资一半，后面的收益和维护也是对半分；另一种是购机的费用全部由机手承担，日常维护费用也都由机手承担，但机手最后须将利润的１０％交给合作社，入社期间何小勇负责利用个人关系为机手调配作业。目前，合作社的作业面积达到了３万亩，县域内皆可作业。（访谈记录ＬＹ２０１８０５２１）
农机合作社的出现使农业机械化服务的提供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机服务的公益性急剧弱化。新的模式既不同于农机户在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中个体化地向农户提供机械化服务，也不同于依靠社会关系联合在一起的机耕队服务形式，而是由外来资本主导、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内部社会关系松散的营利性经济组织。以合作社为依托的机手由从属于某个村庄及其社会关系体系的“农机户”转变为作为理性人的机手，每天四处奔波去“寻找资源”，尽可能多地“揽活儿”，使得Ａ镇的农机服务市场竞争突然间变得异常激烈，造成其服务本村村民的动机逐渐弱化。这与此前嵌入乡土社会的农机服务者之间不争不抢甚至还会“互送人情”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在农业经营体系剧烈转型的背景下，无论是作为大户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还是农机服务的提供方，都对农机服务提供的组织化有着强烈的偏好和需求。
一方面，农机服务组织化很好地适应了大户的需求。因为大户的土地集中连片、甘蔗行距更宽、播种深度更深，所以从技术上就要求机械型号越大越好、配套农具越先进越好。而经营规模越大，误农时所导致的损失也越大，因此，大户对机械化作业的集中性和时效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恰恰是农机合作社的优势所在。Ａ镇的农机合作社组织形态类似于寡头垄断，负责人一人便可对接大户的任何需求，为大户节省了大量交易成本。当然，大户选择合作社进行规模化作业还可享受更低价格。另一方面，尽管单价更低，但农机服务供给方式的转型也是农机手的迫切需要。土地大规模流转且集中连片之后，机手们认为过去单打独斗或者和兄弟朋友合伙经营的模式再也行不通了，必须要“走出村庄”，要学会“跟上形势”。在他们看来，过去之所以局限在自己村或附近几个村庄，是因为每到抢收抢种时，他们都优先为自己和亲友服务，然后才将对外服务作为一项副业以提高家庭收入。考虑到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子，以及本村机手机械化作业的稳定性和可靠质量，本村村民也格外依赖同村的机手。因此，机手和村民都默认了作业范围几乎和村庄范围重合，即有着一定的社会边界。在土地流转前，机手们很少跨村去“抢活”，因为根本抢不过。
那么，机手们所指的“现在形势变了”，是指土地流转之后，首先自家土地被流转掉大半，村里也没有多少土地了，只能被迫外出找活干。为了满足大户的需求，一家服务单位必须同时拥有多台机器，但本地机手们资本有限，只能选择加入合作社。合作社与每个机手结成的强制性合约关系，促使他们每到春耕、机播等季节就争分夺秒地去“找活干”，甚至跨地区主动“抢活干”，以保证一定的作业面积。
“大片的收费虽然便宜，可不加入合作社是不行的，只有加入合作社才有工可做。不然，买了两台机器，投入这么大，什么时候才能回本呢？现在人家找工都是找合作社的多，不找合作社就是等死，机子在家里闲着只会变成废铁。按照行情，现在最起码一块地要有十几亩以上我才去，不然肯定是亏本的，因为现在本来收费就低。”（访谈记录ＬＹ２０１８０５２１）
机手们将选择依附合作社的原因解释为确保一定的作业面积以不至于失业，但问题的本质在于土地流转前后，机械化作业的信息搜集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机手面向整个乡村熟人社会提供服务时，信息搜集成本很低，机手处于有利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之中。但现在由小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大大减少，土地转而集中到一个个陌生的外来资本手中，普通而又势单力薄的本地农机户很难与之对接。因为二者之间并非地位对等的市场主体，信息搜集成本高昂。而加入合作社后，合作社的负责人同为下乡置业的工商资本，与经营大规模土地的大户共同活跃在地方政府打造的平台上，其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机手借助合作社的信息优势能顺利对接市场。
“我们现在是到处去找活做，有老板带着大家一起，哪里有活都很及时就知道，消息灵通，不加入合作社的话，听不到消息，就找不到活干。”（访谈记录ＬＹ２０１８０５２１）
机械作为资本的物化形式，每一个机手和合作社都在竭尽全力、争分夺秒地通过持续的生产将机械上的固定资本转化为流动资本，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并且，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农机合作社在作业期内通常会成立一个单独的业务部门，专门派一个员工外出“跑业务”，占据尽可能多的作业范围。机手也从一个服务于当地乡民的社会成员，被迫转型为受制于资本的员工。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农机服务体系的转型中，仅有一部分“头脑灵活”、有实力、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机手才有机会加入农机合作社，而大部分原来从事机械化服务的农机户由于作业面积急剧萎缩而被迫停业，其生计压力加大。土地流转前，Ａ镇Ｇ村大概有４０多户购置了拖拉机，本村也已经形成近２万亩较为稳定的作业面积，这些农机户基本上不用出村作业。而如今，这些农机户所购置的机械只能匆忙低价转卖，多数未曾收回成本。对于选择加入农机合作社的机手来说，虽然暂时获得了给大户作业的机会，但适应新体系需要一个过程，对大型农机的操作还不熟练，经常会面临农机合作社和大户的惩罚，也经常遭遇大户经营失败无法支付报酬的讨薪难困境。Ｇ村的一个农机户被大户欠薪多达８万余元，两年过去了还未收回。
３.脱嵌的农机服务市场和小农排斥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的基础上，农业经营体系变迁以及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转型导致农业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改变，而不同社会阶层受到的影响截然相反。
农业机械化的大型化、资本化和组织化转型瓦解了内生型的农机服务市场，农机户的性质及其与村庄社会的关联发生断裂。农机服务市场脱嵌于乡村社会，便利了大户对农业机械化服务的获取，却挤压了小农户的市场空间。农机市场上充斥着中、大型农机，以前家用的小型机械正处于淘汰过程中。一方面，当地农机销售市场不再青睐小型机械；另一方面，过去面向小农户的小型机械维修点也逐渐停业。由于土地继续碎分，在过剩的劳动力短时间内无法实现非农转移的情况下，乡村社会中仍然有大量小农户对小型农机服务有着刚性需求，但这一需求的满足正面临挑战。
大户主导的农业机械化理论上可通过服务的方式使小农户受益，但小农户的甘蔗种植行距较小、地块偏远分散，基本没有可能从农业机械化转型中受益。由于农机服务资源紧张，大户和小农户的农业机械化服务需求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大户需要的机械化服务是集中的、时效性更强的、标准化的大型农机服务，小农户需要的则是轻便灵巧的、功能特殊的中小型服务。在资源挤兑、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一套农业机械服务体系无法同时满足两种差异较大的需求。在新的农机服务体系中，机手总是优先以更低的价格向大户提供服务，小农户经常请不到机手，一般都要等到过了节气，从而影响土地产出和经济效益。在农机服务市场中出现的社会资源向大户倾斜的现象，其实也体现在其他领域，如农资供应、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金融、信息获取等服务都在向大户倾斜。这种冲突是由于两个社会阶层的根本性质和生产方式不同所导致的，在短时间内几乎无法解决。例如，田间的机耕路是由政府和大户出资修建的，小农户在使用时面临强大的道德压力，使得本来可以由村社统一协调的公共服务被割裂。需要强调的是，农机服务市场的脱嵌所导致的本地机手理性化，使其不再受到村庄社会脸面和道义的约束，因此，在提供农机服务的过程中不再重视作业的“细节”和质量。也就是说，机手们的态度和观念已发生变化。同时，资本下乡主导下外来机手的进入，导致大户和小农户的监督都出现困难。
因此，在Ａ镇的甘蔗产业全面依赖机械化服务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的脱嵌加剧了不同阶层农业经营主体在获取农业社会化服务上的分化，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大户更容易得到满足，同时造成弱势群体的处境更加恶化，总体上不利于甘蔗产业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稳定。
五、结论与讨论
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小农户基础上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必然选择。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成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桥梁之一。本文以农业机械化为抓手，分析了小农经济体系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市场形式、组织特征以及如何实现的社会机制。此外，本文也探讨了随着农业经营体系的重塑，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与农业发展和乡村社会结构的关系是什么。
农业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小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业机械服务规模化在理论上成为可能，但是土地产权的分散、耕地的细碎化、地块的不规则等阻碍了农机服务规模化的形成。本文发现，在不具备充分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下，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区域性农机服务市场为小农户稳定地提供着农业机械服务。通过动用村社本土资源，这一特定的市场组织解决了农机服务供需双方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市场失灵问题。这些本土性资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村干部、返乡青年和规模经营户等乡村精英成为内生型农机服务的市场主体。小农经济体系中的土地是分散的，但小农户和农业机械化服务提供者所共同交织的社会关系却是整体而统一的，包括服务范围也有一定的社会边界。因此，长期在村的农机户在熟人社会机制下，有着向小农户倾斜的立场和社会心理。例如，他们可以接受作业效率的损耗、以更低的价格向村社小农提供服务，且服务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和自觉性，有效规避了监督困境，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经验也确保了机械化服务的质量。第二，依靠村庄社会层面和农机服务主体内部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协调，确保了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稳定性。在小农经济体系中，机械化服务开展的基础是事先解决各种公共问题，如公共道路的修建与维护、协调村民间的社会矛盾等。村委会、村民小组以及作为乡村精英的机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促进了村民之间的合作。当然，村庄层面的关系协调和合作的达成有着特定的社会基础，这一社会基础与小农经济体系本身有关，即一个较为均衡、不存在内在冲突的社会阶层结构让村民之间形成一致需求变得更加容易。此外，在当前农业机械化还无法完全脱离人的情况下，服务主体内部的关系协调是通过机手与配套工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现的，使得作业过程规避了监督困境并保证了作业质量。第三，利用社会关系及时扩展内生型服务市场。跟随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农机户在小农经济体系下通过社会关系跨越村庄组建了机耕队，这一非正式组织有效扩大了农机服务市场的边界，但其以小农户为服务主体的核心机制却没有消退。
因此，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是一个以小农户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组织形式。其建立和维系依赖村庄社会这一载体和集体资源，与特定的农业经营方式和村庄社会结构相辅相成，并进一步维持了小农经济和乡村社会的稳定，可视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基础。
然而，随着土地大规模流转及农业经营体制的变迁，大户崛起并成为笼罩整个乡村社会的强势阶层。以小农户为中心的农机服务体系无法再满足大户的需求，由大户主导的组织化和理性化更强的新型农机服务市场瓦解了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以大户为中心的农业经营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都有一种强大的虹吸效应，其中就包括对本土机手的吸纳和对集体性的破坏，结果便是对小农户形成了不可逆的社会排斥。这里所说的小农户，既包括无力购买农机的弱势小农，也包括作业空间急剧萎缩的中小型农机户。当然，大户主导的农机服务体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普遍问题，如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监管困境。
最后，本文想要澄清的有两点。第一，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恰恰反映出来农业机械化并非只要具备了大型机械和专业化组织就算成功，它的实现经历了一个社会过程，也牢牢地附着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上。对农业机械化的浪漫想象趋向于格外重视机械本身，容易忽视人的重要性。但就像Ａ镇机械化种蔗环节依然高度依赖跟车工人那般，在机械化尚未完全脱离人的条件下，以机手为中心的人和社会关系至关重要——人的经验、态度和行动逻辑会直接影响农机服务质量，甚至会决定农业机械化的成败。第二，本文所介绍的Ａ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转型的教训，也从侧面凸显了农机服务体系与农业经营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各地都在推行土地流转、加快形成大规模经营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看到农业经营内部复杂的社会逻辑和社会后果，并思考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真正服务对象究竟是谁。显然，在农业转型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小农户的需求，要积极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将存在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两套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如何协调、整合二者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部分图表、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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