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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能坤/重庆文理学院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摘要
“双减”是国家教育治理的重要举措，具有明显的“规制性”特征：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实施过程相当严厉、全过程强力监督。实施近两年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给持续推动“双减”形成了较大的阻力。从供需关系视角剖析规制性“双减”遇阻原因主要在于：家庭优质教育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家庭教育需求没有获得积极引导、素质教育需求内生动力缺乏。未来，我们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规制”力度，另一方面需要遵循需求逻辑、干预逻辑和激励逻辑推动“双减”走向“自觉”，并实施结果驱动、资源驱动、理念驱动、方法驱动和制度驱动的五大驱动策略，从而促使“双减”进一步落地见效。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压力大、家庭教育负担重等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2022年10月28日，《国务院关于有效减轻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双减”政策实施一年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指出，“双减”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一是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难题还需破解；二是非学科类培训监管还存在短板等。“双减”既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教育改革，明显具有国家意义上的“权威”性质；又是与每个学生和家庭息息相关的好事，具有民生意义的“民意”性质。“双减”理应得到全社会的一致支持，为何还被贴上了“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时代标签？为何还有如此大的阻力？阻力的群体是哪些？产生阻力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化解阻力？……这意味着仍需要深入研究问题产生的根源、需要重新思考解决问题的出路。基于此，本文将从供需关系出发深入剖析“双减”阻力的形成原因，并从需求者视角提出化解“双减”阻力的三重逻辑，继而提出促进“双减”持续有效的驱动策略，为巩固“双减”成果提供新的思路。
一、“双减”政策的规制表征
“双减”是我国从国家层面提出的一项重要教育治理行动。因此，“双减”从一开始就不是某个地方政府、某个教育主管部门主导的事，而是由国家统一部署、统一指导实施、自上而下推动的一件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双减”具有明显的“规制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国家政府层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双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专程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表示：“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2021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会议指出，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2021年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了解社区向青少年提供公益性课后托管服务情况时强调，“学校不能把学生的课后时间全部推到社会上去。学生基本的学习，学校里的老师应该承担起来。不能在学校里不去做，反而出去搞校外培训了，这样就本末倒置了。”一年多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考察社区时说：“双减”工作开展后，社区要多开展公益性校外实践活动，让孩子们首先把身体锻炼好，确保身心健康。不仅如此，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对“双减”进行了强调：要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可见，“双减”已成为国家领导人关心的重要内容，已上升为国家关注的焦点，具有鲜明的“国家性”。
其次，实施过程相当严厉。一方面，教育部成立专门监管机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作为实施主体，显示了自上而下贯彻落实“双减”的坚强决心。教育部把落实“双减”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并将之列为“双一号工程”（部党组的“一号工程”，同时也是教育督导的“一号工程”）；另一方面，对强制减轻校内外负担采取了最严厉措施。《意见》对校内作业明确规定：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同时，对校外学科培训进行强力监管。《意见》提出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等。教育部怀进鹏部长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由原来的12.4万个压减至4932个，压减率96%，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原来的263个压减至34个，压减率87.1%。
最后，全过程强力监督。为确保“双减”落地见效，由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开展专项督导，并每半月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排名后10位的省份进行通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继续把“双减”督导作为2022年教育督导“一号工程”的通知》，要求各省充分发挥中小学责任督学作用，部署责任督学每月至少到校督导1次。此后，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还专门研制了《责任督学“双减”实地督导工作指引》，对不作为单位或个人启动了问责程序。同时，教育部在“微言教育”“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和“中国教育发布”客户端开设举报专栏接受群众实名举报，让“双减”工作置于阳光之下。对发现的问题，采取多部门联合执法的方式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形成警示威慑作用。不仅如此，教育部部长需要向全国人大全面汇报“双减”落实情况，各地方人大也把“双减”落实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仅2022年4—6月期间，累计排查校外培训机构17.2万个、材料24.3万份、人员40.5万人，推动完成了4614个问题机构整改。整个国家从上至下构建起了严密的监控体系，进行了全环节闭环管理，具有权威性强、执行力强、惩罚性强的特点。
二、“双减”政策规制受阻的原因分析
“双减”被称为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史上最严减负令”，但仍被官方表述为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显然，“双减”的实施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彻底弄清“阻力”产生的原因是推动“双减”走深走实的关键。
在“双减”的利益相关方中，学校不应是阻力的主体，因为国家制定了系列政策强制推动学校“减负”，各学校也按照要求严格落实。那么，剩下的只有家庭和社会。如前所述，社会培训特别是学科培训也在相关政策指导下进行了强制性规范，学科培训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社会也不应是阻力产生的主体。那么，剩下的家庭成了“双减”阻力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因为隐形变异培训机构的存在本质上仍与家长的需求相关。在“双减”中受益最大的家庭为何反而成了“双减”阻力的主体呢？
（一）家庭优质教育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
长期以来，中国人有着重视教育并通过教育实现改变社会阶层的传统，“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影响根深蒂固。民间一直有“砸锅卖铁也要送子女读书”的土壤，官方也一直有“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社会共识。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长期处于高位状态，他们都有通过教育改变子女人生的普遍愿望。每个家庭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以至于出现了“教育内卷”并演变成了新时代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普通民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是合理的，也是必然存在的。即使国家强制“减负”，他们的这种需求仍然存在，且按需求动因可分为课后看护型、日常辅导型、弥补短板型、补充学校型、培养优势型、升学择校型、未来发展型共七类。虽然不同的家庭需求类型有差异，但毫无疑问的是每种需求类型都是客观存在的，在每个家庭看来均是必要的。在这7类需求中，除“课后看护型”外，其余6种类型的教育需求在本质上仍是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无论是国家关于课后“3点半”问题的治理还是后来旨在实施“双减”的“课后服务”，部分家长“并不买账”。“官方带娃”之所以叫好难叫座，根源在于家长对课后服务的需求虽始于看管，但绝不止于看管。即使家长当初的需求是课后看护型，他们也仍然希望获得优质教育。“双减”统一要求不补课之后看似“重回起跑线”，但家长、孩子们真正的个性化、针对性的补习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难以被满足，譬如学优生“培优”的需求、学困生“补差”的需求、中间生的“拔高”需求等。
一旦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便会对“双减”表示担忧，这种担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升学结果的担忧。由于家长对孩子均有着较高的教育期待，他们总担心负担减轻后会影响孩子的升学。“双减”对学生平均作业时长、考试次数、考试成绩改为等级形式且不能对学生成绩进行排序等规定，使家长对学生的过程性成绩或者阶段性成绩的感知犹如一个“黑箱”。他们担忧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落后，等到“开盲盒”的那天为时已晚，这种无法掌控孩子学业水平的没底感让家长感到更加焦虑。二是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担忧。教师在课堂上讲得少了、作业布置得少了、考试次数少了，与家长的教育期待形成了较大的心理落差。正是由于家长们担忧孩子的成绩会随着学习任务的“减负”而下降，一些家长才动用一切家庭和社会可用资源给孩子“加餐”。以至于“双减”后“高端家政”“住家教师”“一对一家教”等隐蔽性培训迅速增长，给“双减”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究其根源，在于校内提质减负和校外培训市场的规范均只是从“供给端”堵住了学生的负担，而忽视了家庭对优质教育的合理需求。受传统教育观念和以强调学业竞争为主的升学机制影响，家长对孩子高分数的需求依然存在也必将长期存在，且在强制减少或基本阻断供给后并没有实现有效转移和释放。这就必然出现“校内减负家庭增负”的恶性发展，最终破坏教育生态。可见，家长的优质教育需求不会因“双减”政策而降低或减少，也不会因强制阻断供给而自然消失。
（二）家庭教育需求没有获得积极引导
除优质教育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外，对家庭教育需求没有给予积极引导也是影响家长支持“减负”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一是家长的教育观；二是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这二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直接作用于家长对孩子接受教育的态度和行动。
一方面，家长的教育观影响“双减”成效。“双减”后学生的学习负担确实减轻了，但是家长的观念还没有与时俱进，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双减”的精神，仍用他们的教育观念来看待孩子的学习。调查显示，“了解”中小学“双减”的家长仅为38.3%，25.53%的家长选择“比较了解”，而选择“不太了解”的家长占总数的30.09%，有6.08%的家长不了解“双减”政策。这与我们在西部部分省区的抽样调查结果一致：有76.8%的家长仍将接受教育等同于升学，以至于超过83.4%的家长在“双减”后仍愿意给孩子报学科类培训班。年级越高需求越强烈，中学高于小学、城市高于农村。正是由于家长的教育观没有实现新旧转换，才出现了学校和社会“减负”而家长却暗暗“增负”的悖论。
另一方面，家庭教育能力不强影响“双减”成效。“双减”后家长普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空余时间安排的困惑。“双减”后学生作业负担大大减轻，且学生的有限作业大部分能在学校课后延时服务时间段完成。这就导致学生回家后无所事事，约7成以上家长认为孩子使用手机打游戏、刷抖音等上网的时间比“双减”前显著增加，农村情况更严重。家长和孩子在争夺时间与手机上存在冲突并引发亲子关系紧张，强化了家长对“双减”政策的抵触。二是家庭教育方法缺乏。有81.6%以上的家长表示缺乏科学的教育方法与应对策略，比如如何与青春期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如何控制学生的游戏时间、如何开展劳动教育、如何教会孩子管理好手机等。疫情背景下家长由于缺乏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而引发亲子冲突比例上升很快。研究显示，87.1%的家长迫切想提高自身的家庭教育素养，82.5%的家长在家庭教育当中遇到各种困难希望得到指导和帮助。家长们自身没有能力应对“双减”后的问题，是家长间接“增负”的动机之一。
基于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家长的功利性、不理解、不支持，而应换个角度思考，从抱怨、责备向引导、激励改变：通过系统方式引导家长正确看待孩子的教育，引导家长从“工具性目标”向“人本性目标”转换；引导基础教育从传统单一的学习测验数据转向更加关注学生个体的成长，从关注“没有人”的冷冰冰的学习成绩转向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素质教育需求内生动力缺乏
“双减”后，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转变教育观念：除重视学科成绩外还积极送孩子参加非学科培训来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全国多个地方非学科培训如体育类、艺术类等“异常火爆”“备受追捧”即是最好的证明。从学科到非学科的转变，“双减”政策具有强力推动作用。
但是，家长们支持孩子参加非学科培训的需求动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是家长对社会提供的非学科类培训信息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85.3%以上的家长并不完全知晓本辖区内社会提供的各类非学科培训信息，也没有能力辨别其质量优劣。在选择非学科类培训时，家长对卖方信息及其质量的“底数”并不清楚。加上社会培训“跑路”时有发生，给家长参与非学科培训带来了负面影响。二是家长的非学科培训选择受限。尽管“双减”后非学科培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在内容和形式上仍然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体育、艺术类。相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而言，非学科培训还显得单一。学生需求的多样性与市场供给的单一性矛盾突出，家长可选择的机会并不多。三是疫情降低了家庭对素质教育的投入。受疫情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大多数家庭收入也随之下降。越来越多的家庭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而降低了投入孩子非学科培训的热情和经费额度，特别是那些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家庭，不得不缩小非学科培训的需求。
“双减”后家长的素质教育需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家长投入非学科培训的动力受到了抑制。最终，家长不得不又将孩子“绑”在学科学习上，不利于“双减”的实施。
三、“双减”政策双向驱动的逻辑路向
“减负”除继续从“供给端”发力外，亟须从“需求端”发力满足家长的需求。因此，推动家庭从“强制”向“自觉”转向，积极建立起“双减”的双向驱动策略，才能推动“双减”可持续发展。
（一）增强自觉：化解“双减”阻力的逻辑
1.需求逻辑
“双减”背景下，只要家长在主观上认为子女在教育和未来的社会处境中不够安全，他们就会动用一切知识和手段进行参与，其实是他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自救”行动，是典型的校内不足校外补的心理表现。与此同时，家长的家庭教育需求也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在他们并不完全知道如何履行家庭教育的权利与义务时，只能被迫选择向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让渡权利。
可见，这里的需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断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充分满足他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二是及时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家长掌握正确开展家庭教育的方法与策略。
2.干预逻辑
虽然家长的需求都有其“理性”的一面，但这种“理性”并非与国家的政策一致。例如，家长有着人人都想考高分与上大学的需求……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能实现的必然只有一部分群体。以升学为例，无论我们考试制度如何改革，国家仍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能上大学。显然，这只是家长从个体视角出发的需求，而不符合社会的发展，也背离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时，我们应对家长的这部分需求进行及时干预，引导家长将旧需求向新需求转换，进而用新需求去促进学生的发展。干预的内容与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引导家长回到基础教育是为人发展打基础这一常识上来，从而把孩子从过重的负担中解放出来。
3.激励逻辑
采取激励措施激发家长学科需求向非学科需求转向，是推动“双减”的另一重要途径。“双减”后，家长的学科培训空间被强制压缩，几乎没有市场可以提供，但他们又希望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获得全面的发展。这时，仅仅依靠“堵”“关”等方式只能治“标”不治“本”。这就需要找到一个释放的通道，让他们的教育需求在非学科方向得到合理释放。激励驱动需求转向，有利于引导家长需求与“双减”同向。
（二）创新驱动：增强“双减”持续的动力
基于上述三种逻辑，促进“双减”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从而推动“双减”可持续发展，“双减”的自动驱动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五种。
1.结果驱动
既然家长有着对“优质教育”“好成绩”“升学”等的期望，就应该尽量让家长的这种需求得到满足。没有这个结果，却要求家长支持“双减”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尤其是在“双减”攻坚阶段，切实让家长感知“减负不减质”的结果是消除家长教育焦虑的首要条件，即进行“结果驱动”才会让家长对“双减”放心。
这种结果驱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学校要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并让学校、家长和学生能在学校教学质量已经提高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尤其要将个性化教学落到实处，确保不同类型学生都能通过学校这一教育主阵地满足其自我需求，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二是加大优质高中指标到校力度和宣传力度。逐年提高优质高中指标到校分配比例，并向农村初中和薄弱初中倾斜，最大限度地满足家长对孩子升学的需求并减少焦虑。当然，还要加大指标到校政策的宣传力度。近年来，各地已在国家相关政策下积极开展了中考招生制度改革，以此来减轻家长对孩子升学的焦虑。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家长和社会往往并不完全知情。政府应及时向社会公布中考升学概况，让家长从这些客观的数据和事实中增强学校教学质量确实已大幅提高的信心。三是尽快把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升学体系落到实处。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学生在升学时遭遇了“断头路”，致使一部分家长和学生误以为接受职业教育就不能继续深造。积极打通职业教育的升学通道，全面构建从中职、专科、职业教育本科、应用型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充分满足职业教育学生进一步深造的需求。给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职业教育同等重要，从而为“双减”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
2.资源驱动
结果驱动是首要的。但如何确保结果实现呢？这就需要充分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来满足家长对学习质量和素质拓展的教育需求，即通过资源供给驱动家长支持“双减”。
一方面，活用教育数字化资源，充分满足提高学习质量的需求。无论学校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始终会有家长和学生需要学科培训的个性服务用于“培优辅差”，这是“堵不住”“断不了”的。充分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及其他数字平台资源，可以满足部分家长和学生的学科培训需要。上海市发挥数字化优势引导学生在每周一至周五晚通过“上海空中课堂”网络平台、上海教育电视台等多种途径与各学科名师“面对面”，听特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们讲述课程难点解析，如有疑问可以在线提问，受到一致好评。鼓励并引导家庭用好这些数字教育平台，既可满足其对学业质量提高的需求，也可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切实减轻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经济负担和学生学业负担。
另一方面，整合区域非学科培训资源，满足家长素质教育需求。一是拓宽非学科培训信息的宣传渠道。由教委联合团委、妇联、科协等多个部门建立全市、全区非学科培训的数据信息库，并通过统一的官方平台及时发布、更新，为每个家庭提供全覆盖、个性化、多样性的培训信息。甚至可印发相关宣传册，由中小学校在放假前一对一地向学生发放，引导家长和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等以“自助餐”方式在本地或异地进行自主选择。二是引进社会力量有序开放中小学活动场地。鼓励中小学在暑期分时段有序开放相关活动场地，如体育设施、音乐与书法设施、科技中心等，并建立统一规范的学校场地、场馆开放信息公布平台，引导学生通过预约方式有序进入校园开展相关活动。这既弥补了社会资源供给的不足，又有效地利用了闲置的学校资源，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3.理念驱动
“双减”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教育观，也对家长提出了新要求。基于此，我们要对家长教育观进行正向引导、反向纠偏，即通过观念驱动来引导家长教育观与“双减”价值观合一。
首先，开展法律宣传引导，增强家长法律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围绕家国情怀、公民意识、创新能力、身心发展等积极开展家庭教育。同时，第二十二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这部新法明确了家庭教育内容，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明了方向。新法的实施，让新时代的家长充分意识到“依法带娃”的重要性、需要承担的具体义务、家庭教育缺位监护人将受训诫等。
其次，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强化职业教育认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三条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平起平坐”，强化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全社会要加大宣传，增强职业教育认同感。当然，要通过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完善职业教育的升学通道、提升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等来增强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双减”工作要落地生根，确保不反弹不回潮，需要关注家长学生的现实需求和底层逻辑，全面办好中等职业教育。认同了职业教育，家长们便不会一味逼孩子为追求高分数走向升学的“独木桥”。
最后，建立家校社共育机制，及时纠正不合理的教育理念。家校合作虽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存在合作流于表面形式、观照家长需求方面还不充分等问题。积极建立家校教育理念共识机制，共同树立科学的教育观、成才观显得异常重要。引导学生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应建立新时代家校教育职责共担机制、家校教育协同联动机制。同时，充分发挥学校和社区的主渠道作用，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享、谈心谈话等对家长不合理的教育理念进行及时干预。家校之间求同存异，才是保障“双减”政策“减”得彻底的强大力量，自然也为家校协同育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方法驱动
“双减”后学生的空余时间增多了，这就需要教给家长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帮助家长恰当地处理因时间增加而带来的各种家庭矛盾，引导家长把时间合理运用到孩子发展的其他方面而不只是学业成绩上。
一是增强方法意识。《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七条针对家庭教育提出了九大方法，包括亲自养育、共同参与、尊重差异、平等交流等，为家长科学育儿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婚姻登记部门应抓住时机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家长开展宣传和培训，增强准家长科学育儿、依法带娃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是办好家长学校。各级各类学校应充分利用家长学校这一重要平台，有针对性地对家长开展指导，充分发挥家长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必要时设立专门的热线电话、网上交流平台等以及时为家长排难解惑。一些地方以家长切实需求为出发点探索出来的方案已取得积极效果：以“科学家教进万家”活动为载体，按“家庭点单—老师接单—社区买单”模式开展家庭教育主题活动，帮助家长掌握了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另外，充分发挥社区指导功能。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区域内丰富的家庭教育资源和平台设立家庭教育活动中心，有针对性地为家长提供帮助和指导。同时，建立数字化家庭教育资源中心。教育主管部门牵头，联合社区、团委、妇联、高校等部门将家庭教育资源如课程、案例等数字化，并开通家长咨询电话或交流平台，免费向家长开放，帮助家长及时处理相关问题。发挥“组合拳”优势提升“家校”内驱力，让家长、教师在育人舞台上携手共进，提高家长家庭教育的能力，达到三赢的局面。
5.制度驱动
推动家庭自觉“双减”是必然趋势，也是终极目标。但由于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影响，短期内很难达到自觉。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驱动来引导家长转型。这种制度主要包括评价制度、监督制度和激励制度。由于评价制度和监督制度已实施并初见成效，后者是重点。激励制度主要解决“双减”后家长坚定转向的动机和动力问题，从而激发家长从学科培训转向非学科培训的原动力。
建立完善的培训费抵税制度可有效激发家长需求转向。家庭可凭借学生非学科培训的费用来抵扣家庭的税收。学生先自行交费参加非学科培训，培训结束后凭借相关票据向税务部门申请抵扣。教育、财政和税务部门可根据当地情况联合制定政策，对每个家庭抵扣的标准和人数等予以界定。对于没有达到扣税标准的家庭，政府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补贴。引导家长主动放弃学科培训，将重心转移到学生的健康发展上来。同时，为有效打击非法学科类培训，政府对提供非学科类培训服务的机构或个人进行抵税。引导培训机构放弃学科类培训，与政府同频共振，避免隐蔽性学科类培训的野蛮生长。通过这一制度创新，既刺激了家庭对教育的消费，又能很好地引导和鼓励家庭、培训机构放弃学科类培训，切实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家庭负担，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一种良性的教育生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科技、教育、人才放在一起，充分彰显了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基础性作用。巩固“双减”治理成果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重要举措，迫切需要在继续加强供给端规制力度外，还需要从需求端出发高度重视家长的作用并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形成“双减”合力。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育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新的发展阶段，从规制到自觉转向必将推动“双减”可持续发展，从而通过双向驱动确保“双减”落地见效。
完
本文刊登于《中国教育学刊》2023年第六期，平台发表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学刊（ID:zgjy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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