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学术议题，大致可归纳为群体特征、城市融入、心理健康、社会认同等研究面向。在此基础上，生命历程理论开辟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新路径，致力于更好地把握该群体微观际遇与社会宏观结构的互动关系，从而厘清其复杂困境的形成过程与影响机制。但既有研究成果过于倚重埃尔德范式，且大多着眼于显在的制度变迁与生命事件，与潜在的社会环境变迁联系不够紧密。本文将个体化与制度化视角引入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通过叙事研究方法，梳理新生代农民工迄今为止各个生命阶段中的个体化与制度化影响，发现后者在其生命历程中营造了“轻易脱嵌”与“艰难再嵌入”的矛盾困局。在个体化、制度化与个人能动性的共同构建下，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呈现出行动自主化、目标个人化、情感孤岛化、生平“去标准化”四大特征，并集中表现为“个人奋斗者”这一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形象。藉由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考察，实现了对其生活境遇结构性解释与主体性解释的统一，并彰显了个体化与制度化视角下生命历程议题之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意义。
作者简介
周永康，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
王荆川，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1
引言
近年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越来越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既有研究大致从群体特征、城市融入、心理健康、社会认同等面向，讨论其社会网络、职业能力、婚恋状况、返乡适应等具体问题，勾勒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境况：较高水平的文化与追求，较低水平的心理健康与情感支持，城市融入困难重重，社会认同摇摆模糊，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困境。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这一境况是如何形成并产生影响的？如何更好地把握新生代农民工微观际遇与社会宏观结构的互动关系？为此，一些学者尝试引入生命历程理论。一般认为，生命历程理论包括了北美埃尔德（Glen H. Elder）和欧陆科利（Martin Kohli）两种范式，两者都将生命历程视为个人以年龄为单位的成长经历，关注社会如何影响个人，以及个人如何在其影响下生活，有助于理解与解释社会结构与个人经历之间的联系。但埃尔德范式倾向微观与中观层面，关注生命历程中重大事件、重要他人、个人能动性等因素，尤其是社会变迁下的生命轨迹偏移。而科利范式倾向宏观层面，关注社会制度与个人观念如何互动并形塑生命历程，聚焦现代社会的个人如何在社会制度的安排下，以年龄为单位，有序地扮演各种社会角色，平稳地度过可预见的结构性生命时间。由于科利范式引进到中国的时间较晚，国内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大多遵循埃尔德范式，或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继续进行上述面向的研究，或聚焦某一段特定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影响，缺少科利范式下对生命历程的制度性关照，且与潜在的社会环境变迁联系不够紧密。
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中的制度变迁、生命事件与中国社会的日渐个体化密切相关。以贝克（Ulrich Beck）为中心的个体化理论认为，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一方面是指阶级、性别角色、家庭、宗亲、邻里等传统社会形式在工业社会的日趋弱化，旧有参照体系和角色模式的崩溃；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自主行动、自我负责的要求被现代制度强加给个人。个体化的“双刃剑”，使个人在脱离传统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引导和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充满未知风险的现代社会，陷入“无能力自由”却“不得不自由”的困境。目前，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化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了与原有地域链接、宗族关联、社会关系的“脱域”状态，同时面临着自由选择与制度依存有限，却不得不“为自己而活”的风险境遇。这加剧了他们在城市融入、精神健康等方面的困难。当女性弱势地位与之结合，问题则变得更为严峻。既有研究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所遭遇的个体化困局，但是论述略显笼统，尤其缺乏制度层面的专门研究。在个体化理论中，显在的制度安排既与潜在的个体化趋势相互作用，又是个体化后个人的最终归宿，理应予以关注。因此，本研究将个体化与制度化视角引入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这既有助于强化显在事件与潜在社会环境变迁的联系，又有助于弥补相关个体化研究的疏漏之处。具体来说，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体化与制度化如何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第二，这种影响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2
分析框架与资料来源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分析框架：个体化、制度化与生命阶段。其基本逻辑或预设是：新生代农民工与中国社会个体化几乎同步的成长轨迹，使后者在前者的生命历程中产生着持续影响。与此同时，制度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另一大趋势，它意味着一套新的制度规范正逐渐发展起来，对个人生活进行制约与引导。这既包括显在的国家制度与组织制度，也包括潜在的价值观念与伦理规则。个体化趋势下个人自由的激增需要制度化的庇佑与引导，却又反过来驱使人们远离制度化下的“标准人生”。在对立与统一的矛盾互动中，个体化与制度化藉由一系列生命事件和社会变迁共同形塑了新生代农民工各个生命阶段。将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置于这一分析框架中，就能更加深入、具体、动态地探讨其所受影响，从而回答本研究提出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00后”农民工数量还相对较少，本研究对生命历程的梳理以作为群体主力的“80后”“90后”农民工为主。
具体来说，本研究将结合生命历程研究中的欧陆科利范式与北美埃尔德范式。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科利范式对制度化生命历程的关注有助于更好地探索生命历程中的制度作用，对此范式的运用也有助于弥补其在国内既有研究中的缺席。第二，埃尔德范式对生命事件、重要他人以及个人能动性的重视亦有可取之处。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叙事研究方法，从受访者所讲述的“故事”中挖掘其生命历程所受个体化与制度化影响。分析材料来源于笔者2018-2022年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LC市MD镇及下辖各村所做调研。本次调研共选取了12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访谈对象，每名对象访谈1至3次，每次不少于1.5小时。所有访谈对象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
3
个体化与制度化双重编织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
贝克将个体化进程总结为“脱嵌”（从传统中脱离）、“祛魅”（传统的影响力日渐衰微）与“再嵌入”（进入现代制度体系）三大维度。在他那里，制度化被视为个人从传统共同体中脱嵌后的最终归宿。这一过程突出地表现为科利范式下近代以来个人逐渐为制度所构筑出的结构性生命时间，即学习与准备（童年与青少年）、工作与成家（成人）、退休（老年）三个阶段。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工作与成家阶段，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引入埃尔德范式对重要生命事件的关注，以“外出务工”和“结婚生子”为节点，将其迄今为止的生命历程再细分为“生命早期”“远走他乡”“成家立业”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中，个体化与制度化共同编织着这些青年人的生命历程：随着传统衰落，他们的生活本应“再嵌入”现代社会的制度轨道。但由于种种原因，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呈现出“轻易脱嵌”与“艰难再嵌入”这一矛盾困局。
1
生命早期：个体早熟与传统脱嵌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早期从其出生到第一次外出务工为止。随着改革开放后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曾深嵌于集体制度的乡村个人大量向城市流动，中国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大流动时代”，第一代农民工由此诞生。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当时可能只有四五岁，后来是爷爷奶奶把我带大的”（小覃）。
“爸妈都出去打过工，那些和我玩得好的估计没有哪个爸妈没出去过，都是在他们小时候父母就出去挣钱了”（小孙）。
大刀阔斧的制度变革驱动了个体化的最初崛起——宗族和集体被逐渐“祛魅”，个人开始作为独立的个体获得由国家确认的合法性的解放。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也由此第一次受到个体化趋势的影响。虽然近年来农民工子女随迁率逐渐上升，但在80至90年代，绝大部分父母都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乡由祖辈抚养。访谈对象中，只有小李和小雷曾经随父母外出，但外出前均有过留守经历。可见，“留守”仍是新生代农民工生命早期的主旋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老人对孙辈多有溺爱，且常常难以在衣食起居外给予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指导，这种隔代照顾模式对儿童成长可能产生相当程度的负面效应，并使得家庭的束缚与引导大为削弱。“我爷爷奶奶就是太溺爱我了。所以我那时候就不太听话，只有年底我爸回来时会好一点”（小吕）。“爷爷奶奶除了管我吃饭，也管不了其他的。每天就是小孩凑在一起玩，到点回家吃饭”（小陈）。这一现实为从小培养起较强的个人意识提供了可能，使乡村青少年可以在后来的人生中做出更多自主选择。另一方面，这种个人意识崛起与乡村价值观念的变化相融合，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
“小时候爸妈外出打工时会想爸妈，但后来长大了就知道爸妈是去挣钱了，家里条件也确实慢慢好了起来”（小吕）。
“好像出去的多多少少都赚了一些钱回来，所以后来大人出去的越来越多，不出去的会被说没出息、没本事。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继续读书的就会出去打工”（小王）。
制度变迁使第一代农民工得以通过“乡城流动”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也让“进城挣钱”成为乡里共识。在耳濡目染下，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幼时便萌发了外出“挣钱”的念头，并选择早早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
“当时觉得读书不如早点挣钱来得实在。本来我的成绩也不好，所以就出去打工了”（小周）。
“我爸妈没出去打工，后来我爸又病了，家里实在太穷。所以我初中没读完就出去了”（小余）。
“我觉得学校规矩太多太烦，那时候太天真，觉得出去就会自由自在，想闯出点事业来”（小吕）。
这一选择的形成兼具被动性与主动性。一方面，在理想的制度化生命历程中，生命早期的新生代农民工本应在成人阶段前通过教育制度具系统性连贯地完成学习与准备。遗憾的是，虽然义务教育制度在我国已基本普及，但进一步学习（包括中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仍未制度化为乡村青年必经的人生阶段。截至2021年，农民工中拥有高中文化学历的比例为17.1%，大专及以上则仅占12.6%。在本研究所涉及的12名访谈对象中，只有4人真正完成了高中或中职学业。另一方面，个体化趋势下个人意识的崛起与传统束缚的削弱使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理性思考自行规划人生走向，以“读书无用”“家庭贫困”“追求自由”等理由主动中止学习，甚至罔顾传统家庭权威的反对。在此过程中，辍学打工俨然成为了对“去制度化”生命的追求，即渴望摆脱学校的束缚，转而追求自我的实现。至此，个体化与制度化共同塑造了新生代农民工生命早期的成长经历：在个体化所促成的父母远去、传统衰微、个人意识崛起的生活环境中开始与传统的脱嵌，但教育系统无力将他们完全纳入制度化轨道，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内部动力与外部推力的交织下早早结束了学习与准备，远离家庭与家乡的庇护，步入下一个生命阶段。
2
远走他乡：有限自由与风险自抗
如果说乡村还残留有大量传统社会与集体化时代的印记，来到城市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则第一次真正进入了高度个体化的社会环境，这似乎为他们提供了空前的行动自由。一方面，乡邻、宗族、家庭等传统社会形式的束缚被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似乎已经嵌入“制度网络”之中，能够在其庇佑和引导下自行其是。但这种自由事实上仅限于跨区域流动的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和阶层内平行流动的自由。
“我初中就出来了，到现在什么都做过：流水线工人、厨师、店员，做一段时间就换工作，但是工资其实都差不多”（小李）。
“做的好可以升组长、主管这些，再往上受学历限制了，只能做体力活”（小覃）。
在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随喜好自由更换工作种类、工作地域，并拥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但其选项总体上是同质的，无论如何变换，始终局限于底层劳动者的角色，其向上流动的通路被能力与学历所阻碍，是名副其实“被束缚的舞者”。另一方面，国家在个体化进程中撤销了对个人的过度责任，但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有待完善。这让新生代农民工的再嵌入局限于现代劳动力市场，往往要独自面对社会风险，而部分企业在用工制度上的不规范是社会风险的重要来源。
“我们厂每天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中午晚上各休息1个小时，加班的时候能做到凌晨2、3点。每个月月底放一天假，过节的时候发点礼品，包住不包吃”（小王）。
“这边的小厂基本都不会签劳动合同，更没有五险一金。合同不过是签几张纸，而且两份都在老板那里。以前有一个人要辞职去算工资，结果老板说合同弄丢了算不了，最后不了了之”（小陈）。
“拖欠工资是常事，但一般不会一直不给。实在不行只有报警”（小孙）。
尽管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但身为底层劳动者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承受着劣环境、低福利与重劳务。长期以来，一些违法用工制度成为“行业潜规则”，尽管国家进行了大力整治，但从访谈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境遇相比父辈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理想的劳动者权益仍未在其生命历程中制度化。上升空间的不足、不充分的国家制度保障与企业的不规范用工制度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深陷前途迷茫、风险重重的生活困境。
事实上，在前工业时代，个人是可以依托家庭与集体力量来抵御上述生活困境的。然而随着社会个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孤军奋战越来越成为个人无可奈何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尤为如此。一方面，家庭帮助变得遥不可及。“爸妈年纪大了，有点干不动了”（小雷）。许多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大城市撤出，将打工的责任移交给孩子。新生代农民工从家庭得到的常常只有以每周几个电话为载体的情感慰藉和一些已失效的经验建议。虽然也有两代人一同打工的情况，但“不在一个区，只有放假时得空聚聚”（小李）。更有人刻意拒绝家庭的帮助“这么大了还要家里帮忙的话，显得很没出息”（小覃）。家庭对个人支持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降低，实际上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立自主提供了必要性。无论愿不愿意，他们都必须竭力在异乡独自生存下去。另一方面，重要他人的可靠性也在下降。重要他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传统意义的重要他人，如亲戚、老乡。二是打工中相遇而产生较大助益的重要他人。前者植根于传统集体对个人的高度统摄力。宗族、乡邻、家庭先于个体而存在，并对身处其中的个人提出相互帮扶的伦理规范。这一规范曾令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时得以相互照应，却已对新生代农民工日渐失效，尽管表面上他们仍常与亲朋一同外出。“选择去温州是考虑有几个亲戚在那边能给点照应。但其实这些都是假的并不能关照什么”（小吕）。“出去都是抱团，但是还是只有靠你自己。说是互相照顾，其实大家都各自忙着赚钱，只有在一个厂的可以做个伴”（小余）。“刚出来的时候，没有经验，被一个老乡骗去做传销。所以这年头熟人也靠不住啊”（小覃）。随着纯粹血缘、地缘的约束逐渐减弱，宗亲互助、同乡庇护已越发不被认为可靠和理所当然。互助行为更多地依靠利益交换，但实际情况也并不理想。“大家一起玩可以，但一旦涉及钱的问题，马上就不亲热了。所以我判断真朋友的标准就是借钱”（小吕）。“出门在外还是一切只能靠自己，一般大家都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想别人来麻烦自己，我也是一样”（小余）。个体化趋势下传统强关系被削弱，后天建立的弱关系又难以依靠，这使得重要他人或许仍能发挥作用，但已无足轻重，真正有效的帮助需要从制度结构中寻觅。但由于制度保障的不完备，新生代农民工只得“一切靠自己”。
一边是国家制度与企业制度框架下前途迷茫、风险重重的生活境遇，一边是宗亲家族、传统保护、他人助力的失语，新生代农民工在远走他乡阶段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在这一阶段，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实现了与传统的脱嵌，其再嵌入的过程却充满了艰难险阻。这群早早进入成人世界的青少年正是贝克所谓的“被迫为自己而活者”。
3
成家立业：城乡区隔与独善其身
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逐渐走向成家立业阶段，婚恋催化与抚育弱化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在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中，有7位已经结婚生子，其余则都有积极意向。“爸妈很操心，想我早点成家生孩子。我跟老婆一起在外面打工，两家父母又认识，撮合一下就成了”（小陈）。“一个女生在外面漂泊久了，总归想找个依靠。条件不错的客户追求我，我也就答应了”（小康）。子辈在孤立无援中对情感寄托的渴望以及父辈、祖辈在传统观念下对家族延续的期待合流，造就了新生代农民工婚育时间普遍提前的现象。理想状况下，新生代农民工新家庭的建立能够弥补原生家庭支持的鞭长莫及，但城乡二元制下的一系列制度性区隔，让新家庭扎根城市的道路仍然充满坎坷。
“工资只有这么点，很难在这边安家。只能让爸妈帮忙带小孩，我们多挣点钱再回去”（小高）。
“公办学校限制多，外地的很难入读，私立学费又贵，幼儿园更乱。所以小孩只有送回去让爸妈带，至少上学容易些”（小陈）。
“看病太贵了，人又多，医院排队排很久。我们又没有医保，那真是轻易不敢生病啊。玩笑话叫‘小病拖，大病捱，没救才往医院抬’”（小杨）。
不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中面临困境，也阻碍了他们在成家立业阶段进一步融入城市的通路，这集中体现在住房保障（商品房房价高与保障性住房申请难）、医疗保障（无医保）、教育保障（公立学校限制多名额少，私立学校价格高昂）、养老保障（无养老保险）、生育保障（女性怀孕即失业，男性承受双倍经济负担）等方面的区隔性对待。尽管经过多次改革，城市仍无法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真正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部分城市的户籍制度长期区隔使城市文化中容易产生对农民工及乡村文化的污名化与排斥。“城里人始终是看不起我们乡下人。别说城里了，好多乡下妹子都看不起乡下人，一心要往城里头嫁”（小覃）。制度区隔和文化排斥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先将子女交由父母抚养，自己有一定积蓄和能力后再逃离城市。“成家立业”的理想被回置到家乡及其周边小城镇，命运的新一轮代际传递也由此开始。
“我实在是不喜欢大城市和工厂里那种压抑氛围，后来朋友介绍我去学修车，现在我自己回县城开了店，觉得日子就很安逸”（小余）。
“等我们赚够了钱，就回去镇上或者市里和父母一起做点生意，一家团聚。小孩有出息就送他去市里读书，不行就出去打工，赚到钱再回来”（小陈）。
为了实现“成家立业”的理想，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这一生命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努力发挥个人能动性，建构出本研究称为“独善其身”的行动策略与价值观念，这可以从“独”和“善”两个层面来理解：所谓“独”，是指只关注自身的生活，尽量减少与他人的牵涉。“在这个社会，我能做的只有管好自己，至于别人怎么样，我管不着”（小李）。“能帮你的人不多，能害你的人倒是不少。所以出门在外最不能轻易相信别人，尤其现在坑熟人的事越来越多，除了爸妈，我谁都不信”（小雷）。面对外援可靠性的下降和未知风险的增多，新生代农民工警惕地注视着周遭，专注于构筑个人生活，编织自己的安全网。结果是他们的社交网络狭窄且松散，对宗族事务、乡村建设漠不关心，只有家庭仍具有较高的感召力。所谓“善”，是指将成败的责任归于自身，强调通过主动学习来提升自己取得成功。“混得不好主要怪没好好读书，已经出来了没办法就要好好努力，学个技术才有活路”（小孙）。“在外面就是要学会做人，这个社会谁会做人谁就吃得开”（小余）。“以前年轻冲动，经常在外面打架。现在成熟了，知道社会上还是要遵守规矩”（小吕）。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希望藉由知识技能、社交能力和规则意识三方面的学习来实现理想生活，并将所面临的困境归因于自身努力不够，认为底层被欺压是正常现象，落入或脱离底层都是个人自身的责任。
“独善其身”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然内化了个体化时代“为自己而活”的思考方式和行为逻辑。纵观三个阶段的生命历程，他们在儿时藉由制度变迁下的个人意识崛起和传统社会形式衰微而轻易开始了与传统的脱嵌，之后再嵌入现代制度的努力却屡屡碰壁。中国社会正处在迅速个体化的过程中，但能将所有个人在脱嵌后重新网罗的制度体系还远未编织完成，准确地说，是生产制度与市场制度的现代化大幅领先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最终，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实现的只有进入现代劳动力市场，却游离于现代保障体系的“半嵌入”，被迫承担起自我保护、自我引导的责任。生命历程中“轻易脱嵌”和“艰难再嵌入”的矛盾困局由此形成。
4
个人奋斗者：大流动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形象
在新生代农民工迄今为止的生命历程中，个体化与制度化两大趋势既相互作用，又扮演着各自的独特角色。一方面，个体化抽离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与保护，使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自主探索未知前路，努力规避风险、寻找机遇。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化既是危机的产生者，又是机遇的提供者。另一方面，理想的制度化环境本应作为生命历程中的引导者与保障者，削弱个体化的消极影响，使个人能够更为安全稳定地自主行动。然而，中国生命历程制度化的步伐总体上是滞后的，近年来，虽然覆盖三大生命阶段（童年与青少年、成年、老年）的制度框架（教育制度、劳动制度、退休制度）已基本建立，但还远未将所有个人完全纳入其中。这让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既有制度化的一面，又有非制度化的一面——他们相对父辈文化程度更高，却没能在教育制度的保障下系统、连贯地完成学习与准备。他们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努力工作，却没能获得完备的劳动保障。他们遵循与市民同样甚至更严格的管理制度，却没能获得与之同等的居民权利。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种不完全的制度化不仅难以依靠，反而与个体化合力塑造了生命历程中的矛盾困局。同时，个人自主性的不断提升，又反过来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营造自己的“去制度化”生命历程，并突出地表现在其就业与婚育两大生命事件相比社会普遍认知的大幅提前。在此过程中，身处大流动时代，无能力自由又不得不自由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努力发挥个人能动性，通过“独善其身”的方式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寻求出路，这让他们成为迥异于父辈和城市同辈的“个人奋斗者”。无论是科利范式还是埃尔德范式，均认为生命历程并不完全由外部力量所形塑，个人能动性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这一生命历程是个体化、制度化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能动性共同构建的结果，并具体呈现出以下四大基本特征。
1
行动自主化
“个人奋斗”首先是“个人的奋斗”，它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中的行动实践由个人自主进行，而非他人或集体主导，即行动自主化。在个体化与制度化的影响下，这种自主化兼具主动性与被动性。
“在温州这边虽然是辛苦一些，但是选择也比较多。之前有个厂长觉得我比较机灵，要喊我一起开厂，我觉得他有点想坑自己人的感觉，就没去。听说废纸回收生意比较好做，我过段时间准备试试。反正年轻嘛，就多试试。不然也没有办法呀，我又不像你们城里的小孩，家里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机会只能自己去争取”（小王）。
“在外面工作虽然辛苦，但好在没有家里那些压力，我全都可以不管，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回家反而是一地的鸡毛蒜皮。所以工作是简单的，我只要顾好自己的事情，不去惹祸，多攒点钱就行了”（小李）。
一方面，在与传统的脱嵌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意识日益强化，城市高度个体化的社会环境所提供的自由空间（尽管这种自由是相当有限的）也使他们得以主动进行自主行动而不用过多顾虑传统的束缚。另一方面，传统保护的消弭和不完全的制度化又使这种自主行动成为无可奈何的被动选择。由于无法像父辈那样从同族、同乡等传统强关系中获得可靠的帮助，也难以像城市同辈那样在相对完善的制度安排中借助知识与能力获取资源，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以近乎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自行探索前路，“独善其身”的行动策略与价值观念就此被建构出来，人情淡漠、成败自负成为群体共识，个体化时代“为自己而活”的要求被逐渐内化。这样，在主动建构与被动选择的交织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呈现出了行动自主化特征。
2
目标个人化
除了“个人的奋斗”，“个人奋斗”还能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即“为个人奋斗”。
“我爸经常喊我说，要和亲戚多走动，我们家人丁不兴旺，我这一辈比较亲的就那么几个人了，但是我觉得我在外这么多年了，而这些人根本都不熟啊，明明也没什么往来，那些亲戚怎样又关我什么事呢？这其实也是我和我爸长期的一个矛盾点，我们年轻人都不在乎这个”（小吕）。
“宗族的事我肯定是不关心了，年轻人很多都不是很懂那些关系，只有老一辈比较热衷，像编族谱什么的”（小雷）。
中国社会的个人曾深嵌于传统集体之中，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其奋斗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更有着光宗耀祖乃至泽被乡里的追求，表现为同乡、同族的彼此帮衬以及通过编族谱、修祖坟的方式彰显对宗族的贡献。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奋斗目标高度个人化，他们缺乏对宗族或集体的强烈奉献感和归属感，纯粹的血缘或地缘联系已越来越无力促使他们奉献奋斗成果。然而，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宗族事务与家乡建设兴致寥寥，但家庭仍对其具有较强的感召力。
“我和我爸一直矛盾都比较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家人，他和我妈依然是我最亲的人。在城市生活，还是会觉得太孤单了，就会想着好好工作，以后给家里带来好一点的生活。”（小吕）
事实上，纵观前文所探讨的三个阶段，会发现家庭作为社会、宗族与个人的中间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有着贯穿始终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家庭在庇护与束缚能力上的衰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脱嵌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家文化”使新生代农民工要完全从家庭中脱嵌出来是不可能的，传统家庭责任伦理仍在其奋斗目标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家庭能提供的支持已经非常有限，但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将反哺父母、回报家庭作为自身义务。无论是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努力，还是为早日“传宗接代”而积极组建新家庭，都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奋斗鲜明的家庭烙印。当然，目标个人化与此并不冲突，并且这正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独特之处——尽管个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但家庭依旧在个人行动中具有高度统摄地位，二者近乎一体，远非其他传统集体可比。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为家庭而奋斗，本就是个人奋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个人目标中，本就预留了家庭的位置。
3
情感孤岛化
行动自主化与目标个人化的“个人奋斗”带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孤岛化，这是指个人内心情感无人倾诉，无处寄托，在人来人往的社会中宛如一座孤岛的精神困境。虽然随着社会的日益个体化，这种孤独似已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现代病”，但相比城市同龄人，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孤岛化无疑更彻底，更严峻。
“在城里最突出的感觉还是没有依靠。虽然有叔叔、同事、朋友、老乡，但还是经常有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所谓朋友也称不上真正的朋友。只有懂我的人才是我的朋友。但这种真正朋友很少很少，我又是一个不喜欢跟别人谈心的人，所以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就自己消化”（小陈）。
“在外面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人感觉特别无助，在广东那边待了不到十天，后来就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上海。后来她走了，我一个人在上海，每天下班回来都是自己一个人，真的是那种无助到每次回想起来都会流泪的感觉。我觉得大城市很空洞，没有意思”（小康）。
这一境况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由来已久，当城市中的同辈还沐浴在父母和学校的关怀中时，新生代农民工就已开始与双亲聚少离多的生活。在“个人奋斗”中，行动自主化与目标个人化的他们难以与他人建立深度情感联结，只能从每周与家人的远程联系中获得情感支持。随着这种情感孤岛化的程度一步步加深，他们试图通过建立新家庭来寻求庇佑，但这种尝试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制度壁垒的存在使新家庭难以扎根城市，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另一方面，过早的婚姻常常因双方心智未完全成熟而埋藏着冲突乃至破裂的隐患。最后，尽管父母仍被认为是重要的情感支持，但新生代农民工与成长于集体化时代的父辈在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上的差异使双方的情感联结在冲突中屡屡受到伤害。漂泊之途的情感寄往何方？对他们来说，这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迷思。
4
生平“去标准化”
虽然具体经历各有不同，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轨迹总体上呈现出群体共性——儿时有或多或少的留守经历并逐渐崛起了个人意识，大多未能接受进一步教育而早早进入城市务工，并在奋斗过程中逐步构建起“独善其身”的行动策略与价值观念，在落户城市受挫后将成家立业的理想回置于家乡及其周边小城镇。与福特主义语境下以“教育—就业—退休”为连贯轴线的工业社会“常态生平”相比，此种个人生平显然是“非常态化”，或者说“去标准化”的。
“其实如果重新来过的话，我一定会告诉过去的自己要好好学习，争取考大学。其实要不是我读了中专，我根本不可能拿到现在的工资。我身边好多同龄人就是读了初中就出来了，没有知识和技术，只能做些工资低的活，要不就跑外卖，太苦了”（小孙）。
“其实我们打工的出来几年，基本都会后悔当年没继续读书，但是从当时那个情况来讲，出去打工好像是很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大家都出去，自己本身成绩又不好，家长老师也可能劝你出去，所以可能还确实是缺少一些引导吧。像城市小孩，日子怎么过父母都是早早就安排好了，命不同”（小周）。
从“应然”的角度来看，作为乡村青年的他们本不会过早进城务工，而是与城市同龄人一样，历经系统的义务教育和中高等教育，在成年后依循所学知识与技能选择职业，并在工作与生活中享受合理正规的社会保障直至退休。但从“实然”的角度来看，这一轨迹就显得过于理想化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制度化生命历程尚未完全覆盖所有人的情况下，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地区实际上仍保有一定的传统与前工业化色彩。在此背景下，福特主义下的教育体系实际并不具有完全的统摄力。另一方面，后工业意义上的“去制度化”，却已经在愈演愈烈的个体化浪潮中，驱使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脱离教育制度的掌控，转而追求所谓的“财富和自由”。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生平的“去标准化”，实际上正是源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压缩”，既是制度化不完善的被动使然，又是个体自主性的主观抉择。在此种混杂状态下，即使他们不进城务工而是留在乡村，也未必能实现“常态生平”的构建，因为制度统摄力的不足，天然地为其选择其他道路提供了颇多余地。遗憾的是，与发达地区追求个性、反叛的“标准”同龄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去标准化”生平将注定面临更多的艰辛与痛苦。
5
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与成长在中国社会个体化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历程由个体化与制度化所共同编织。在生命早期阶段，个体化推动了他们的个人意识崛起，并使其开始与传统脱嵌。另一方面，义务教育后的进一步学习还远未制度化为必定经历的人生阶段，在“进城可以挣钱”这一乡里共识的吸引下，新生代农民工做出了结束学习、外出打工这一兼具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人生选择。在远走他乡阶段，新生代农民工被迅速纳入现代劳动力市场，却常常游离于制度化劳动保障之外，并不得不面对个体化时代家庭帮助遥不可及与重要他人可靠性下降这一残酷现实。在成家立业阶段，城市制度区隔和文化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再嵌入现代制度，扎根城市的努力受挫，并在长期周旋中建构了“独善其身”这一行动策略与价值观念。总之，个体化将新生代农民工从传统的束缚与保护中抽离，使其“被迫为自己而活”。制度化本应在新生代农民工脱嵌后的生命历程中提供引导与保障，却由于不充分、不完善、不均衡的制度安排反而形成了再嵌入过程中的障碍。二者合力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中造就了“轻易脱嵌”与“艰难再嵌入”的矛盾困局，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努力发挥个人能动性，以“独善其身”的方式来应对现实挑战。这一过程中，个体化、制度化与个人能动性共同使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呈现出行动自主化、目标个人化、情感孤岛化、生平“去标准化”四大特征，塑造了“大流动时代个人奋斗者”的群体形象。
以“流入地嵌入”和“流出地脱嵌”程度高低为基准，农民工群体可以被划分为移民群体、两栖群体、打工群体、无根群体等四种类型。从乡村社会轻易脱嵌，又难以顺利嵌入城市社会，“双重脱嵌”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正作为“无根群体”的典型代表，以庞大的规模活跃在各大城市中，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大缩影。这种“无根状态”固然以1978年以来社会结构的高速流变为本源，个体在时代洪流下兼具主动与被动的能动选择亦为其提供了显现的基础。在个体化与制度化视角下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正是试图以个体鲜活的生命故事为中介，挖掘其背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逻辑，从而对其境遇实现结构性解释与主体性解释的统一。本研究的具体启示在于，应当在藉由生命历程充分把握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结构动态互动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个体化、制度化与个人能动性在这一过程中的辩证关系。个体化不仅是风险的塑造者，同样也是机遇的提供者，制度化对个人而言既是庇佑，同样也可以成为障碍。而缺乏有力引导的个人能动性在二者夹缝中“起舞”，其结果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轨迹虽然大多可以在成家立业阶段实现稳定，但过程中的艰辛、迷茫乃至越轨既是对自身宝贵青春年华的挥霍，也是对社会治理成本的挑战。因此，如果个体化已经不可避免，新生代农民工必须步入贝克所言“将自己视为一套技能的组合，游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人奋斗”生涯，充分考量个体化风险，为个人能动性的发挥提供稳定的制度轨道与丰沃的成长土壤，通过制度化生命历程的推进努力弥合乡村青年生命历程中“应然”与“实然”间的沟壑，就应是当下制度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
最后，在大流动时代的中国，无论阶层高低、财富多寡，每一个个体都难以摆脱流动的影响，更无法逃离鲍曼所谓“个体化的游戏”。这一语境下，生命历程实际上是个体化下的“流动人生”。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其“双向脱嵌”的状态，天然地更容易陷入个体化困局之中，从而不得不进行“独善其身”的“个人奋斗”，其经历为中国社会未能实现充分制度化的流动生命提供了鲜明注脚。另一方面，身处高度发达的现代化都市，出生与成长在稳定制度化轨道下的其他群体，其生命历程在个体化与制度化编织下呈现出何种样态，同样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正如广大城市青年，他们似乎一方面渴望独立，推崇个性，表现出强烈的“去制度化”倾向，另一方面却又无比渴望群体认同，在互联网世界通过“打工人”“尾款人”“工具人”等多样化的标签整饰自己，试图将自身归类为某个群体的一员。尽管他们拥有远胜于新生代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优渥生活，却从不吝于高声控诉自身的迷茫与失落。面对贝克预言中避无可避的个体化风险，当个体生命最终被尽数纳入制度化轨道，甚至“去制度化”成为广泛追求后，等待着的究竟会是什么？当一种困境被解决，又会诞生何种新的困境？这一切问题的答案，仍要从对中国社会无数鲜活流动生命的观察，从对种种个体化问题的思索，从对人本制度构建的呼唤中去寻觅。而这也正是在个体化与制度化视角下探究生命历程之于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青年探索》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