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是统编版初高中历史教材新增的内容，对于这一内容，由于考古学的发展，新的考古发现的出现，原有的理论和观点受在挑战，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并通过教材编写传递到中学历史教材中。现结合相关学术著作，就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与空间谈一谈自己的思考，供大家批判。
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考古学认识
由于早期中华文明没有形成文字或者说没有留下明显的文字痕迹，古史传说则既有史实的依据，也有神话的荒诞的成分，所以今日“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考古学便成了决定性因素”。由于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就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所能完成的，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结合，它还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和建树。所以“文明起源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中国大通史》第1卷，第149页）。
从理论上来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直是指导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经典，在“文明”的定义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认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认为文明起源的实质，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基础上，原始社会氏族制度解体，建立国家组织的历史进程。在认定国家形成标准上，中国学界最初受到英国学者柴尔德对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和英国学者丹尼尔综述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著作《最初的文明》影响，提出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若此，中国在殷墟时期才出现国家，形成文明。
但是考古学的实践对原有的理论提出了挑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面对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更多学者认为以殷墟为中华文明起点，低估了距今5000多年即已经明确开始的史前社会跨越式发展。1991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应局限于“三要素”之有无，只要有足够反映“国家”“实质”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出现、文明形成。
以王震中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国家形成的标志应修正为：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阶级或阶层的出现是国家这一管理机构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机器的本质特征”(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同时，以阶级的出现和强制性权力的设立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在“考古学上可以找到其依据和物化形式，因而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国大通史》第1卷，第158页）。
21世纪初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开展，尝试提出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取得广泛共识的内容包括：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剩余食物积累，人口显著增加，社会分工明确，考古证据为大型水利设施、大规模农田建设、大量粮食的集中存储、出现制玉、鞣漆、丝织和高等级陶器制作等高级手工业。二是阶级和等级分化制度化。考古证据为墓葬悬殊的等级化，出现随葬品丰富的“王墓”，以用钺制度彰显王权和军权，以具有宗教内涵的玉器彰显宗教权力。三是出现都邑性城市。考古证据为城墙环绕的超过2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遗址，规划严密，有宫殿、仓储、仪式场所等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型公共设施，为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四是区域聚落等级化发展，呈现城乡差别。考古证据为在广大范围内，形成都邑、主要中心、次级中心和一般村落的多级聚落结构。五是文化发展。考古证据为玉器和刻画图像反映的“天极宇宙观”及相关天文知识，各种复杂建筑、高级手工制品、复杂的符号系统等。六是各地区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发生密切互动，共享文化精粹，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奠定历史时期中国的基础。前五项内容，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公认的文明认定标准，但其考古证据则契合中国考古资料；第六项更是着眼于中国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
良渚古城周边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整个古城系统土石方工程总量1005万立方米，在当时位居世界前列，符合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标准一。城内外祭坛上权贵们的墓地里，随葬着数十件至数百件数量不等制作精美的玉器，包括祭祀神灵用的玉琮、玉璧和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这和其他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墓葬对比鲜明，说明当时的社会阶级分化已经相当明显，符合阶级分化制度化的标准二。良渚古城由宫殿区、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长 1 900 米，宽 1 700 米，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外城面积约630万平方米。古城中部，有一个人工堆筑、高十几米、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高台，上面建有大型广场和多组高等级建筑，这符合出现都邑性城市的标准三。据估算，古城和水利系统的工程总量，超过1 000万立方米。上述考古发现，见证了当时该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统治者较强的调动、组织能力。良渚周围地区3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就集中了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各区域聚落不仅出现了不同规格和功能的分区结构，在整个良渚文化区的聚落中也出现了多级分化的现象，形成了以江苏吴江龙南遗址为代表类似于乡村、余杭庙前遗址为代表类似于城镇、莫角山遗址所代表类似于都城的这样一种多级聚落体系，这符合区域聚落等级化发展的标准四。良渚精细刻画“神人兽面”图像的玉器，表达羽化信仰的玉蝉，有精细刻画图像的高等级陶器以及高度发展的象牙器和漆木器，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符合文化发展的标准五。良渚千姿百态的鸟纹有些式样与红山文化玉器相似，有些则与庙底沟类型彩陶相似，体现出的正是各地区密切互动的标准六。
因此，按照此“中国方案”可以认定，良渚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
二、国家统编教材的不同表述
然而，对于这一结论，学术界并不完全认可，反映到作为国家统编的中学历史教材，在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表述上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比如统编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上第2课知识拓展部分称“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证实，距今约5 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早期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这一内容在此前的教材中并不存在，是在2019年才被修订到教材中的，也就在这一年的7月，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良渚文明说得到了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的支持，伦福儒惊叹于良渚的文明成就，并强调说，如果他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再版时一定要把良渚文明加进去。）
同书第3课知识拓展部分称“有学者从陶寺遗址所处的位置和存在的时间推论，这座大城很有可能是尧都平阳，认为当时的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出现早期国家”。对于夏，教材的表述是“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24版初中新课标新教材更是明确指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证实，距今约5000年，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早期国家”“陶寺古城遗址的发现，表明当时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
但是，高中统编教材的表述则与初中教材的表述有更大的不同。
高中统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称“考古学证明，大约相当于五帝后期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大地上邦国林立，史称“万邦”时代。有些邦国都城规模较大，如陶寺遗址中有宫殿建筑、天文建筑以及各种礼器，阶级阶层分化也比较明显，有专家认为其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同时称“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初高中教材对于中华文明起源表述的不同，既有学术观点不同的因素，也受编写环境的因素——高中统编教材编写较早（约2017年），初中统编教材编写较晚（约2022年），而良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2019年。
扰悉，高中历史课标今年还会再次修订完成，高中教材也会有相应的变化。“良渚文化在在距今5000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新编中国通史纲要》）的结论已经是国家意志，相信修订的高中教材也会按照这一观点编写。
三、教学启示
教材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并不意味着教材每一个字都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不然也就无法解释每年教材内容的修订。课标规定“历史教科书是学校历史教学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教材”，但课标也指出要“加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显然教科书不是唯一的历史课程资源（课标定义“历史课程资源是指有利于历史课程目标实现，能够服务于历史课程的一切可资利用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总”。）所以教师不能把教科书等同于每个字都不可怀疑不可改变的宗教圣经，而要将教科书作为一种历史课程资源加以开发与利用。
对于中国最早的国家这一问题而言，不同版本的教材正是培养学生史实实证、历史解释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课程资源。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呈现不同教材的表述，引导学生认识到“对同一历史事物会有不同解释”（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20修订版，第6页），并进而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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