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的实践教学
——以谷霁光《史学方法实习题汇》为中心
钞晓鸿
厦门大学
在中国传统史籍中,关于历史研究法的著述相对较少。历史学家何炳松曾总结说：“唯吾国史籍，虽称宏富，而研究史法之著作，则寥若晨星。”在现代学术的发展历程上，方法对于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20世纪上半叶，各高校历史系普遍开设历史研究法、史学通论、史学方法之类的课程。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法进行研究，以往所用材料以正式出版的书籍和期刊为主，研究主题和视野均有很大的局限，所以学界近年亦注意搜集那些未刊的史学研究法讲义等。在当年并未出版的史学方法资料中，谷霁光编写的《史学方法实习题汇》（以下简称《实习题汇》）尤其值得研究分析。
20世纪初，教、学分离是普遍现象。1919年，从事教育研究并致力改造中国教育的陶行知批评道，学校里“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将他（它）和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1925年，陶氏应邀前往南开中学演讲《教学合一》，张伯苓校长深有感触，并说：“就是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更要教学生行’……如果师生间终日只是贩卖知识……那末教学有多大成绩可观呢？”不仅中学，大学的教、学分离现象亦十分突出。两年后陶行知直言：“我自回国之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提出将教、学、做有机地统一起来。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史学方法出版物或讲义，大多反映了教师的认知与看法，其主体是教师的讲授内容，围绕着老师如何教，而忽略学生如何学，其中针对学生的训练与实习比较罕见。而谷霁光编写的《实习题汇》，恰恰针对学生实习、强调实践操作，因而在这一时期的史学方法专题材料中具有较为独特的地位。谷霁光在厦大开设“史学方法”等课程，不仅反映了实践教学这一重要领域与环节，而且是在接近战区的险恶环境下进行的，实属难能可贵。
谷霁光（1907—1993年），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并留校工作，后在南开大学任教，1938年9月转聘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0年晋升教授，1945年8月赴江西的中正大学任教，此后一直在江西从事教育与管理工作，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以往关于谷霁光的专题研究大多集中于其治学与学术，而非教学与实习，关于后者的零星研究也局限于其在南开或江西，绝少围绕厦门大学时期。而福建教育史、整理的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等对此亦鲜有涉及，专题论文更是罕见，因此非常值得学界探讨与分析。
在史料方面，除古籍与报刊外，本文将直接利用《实习题汇》印本原件，谷霁光当年的借阅图书卡片（书袋卡）、指导批阅的学生论文等珍稀史料。《实习题汇》为内部印刷品，抗战时期在福建长汀小县城印行，流布相当有限，查阅各高校馆藏，原书仅见厦门大学图书馆收藏（以下未特别注明出版信息者，均指此而言）。另外，在思路方法上，本文将尽可能追本溯源，并通过教学互动来进行分析。
一.
《实习题汇》的形成与整理
（一）《实习题汇》的编写与形成
在厦门大学长汀时期，时任校长萨本栋公开批评“中国读书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用脑而不肯用手。以前中国文人，常以劳心者治人自居”。因此，他特别强调实践操作，注重学生的课外与暑期实习。
在谷霁光讲授之前，历史研究法这门课程在厦门大学已经开设，甚至还配套有学生实习。但是，历史研究法并非年年开课，授课教师经常换人，1930年是萧炳实，1932年是薛澄清，1934年是王成组，这对于授课经验的积累、参考资料的编写颇为不利。目前确切可知，谷霁光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经济史、东辽金元史、史学方法等课程，至晚1940年秋季学期已经讲授“史学方法”即历史研究法课程。在随后的教学过程中，他编写的《实习题汇》成为史学方法教学实践的基本素材。
笔者认为，谷霁光讲授史学方法并编写《实习题汇》，与当时开设此类课程的基本背景、谷霁光的教学实践以及个人经历存在密切关系，同时在编写的过程中也借鉴了相关历史研究法讲义或出版物。
1.从基本背景来看，《实习题汇》是为弥补当时史学方法课的缺陷编写而成的。
当时史学方法课程的缺陷，该书的《编者序言》有专门论述，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
一是学界对此课程重视不够，缺乏合适的教材。据《编者序言·课程性质》，此前不少人主张取消该课程。后来“史学方法”课虽然被主管部门确定为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程，然而国内出版的相关“历史教本”不多，取材恰当、编写适宜的教材则更少。因此，需要重视史学方法课程，尤其需要加强教材等阅读材料建设。
二是此课程内容抽象高深，学生难于理解。据《编者序言·教学现状》，一些大学开设的该课程包括史学概论、研究方法两部分。前者讨论史学性质与发展，然而在史学知识并不丰富的情况下，学生难以理解抽象高深的史学理论。谷霁光提出，不如在史学方法课中，讲授并帮助学生理解史学概论的某些内容。这样史学方法的内容就不能过于高深，且要重视基础，深浅兼顾；加入具体的例证，在“抽象之中力求具体化”。
三是“灌输式”授课，课程缺乏实习与应用。《编者序言·教学现状》还说道，大学的史学方法课缺乏专业老师，多是史学其他专业的老师兼任授课。有的难免拘泥于欧美教材，且灌输式讲授，缺少具体的中国史实与研究成果作为例证。所以在史学方法的应用方面显得十分薄弱。在史学方法的应用方面教学欠缺，而间或的实践教学又缺乏系统性，要么集中于校雠、引得等工作；要么侧重于教写论文，收效十分有限。
由此可见，需要重视史学方法课，以适合中国学生接受的内容与方式，系统地讲授、应用史学研究方法。
2.从教学实践来说，《实习题汇》是其在史学方法课前两年的讲授与改革之中逐渐形成的。
来厦门大学之前，谷霁光曾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通史》。实际上，《实习题汇》是谷霁光在前两年的教学实践与改革中逐渐形成的，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以专题研究作为实例。据《编者序言·改进由来》，鉴于以前“灌输式”授课，多讲“原则”，显得“空洞”，学生觉得枯燥无味，产生厌倦心理，于是进行改革，加入“近代学人专题研究”，既充实例证，又避免空洞单调，“行之一年，亦颇收效”。
二是以实习实践加强应用。据《编者序言·改进由来》，以前的此类授课与学生的实践脱节，学生“不能运用所学”。现在加入大量实践应用，即本书所说的“实习”，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前一年加入当代学人的论著作为实例之后，第二年重点强化了实习与操作，“次年乃加入实习一项，使学生就每一方法之下，自行试验，一以训练其研究能力，一以加强其理论基础”。
三是调整讲授与实习的时间分配。据《编者序言·改进步骤》，增加例证与实习之后，就压缩讲授时间，增加阅读与实践份额。每个专题都有例题，例题亦有难易之分，先易后难。学生事先阅读专题研究成果，上课时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或是从例题中发现问题。实习材料难易结合，由浅入深，启发教育，讨论提高。《编者序言·实习注意》还强调，每次实习“必须连续一下午，至少亦须三小时”，也就是不少于180分钟。而一般每门课程的考试时间仅为100分钟或110分钟，可见实习分量之重。
3.从个人经历来说，《实习题汇》是谷霁光求学与研究历程的具体反映。
首先，《实习题汇》明显受到作者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经历的影响，尤其是雷海宗“史学方法”课的直接影响。
1932年，谷霁光选修雷海宗讲授的史学方法课，并做了详细的笔记。从其笔记可知：雷海宗将史料的收录整理分为3种方法，一是“劄记之法”或“笔记簿”；二是“专凭记忆”；三是摘录卡片，且最推崇摘录卡片。卡片分为4类，分别以时间、地域、性质、形式来分类。谷霁光对这套方法加以运用，据其同事回忆，他在厦大期间，非常注意摘录卡片。同时也落实到他的教学实践之中，《实习题汇·卡片应用》部分写道：“收集史料，有记忆、笔记与卡片三种方式。……兹择卡片一项而实习之。”然而所附的4种卡片则与雷氏不同，分别为史籍、人物、史料、论文卡片。可见，谷霁光对雷海宗的方法既有继承，亦有变通。
在体例方面，雷海宗的史学方法课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历史之科学——分析；历史之哲学——综合；历史之艺术——著作。谷霁光《实习题汇》也包括这几部分，但措辞与篇幅有所不同，即史料搜集与鉴别分析的篇幅最大，这大致相当于雷氏所说的“历史之科学——分析”；而“史料综合”“史篇编撰”即大致相当于雷氏所说的“历史之哲学——综合”“历史之艺术——著作”，这两部分的篇幅较小。这大概与二人授课的侧重不同有关，即雷氏重视史观与史论，谷氏重视史料与史实。
谷霁光受到雷海宗史学方法课影响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自己发表的《尚书周书和逸周书事实相同体裁相同几篇的比较研究》一文，完成于1932年年底，次年正式发表。而雷海宗1932年在清华大学开设的史学方法课，据前揭谷霁光课堂笔记，其中的一道作业题正是：“《逸周书》与《尚书》之《周书》事迹相同、体裁相同数篇之比较研究。”可见该文实属命题作文，也是该课程学习实践的成果。
其次，《实习题汇》也是作者的研究心得。这需要细读谷霁光此前的成果才能有所发现。
例如，该书《史料诠释（二）》解释说：“史料诠释，亦具史料鉴定之功能，是即考订史料来源与正误辨伪也。”而所提供的史料与问题是：“就木兰歌本文，解释天子与可汗，系指一人，抑指二人。”要求学生通过阅读《木兰歌》史料，从中分析，文中的“天子”与“可汗”是指同一人？还是并非一人？查此前的1936年，谷霁光发表过两篇相关论文，其一便是《唐代“皇帝天可汗”溯源》，指出唐代对内称“皇帝”，对西北诸国则称“皇帝天可汗”。也就是说“皇帝”与“皇帝天可汗”，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域对皇帝的称谓，史料中显然系指一人。另一论文《唐代“皇帝天可汗”溯源后记》也提到乐府《木兰诗》，其中有“可汗大点兵”之句。综合可见，谷霁光以前研读了此类史料并已有答案，《实习题汇》关于“天子与可汗”题目，其实就是吸收了自己此前的学术成果与研究体会。
不仅史料的解释，《实习题汇》中综合史料进行研究也蕴含着作者的心得体会。该书《史料综合（二）》”解释说：“史料综合之范围甚广，自历史通论史篇编撰，以至历史上一事一物中联念之构成均属之。”并提供了“同光维新”（即“洋务运动”）方面的相关史料。随后的4个思考题分别是：“（甲）推求同光维新之原因。（乙）推求维新人物之见解与知识。（丙）推求维新政绩不良之原因。（丁）若身处其境而地位同于曾李，维新事业应如何筹划并推行。”细查追踪这几个问题，实际上出自谷氏阅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所进行的思考与学术批评，他评论蒋著：“讨论‘同光维新及其失败’三节中，似乎忽视了维新的主因。以至论到失败的主因时，也难于前后照应。我以为维新的主因和失败的主因，完全相同。维新事业的最初发动，在于京外的军需工业改革。曾（国藩）李（鸿章）的发动和清廷的允可，都原于平乱迫切的关系。当日清廷首先所最感到切肤之痛的，莫过于太平天国之变。”这一评论与观点，实际就是上述问题的基本答案。
4.从前后关系来说，《实习题汇》借鉴了此前历史研究法的相关讲义或出版物。
谷霁光借鉴了此前历史研究法的相关讲义或出版物，笔者以为与以下二书的关系最为密切，不仅框架体系存在对应关系，而且解释思路也是相近的。
一是法国人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查阅该书的框架与相关论述：上篇《初基知识》第一章《搜索史料》主张，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搜索及采择史料”。中篇《分析工作》第一部《外形鉴定》第二章《原本文字鉴定》认为，古代史料经过一再传抄，“其伪误滋多”，这就需要“校雠考证”。第三章《制作原始鉴定》要求，在使用史料之前，必须先搞清3个问题：“来自何所？作者是谁？作自何时？”也就是考订地域、撰人、时代。第六章《命意释义鉴定》，“不仅说明文字之普通意义，且当尽其所可能以说明著作者之鹄的及意念”。重视“心理的解析”，对文献作者“心理作用”的把握是利用该史料的基本前提。下篇《综合工作》第一章《历史构造之概况》认为，在史料的外形与内容鉴定之后，还需要一系列的“综合工作”。第四章《构造之大体编裁》讨论编撰所用史料、史事取舍与综合分析等。第五章《史文造作》是关于评论结论等。再查阅谷霁光《实习题汇》，第一章为《史料搜求》，大致对应上述的《搜索史料》。第三、四、五章《撰人考订》《地域考订》《时代考订》大致对应上述的“来自何所？作者是谁？作自何时？”第六章《史料校雠》大致对应上述的“外形鉴定”。第九、十章《史料诠释》，大致对应上述的《命意释义鉴定》，甚至二者均特别提到“心理”作用。第十一、十二章《史料综合》和第十三、十四章《史篇编撰》，与上述的《综合工作》部分章节大致对应。查厦门大学图书馆书袋卡，1938年11月15日至1939年3月25日，1940年10月21日至1941年3月1日，谷霁光借阅《史学原论》，吸收借鉴自在情理之中。不过，《史学原论》皆征引西方的史料与史实，而《实习题汇》所用史实史料均限于中国历史与中文汉字。
二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有该书的多种版本，其中商务印书馆1935年刊行本，书袋卡签名显示谷霁光曾两次借阅，分别是1938年12月5日至1939年3月25日；1940年10月21日至1941年2月24日，可见每次的借阅时间也较长。梁氏该书第五章《史实之搜集与鉴别》第二“鉴别史料之法”中说：“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将史料鉴别分为“正误”与“辨伪”二部分，随后还辨明二者的关系，“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认为失误与作伪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无意的，后者是有意的。再看谷霁光的《实习题汇》，其中的第七章、第八章分别正是《正误》《辨伪》，而且在后者的文字说明中写道：“辨伪与正误亦有关连之处，然致误与作伪之由来，则亦略有分别……”可见谷霁光此处的框架与思路，与此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十分相似，甚至谷霁光的论文创作也受到梁氏该书的直接影响。
二.
实习的基本要求与《实习题汇》的主要内容、显著特征
（一）史学方法实习的基本要求
综合分析，谷霁光史学方法实习的基本要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针对各高校开设此课而言的；另一个则是针对本校选择此课的学生。因此，谷霁光编写《实习题汇》的预设使用者并不局限于本校学生，其他高校师生亦可采用。
先来看针对各高校开设史学方法实习课的基本要求。这主要反映在该书《编者序言·实习注意》之中，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首先是实习的客观条件，“实习教室，必有大桌椅与字典词林等”，也就是基本的学习环境与工具书。谷霁光还呼吁各高校重视史学实习，将其视同理工科的实习。其次，提高汉语水平尤其是古汉语水平。他发现学生的“文字修养”较差，难以读懂、消化史料，所以提出“提高国文程度”是基本要求，“为治本之法”。再次，加强史学修养与基本功。例如，“历史上名词之混用，最易疏忽”，所以需要插入此类史料与内容，训练学生的辨别能力，甚至偶尔收入“不相干之材料”。最后，培养学风、端正态度。他认为学生“易于心粗气浮，缺乏忍耐之心”，所以每次实习时间至少连续3小时，以培养学生专心治学，提高其忍耐力。另外还有一些细节，如经常变换实习题目，防止学生抄袭等。
再来看针对本校选择此课学生的基本要求。这主要反映在该书的《实习时应行注意事项》之中，可以归纳为5个方面：第一，细心阅读，独立思考。对于习题中的文词疑难，应该细心领会，“勿轻易发问”，以提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易寻求的答案，应该多方推求，开拓思维，“勿与人讨论”。第二，论从史出，谨慎立论。要集中注意某些问题，加强“精密思维”训练，“切勿率尔立论”。“凡主观之史观，与玄揣之杂说，绝对摈弃”。第三，史无定法，活学活用。领会掌握每一方法的侧重点，并“注意于方法之活用，勿为方法条款所拘”。第四，思深能入，笔锐能出。利用史料，深入思考，加强实践，撰写史学小论文。第五，规范实习，严格纪律。用毛笔或钢笔答题，统一实习用纸。实习题在教室内进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二）《实习题汇》的主要内容
《实习题汇》一书的内容可以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亦作《编者序言》）与《实习时应注意事项》。其次是全书的核心，从“实习题一”至“实习题十六”，共计16节，构成全书的基本内容。最后是附录《正误表》即勘误表。
《实习题汇》的核心内容共计16部分或可称作16节。每节开始均为“注意”提示，提纲挈领，讲明主旨、方法等注意事项；然后简短地提出需要思考、解决的具体问题；最后针对方法、提出的问题，提供相应的系列史料，加以实习操作，这些史料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各节基本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实习题一，史料搜求。掌握搜集史料的方法，例如目录之学、利用索引等；同时平时应广为推求，拓展阅读，留意方法。然后就查阅相关史料出题两道，一是“清代福建之粮食问题”，二是“魏征评传”，后者并附有《旧唐书·魏征传》部分史料。
实习题二，卡片应用。收集史料分为记忆、笔记与卡片3种方式。然后具体介绍各类卡片的形制与分类。最后以“中葡澳门交涉事略”为题来引导学生加以应用。
实习题三，撰人考订。目的是训练考证能力；即使没有答案，也不失为一种训练，但不能有“先入之见”。最后以“《论语》撰人推定”为题结合史料进行实习。
实习题四，地域考订。这里的地域分为史料作者的地望与所述事项的地点。所附史料分为：作者地望，作品作于何地，事项发生地，地域之间的关系，甚至还包括地域观点，后者如“华”“夏”与“中国”。
实习题五，时代考订。这是针对史料年代的考订，既重要又困难。后边列举出5条史料求证所作年代。
实习题六，史料校雠。史料校雠有其体例与条件，训练学生比对同一史料的不同版本、鉴别记载正误。
实习题七，正误。从上述史料文词上的校雠，扩展到本节的史实记载与解释。随后给出4例习题加以实习。
实习题八，辨伪。正误与辨伪存在关联性，但在导致误、伪的原因方面有所区别，而且此类史料会影响后来学者的史观与史德。随后提供史料二例，分别以“秦桧逃归辨伪”与“《管子》非管仲所作”进行实习。
实习题九、实习题十，分为史料诠释（一）、史料诠释（二）。前者是如何解释史料并应用于撰写论著之中，提供5个方面的事例并加以解释。后者鉴别史料中的表述与正误，并举两例加以实习。
实习题十一、实习题十二，分别为史料综合（一）、史料综合（二）。前者针对综合运用史料，做到融会贯通。实例包括史料的关联，表述的具体含义以及系统地理解史料。后者推求历史过程、观念、认识以及现象背后的原因，并以洋务运动为例提供4条例证。
实习题十三、实习题十四，分别为史篇编撰（一）、史篇编撰（二）。前者包括史书撰写中的结构、体裁、行文、格式等，随后举出5例。后者讨论史书编撰的优劣得失，并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相关史料为例。
实习题十五、实习题十六，分别为综合复习（一）、综合复习（二）。前者综合史料来源、正误辨伪以及史实等方面，列举一些相对简单的例子。后者提供的例子则相对艰深。
可见，《实习题汇》包括了从史料收集抄录、辨别诠释以及编撰利用进行研究创作的整个过程，而且聚焦问题，注重实践，强化应用。
（三）谷霁光史学方法课程的显著特征
如前所述，谷霁光的史学方法课，有继承，有发展，特征不一而足，笔者以为其显著特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加强实践、重视应用。谷霁光在史学方法课中，避免灌输式满堂讲授，而是压缩讲课时间，重视实习与应用。在讲授史学方法的基本内容与原则时，加入了例证与例题。有例证就不会空洞无物，有例题就可以练习应用。每一议题一般提供两则例题，由浅入深，让学生阅读体会。这样，学生就不会拘泥于原则条款，而是向“自由运用”“运用得体”迈进。
谷霁光当年授课时曾以如下论著作为例题。在史料认识方面，是陈寅恪的《东晋南朝之吴语》；在作者考订方面，是傅斯年的《谁是〈齐物论〉之作者》；在名称考订方面，是刘师培的《白虎通义源流考》；在史料来源方面，是顾颉刚的《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原书作“十七事”，误；江西版同）；在史料校释方面，是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在正误与辨伪方面，是郭沫若的《汤盘孔鼎之扬榷》（原书作《汤盘铭释》）和《周官质疑》；辨伪方面也有王芸生的《中俄密约辨伪》。同时作者还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关于史料诠释，就有自己的《辽金乣军史料试释》等。而在实习应用方面的特征就更为突出，如上述的《实习题汇》主体部分，从实习题一至实习题十六，应该是分为16次进行，每一题由浅入深、训练提高。老师强调要点、提出学术问题，配以相应的多条史料，学生阅读分析史料、综合应用各种方法，来解决问题。有的专题如史料诠释、史篇编撰甚至分为两次来实习。每次实习至少3小时，甚至一个下午。将史学实习视同理工科的实习。实习题完成之后，师生再切磋讨论，求真求善求美，学生从中体会自己解决问题的优劣得失。如此，既端正了治学态度、领会了理论原则，又强化了实践操作、掌握了史学方法。
二是处变不惊、务实规范。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基本背景、基本形势来说明。谷霁光在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讲授史学方法课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以不同方式抗击日本侵略者。就厦门大学的师生而言，“卢沟桥事变”之后，1937年10月成立了国立厦门大学学生救国服务团，次年4月改为国立厦门大学战时后方服务团，编辑印刷《唯力》杂志，以实际行动进行抗日活动，其中第1卷第2期标题口号就有：“头可断，膝不可屈！地可失，志不可馁！”
厦门大学一度是距离战区最近的高等学府，办学条件艰苦、安全环境险恶。1939年4月27日，日机轰炸长汀，炸毁民房十余间，震塌厦门大学校长室屋顶及墙壁，一年级学生宿舍落下一枚重磅炸弹，房屋倒塌被毁，邻近的理化及生物实验室亦受损，第一院所有教室门窗玻璃全被震碎。在这一形势与环境之下，作为历史系教师的谷霁光不能不受到影响，何况他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历史上的兵与兵制。早在读完雷海宗《中国的兵》一文，他就意识到“文武合一和兵的力量问题”的重要性，认同“凡是精良的军队，只有文武合一之下，才会实现”。1942年看到蒋廷黻的《知识阶级与国防建设》一文后还撰写了专题文章，发表在《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探讨现实问题尤其是教育问题，建议军训改革、大学生入伍，认可“大学人士是民族和文化的支柱，要是谈文武合一，自然要从大学着手；要是谈军队现代化，自然也要从大学着手”。主张知识分子战时保家卫国，平时做好本职工作：“如果士大夫有了舍身为国的精神，也就能对研究事业肯牺牲一己的私利，以求成功。那么战时可以增加一批英雄的斗士，平时也可以减少一些不学无术的寄生虫，教育的最理想境地，也就无过于此。”他从容冷静，坚持并强调历史主义原则，反对肆意历史类比，以古喻今。例如，1943年发表《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一文，认为蒋著《中国近代史》中曾国藩的“避战图强”、文祥的“和平外交”，均是史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指出，“当时环境，可以言和，今日情势，只有抗战，二者截然不同。如果当日可以言和的论断为是，而必因今日只能抗战的信念去改变他，那是我们自己违背了史学原则，应当自行改正过来”。
回头再来看《实习题汇》，其中没有空洞的说教与宣传，没有历史的含沙射影，或是以古证今，强古就今。而是处变不惊，务实规范，深入教学与人才培养这一具体实际，厚实基础，改革创新，注重应用，强化实践，从而切实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与动手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当时史学的某些时代局限性——“抱着为抗战救亡而研究历史的宗旨时，就不免强古就今，以古证今现象的发生，尤其是为激发人民爱国、革命的义愤，不惜借古人古事比今人今事，任意作历史类比，把历史现实化”。事实也证明，当时的厦门大学教学认真规范，受到各方称赞，主管部门派人视察后认为，“教学认真，学风纯正”，已经传令嘉奖。1942年夏，全校学生总共754人，而“因功课不及格而受自动退学处分之同学，总数约三十余人”，淘汰率达到了4%。
三.
《实习题汇》的美中不足
当然，从史学方法的知识体系来观察、从史料引用来核对，《实习题汇》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或可称为美中不足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国外的史料与论著
该书名为《史学方法实习题汇》，因此，其中的方法与内容理应包括国外历史、西方史籍在内，但通篇基本都是中国的汉语史料及其解读，方法集中于中国史料的搜集、解读与研究利用，彰显了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史料、考史论史这一特点。这与他所抄录雷海宗的“史学方法”课笔记内容大相径庭，雷氏的授课内容及其作业中，大量的是关于西方的史事与论著。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特意以“中国”二字作为限定，尚且包括“外国人著述”，具体罗列了英文、日文系列著述，而谷霁光的《史学方法实习题汇》却不包括任何外文论著与史料。此前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永朴任北京大学教授，留有《史学研究法》讲义，不仅总结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从史原、史义、史法、史料、史评、史翼方面展开讲解，亦对国外研究及其方法作出回应，“至于近世泰东西史籍输入我国者颇多，其义例盖有可以互证者，亦不得而略也”，同样认为国外的历史研究法不能忽视。在民国史学方法课程及讲义中，姚永朴《史学研究法》被作为“土法”的典型，尚且提及国外的研究。若是与“洋法”代表人物姚从吾的《历史研究法》比较，其差别就更为明显了。1934年姚从吾从德国留学回国，接替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其《历史研究法》讲义共4编：历史学的性质与任务、史源学、欧洲近代通行的几种历史观、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和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与上述谷霁光《实习题汇》相比较，虽属同一课程，内容与体例却大相径庭。
那么，《实习题汇》不包括国外的史料与论著，这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限，还是谷霁光的主观选择呢？
尽管厦门大学在长汀期间，史料与外文书籍有限，但绝不会到了西文无书可读、无书可资参考的程度。如果翻检当时的报道材料，学校对外文图书的采购还相当重视，西文馆藏亦为师生所称道。据1940年4月统计结果，当时馆藏西文图书1.5万余种，其中史地类西文图书933种，史地类西文杂志51种。除了世界史之外，也有中国史包括中国经济史的外文资料，例如1940年的《厦大通讯》就说本学期新到西文图书600余册，并刊登《母校图书馆新到西文图书目录》，其中包括1938年出版的《商人史》《1870年以来的欧洲史》，甚至还有1937年出版卜凯的《中国的土地利用》。如果说这些英文书籍过于专业，与中国古代史相距较远的话；那么，当时馆藏的诸如《剑桥古代史》之类书籍，实际上与该课程还是比较对应的，尤其是，当年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有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著作，如鲁滨生的《新史学》、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傅舲的《历史研究法》。但是这些西人论著或相关史籍，《实习题汇》均未提及。这是否因为学生的外语水平太低呢？当年厦门大学为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水平，还加强培训与考核，从1939年开始，数年连续举办了“国文特殊试验”与“英文特殊试验”，其中1940年11月6日的英文考试，就由历史系主任吴士栋等主试，而考生中就包括历史系学生陈诗启。可见也不是由于学生的英文水平太差无法进行阅读训练。考虑到谷霁光发表的论文中注意到国外的研究成果与动态，而他自己也有从事外语教学的经历，并非不懂外语，而且本校图书馆当时亦有相应馆藏，诸此看来，《实习题汇》缺乏西方的史料与论著，并非或主要不是因为当时的条件不具备，更有可能是谷霁光个人的抉择与倾向。据其未刊稿《治学自述》，他对前贤时彦的史学研究方法其实并不满意。“一方面搜集材料，一方面如何研究，也就是研究的方法应该怎样，而这，前师们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为此彷徨沉思过好长一段时间。”更有可能的是，他力图在史学方法尤其是授课内容与教学方式方面，走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新路。
（二）摘录史料存在疏误
从全书来看，谷霁光非常重视版本、校雠、正误等基本功训练，也注意操作细节甚至怎样抄录卡片，冀以培养学生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精神。然而，《实习题汇》却出现了这方面的疏误。
例如，实习题十《史料诠释》，曾摘录了“文苑英华本木兰歌”全文，录文是：
唧唧何力力，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维闻女叹息。……军书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耶征。……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得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但是查同书实习题六《史料校雠》，同样摘录“文苑英华本木兰歌”，对应的文字则为：
唧唧何力力……可汗欲与木兰赏，不用尚书郎。愿得鸣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再查《文苑英华》所收《木兰歌》正文，这里对应文字实为：
唧唧何力力，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可汗欲与木兰官，不用尚书郎。愿得鸣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如果说“驰”同“驼”，“明驰”写作“明驼”似乎说得过去；“耶”与爷的繁体字“爺”通假，“爺”写作“耶”也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唯”误为“维”则是字义混淆，尤其从同一版本文献中摘录同一诗句却出现“明驼”与“鸣驼”之不同，不仅使细心的读者无所适从，而且还与文献原文存在差异。何况《实习题汇》这里继续引录资料，批评《文苑英华》《古文苑》《乐府诗集》等所录同一诗歌文字之不同，其中就包括“鸣驼”与“明驼”：
文苑英华古文苑乐府诗集，皆宋人编定之书，以文苑英华成书最早。……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引木兰歌，“愿得明驼千里足”，并云“明多误作鸣”。又朝野佥载所纪驼李故事亦作“明驼”。按木兰歌，乃北歌，乐府诗集列于鼓角吹曲之类，而加按语云：“歌辞有木兰一曲。”其词句均与北地歌有关，不知者自易加以臆度，而妄加删改。
谷霁光在这里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不同书籍中“明驼”与“鸣驼”之不同，而本书摘录同一版本文献（“文苑英华本木兰歌”）同句诗歌，却此处是“明驼”另处是“鸣驼”，这与本书的宗旨、作者的要求是有所抵触的。
四.
余 论
尽管《实习题汇》并未直接涉及史学理论与西方史籍，但从史学方法这门课的性质来说，谷霁光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指导学生在史学实践中学会方法，在实习中应用方法，与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具有异曲同工之效。这就是，方法寓于实际工作之中，不能拘泥、空谈方法。谷霁光当年兢兢业业、身体力行，在教学实践与学生实习中践行方法，历史人才的培养富有成效。
这一时期厦门大学办学颇有成就，谷霁光当年的学生表现突出，有些日后成为著名学者。在当时组织的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赛中，厦门大学学生不仅多次获奖，而且获奖比例在全国拔得头筹。这一时期历史系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也风生水起，谷霁光功不可没。1942年秋至1945年夏，韩国磐在长汀厦门大学历史系求学，当时谷霁光正是历史系教师，老师在经济史、魏晋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不能不对潜心学术的学生产生影响。韩国磐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在隋唐史、中国经济史方面建树颇多，他在谈研究隋唐史的经验体会时就列举了谷霁光的著作《府兵制度考释》，在方法方面同样重视摘录卡片，“为摘录资料，则用卡片为宜。所录卡片，应进行详细的分类……”晚年还回忆起萨本栋校长在长汀时期广纳贤才，其中就包括引进了谷霁光。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谷霁光还指导了本科生毕业论文，其中既有历史系的学生论文，又有经济系学生的经济史论文，这些毕业论文现藏厦门大学图书馆。1941年毕业的陈诗启，其本科毕业论文《猛安谋克的研究》，谷霁光签名批阅并给予80分。陈诗启曾总结说：“我在大学读书时，谷老师讲授的史料学，要求学生学习分析史料，做实习作业，并对每个学生的作业，一一指出存在问题和改进方法，这对于我的处理史料方法，很有启发。”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门课的侧重与特点。1943年毕业的王华东，谷霁光指导其毕业论文为《清代总督》，王氏毕业后留系任教。同年毕业的林汝楠，谷霁光指导其论文为《明末文社的组织与其发展》。林氏在求学时期学业优异，曾在第三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竞试中获奖，代表各历史系参赛者中全国仅有2人获奖，这一获奖难能可贵。厦门大学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后来在傅衣凌、韩国磐等人带领下，成为国家重点学科与研究重镇，而当1986年谷霁光、傅衣凌南昌相聚时，亦说“谷傅一派”，彼此认同，惺惺相惜。谷霁光后来执教中正大学，继续强调史学方法的重要性，同时又注重教材与教学方法，“同时历史教材及教学法一科，亦应与史学方法同其重要，视同必修”。这是他在厦门大学教学思想与教学实践的延续与拓展。
总之，虽然在抗战的炮火硝烟中从事历史教学，《实习题汇》还只是内部印刷品，但是谷霁光讲授的史学方法课、编写的实习材料，以其处变不惊的规范教学、重视实践操作的显著特征，在当时的历史教学与人才培养中绽放异彩、结出硕果，也为文科的校内教学实践树立了榜样。
本文刊发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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