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赖瑞云（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福建省语文学会原会长）
孙绍振：
著名教育家、作家、文艺理论批评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初中语文教材（北京师大版）和两岸合编高中语文教材主编。出版《文学文本解读学》《名作细读》等学术专著近三十部。
孙绍振说：“要进行具体分析，如果没有一定的方法论的自觉，则有如狗咬乌龟——无从下口。”在他揭示创作奥秘的理论体系中，既是从解读的角度，又是直击创作奥秘的解读六法为还原法、替换法、矛盾法、专业化解读法、比较法、作者身份法。
一、还原法
还原就是还原作品的创作过程。孙绍振把还原法分为感知还原、逻辑还原、价值还原。但全部基础都是原生态还原。其中，感知还原又是大家最熟悉、应用最多、也是最基础的原生态还原。所以，常常会将原生态还原与感知还原合为一谈。孙绍振关于原生态还原法的表述如下：
把构成艺术形象的原生状态还原出来，看看作家对原生态如何选择排除，有什么变异，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或者说矛盾，从而进入分析，揭示作家创造了怎样的情感世界，怎样的审美境界。
艺术形象与原生态之间的关系总的可称为“变异”，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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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与强化，排除与夸张，这往往同时发生
客观对象的一些特征、现象进入作品时被弱化乃至被排除，而另一些特征、现象则被强化乃至被夸张。这是原生态还原、感知还原面对的最多的变异情况。
如《背影》，父亲的面部长相未写，这是排除，因为跟攀爬月台无关；父亲的体胖、穿戴臃肿（厚棉袍）、走路蹒跚却突出地多次写，这是强化，目的就在表现父亲攀爬月台的艰难。叶圣陶编写开明版教材时有个著名的设计，说，父亲送儿子上火车，半天的逗留，一路上父亲一定说了很多话，但写进文中的只有四句话，为什么？叶圣陶说，因为这四句跟父爱有关，凡无关的都不写进来。叶圣陶说这叫“取舍”。按还原法，这就是排除与强化。父亲爬月台最感人动作是“攀”。“攀”的字典义是抓住东西向上爬，如攀登、攀高、攀爬，表明月台墙体有一定高度（大概至少与攀者齐胸），双手要上举，而如仅有“攀、缩、倾”等离地悬空的动作，而无脚踩或脚蹬或脚跨或有其它辅助物等具有着力点的动作，是无法爬上月台的。但作者只记下最吃力的“攀”以及“缩、倾”，而排除了不那么吃力的“脚踩、脚蹬”等，这就是为了强化吃力感的变异“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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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客观事物的性质进入作品时改变了
如《赤壁怀古》将武将的周瑜变为儒帅，变为更年轻的周郎，就是一种质变。“月是故乡明”“情人眼里出西施”“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都是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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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序，按“实”应此时出现，作品却按“需”出现于彼时
如《背影》中父亲的衣着，按说儿子第一眼就看到父亲的穿戴，按实录，应一开始就“记录”父亲的穿戴，但直到攀爬月台时才点明父亲穿了棉袍，目的就是突出父亲身子更臃肿，攀爬更艰难。
最常用的原生态还原有两种：
一是凭经验推想，依凭生活经验或从阅读中获得的间接经验，就作品本身，进行推想，上述《背影》例子基本上都是。二是凭经验无法推想的，引入历史文献、专业文献，还原历史事件，发现其变异和创作奥秘，上述《赤壁怀古》即属此例。
原生态还原操作性强、应用广泛，中小学生更易掌握，很具普遍意义，某种意义上是理解孙绍振解读方法体系的一个切入口，一把钥匙。
现简要介绍逻辑还原、价值还原：
1. 逻辑还原即情感逻辑还原，是指还原回正常的思维逻辑、理性逻辑。比如，孙绍振举例，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不合生活常理的，但正如此，才是古人说的无理而妙。
2. 价值还原：孙绍振分析李白的《下江陵》，还原一下，三峡峡谷凶险，这是科学理性价值，而《下江陵》只感觉船快而不觉凶险，这是情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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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替换法
孙绍振将替换法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个别关键词句的优劣比较，是为“换词法”。如著名的“推敲”“春风又绿江南岸”。如“疏影横斜水深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从“竹影横斜水深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改动一字成经典的。
第二种是大段文字的变动，包括其中的结构、手法、句子，可称为“换表述”。如《红楼梦》《水浒传》《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以及其他单篇诗文中的修改名例。
现在语文界大量流行的是换词法。当然，并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词去替换即可。但总的来说，换词法最为流行，在小学使用最多。小学名师窦桂梅经常这样做，如将“一枝红杏出墙来”改为“十枝红杏出墙来”，组织学生比较“一枝”比“十枝”好在哪里。还可发动学生来换，如另一位小学名师王崧舟上《荷花》一课，请学生将“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的“冒”字换成别的字比较比较。学生们共想出了露、钻、长、顶、穿、伸，等等。比较之下，唯有“冒出来”才有争先恐后、急切、迫不及待、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欢天喜地、心花怒放、快快乐乐等的心情和样子。
想象出大段文字乃至结构的换表述，难度较大，最精彩的如黄厚江的《阿房宫赋》换表述教学。《阿房宫赋》最重要的手法是铺陈。这是赋的传统手法、基本手法，《阿房宫赋》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出色，它并且把其它各种手法（比喻、想象等）融解在铺陈中。黄厚江课的核心点是设计了一个缩写。其缩写如下：
阿房之宫，其形可谓雄矣，其制可谓大矣，宫中之女可谓众矣，宫中之宝可谓多矣，其费可谓靡矣，其奢可谓极矣，其亡可谓速矣！嗟乎！后人哀之而不鉴，亦可悲矣！
整个教学流程就是逐步展示这一缩写。实际上就是对其繁富的铺陈表达不断关注、强调。最后，在众生都非常肯定教师的缩写、改写，认为全文无非就是讲了这些意思，缩写的文句又像原文时，教师话锋一转，说：
一千年之后，肯定没有人记起我黄某人的改写，而记住的是杜牧的《阿房宫赋》。
这一结语，使众生对《阿房宫赋》的精彩的铺陈手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常运用换词法、换表述的是钱梦龙。他还常将替换法与还原法结合，如上《驿路梨花》课。原文故事时间是二天，过去十年间发生的“学雷锋”的故事用插叙的办法体现，因而显得误会迭起。钱梦龙设计出一个教学，让学生按故事原生态的时间顺序，从十年前说起，结果自然变得平淡无奇，以显出原文“误会迭起”之妙。
替换法还有两个重要的变形：
第一种是“补回法”。作品入选中学课本时，常有些相对而言比较次要的句段因种种原因会被删去，或被编者改动，我们正可以把被删改的原文找回，由此发现创作的奥秘。如：
《我的叔叔于勒》头尾，介绍了“我”凡遇到乞丐都会给他五法郎钱币，原因就是叔叔于勒的遭遇。课本删去了这头尾有关故事来历的交代，钱理群的解读将其补回，深刻地分析出了“同情”的主题。
《春》收入教材时，将原文的“水长（生长之“长”）起来了”改为“水涨起来了”。其实，原文是一连串的拟人句法，即“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这一开篇的拟人，像一个新生儿来到世间，把“长”改成不拟人的“涨”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种是删除法，把作品中、课文中一些相对次要的内容或文字删去，比较出作品的艺术奥秘。如删去《记念刘和珍君》第四节开头段的不影响段意、句意的关联词、副词，以见出原文情感的强烈。
三、矛盾法
孙绍振坚持辩证法，认为任何作品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矛盾法就是发现和抓住作品内部的矛盾深入分析，以揭示其奥秘。上述抓住变异（还原）、优劣（替换）的解读，均是此法之特殊体现。孙绍振把作品的矛盾现象分为二类。一类是隐性矛盾，常常得借助其他方法解读；另一类是比较显性的通向奥秘的可见矛盾，“有些矛盾直接存在于作品的词句之中。”但也不是一眼能看出，“因为在行文中不是直接对立的，而是在统一的意脉中行云流水似地滑行的，所以很容易被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显性的矛盾，也带着隐性的性质。”办法唯有努力把字面矛盾找出来。孙先生着重向中学推荐的，就是这后一类寻找矛盾现象的解读法（亦即狭义的矛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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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在字面上已出现矛盾双方，“写出了”矛盾，有矛盾话语置于作品中。鲁迅作品在这方面比较典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头和文中都强调，“我”儿时的乐园是只有几根野草的人迹罕至的荒园，但那时却是“我”真正的乐园。“荒园”和“乐园”是矛盾的。这显见的矛盾表述道出了文章的主旨：作者所要强调的是，只要能“表达”儿童自由的天性，哪怕野草、砖头、小虫小鸟都无所谓，作者所怀念和歌颂的正是无拘无束的不受压抑的童年生活。又如《孔乙己》最后说的：“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大约”和“的确”是矛盾的。“的确”表明在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无同情心的社会里，孔乙己这样一个不会营生又被打残了的苦人，许久不见，必死无疑。“大约”则表明无人关心其死活，无人去考证其存在与否，只能是大约，仍然表明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冷漠的社会。这就是鲁迅自己说的，《孔乙己》写的是“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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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上出现了矛盾一方，另一方体现在（也可以说隐含在、藏在）作品中，半现半隐“写出了”可见矛盾。但只要留心细析，就能发现，并用矛盾法解读、分析。这也可称为矛盾内容。如《芦花荡》，矛盾一方：当老头子护送的女孩子过封锁线突然受伤时，老头子说，“我不能带你们进去了（进根据地）”。矛盾的另一方：表现在前面的内容中，老头从未撂过担子，从来都是二话不说，就接过任务。抓住这个矛盾分析，可以看出，老头子不是害怕，而是极强的自尊自信心受到了打击，觉得没脸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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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上、文面上，没有矛盾话语，但全文中有显见而复杂的矛盾内容。如《林黛玉进贾府》，内容上“谁是中心”之矛盾。表面上看，林黛玉今天是贵客，似乎是中心，其实是表象中心，大家很捧场，是表现给贾母看的。王熙凤最活跃，话语最多，似乎是今日活动的中心，其实王熙凤的句句话，处处行动主要是讨贾母喜欢，所以王熙凤是假象中心。真正的中心是贾母。而贾母后面还有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未来的接班人——贾宝玉，这是潜在的中心。抓住这个内容矛盾，就可揭示贾府严格的等级关系，发现林黛玉未来生活的环境，知悉林黛玉“时诗在意，步步留心”性格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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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矛盾为主，兼有隐秘矛盾、隐秘的异样关联。
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月黑之夜，怎知树上有夜宿的飞鸟？这是可见的字面矛盾，矛盾话语。是“僧敲月下门”，夜归的僧人轻轻的敲门声，把树上眠宿的夜鸟惊起了，才知“鸟宿池边树”，可见周边的一切是多么寂静，这又隐埋着以有声衬无声的哲理。这就叫隐秘的异样关联，隐秘的动、静矛盾。
王维的“人闲桂花落”，花落的声音是听不见的，尤其桂花这样特别轻小的花，但诗人听见了；或者看见了，但月色朦胧之下（夜静春山空），怎能看见如此轻小桂花的掉落？这些都是可见的内容矛盾。孙绍振说，因为“人闲”，心灵无比娴静，纤尘不染，连最无声无息的“声音”都听见了，这与王维走向佛教有关，这就同时揭示了隐秘的异样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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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矛盾、隐秘的异样关联，须借助有关解读方法，帮助解读。
诗歌由于语句精炼、对仗、押韵、留白等要求所形成的压缩、省略、跳跃等表达方式，会使好些诗中的矛盾呈隐秘状态。
如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前二句是喜春，后二句是怜花。由于中间的不少省略和跳跃，个中的特别动人的异样矛盾、异样关联更为隐秘了。诗是说春宵梦酣，直到鸟叫声才从梦中醒来；昨夜梦沉，不仅因为春梦好眠，还因为夜雨催眠，然而一夜的风雨不知吹落了多少花朵？怜惜心情、不安心情顿生心头；处处鸟啼，既提醒天晴了，又仿佛在询问：昨夜风雨，花落多少？孙绍振说，春眠的美好是以花木遭摧残为代价的，诗人刹那间产生了心灵颤动和人生感慨。事物就是这样矛盾而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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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化解读法
我们所说的专业化解读法，简言之，必须是专业性的解释，而不是仅凭感想解读文本。具体而言：
（1）知人论世解读文本，即过去所言的作家作品背景，包括引入有关专业文献、资料。
（2）具备相应的一定量的艺术形式规范知识和解读方法知识。
（3）以文本为中心解读文本。
（4）不是仅凭感想解读文本。
（5）往往是相对性的概念和要求，是比较而言的，就是同一个领域、群体，或面对同一类问题，相对地要求更专门更多的相关专业知识，更高的专业程度。
这一相对性，某种意义，特别重要，比如，大家都感想式发表解读意见，其中一人引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虽然引用知识不多，或者自觉运用了解读方法，虽然运用得不够精彩，但我们可以说，他的解读是专业化解读。相反，如果其它人比他引用的专业知识更多更好，或者运用解读方法更见效果时，他的专业性解读程度就降低了。又如，同样引用了专业知识，但若解读不符文本实际，文不对题，严格地讲，也不是专业化解读。再如，教学中可能引用他人的解读资料，如将孙绍振等学者的专业化解读资料搬来为我所用，就远比那些来路不明的教参有专业价值。还有，本文的例子都自觉运用了有关方法，均可称为专业化解读，而其中引入专业资料更明显的，如《赤壁怀古》，解读的专业性就更强。
下文两例是比较典型的专业化解读例：
孙绍振指出，有论者解读《木兰辞》所依据的是汉代的“寓兵于农”制，即全农皆兵，每一个种田人随时都可能变为战士。而孙绍振根据钱穆的研究，北魏是“寓农于兵”制，即全兵皆农，每个军人都要种田，但不是要每个农人都当兵，下三等的民户没有当兵的资格（因如立军功，就可能封官），只在上等、中等户中，自己愿当兵的，由政府挑选出来，给他兵当，并免除租庸调，但一切随身武装由军人自办。这个背景，无疑更合《木兰辞》中，木兰自己去买马，服役结束后，“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的情况。所以尽管前者解读也很有知识，但比较之下，后者才叫专业化解读。
《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宋人以为是以庾信《马射赋》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为蓝本的。实际上，前人早有类似句式，古代早有人指出。钱锺书在《管锥编（四）·全后周文卷八》有过总结，说王勃之前已有二十多句，如“旌旗共云汉齐高，锋锷共霜天比净”,“白云与岭松张盖，明月共岩桂分丛”，庾信自己有“醴泉与甘露同飞，赤雁与斑麟俱下”；认为“此原六朝习调。但王勃二句‘当时士无贤愚，以为警绝’（欧阳修）。”亦即王勃青出于蓝胜于蓝，创造了该艺术手法的高峰。
五、比较法
如果说，专业化解读法强调的是专业性，比较法强调的就是普及性。比较法运用的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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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认识、鉴别事物的最朴素的基础方法，实际上，错位法、还原法、替换法等，都是比较法的特殊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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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题、同题材、同体裁或某方面有关联的相关作品的比较，发现有关作品的个性、特殊性等。孙绍振经常举到的就是同题材作品的比较。如同样是写秋天，多数的古典文学作品倾向于悲，而刘禹锡的“晴空一鹤排云上”“我言秋日胜春朝”，毛泽东的“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就是赞秋之作，情感特征就鲜明多了，审美价值也更高了。又如同样写父爱，写母爱，写童年，总是情感特征、表现方式各不一样。这样运用比较法，有着广泛的实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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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表达样式比较。如草稿与定稿比、不同版本比、不同译文比。替换法，就是基于表达样式比较的，其好处是既便操作又具体入微，而草稿、版本、译文毕竟有限，替换法从而在语文界风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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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溯源分析结合比较法与专业化解读法。
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管锥编》等，对许多诗文名句进行了旁征博引、探微抉幽的溯源分析，实际就是比较法和专业化解读法的结合。如钱锺书《宋诗选注》中对叶绍翁《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评注：
这是古今传诵的诗，其实脱胎于陆游的《剑南诗稿》卷十八《马上作》：“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不过第三句写得比陆游的新警。《南宋群贤小集》第十册有另一位“江湖派”诗人张良臣的《雪窗小集》，里面的《偶题》说：“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敲；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第三句有闲字填衬，也不及叶绍翁的来得具体。这种景色，唐人也曾描写，例如温庭筠《杏花》：“杳杳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吴融《途中见杏花》：“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又《杏花》：“独照影时隔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李建勋《梅花寄所亲》：“云鬓自粘飘处粉，玉鞭谁指出墙枝”；但或则和其它的情景搀杂排列，或则没有安放在一篇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地位，都不及宋人写得这样醒豁。
如此穷源溯流，比较品鉴，精细评点，使人们真正洞见了“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创作奥秘。这是专业性的词语溯源也是精彩的比较解读。整部《宋诗选注》多有这样不同于一般感悟式就诗论诗的评点（钱锺书也有精彩的感悟诗评，亦即严羽说的“妙悟”，但非拙文介绍的任务，故从略）。如此专业化的旁征博引、溯源探微、反复比较，才可能产生许多被胡适赞为“极有特色”、被后学奉为经典的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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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作家同一题材、对象，不同作品比较——徐志摩康桥三诗文比较解读。
孙绍振关于《再别康桥》解读，就引入了诗人康桥时期另二篇作品《康桥再会吧》《我所知道的康桥》比较，指出在诗人的康桥三诗文中，只有《再别康桥》被几乎全世界喜欢徐志摩的读者都记住了，像唐诗宋词那样背下来了，因为《再别康桥》“把意象和情绪集中在一个心灵的焦点上”，“本来（《康桥再会吧》）花一百五十多行都说不清的感情，（《再别康桥》）用了三十几行，就很精致地表现出来了”，“这种凝聚式的表现模式，正是新诗从旧诗和散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里程碑。这不但是徐志摩的，而且是整个新诗的”。这种揭示，已属于下文要说的“以作者身份和作品创作过程对话”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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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者身份法
就是想象作者的创作过程，把隐藏的创作奥秘展示出来，就是和创作过程对话，而不是和成品对话。和成品对话，往往就是读者的理解，而且往往主要是表现了何种思想情感方面的理解，于创作奥秘往往无关。而立足在创作过程、创作奥秘，必然包含作者企图表现的思想情感。前文介绍的五种方法，都力求从这一角度解读文本。下举《陈情表》何者先言，何者后言的写作过程的推想。
“陈情”实际上就是“说理”，一样要像其它的说理、议论性质的文章那样，理清其“推理的逻辑力量”。且《陈情表》又是给皇帝说理，更要拿捏好分寸，发挥好语言文字的表现魅力。全文有三个关键、三对矛盾。解读的切入点正是这内部的可见矛盾，正是对其写作过程的推想。
第一对矛盾：利、理、情三者能否统一？
第一个关键是李密46岁，其祖母刘已96岁，这对皇帝是很有诱惑力的，但这句话不能先讲，更不能只讲此句，否则，显得皇帝和李密都很功利了，是假孝。
第二个关键是“圣朝以孝治天下”，这同样很有说服力，晋武帝听了也应当会高兴的，而且这有可能将自己的尽孝变为“忠”的一部分，如果忠、孝始终对立，朝廷是可以责成臣子“夺情”事忠的。但这“孝治天下”的大道理同样不能先讲和只讲这句话，否则，好像是在教训皇帝甚至威胁皇帝了。
第三个关键是李密的祖孙情。谁都有亲情，都讲孝，如是一般的情、孝，无疑遇到忠、孝矛盾时，如上所述，当“夺情”事忠。但李之祖孙情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很能打动人，皇帝也是人，关键是要把它说得很清晰，很有依据，如说得过于简单、笼统，是达不到效果的。
这样，如把第一个关键称为“利”，第二个关键就是“理”，第三个关键就是“情”，于是就产生了第一对矛盾：这三者能否统一？《陈情表》显然把它统一了，而且巧妙在其所言乃“情之所至”“理之所至”，而好像不是“利之所至”，实际同样是“利之所至”，皇帝和李密都各得其所，得到实利了，因此其表达的要妙在先言情，再说理，最后言利。
第二对矛盾是忠、孝两难全，其结果是做到了忠孝两全，办法是这两难不能说得一般化，如一般化、不尖锐，那就舍孝（夺情尽忠吧），而要把它说得很尖锐，也就是那“孝”不是无关紧要的，连皇帝听了都觉得左右为难，都很想找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三对矛盾是文情与实情是否完全一致。我们知道，西晋政权当时刚刚建立，司马氏集团又是靠篡权屠杀获得大位的，作为刚刚亡国的遗臣，对是否立即出仕新朝存有观望和顾虑，实属难免，后人研究的说法之一，就是李密未立即奉召，实包含此一“隐情”；但如这一点被坐实，势必招来杀身之祸。不管实情如何，李密都必须打消晋武帝的这一怀疑，《陈情表》的妙处就是勇敢面对了这一矛盾，且入情入理规避了这一怀疑。
所以，这三个关键、三对矛盾，文章都处理得很好，不仅叙述的先后顺序（即结构）很得法、很得体，很注意逐步亮出，步步深入，使“忠孝两难”越来越突出越难办（难办到变为皇帝的难题），为最后峰回路转作了最好的铺垫。
所以，最后，正当忠孝两难，皇帝也苦恼的当口，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万全之策出现了——“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这不是于情于理于利，于忠于孝都顾及了吗？后面的客套话都不用看了。晋武帝干脆好人做到底，“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祖母奉膳。”（《古文观止》）二年后刘氏病逝，李密服丧满，于是出仕。
而且语言很有感染力，很有魅力，创造了不少至今仍有很强生命力的成语、用语，这也是晋武帝能一口气看完《陈情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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