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历史学家牢牢守着过去，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就曾说过，“历史学家的分内之事是了解过去，不是去了解未来。”有趣的是，“大历史”学派开创者大卫·克里斯蒂安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未来大历史》这本书中，大卫·克里斯蒂安解释了自己如何从“大历史”研究走向探索人类的未来世界。在他看来，在我们描述为“未来”的陌生场所中，不管潜伏着什么，我们都应该学会想象它的样貌、建立未来思维、为它做好准备。而我们对于未来仅有的线索都来自于过去，像是一边看后视镜一边开车，难怪有时会撞车。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未来大历史》作者序言。
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
《未来大历史》，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4月。
要是你们能够洞察时间所播的种子，
知道哪一颗会长成，哪一颗不会长成，
那么请对我说吧……
——班柯对三女巫所言（出自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一幕第三场）
在一间闹鬼的屋子里，你去打开一扇嘎吱作响的门。这时候，你定会脊背发凉，因为不知道什么东西就会出现。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打开通往未来的门。门后面有什么？“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如若真遇到圣徒保罗所写到的此番情境，我们又该如何为未知做好准备？这本书讲的就是时间隐藏起来的那一面。因为我们尚未抵达，这部分的时间就像是躺在黑暗之中。在这一我们描述为“未来”的陌生场所中，不管潜伏着什么，我们这本书要说的就是如何想象它的样貌、为它做好准备并且跟它打交道。
想要弄懂未来可能有点感觉像是去抓住空气。不过，虽然这看上去似乎虚无缥缈，但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所思、所感、所行。面向未来，我们有那么多的焦虑、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又满怀那么多的希望与创作力。的确如此，或许我们大部分的思维关乎的都是可能的未来。大多数时候，我们对于未来可能性的反应都是自动驾驶模式。这是我们日常的未来思维。我们都很熟悉，也没什么特别的。它是经生物和神经活动计算后执行的。因为它大多数时候都是下意识工作的，所以感觉上它是一种本能。当我们过马路或者估摸驶来的半拖车会不会撞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到这种未来思维。但我们有时得朝新的方向出发、有时要得面临婴儿的新生、有时会遇到突发危机、有时我们会搬到新的国家，又或者有时我们会去想象地球的未来。在这些时候，我们才会真正面对未来的神秘莫测。这便是有意识的未来思维。而一旦开始有意识地认真思考未来，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未来有多古怪。
这本书描绘了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们是如何思考未来的。它也会讨论其他生物如何应对同样的重大谜题。从细菌到蝙蝠、猴面包树，它们都为此调动了异常复杂的生化和神经机能。本书也探讨了我们人类面向未来的集体思维和惯常的有意识思考。我们也试图以此左右未来。最后，本书还描述了今天所能想到的某些未来形态，短则几十年，长则数十亿年。在全书的结尾，我们还会对时间的尽头做一些猜测。
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1946— ），“大历史”（Big History）学派创始人,国际大历史协会首任创会主席。现任悉尼麦考瑞大学大历史研究所所长，麦考瑞大学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设计师兼首席主讲教师。2009—2013年，任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世界级大学杰出教授”。
2008年，克里斯蒂安与比尔·盖茨一同创设“大历史项目”（The Big History Project），旨在中学阶段推广大历史教育，目前已在全球数千所大学和中学设立大历史课程。曾在世界各地做过多次大会的主旨演讲，包括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他所做的有关大历史的TED演讲《18分钟读懂大历史》（The History of Our World in 18 minutes）已有近1000万人观看。主要著作有《时间地图》（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极简人类史》（This Fleeting World: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起源：万物大历史》（Origin Story: A Big History of Everything）等，深刻影响了大众读者对人类历史的认知。
日常生活里的奥秘
在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面临一个奇怪的生存奥秘，那就是未来。未来似乎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就在刹那间，除了一种可能之外的所有未来都消失不见了，而留给我们的便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我们必须迅速处理好现在，因为它瞬间就会冻结成回忆和历史的一部分。那就像是身处冰河时代冰川里变成化石的猛犸象。如果猛犸象已经不怎么能扭动打转，那么同理，回忆和历史也改不了多少了。我们知道，在每一扇嘎吱作响的门后都有一大波其他的未来可能性在不耐烦地排队等待，队伍长得都望不到头。有的可能性平淡无奇，有的微不足道，有的神秘兮兮，而有的则能改天换地。我们不知道会碰上哪种。
这些关乎未来的奥秘令人着迷，但也很让人害怕。生命中的富饶、美丽、兴奋和意义——那些让人内心澎湃的时刻大多都是由这些奥秘带来的。我们真的想要知道每扇门后都是什么吗？两千年前，西塞罗曾发问：“元老院的议员大多是（尤利乌斯·恺撒）推选出来的，如果恺撒预见到了将要在元老院发生的……如果他预见自己将要被最高贵的公民们置于死地（而他们当中不少人的一切都是自己给的），如果他预见到自己的地位将会落得如此卑微，没有一个朋友——不，甚至没有一个奴隶愿意靠近自己的遗体，那么他该带着何其痛苦的灵魂度过一生？” 西塞罗认识恺撒。在公元前44年3月的月中日（3月15日），西塞罗就可能在元老院目睹了恺撒被匕首行刺。恺撒死的时候，西塞罗正在创作自己关于占卜的伟大著作。所以，这个案例十分鲜活，也让人感同身受。生活中的戏剧性和兴奋感大多来自于对未来的无知，而这也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以及去深思熟虑的道德义务。
尽管如此，我们在很多时候还是想对前路略窥一二。我们有哪些线索呢？当我们要去别国旅行时，我们可以跟去过的人聊聊；或者我们在旅行时可以带上《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作为指南，一如19世纪带着“贝德克尔”系列指南（Baedekers） 旅行的欧洲人。作为一名专业的历史学者，我会借助这些建立在旧时人们记录与手稿之上的旅行指南，想象自己穿越回过去。我不会两眼一抹黑地就踏上旅途。但当我们步入未来时，我们没有向导可依，因为从未有人去过那里。一个人也没有。诚如历史哲学家罗宾·乔治·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提醒我们所言：未来不留记载 。
因为未来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未知才会让人恐惧。毕竟，如同未来学家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 所说：“（未来）是我们所有人在余生里都会奔向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在寻求指导。我们的头脑不停打量着这个世界，寻找某种范式、趋势或是征兆，然后想象可能的未来、或好或坏的未来。我们试图解释梦里、星盘上或是警告中透露的讯息，又或者试图解读占卜者或是财务顾问给出的承诺。我们向父母、医生或是老师询问。现代政府会向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科学家询问（有时候还会付给他们很多钱）。即便未来不留记载，我们还是会乐此不疲，这是因为我们有了某事将近的蛛丝马迹。有时候，借助莱布尼茨所说的“道德确定性”（moral certainty，也就是“几乎可以肯定”），我们能够做出预测。太阳明天会升起；我有一天会死；政府会坚持让我交税。我不能对这些事“绝对肯定”，但也八九不离十了。除非是诸如日食这样很少见的例子，我做不到对未来的细节进行预测。过去的每个细节都闪闪发光。不同于此，未来世界一片雾茫茫，那暮色中唯有模糊的身影移动着。
我们对于未来仅有的线索都来自于过去，这是最奇怪的一点。这解释了为什么生活会感觉像在一边盯着后视镜一边开赛车，也难怪我们有时候会撞车。在但丁的《炼狱篇》里，作为惩罚，占卜者们的头被扭向了后方。和他们一样，我们也是在回望过去时步入了未来。所以，当花费大量时间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却很少思考未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讽刺。本书的目的之一在于构建一个过去思维（也就是“历史”）与未来思维的连接案例，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用过去照亮可能的未来。
今天，深思熟虑的未来思维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地球历史的转折点上。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人类突然变得如此强大。就这样，我们用不稳当的双手接过了地球的未来和它那满是易碎品的货箱。我们在今后五十年的所作所为将会塑造未来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生物圈的样子。我们对可能的未来是怎么想的，我们又想要打造怎样的未来？这两点会共同影响我们未来的行为。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如何做好准备，而什么样未来的可能性最大？对这些问题更深层次的理解，不仅对于专家来说是越发重要的知识，对于当今世界里每个思考的公民来说亦是如此。
然而，尽管未来是如此陌生、尽管我们为可能的未来投入了那么多的思考、尽管认真未思考未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我们的学校里却几乎从未教过关于未来思维的通用性技能。我们向专业人士教授诸如计算机建模这样的特定未来思维技能，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未来思维只能随性为之。我们前方的世界神秘莫测，我们太多的思绪与行为都深受其扰，而我们赖以应对的方式却是本能与直觉。我意识到自己对于“未来”的含义知之甚少。认真思考可能的未来需要很多精妙的技巧，而我对此也不甚了解。这也是我要写这本书的部分原因。我也找不到任何关于未来以及未来思维的通用介绍。我猜测不是只有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嘎吱作响的门后那片陌生世界。所以，我想写一本自己一直在找的书。我想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本《通往未来的用户指南》。尽管我并非是未来思维领域的专家，我还是试图讲清楚我们所说的“未来”到底意义如何、更好地领悟如何思考可能的未来，以及运用这些领悟去想象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地球的未来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
《起源：万物大历史》，大卫·克里斯蒂安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月。
大历史的视角
通过“大历史”的不同镜像，这本书探寻的是我们对于可能的未来会有哪些思考方式。“大历史”，这一方兴未艾的跨学科领域也正是过去三十年我教学和写作的母题。大历史会用所有可能的维度和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看待过去。大历史还相信，用类似三角测量的方法会产生对于历史更丰富、更深入的理解。大卫·休谟曾说自己在“深究”难题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 。我也希望大历史的视角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未来。想象一下，我们拿起一个代表未来的水晶球。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让水晶球转动很多次。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在不同的光线下看它，通过不同领域专家的眼睛来看它。我们每转动一次水晶球，它的形状、颜色和意义都会稍许变化，我们也能学到新的东西。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这是种很有力的办法。为此，网络理论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定理给出了缘由。它叫做小世界定理（the small-world theorem）。它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大多数节点彼此相邻的网络中，只需一两个长途链路就可以通过提高观点、信息和货物的交换速度而让整个网络为之改变。在人类大部分的历史中，其赖以建构的人际网络都只有村庄大小。在这样的网络中，大家都是邻居，看问题的角度也大同小异。但是，如果就有一个村民会定期去最近的城镇，那么，一旦让村民们接上更大的信息流和大相径庭的视角，大家就会让原先的网络焕然一新。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小群联结者在人类历史中扮演了革命性的角色。他们是长途旅行者、商队、货郎、云游四海的先知以及士兵。从朝鲜半岛到地中海沿岸，古丝绸之路扯起一张交流的大网，也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这种交流不仅在于商品层面，也在信息和文化层面。今天，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也同样势头迅猛。跨界学者创造了现代科学的基本范式。比如，大爆炸宇宙论把关于至大与至小的物理连接了起来。现代遗传学则是结合了化学、生物和物理。就像丝绸之路那样，大历史的视角可以把很多知识领域如纺线那样交织在一起，并由此创造出新的见解和思维方式。在如同未来思维这样困难重重而又支离破碎的领域中，打造新的联结会格外重要。温德尔·贝尔（Wendell Bell）可谓是现代“未来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他曾写到：“在这个不乏专家和专业知识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他们有大局观，看得懂不同事物如何相关关联，能看得到整体而不仅仅是一些局部。这样的人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当下他们被忽视了。”
与穿行于丝绸之路一样，跨学科当然也很冒险。在自身的知识领域与大局之间需要权衡。多视角的观察也偶尔会在细小之处、微妙变化或者精确度方面略打折扣，而我希望能让两者得到平衡。在《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一书的序言中，量子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把这一困境说得很清楚。在这本跨学科著作的启发下，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DNA领域的见地也很具有突破性。薛定谔明白自己并非研究生物出身，但他很清楚物理学可以给生物学提供很多帮助。他写道：
《生命是什么》，作者:埃尔温·薛定谔，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1月。
想要摆脱这种困境（把多个学科的观念连接在一起的困难），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出路……除非我们当中有人带着二手素材和一知半解就去冒险。他们冒险涉足跨越实证和理论的综合性研究，而弄不好就会洋相尽出。
说到探索未来，本书秉持的也是相类似的精神。它想让我们“深究”对未来的理解。然而，它也想为此“广泛涉猎”，想从许许多多不同的方面去接近未来，尽管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本书将会探索以下几个问题：为了理解未来，我们做了哪些努力；我们和其他生命体如何管理不同的未来；我们人类如何为最可能发生的未来做好准备；最后，在人类的想象中，我们自身的未来、我们地球的未来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又都是什么样子的。
《未来大历史》的缘起
为什么一个历史学家要去写未来？大多数历史学家牢牢守着过去。柯林武德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他曾怒喝道：“历史学家的分内之事是去了解过去不是去了解未来。但凡哪个历史学家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声称可以左右未来，我们或许就能肯定他们对于历史的基本理念出了问题。”多数历史学家对此表示赞同。但柯林武德的论断非常古怪，因为对于大多数的未来思维而言，学习过去都是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并非人人都会苟同他的观点。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 H. Carr）同意历史学家没法预测具体的事件，但他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可以弄清大的历史规律与趋势。这些规律和趋势可以“为将来的行动提供总体指导……既有效又实用。”孔子应该也会同意这个观点。他曾写道：“温故而知新”。我想说服读者们：历史学家可能真的能为未来思维贡献良多。
最初，正是大历史让我更认真地思考未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悉尼麦考瑞大学的同事们刚刚在历史课的教学中开始了一项极端的实验。我们的历史课涵盖了整个过去，从138亿年前那个耀眼的时刻讲起。那时，大爆炸让宇宙诞生。教授这样的一门课有些荒诞不经，但也让人雄心满满，因为它跨越了太多传统的学科领域。可我们也没想到要去讨论未来！我们的最后一节课讲的是今天的世界。下课以后，我最得意的门生之一过来找我。她说自己很喜欢这样漫漫的历史长河，“但是”——我就等着她说这个“但是”——“你不能只讲到当下。如果你已经看过了140亿年，又怎能不去再看看接下来的几百年呢？你怎么能把我们晾在悬崖边呢？你也应该讲讲未来。”我感觉像是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当然，她说的没错啊！未来便是余下的时间，难道历史学家们不应该多花点时间去想想吗？
大卫·克里斯蒂安。
我的同事大卫·布里斯科（David Briscoe）曾在这门课里讲过精彩的生物学内容。第二年，我就跟他一道把未来纳入到最后一课当中。当然，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多久算未来？接下来十年？一百万年？我们心里没数。但大卫有个挺好的建议：我们至少得确保这堂课的趣味性。他说：我们别备太多课了。毕竟，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在学生面前抛硬币吧，然后由此决定谁当乐观主义者谁当悲观主义者。大家轮流描述好的未来和坏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的确是这么干的。我们同意只用一个麦克风。这样的话，当我们觉得另一方在胡扯时，就得靠唇枪舌战抢占麦克风。
这样的课我们上了好几年。不管还有其他什么形式，结果都很有趣。这些课也保证会在学生心目中根植下这样的想法：如果你打算把所有的过去都通通考虑，你便不能在思考未来面前突然止步。没错，我们体验过去和未来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它们也像连体婴儿一样密不可分。因为我要思考未来，一系列相关著作也放到了我的面前。它们的作者是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统计学家、科幻作家，还有从事未来研究的学者。这些著作内容详实、题材多样，但也有时候稀奇古怪。
最终，当我着手要写的一本书是关于整个历史的时候，我听从了学生的意见。书的最后一章讲的是未来。本书正是基于那一章展开的，但本书谈的话题要多得多，这是因为我对未来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意识到我们的思维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想的竟都是可能的未来。
从这里开始，我会用未来思维（future thinking）这个词来囊括对于未来各种各样的思考，哪怕它们是下意识的。这个词还有很多其他标签。比如，H·G·威尔斯（H.G.Wells） 称之为远见（foresight），还有的叫未来学（future studies）、预兆（prognostics，这个词苏联很喜欢用），再有的叫计划（planning）、预测（prediction，这个词经常带着批判性来使用，指的是那种过分自信、过度精确的预测），还有预报（forecasting），或者源自法语的词汇预期（prospective）。对于那种试图把控或者按自己所愿调整未来走向的尝试，不管是不是有意识的，我都会用未来管理（future management）这个词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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