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一课一中心”的教学理念的推广和学术与高中课堂联动的不断深化，中学历史教学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动荡中孕育新机的历史定位已经形成共识，成为本课教学设计普遍遵循的核心主旨。
然而，在教学实操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如部分老师将“常态—变态”，“波谷—波峰”等学术概念当作装点课堂门面的“招牌”，而具体教学内容却与上述概念并无关涉，各环节仍是一盘散沙；还有一部分老师开门见山，搬出名家史论作为金科玉律，课堂教学变成了从结论到结论的证明题。
上述教学看似新颖别致，实则花拳绣腿，隔靴搔痒。要真正涵育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教师须在对相关历史认识充分内化基础上确定教学立意，在立意的统摄下进行选材和设问，让学生在围绕核心问题思考和突破的过程中生成对于历史内涵的认识。
一、立意选定
立意，即单元或单课的中心思想或者核心主题。它是定格学习目标和聚焦核心知识的集中体现，是统摄教师教学流程和开展微课程学习设计的指导思想。一节有立意统摄的课，可以避免陷入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知识堆砌状态。因此，在设计《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一课时，笔者特别注意立意的选定。
第一，解读课标和教材，让立意更加合规。
课标对本单元的要求是“通过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络，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制度变化与创新、民族交融、区域开发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
结合课标阅读教材“第二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从单元界面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建立巩固到重塑发展的过渡时期。从东汉末年王纲解钮、群雄并起到三国鼎足，及至东晋十六国割据和南北朝对峙的360余年间，伴随着人口的迁徙，各民族间经历了由相遇交锋，到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气象和新趋势。民族交融、经济交往和区域性统一，不仅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隋唐气度和革故鼎新，乃至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本课内容看，包含“三国与西晋”、“东晋与南朝”、“十六国与北朝”三目，其以时序关系展开，并隐含了南方的东晋对西晋有直接继承关系、北方的北朝为以后隋唐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的逻辑。
第二，关注初高中衔接，让立意更加适切。
本课正好对应统编初中教材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16—19课，初高中大部分内容是重叠的。其中，初中详细讲而高中略讲的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国治理、八王之乱、北方游牧民族内迁的原因、两晋与南朝君主的统治情况、淝水之战。初高中都详细讲的有：孝文帝改革、江南地区的开发、北方地区的民族交融。高中独有的内容有：叙述了北魏分裂到隋朝统一的更迭过程，让南北朝脉络的时空更为完整；在后面“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一课中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均田制、租调制，体现了中国古代制度的延续性。
总体来看，高中的视野更为宏阔，要求学生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演变置于从魏晋到隋唐这一个更长的历史尺度，思考各个维度历史演进的深层逻辑。
第三，化用学术界成果，让立意更加精准。
基于上述两项分析，笔者找到了本课要突破的中心问题，即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时空定位。为此，笔者翻阅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阎步克的研究。
他提出了两组概念，一组就是阎先生书名《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汉唐盛世之间，魏晋南北朝是个帝国的低谷，北朝则构成了走出低谷、通向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另一组概念则是“常态与变态”，阎先生认为秦汉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形态：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东汉末年统治危机和少数民族内迁的冲击陷入了皇权弱势、军阀割据、士族专政的“变态”。然而，也恰恰是三百年余年动荡分裂之中，“北方少数民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与演进契机，交替的‘胡化’和‘汉化’……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中国不仅复归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常态，还进一步将其强化。
结合阎先生的研究，笔者得出三点思考：
第一
所谓的波峰和波谷，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秦汉的“波峰”中酝酿了走向波谷“危机”；波谷的“震荡”中也恰恰孕育了走向新“波峰”的动能。
第二
所谓从波谷到复归波峰的过程，固然是各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核心问题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因素如何滋长；因此，在论述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关系变化，要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展开。
第三
从波谷到复归波峰的过程，要关注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内迁是中国秦汉之后陷入漫长波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此后各领域的民族交融恰恰带来让中国不仅走出波谷，而且冲向更高波峰的历史契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是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推动和塑造的产物。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将本课的立意定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建立巩固到重塑发展的过渡时期。从东汉末年王纲解钮、群雄并起到三国鼎足，及至东晋十六国割据和南北朝对峙的360余年间，伴随着人口的迁徙，各民族间经历了由相遇交锋，到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趋势。民族交融、经济交往和区域性统一，不仅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隋唐气度和革故鼎新，乃至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选材设问
一节课要有立意的统摄已逐渐成为教学设计的基本要求。但在选材和设问中时刻不忘立意、让立意真正呈现出来的教学实践实是凤毛鱗角。下面，笔者以“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为例，具体说明如何在教学立意的引领下进行选材和设问。
上课伊始，教师呈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间轴，请学生简单计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统一和分裂的时间长度，由此引出本课的两个学习任务：为何从秦汉“波峰”跌落后会持久徘徊在动荡分裂的“波谷”中？何以能走出漫长曲折的“波谷”、迈向隋唐更辉煌的新“波峰”？每个学习任务都根据立意进行选材和设问，而且选材时特别注重对教材史料的运用。
任务1：为何从秦汉“波峰”跌落后会持久徘徊在动荡分裂的“波谷”中？
师生共同回顾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危机的原因。教师简述三国归晋的历史，并出示西晋相关政策（材料一），设问1：西晋政权能否化解汉末中央集权危机及其原因？教师结合史料简述东晋以来南方政权皇权弱势、士族专权的特点（材料二），指出汉末中央集权危机在进一步恶化。
材料一：280年颁布占田制，官员可依品级高低合法占有相应数量的土地、人口，并享一定免税特权。
今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
——《晋书·段灼传》
290年司马炎去世，外戚贾氏专权，宗室诸王不满。
材料二：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晋书·王敦传》
设计意图：历史是连贯的。分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有必要前溯东汉崩溃的缘由。
从西汉前中期开始，土地兼并问题就开始日益严重，一方面豪强地主势力膨胀、横行乡里，更有甚者勾结官员进入统治集团，成为显赫一时的世家大族；另一方面，贫富分化之下农民反抗，引发了震荡全国的黄巾起义；此时的朝廷却在宦官外戚争权中陷入瘫痪，地方长官借机笼络豪强，拥兵自重，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可以说，东汉秩序的瓦解正是中央集权被侵蚀和掏空的结果。而结束三国分裂局面的西晋，仅维持了二十多年的统一。西晋豪强壮大、外戚干政、阶级矛盾等威胁统一的因素没有彻底革除，反而继续发展酝酿，因此其统一是脆弱短暂的。士族之间、士族庶族的激烈斗争贯穿了东晋始终，甚至到了南朝依然余波不断。
教师出示《秦朝形势图》和《西晋末年内迁少数民族分布与北方流民南迁示意图》，设问2：民族分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教师出示《徙戎论》（材料三），设问3：时人对胡汉杂糅局面有何想法？他建议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教师讲述十六国的乱象和刘渊、符坚等少数民族君主与汉人血缘、文化、理念等相融之处，以及淝水之战失败后前秦政权迅速崩溃等故事，设问4：这一时期胡汉关系的整体状况如何？
材料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注：晋人）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西晋）江统《徙戎论》
设计意图：西晋的灭亡，除了东汉末年已经出现的中央集权危机外，还与新的因素——少数民族的参与有关。
由于气候和政策原因，少数民族从边陲进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糅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局面，西晋大臣江统给朝廷上书，认为胡汉之间生活生产方式的差异巨大、隔阂严重，且西晋苛刻政策引发少数民族对立情绪，建议将少数民族迁出。在他上书不久，八王之乱就爆发了，内迁的少数民族果然趁乱举事，纷纷立国。中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迫使北方汉人也大举南迁，史称“衣冠南渡”。
然而，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不只是隔阂和对立。灭掉西晋的是匈奴人刘渊，他打出的旗号竟然是光复汉朝；而他本人正是汉匈和亲的后代、且精通汉人文化和历史。无独有偶，那位杀数位鲜卑人的氐人君主符坚，同时是一个受汉代儒家影响、把“混六合以一家”当作毕生追求的雄主。
可见，当民族开始在交锋中相遇，相知和相融的历史进程便也相伴相生了。只不过，十六国时期的民族交融仍不充分，冲突交锋、民族矛盾隔阂仍然占上风，也是这一时期分裂动荡漫长的重要原因，符坚南下进攻东晋失败及其政权的灭亡便是例证。
任务2：何以能走出漫长曲折的“波谷”、迈向隋唐更辉煌的新“波峰”？
淝水之战之后半个世纪，伴随着改朝换代和北魏统一北方，中国进入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这段历史似乎在沿着历史惯性在分裂动荡的“波谷”中继续滑落，但现实却是不仅实现了统一，还通向了隋唐盛世“波峰”。是怎样的无形之手推动中国走向这样的未来呢？教师出示《宋书》、《洛阳伽蓝记》等材料（材料四），设问5：结合材料和所学，分析南、北方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原因？
材料四：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会土（注：指浙江北部）……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注：指长安周围的关中地区）不能比也……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卷五十四》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设计意图：两汉及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和人口都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南北差距很大。但从三国以来，南方建立的一系列割据政权为了自存，都加大了开发的力度，加上人口和技术南播、相对和平的有利条件，南方的开发成效显著。与此同时，北方的经济也在不断恢复。南方的开发和北方的恢复，使得南北经济差异开始缩小，经济交流的物质条件和主观愿望也在不断增长，成为助推中国统一的强大内驱力。
不仅是经济层面，这一时期北方的社会、文化、民族关系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与北朝的奠基者北魏密切相关。教师简述北魏鲜卑拓跋部创业经历，结合史料指出孝文帝在实现统一宏愿与反思前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材料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教师列举诏书片段（材料六），设问6：孝文帝准备采取怎样的改革措施？为什么？
材料五：符坚瓦解，当缘立政未至……驾用仁义之师……或成汉业。
——《魏书·列传·卷三十五》
材料六：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通鉴纪事本末·魏迁洛阳》
诏曰：结他族之亲……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于斯备矣。
——《魏书·列传·卷九》
诏曰：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
——《魏书·帝纪·卷七》
设计意图：孝文帝通过统一使用汉语，方便政令畅达、增加统治合法性；通过倡导跨族联姻，使他成为治下胡汉各族共同拥戴的君主，巩固统治基础；通过推行均田令，防止贫富分化、豪强崛起、社会不稳，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保证国家赋税徭役，有效控制地方。
通过分析孝文帝改革典型政策，不难看出孝文帝“立政”和“仁义”的良苦用心——他要摆脱涣散脆弱的状态，建立稳固、强大、有正统性的中央集权王朝。经过孝文帝的大举改革，经济上推广中原农耕生产，政治上效仿中原王朝巩固中央集权，民族关系上弥合差异敦睦关系，北方出现了“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的局面。
但孝文帝改革绝非一帆风顺。教师简述孝文帝改革中借口南征强行迁都洛阳、赐死反对改革的太子、六镇之乱后北方陷入政治分裂和路线分歧等故事，设问7：孝文帝改革何以功败垂成？教师出示北周统治集团家族关系略表和隋唐君主相关言论（材料七），设问8：隋唐君主在血缘和民族理念上有何共同之处？
材料七：皇上……无隔华夷。
——《隋书·列传第三十二》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肤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
设计意图：从短时段和长时段的维度全面、辩证地理解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影响。
短时段看，孝文帝的改革因存在忽视民族认同形成的漫长、改革过于急骤武断的问题而功败垂成。长时段看，最终统一中国的隋、唐二朝君主，其实都出自延续“汉化”路线北周的统治集团——血缘上，都是跨族通婚的产物；民族理念上，都提倡华夷一家。
可见，孝文帝改革顺应了民族交融的时代潮流，而民族交融赋予了北朝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动能。反观同时代的南朝，虽因士族堕落和庶族崛起、中央集权也有所回升，但终究相形见绌。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最终还是放在北朝的肩上。
最后，教师立足单元、揭示立意、总结全课：
回顾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分裂动荡、政权更迭的时期，它无疑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波谷”，但它仅仅是个“波谷”吗？拉长视野再作思考，不经“波谷”中政治格局的代谢与积淀，何来隋唐中央集权的强化创新呢？不经“波谷”中农牧民族的相混与相融，何来隋唐开放包容的雄浑气象呢？不经“波谷”中南北经济的开发与恢复，何来隋唐南北共荣的经济腾飞呢？不经“波谷”中多元文化的激荡与交织，何来隋唐文艺领域的瑰丽绚烂呢？可以说，隋唐的盛世“波峰”恰恰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波谷”中孕育的。
三、教学反思
就本课教学重难点孝文帝改革而言，常见的设计是先简述孝文帝在冯太后中原文化的浸润下成长的背景、列举全面汉化的改革举措，重点突出孝文帝在改革中力排众议的决心和魄力，进而列举经济、文化等种种领域民族交融的史料，来证明孝文帝改革加速了民族交融历史进程的结论。
事实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民族交融呈现出随着时间发展逐步递进的特点，经济、文化、习俗上的互相影响自从胡汉杂处局面形成就已经潜移默化中持续发展。而早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已不乏如刘渊、符坚等追慕和推广中原汉文化的典型人物。这样的教学处理，不仅体现不出孝文帝改革的独特性和关键作用，还可能使学生产生“只要效仿汉文化，就能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片面认知。
基于“常态—变态”的理论视角，孝文帝改革绝不只是出于对中原政治文化的推崇，也绝非只是对秦汉魏晋的政治制度的直接照搬，而是在充分理解和认同中原王朝中央集权制度模式和统治理念对于农耕文明治理有效性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进行能动改造，以民族交融为抓手化解中央集权统治异化因素的产物。
因此，笔者在任务1（为何从秦汉“波峰”跌落后会持久徘徊在动荡分裂的“波谷”中）中已经点出了中央集权异化和民族对立尖锐的时代核心矛盾。在分析孝文帝改革举措时，笔者更是有意识地选取了相关政策诏书文本，使学生在政策辨析中洞察孝文帝因应时代核心矛盾的思路。
接着，笔者提出一个问题供学生思考：以世家大族为基础的门阀政治是导致汉末以来汉族王朝政治衰朽的重要原因，但孝文帝的改革举措却不乏效仿魏晋门阀制度之处，这是不是在“开历史倒车”、“自投罗网”？学生在问题的深度探讨中，理解孝文帝让鲜卑贵族改籍贯、换汉姓、定门第、与汉人高门士族通婚，将游离于政权之外汉人门阀纳入鲜卑统治集团，扩大了统治基础、强化了政治认同，从而保障了政权的稳定。
与此同时，孝文帝又并未纵容门阀势力恶性发展，而是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等手段强化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和基层控制、抑制了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巩固了中央集权，胡汉隔阂对立尖锐、统治基础狭小脆弱、政治运作低效内耗的困境终于得以扭转。
透过孝文帝改革，学生不但对本课主旨——少数民族在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了理性的认识，也对重要历史人物在顺应时势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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