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P70—P7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武雪彬摘
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领域。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学者能够客观、理性、准确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也有人片面强调国民党的抗战功绩，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抗战时间短”“抗战范围小”，躲在敌后“游而不击”，“只顾抢地盘”，以致“坐大”，贬低甚至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作用。这种罔顾历史事实的错误观点，既无助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创新发展，更不利于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和凝聚社会共识。
率先擎起抗日大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就侵占了中国东三省。1932年1月，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将“不抵抗”政策改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仍无意全力抗战。此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全力“剿共”和清除异己。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要么“不抵抗”，要么被动应对，缺乏主动抗战或全力抗战的作为。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尖锐的情况下率先擎起抗日大旗。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因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发表宣言。中国共产党呼吁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日本强占东三省，争取中国民族解放。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九一八事变又通过相关决议。受此感染，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于12月14日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准备抗日。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强占东三省后又挑起“一·二八”事变。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对日宣战，决定以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同时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发表宣言，呼吁他们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随之又颁布一份战争动员训令，即动员工农群众自愿参加红军，准备对日直接作战。
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凡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维护中国独立统一者，红军均愿与之签订作战协定。中国共产党此后多次重申这一共同抗日的主张，既批驳了国民党所造日本向红军提供金钱与军火、中国共产党与日本“谈判”、“捣乱”抗战后方等谣言，揭穿了蒋介石“抗日剿共并重”“攘外必先安内”的虚假面具，也促使不少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剿共”和“北上抗日”的要求。
一边是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华北五省“高度自治”，妄图分裂华北；一边是国民政府与日本围绕“中日亲善”“经济合作”“共同防共”的“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长征途中及长征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则坚决反对“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反对国民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以及中国其他任何地方，要求直接对日作战。1936年10月长征胜利会师的中国工农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暗中联络，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形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力量大联合。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坚持北上抗日，成为局部抗战的实际领导者，这一点在其领导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战中体现得尤为直接与明显。
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
抗日战争研究中所谓“敌后”，往往与“正面”相对应，是故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通常指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对日正面作战与敌后作战。根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4年的观点，九一八事变后沦入敌手的中国东北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敌后”，如此一来，通常意义上的“敌后战场”似乎也不宜限于七七事变以后，而应追溯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在华占领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便派遣党团员深入中国东北各地，团结广大爱国同胞和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抗战。在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下，大部分东北军退入关内，中国共产党却始终领导并坚持对日作战，成为敌后抗战的主力和领导者。
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前根据日本关东军向东北增兵、换防，日军频繁演习、修筑工事等动向已察觉其侵占“满洲”的企图，并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为中共满洲省委在事变后快速做出反应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后第三天即发出“宣言”奠定了基础。
1932年6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部发起成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北上决死团”等组织，动员民众特别是工人参加东北义勇军，并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河北省委加强领导，打造中心部队，牢牢掌握抗日武装的领导权。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虽因日伪的血腥镇压，在1933年春基本失败，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支抗日游击队却继续战斗在敌后战场。从1933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到1936年1月陆续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东北人民革命军总兵力达1万余人，成为敌后战场的一支劲旅。
随着中共满洲省委与上海临时中央局“失联”，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继续领导满洲省委，并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组建抗日联军的号召，于1936年2月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及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后又建立抗日联军第七军，并在争取抗日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抗日联军第八、九、十、十一军，人数多达3万之众。
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是局部抗战时期东北敌后战场的主力和领导者，有力地支持了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反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结果，也为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累了经验。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视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因而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在反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仅主动构建、推进和扩大统一战线，而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提出建立全国性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推动建立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和军事上都采取了积极行动。
随着华北危机日甚，中日谈判无果，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从“抗日反蒋”逐渐转向“逼蒋抗日”，这也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点。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两广高举抗日义旗深表敬意和拥护，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北上抗日，且表示红军愿意全部集中河北，担任抗日先锋，直接对日作战。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又致书国民党，指出和平早已绝望，牺牲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坚决抗战外，别无他途。中国共产党此际也与国民党进行了秘密接触，认为随着日本侵华加剧，蒋介石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故决定“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预估了事变的两个前途，一是爆发内战，推迟全国抗战，以致造成日本侵华的有利条件；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迅速建立起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实现第二个前途，中国共产党积极斡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后，中共中央提出督促和逼迫蒋介石兑现承诺，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从停止武装暴动和没收地主土地，苏维埃政府、红军更名并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指导等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确实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必要的妥协与让步，但这些妥协与让步是有原则和底线的，绝非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绝非放弃对革命力量的领导，反而是取得在全国公开活动的机会，进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擎起抗日大旗，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最直接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坚决性、彻底性和全面性。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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