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得透脱”不仅是读书的最终目的，也是用书的最高境界。
读书之方法，往圣先贤多有论及，让我触动最深而又获益最大的，当数陶行知先生的“用书”论。
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平时尽力劝人不要做书呆子”，要避免“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他认为：“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是一样的性质，都是给人用的。”全力主张读书要善于用，“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要“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
或许有人认为，强调“书只是一种工具”，会让读书陷入工具理性的泥淖，倡导“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会把读书引向实用主义的误区。其实，这种担忧既无多大必要，也无多少道理。
对于读书，我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观点，如果读了书而没有用书，那无异于只是用眼睛对文字作了机械的扫描，未经大脑的融通和行为的转化，就算不上真正的读书。毕竟，从本质而言，书就是一种工具，如同耕田的犁、写字的笔，作为一种器物，自有其内在功能和适用场景，书被人读，便是物尽其能，读书致用，便是书的最好归途。那么，如何用好书这一工具，让阅读为生活赋能呢？
运用语言以优化表达
“人在本质上是个语言存在物。”诚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语言并运用语言，经由语言，人类才能更好地认知世界、记录情感、表达思想、交流对话、传承文明。
运用语言最常见的就是直接或间接使用文句。譬如，为了鼓励教师不断精进、自我超越，可以引用米歇尔·奥巴马在《成为》一书中的体会：“‘成为’（Becoming），是一个进行时。成为，并不意味着要达到某个位置，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成为，应该是一种前进的状态，一种进化的方式，在这条道路上，你看不到终点。因为成为，就是那一条永不放弃，想要继续成长的道路。”这类文句精致凝练，内含丰富，极具启发性和鼓舞性，在讲话或写作时巧妙嵌入，往往会产生直击心灵的效果。
除了直接或间接的文句引用之外，书中的理论（观点）、故事（素材）也可以有机地为我所用。例如，为了向教师讲清日常教育中开展科研的重要意义，我曾引用航天控制专家梁思礼的“十倍理论”：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如果在概念设计阶段花1元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10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则要花100元钱。凭借梁思礼院士身份的权威性和“十倍理论”的科学性，“以研究的方式开展工作”这一倡导就自然容易被一线教师理解并接纳。
活用知识以解决问题
读书绝不能止于机械地积累知识，把人变成移动的两脚书橱，而应当注重转化运用，让知识在实践中迸发出力量。活用知识主要有三条路径：
其一，活用陈述性知识以深化认识理解。例如，通过阅读《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书，我深入清晰地认识了教育科研的内涵，系统地掌握了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丰厚了自身的教育科研理论素养；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的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中，我将文献综述、问卷调查、行动研究等相关知识融会在实践之中，既增强了教育科研的实操能力，也提升了对基层学校科研指导的有效性。
其二，活用程序性知识以提高办事效率。例如，读了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就完全可以把“非暴力沟通”四要素（观察—感受—需要—请求）应用于生活交往之中，先清晰地表达观察的结果，再清晰地表达感受，再明确内心真实的需要，然后提出具体的、正向的，而不是抽象的、负向的请求，依照这一操作流程，再尽量避免“道德评判、进行比较、回避责任、强人所难”等“异化的沟通方式”，无疑能够减少沟通过程中的摩擦和损耗，更好地和谐人际之间的关系。
其三，活用策略性知识以增进工作效益。例如，日常的校本教研存在规划不明晰、实施缺创意、绩效少评估等典型问题，致使教研活动质量不高，教师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偏低。在看到质量管理大师威廉·爱德华兹·戴明的PDCA循环后，我们将项目规划、项目实施、过程监控、评估优化的管理理念与方法引入教研活动，从源头上对教研主题进行设计，在方案上对教研流程进行规划，在过程上对教研环节进行监控，最后再通过评价反馈形成闭环，总结经验，改进问题，从而切实提升教研活动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洛林·W.安德森等人在《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中的观点，知识可以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不同类型的知识各具特点和功能，产生的效用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把重点放在记住大量的事实上，而应该把目光聚焦在概念性知识，尤其是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的学习和运用上，这样，我们才能在读书时避免大量“惰性知识”的无谓消耗，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掌握“最有价值的知识”，并让它发挥杠杆的作用，促进生命更好的成长。
化用思想以完善心智
电影《教父》中有句经典的台词：“那些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了一辈子都看不懂本质的人，注定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要想练就迅速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只有多读书，读好书，博采人类文明的精华，广纳往圣先贤的思想，再通过思想的融会化用，才能不断地进化内在的心智系统，拥有“获得能力的能力”。化用书中的思想，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形塑价值体系。价值观念的形成既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受主体的需要、自我意识和实践活动的影响，其中，阅读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回顾自身的经历，高中毕业之前由于条件和视野所限，除了课本之外，读书的确甚少，但即便如此，有限的阅读也如垒土成墙一般，一层一叠地构建起价值观念的基座：
儿时跟随祖父吟诵《三字经》，虽不真正明白“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的内涵，“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却在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价值观念的底色；小学如饥似渴地捧读母亲买来的《岳飞传》连环画系列，在为岳飞冤死风波亭流泪痛哭之后，“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便嵌进了少年的脑海里；进入大学中文系，《论语》中“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诲示，《孟子》中“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阐发，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教谕……这些古圣先贤的思想如雨露甘霖般滋养着生命，也不断地砌筑出价值观念的大厦。
随着读书的深入，传统文化标举的“温良慎独、刚健有为”的君子人格逐渐成为价值谱系的主脉，而西方文化倡导的“追求真理、心怀正义”的知识分子品格也渐次融入，汇聚成价值观念的完整拼图，它们如同灯塔中永远闪耀的炬光，激励并指引着我精进求索，跋涉在通往未来的路上。
第二，改进底层逻辑。要在不同之中找相同、变化之中寻不变，一旦打通了物与物的壁垒，抽象出事与事的通则，就能发现万千现象背后的如同“看不见的手”一般的规律，并能在对规律的遵从与利用中自由地穿梭于各个领域。
一般来说，阅读对底层逻辑的改进如同滴水穿石，是零散而渐进的。譬如，当我们读了安德斯·艾利克森和罗伯特·普尔的《刻意练习》，就知晓了成功的底层逻辑离不开刻意练习，只有围绕目标进行刻意练习的设计，开展恒定的改进，借助反馈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成为行业领域的高手。
第三，优化思维模式。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在《终身成长》中指出：“决定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不是天赋，不是勤奋程度，而是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可以依靠自身的实践来揣悟和建构，而最为便捷和高效的方式则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阅读来吸纳众人经过检验的智慧，再在实践中反思调整，形成自己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模式。
实践中，阅读对思维模式的优化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式迁移，即把书中的思维模式理解之后，灵活地应用到各种实际事务的处理。譬如，在阅读中接触到SWOT分析法这种思维模式，就可以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时直接使用，通过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威胁四个维度来进行矩阵分析，以便全面、系统地梳理信息、作出研判；同时，为了集思广益，还可以嵌套似地运用头脑风暴法、6顶帽思考法等思维模式，让参与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充分地表达见解、相互质询，以便趋利避害，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创造性使用，即对书中的思维模式进行深入的领悟，再结合已有经验进行创造性的建构，进而将其用于真实的问题解决。例如，读了《金字塔原理》一书，受作者芭芭拉·明托的启发，鉴于中小学教师科研写作方法欠缺的困境，遵循好懂易用的原则，依据思维与写作的金字塔原理的基本结构——“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先重要后次要，先总结后具体，先框架后细节，先结论后原因，先结果后过程，先论点后论据”，我研发了积件式写作操作系统，很多一线教师听过讲座之后反馈，“积件式写作”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实用而有效。
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一书中写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的确，“用得透脱”不仅是读书的最终目的，也是用书的最高境界。要把书用得透脱，既要关注文句素材的“器”用，也要做好知识技能的“术”用，更要重视思想智慧的“道”用，如此，方能悟得书中精髓，成就幸福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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