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俊森，全球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中国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香港经济学会会长、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兼职成员、香港政府策路发展委员会成员等职务。现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
对于论文写作，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我今天介绍的主要是个人的经验和体会，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围绕论文选题的几点体会和写作方面的一些建议。我将从三个部分进行讲述，分别是论文选题、论文写作和投稿的相关注意事项。
第一部分 论文选题
01
选题的“三个要求”
（一）选题的最基本要求：一定要对某个领域的文献非常熟悉，并将变通、灵感、智慧和创造力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对自己的领域非常熟悉，才有可能挑战本领域里的一些难题。同时，也要广泛涉猎其他领域的相关问题，并与自己的特长结合与联系。例如，我对“家庭经济学”比较熟悉，无论是做理论还是做实证，我的许多论文都是围绕着“家庭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基本上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所以，需要再次强调，选题最基本的要求是选择自己非常熟悉的领域。
（二）论文需有一定的原始创造力：知易行难
写论文要有原始创造力。我经常看到学生在选题的时候，会选择一些现有研究已经很丰富的题目。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类情况，一定要有新的想法，哪怕新的想法还不够成熟或者比较粗糙，也好过在那个方向已经有几百篇文章，因为我们想要再在那个方向有所突破是非常难的。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去研究那个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的方向，如果一定要做必须要有比较创新的想法。其实我们做一些比较新的研究，做得即使比较简单也没有关系，但也要避免做一些概念上比较模糊或者学术味道不浓的研究。
以境外的文献为主，香港、新加坡、美国、欧洲等地区、国家的文章特点是非常具体，而内地从几十年前到如今，不少人还在追求一些比较庞大的题目，例如，通货膨胀、失业、就业等等。当然，境外也有很多人研究宏观领域，也会涉及到民生问题。但境外研究的一般特点是精、细、深入，有一些在内地学者觉得太小的话题，境外学者却很感兴趣。所以，不要担心题目小，我们只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并把它做出来，就是做了贡献。有时会出现一种情况：我们认为某些文章的研究内容非常简单，但在这篇文章发出来之前大家并没有想到这个内容。因此，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留意一些细节，并尝试将观察到的细节提升至理论层面，其实就是一篇文章。
（三）选题最关键的标准：“顶天立地”
我把做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则概括为“顶天立地”，这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精神是一致的。“顶天”是指文章要有理论或概念上的突破和前进，“立地”是指无论做哪一个国家的研究，都要基于事实。我们有很多老师和学生都是做中国的研究，就一定要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讲好中国故事。如果只是“立地”，而没有“顶天”，即没有理论上的前进，文章最终发表的杂志很可能是有局限性的；而只是“顶天”，却没有结合实际，文章也很难发表。因此，写文章要掌握的最根本的原则是要有“顶天立地”的精神。具体来说，无论做什么研究，都尽量在某一个维度上做到第一个（being the first in X)。我记得我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由于知道的很少，因此我选择了一个量力而行的题目。我对“家庭经济学”一直很感兴趣，当时我是第一个做中国生育率经济学分析的人。这个研究在今天看来可能很简单，但因为我是第一个做，虽然这篇文章可能发不了最好的期刊，但是发表到一些比较不错的杂志还是可以的。
另外，我一直强调，文章在概念上、理论上要有一点新意，要有一点推动，在无数点滴的学术积累基础上有所推进，而推进不是建立在某一个国家的结果之上的。如果我们做中国的研究，完成后还需要将研究成果适当提升，即如果用中国的数据来证明某个经济学的一般观点，论文一定要有general value/interest（一般价值/有意思），而非China specific（中国特有的）。我们的研究不一定要“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仅限于发展中国家，或是与中国有相似文化历史背景的国家，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术价值。
02
选题的“六种方法”
在具体如何选题方面，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首先在某一个领域里对所有的结果或者思想进行批判性思考：权威的见解有没有问题？不同的理论之间有没有矛盾？为什么不同的文章结果不同，问题出在哪？
例子：Zhang J, Chan W. Dowry and wife’s welfar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4): 786-808.
这篇文章是我们对于传统观点的挑战。当时，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很多人在做，他的一个观点也写在他的著作里，即嫁妆与聘礼为什么共存？他认为嫁妆与聘礼是硬币的两面，功能一样，都是为了使婚姻市场达到均衡的价格工具。我们当时在思考，既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为什么在很多婚姻关系里这两个东西会共存呢？例如，男生长得很英俊，那么女生给男生的嫁妆就要高一点；如果新娘非常漂亮，那么新郎付的聘礼就会高一些。也就是说，只需要嫁妆或聘礼的其中之一就能使婚姻市场达到平衡，为什么是两个共存呢？
因此，我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硬币两面”的观点可能是不对的，嫁妆与聘礼两者的功能可能是不同的，聘礼确实是为了出清婚姻的供给与需求，使市场达到均衡；而嫁妆是一种跨代的遗产式的财产支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嫁出去的女儿以后可能就没份分财产了。当然，这种社会风气在逐渐改善，并向男女平等的趋势发展，但在一些省份的农村地区，分遗产仍然是主要给儿子。所以，我们认为，嫁妆是充当一种遗产，即提前把遗产分给出嫁的女儿，它的主要功能是巩固女儿在新婚姻家庭里的地位。我们利用Nash-bargaining理论，把它先提升至理论和模型，再用实证来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证明嫁妆和聘礼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找的数据包括了嫁妆、聘礼和女方的家庭地位等等，这个数据的要求是很高的，中国大陆地区没有这个数据。我们找了很久，直到在台湾省找到了一个家庭调查做的比较早的研究，它的数据里有这些变量，我们就用了里面的一些数据去做研究。同时，我们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计量方法来验证这两个变量确实起到了不同的功能，以支撑我们的理论和观点。
这个研究的视角可能十分微小，但很多年以后碰到我的一些同行，以及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他们都认为我们的观点是一种革命性的观点。另外，当我们要去挑战传统的观点时，难度会比较大，不要用太尖锐的语言来批判，而是要比较温和地提出不同的观点。
（二）能不能拓展现有的理论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例子: Fong Y, Zhang J. The Identification of Unobservable Independent and Spousal Leis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 109(1): 191-202.
这个例子是对现有理论的拓展。当时Chiappori推出了很多collective family model（集体家庭模式），即Becker的模型是指家庭有一个效用函数，但Chiappori认为家庭的效用函数太简单，因为丈夫和妻子的效用偏好可能不同，所以应该分别用不同的模型去描述丈夫和妻子的效用函数，这样的模型叫collective family model，即考虑了个人的偏好度。Chiappori很厉害，他不断地在JPE和Econometrica上面发表了很多文章，他表示在他新构建的框架里只需要一样东西（One thing and one thing only），即Pareto efficiency（帕累托最优）。他不像之前那些理论需要很多的assumptions（假设）。这个分配是有效的，是帕累托最优的，可以导出很多结果，这个均衡是怎样的，哪些是可以检验的。当然他也需要一些比较强的假设，即家庭里有了assignable goods（可分配的物件），我们能观察到家庭中每个成员的消费分别是多少。我们需要这个假设，例如，妻子买衣服花了多少钱？丈夫抽烟花了多少钱？我们需要通过这些假设才能识别到家庭里资源分配的原则，即sharing rule within the family（家庭中分享规则）。
在这之前，家庭里的资源分配类似于一个黑盒，人们并不能完全弄明白家庭资源是如何分配的。其实，这个问题至今也还在被探索，这是比较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把家庭看成一个整体。但Chiappori的研究，把家庭看成是很多成员的组合，其中每个成员的消费都不一样。我们当时的主要贡献是注意到他所解释的都是assume（假设）只有private consumption（私人消费）。我的合作者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生，这篇文章也是他硕士论文的拓展。当时我们在想，既然是家庭，妻子和丈夫可以互相观察到对方的休闲时间，即individual leisure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例如，妻子逛街花费多少时间，丈夫去健身房花费多少时间，我们都能观察得到。但我们这篇文章是研究丈夫和妻子一起吃饭、一起散步的这部分时间，既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独立的休闲时间，而是他们的public goods（共同的休闲时间）。在这样的现实社会中，我们的模型将会怎么样呢？是否仍然成立呢？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把public goods引入到这个崭新的文献里，并证明了他之前的结论仍然全部成立。
许多年后，Chiappori告诉我，他很喜欢我们这篇文章，因为我们把他的结果发扬壮大，他的结果在有public goods的情况下仍然成立。因此，这就是选题的另一条路径。如果能在新的背景下推进前人的结论，并证明它的结论仍然成立，这种情况一般是比较好的。但如果推翻了原本的结论，可能不一定会受到审稿人的喜欢。当然，也不一定要强调原来的作者结论是对的，我前面举的第一个例子就说明了原来作者的看法是片面的。
（三）能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或者模型来解释一个现实当中的现象？或者将现实当中的某一个现象看成是经济学里边的一个优化的结果？
例子：Zhang J. Bequest as a Public Good within Marriage: A Not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 102(1): 187-193.
选题的第三种方法是能否用现有的理论或者模型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现象，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是不是可以rationalize as an efficient outcome（作为经济学的一种优化的结果）。现实生活中一个没引起太多人注意的现象或习以为常的现象，可能是一个经济学优化的结果，这两个方向都是可以的。我们用理论来解释一个现象，或是这个现象的存在就是一个经济学优化的结果。我们这篇文章，是我刚刚读完博士时做的，这篇文章一共有8页，我当时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当我去密歇根大学做seminar时，有几个学者认为这篇文章还不错，我听取建议后就想尝试往JPE投稿。那时贝克尔是编辑，他让我把这篇文章内容再做得丰富一些。我那时刚毕业很着急，想让JPE快点发出去，因此就只写了8页，没有再做丰富了。如果当时再耐心一点，写上几十页也是可以的，但当时我认为8页也足够长了。
我这篇文章讲的是与bequest as a Public Good within family（将遗产作为家庭中的公有物件）相类似的内容。我先从理论角度看，如果男女双方父母都只考虑自家儿子或者女儿的幸福，那么在提供聘礼、嫁妆或是分遗产方面，都只会顾及其中一方，而不会顾及金钱的转移有externality（外部效应）。如果只看Nash equilibrium（纳什均衡）的话，这个结果一定是非有效的，所以我在很多方面都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我这篇文章表达的意思是指“门当户对”可以克服经济学中的非有效，因为“门当户对”是指我们这方给钱多，对方也会给钱多，刚好可以克服Nash equilibrium所带来的无效的、效率低的结果。概括来说，“门当户对”是optim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问题的最优解）。像贝克尔这样的学者，尤其是那时候的芝加哥学派，他们喜欢讲市场里的很多现象是最优解的，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是比较合他们味口的。基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证明现象对于解决经济学中某个问题有所帮助，这种选题方法也是可以的。
（四）选题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学会发挥，整合不同领域的研究（how to integrate research in different sub-fields）。
例子：Nishimura K, Zhang J. Pay-as-you-go public pensions with endogenous ferti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2; 48: 239-258.
第四个选题方法是要学会发挥和整合不同领域研究的敏锐观察力和洞察力。我是做家庭经济学的，所以我走路、吃饭和洗澡时，都在想家庭经济学的事。我习惯思考的内容是一个家庭为什么要生两个孩子，而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有父母更喜欢男孩？为什么男女要结婚？我脑海里总是充满着这些想法。当我在看其他领域的文章时，我也同样会有这些想法，为什么这个领域不考虑这些问题？我如果想了的话又会怎么样？因此，我当时翻阅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公共经济学顶刊）时，发现有很多文章都在谈论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 as optimal solution（将社会保障作为最优解）。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世代交替宏观经济学模型）讲了很多社会保障问题，并解释了为什么pay as you go（即期即付的），工作阶段我们付钱给社保，退休阶段由下一代工作阶段的人给我们付钱。如果能按这个规则执行，就是一个最优解。但我注意到模型里都有家庭规模N，例如，一个家庭生多少个孩子。我发现这些变量都是外生的，所以我马上想到如果把N都内生化，做这样一个小的改变。虽然是小的改变，但也对整体有大的改变。在其他文献中，一个家庭是不选择孩子数量的，两个或者三个孩子是外生化的，而我认为如果一个家庭会选择孩子数量的话会怎么样呢？他们的结论能不能成立？我始终都是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如果我改变了其他文章中的某个问题，他的结论还能否成立？
当时我在澳大利亚遇到Kazuo Nishimura，他非常擅长数理经济学。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很有趣，他们有morning tea，afternoon tea，属于leisure style社区。大家都会早早地来到办公室，上午10:30大家都会一起去 tea break和coffee break聊天。于是我们也加入聊天，我和他讨论到文献中孩子这个因素是外生化的，于是他就开始进行数学推导。第二天，他就把一大堆结果都推导出来了，于是我们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发在JDE上，另一篇发在Oxford Economic Papers上。所以当我们跨领域去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做金融的，还是做劳动力市场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特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当我们用我们的特长去衡量别人的局限时，如果我能把自身特长发挥到别人不擅长的地方去克服他人的局限，那又是个不错的进步，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成果。
（五）从数据特征、计量结果来判断现有理论能否解释？有无令人困惑的结果？若有或不能解释的话，能否提出（发展）一个新理论？
例子：Li H, Rosenzweig M, Zhang J. Altruism, Favoritism, and Guilt in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Sophie’s Choice in Mao’s Mass Send-Down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 118: 1-38.
第五个选题方法是从数据特征、计量结果来判断现有的理论能不能解释数据里的一些特征或者结果？有没有令人困惑的结果？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我们在数据里看到的一些特征或者计量的结果，那我们能不能提出或发展一个新的理论？我们这篇文章发表在JPE，而且是lead article，页数是1到38页，是那一期的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得出杂志编辑部是看好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投稿过程是比较顺利的，两个审稿人都认为非常好，编辑也很负责任地在文章的语言方面提了很多建议。
我们当时发现的puzzle是什么呢？文章题目讲的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后时期上山下乡的故事（我后面还会讲到我们的双胞胎调查数据）。当时我在做问卷时，最后一刻才把“你有没有上山下乡过，如果有的话，你是哪一年下乡的？”这个问题加上去。我们也没想到加了这个问题后，还多发表了一篇JPE。我们当时在分析这个数据时，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上山下乡越久的孩子在结婚的时候，他的父母会给越大的marriage transfer，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而且我们发现这些上山下乡的人的收入也并没有比没有上山下乡的人低，也就是说他们的平均收入差不多。但上山下乡越久的人，他们父母在他们结婚时确实给了更高的marriage transfer。我们当时没有想清楚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也许是创新性最强的一篇文章。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基于现实的数据，用现实社会中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愧疚”的经济学分析。
在我们这篇文章之前，很少有文章研究guilty，而且都是在lab里面进行的。有些做实验的人在实验室里研究了 guilt这个概念，但在现实社会中是没有经济学理论的。我们对其中几个因素进行了分析：利他；favoritism（偏宠）——你是不是偏爱某个孩子，是更喜欢上山下乡的孩子，还是更喜欢留在身边的孩子；guilt——你把孩子送去上山下乡会不会愧疚。所以我们提出了“愧疚”这一概念，算是一个崭新的理论模型。我们认为父母把孩子送去上山下乡时，心里是愧疚的，在孩子长大结婚时，父母希望弥补过去做得不好的事情，便会增加给子女的 marriage transfer。这篇文章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有理论，有实证，有崭新的的实证方法。我们用了双胞胎的自然实验，也用了相关政策。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一个家庭必须有至少一个孩子去上山下乡（也可能有两个孩子上山下乡）。
这是第五个选题的方法，当我们在观察数据时，数据的回归结果能不能给我们灵感，能不能给我们新的模型、新的理论或者一个新的思路。
（六）如何从最近几年的Top 5文章中寻找灵感：浏览最近几年Top 5发表的文章，有哪几篇文章深深吸引了我们，跟我们的兴趣高度相关？我们能否做出新的贡献？
第六个选题方法，我认为尤其对学生或者年轻教师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就是看Top 5 期刊上的文章，看他们都做了什么。无论我在什么课上，都希望我的学生去看Top 5期刊上的文章，哪怕是这些文章的Abstract、Introduction都好。像Economatrica期刊里的文章内容可以不看，因为比较难，也比较耗时。我们可以通过浏览摘要和引言来掌握作者是如何提出问题的。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这个方法很有效，我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当时的心理历程是怎么样的。
例子1：1993年、1994年AER连续发了两篇关于如何利用双胞胎数据来估计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双胞胎数据的好处是可以控制基因方面的影响。一个人有高的收入，可能是他高教育带来的，也可能是他有非常好的基因带来的。所以利用双胞胎数据可以有效控制基因方面的影响，对教育的经济回报率有更准确的计量估计。我从这两篇AER文章受到启发，并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感兴趣，于是立刻着手申请经费，想在中国首次做双胞胎调查。最终，我们十分辛苦地做了在中国甚至亚洲的首次双胞胎调查，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以及十多篇博士论文。
灵感来源：两篇AER papers
Ashenfelter O, Krueger AB. Estimates of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from a New Sample of Twi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5): 1157-1173.
Miller P, Mulvey C. What Do Twins Studies Reveal About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Education? A Comparison of Australian and U.S. Finding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3): 586-600.
这两篇AER都是用双胞胎数据来分析教育的经济回报。“为什么上大学？”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中一直有争论，是教育本身真的会提升我们的价值吗？还是教育是一个筛选的过程？我们的成功是因为上了大学，还是因为本身就很聪明？所以，在经济学领域中始终都有两派在争论。例如，我们进入清华、北大或浙大学习之后变得很厉害，一派认为高校给了我们自我增值的知识，因为高校传播了为人处世的道理，以及科技方面、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另外一派认为高校本身没有创造什么价值，我们之所以进入清华、北大或浙大学习之后会更成功，是因为我们能考进这些学校，说明我们本身就很优秀，是否考入大学只是一个筛选机制。我们之所以利用双胞胎数据，是因为双胞胎数据可以控制基因，并且能观察到在控制基因后，能否再出现和原来一样大的教育经济回报。当时在不使用双胞胎数据研究时，做出来的经济回报表现为：我们多读一年的本科或者高中，未来的收入可能会增加10%-15%。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如果我们控制基因，这个10%-15%会下降多少？当我们使用双胞胎数据来做研究时，果真发现在控制基因后，真正属于教育的经济回报部分就降到了约3%。文章结论是：教育还是有用的，但跟原来我们想象的有用程度相比会大打折扣。含义是能考入清华、北大或浙大的这一批学生，确实是因为他们在聪明才智等各方面比较厉害。无论他们考不考上高校，未来他们在各行各业都会比较成功。因为我是做劳动经济学的，我觉得这个研究很有趣。
当时亚洲没人做过双胞胎，我本来想看看他们用的双胞胎数是怎么来的，我也想用中国的数据做一做研究，但当时没有中国的数据，也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双胞胎数据。澳大利亚有一篇文章是医学方面的学者做的，他们有一个双胞胎数据库，但它的变量非常有限。美国的双胞胎数据又是怎么来的呢？是通过举办双胞胎节，邀请了几百人聚集一起进行活动庆祝。他们在征得双胞胎节组织者的同意后进行了现场调查，但他们的样本很小，大概只有几百个。澳大利亚和美国围绕双胞胎的两篇前沿文章，一篇是非经济学的学科研究（有双胞胎的注册数据），另一篇是利用双胞胎节收集数据，但样本量很小且具有选择性。哪些人会来参加双胞胎节？得出的双胞胎数据是具有代表性的吗？这些来参加活动的家庭，可能很有钱，或者空闲时间很多，所以这个样本肯定是有问题的。因此，我就想到世界上双胞胎数据如此贫乏，既然AER连续发了两篇，我可以赶快追上进度。
做调查是要花费经费和精力的。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做调查这么辛苦，是日日夜夜熬出来的。当时我立马申请了经费，第一年没有申请成功，他们认为我们的申请中有一些问题。但我没有放弃，第二年申请成功了，大概批了70-80万，当时这在香港是很大的一笔经费。但光有经费、有斗志、有信心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其他的配合，包括做调查、做实验，以及一定的组织能力。第一个双胞胎的调查是关于成年人的，是在成都、重庆、哈尔滨、合肥、武汉这5个城市进行的。过程非常辛苦，同时要取得国家统计局的支持，因为光我们自己做是不行的。当时我很幸运地认识了一位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他对学术方面比较感兴趣。我们经过他的牵线取得了国家统计局的支持，那段时间我时常要奔波于这5个城市，在调查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有的人可能会闭门造车，而我为了保证调查的质量，很多事情都需要亲力亲为。当时我们的调查对象比较多，在这5个城市我们找到了1500对双胞胎，相比之前只有几百人的AER文章，这个数据量算是很大的。我们不仅调查了双胞胎，还调查了这个城市里相应的非双胞胎居民作为对照组。期间我们采取了许多种方式，有几个城市我们是通过统计局寻求了公安局的帮助，在公安局调查双胞胎数据是最可靠最全面的。此外，我们还打了广告，发动了居委会等等。
我们还做了儿童的双胞胎数据（数据来源于昆明市），是由国家统计局大力支持得到的数据。如果能得到公安局的支持也是可以的，但当时我们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我们拿到普查数据，并观察数据。因为同一个家庭里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很有可能是双胞胎，之后我们再入户去确认这些儿童是不是双胞胎，如果是双胞胎，我们再进行接下来的采访。在得到这两份数据之后，我们又发了不少文章。
研究成果（将利用双胞胎数据拓展到好多维度）:
1. Li H, Liu PW, Zhang J, Ma N. Economic returns to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ese twins. Economic Journal. 2007; 117(523): 1504-1520.
第一篇文章，是在我们指导下完成的一篇硕士论文，作者马宁（Ma N.）后来去了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我们后来发表在EJ上的文章和作者的硕士论文已有很大的差异，文章的题目是共产党员的经济回报。我们通过数据比对可以得出，教育程度高的人收入也高，党员的收入比非党员更高。所以我们提出问题，党员的收入高是因为党员有什么特权吗？还是因为党员本身就很优秀？双胞胎数据在这个问题上就起了作用——我们可以控制基因来观察一般人观察不到的因素。结果在我们控制原本观察不到的因素之后，我们发现党员的溢价就消失了。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员收入更高的原因在于他们更优秀。中国共产党员的选择机制是比较严谨的，不像在美国，如果想要成为党员随时都可以，中国对共产党员是有一定要求的，党员发展是要经历考察等一系列流程的，这在大部分文献中都有记载。我们把双胞胎的研究发挥到了很多维度，多到原来我做调查的时候也不敢想象的维度。在维度的丰富程度方面，我认为目前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超越它。
2. Huang C, Li H, Liu PW, Zhang J. Why Does Spousal Education Matter for Earnings? Assortative Mating and Cross-Productivit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9; 27(4): 633-652.
第二篇文章，我们发表在了英国比较好的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杂志上。这篇文章是关于夫妻间的 Cross-spousal productivity effect（交叉效应），即配偶双方分别对对方的影响。我们也是利用双胞胎来做相关的调查实验。
3. Li H, Liu PW, Zhang J. Estimat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using twin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 494-504.
第三篇文章，Estimating return to education view springs in urban China是原来申请这个课题的本意，发表在JDE杂志上。
4. Yi J, Heckman JJ, Zhang J, Conti G. Early Health Shocks,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hild Outcomes. Economic Journal. 2015; 125(588): F347-F371.
第四篇文章，发表在Economics Journal，我们通过调查双胞胎来研究婴儿是否受到早期健康方面的冲击，以及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对孩子的影响结果等等。此外，我们还在管理学最好的杂志之一Management Science，Top 5杂志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以及社会科学与医学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运用双胞胎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的文章。
例子2：Zhang J, Quan J, Van Meerbergen P. The Effect of Tax-Transfer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Canada,1921-88.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4; 29(1): 181-201.
这篇文章发表在1990年代，研究主题与我们当今社会有一定联系，是关于生育率与免税额之间的关系。其中提到implicit promise政策——当一个家庭决定要孩子，政府可以在免税额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这实际上是隐含式的、不明显的鼓励生孩子的政策。作者针对美国，分析免税额对生育率是否真的有影响。当时我正好在给本科生上一门课，本科生在这门课中需要完成一篇文章的写作。我就鼓励两个本科生一起来利用加拿大的数据做一篇AER，因为加拿大的情况比美国的还要丰富。加拿大有各种各样的生育率、免税额、政府津贴、母亲带薪休假等政策，也有更多明显的/不明显的、直接的/间接的鼓励公民生孩子的措施。因此之后我们就开始收集加拿大的数据，最后我们合作的这篇文章也发表在了劳动经济学领域最好的杂志之一。目前，我国政府也在鼓励公民生育二胎或三胎，因此这篇文章对我们来说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围绕选题体会，我主要分享以上六种方法，供大家参考。
第二部分 论文写作
01
写作时的注意点
（一）单刀直入，尽快地、直接地说清楚我们要做什么
我的写作风格是比较直截了当的，直接提出要做什么，或者我的贡献在哪里。
（二）每一段首句是引领性的一句话，也起到一个总结性的作用
（三）Formalization helps（规范化或模型化，最好能用抽象的、一般性的模型来展示观点）
我所推崇的是Formalization，要有模型，要有框架，而不仅仅是做一个简约的回归之后，就把实证结果放上来。于我而言，至少2/3或者3/4甚至更多的文章是有模型的。当然，模型复杂度要量力而行，不一定要很复杂，同时不一定要检验整个模型，可以用数据对部分的、比较核心的理论结果进行检验。
（四）报告实证结果时（Results）：很快就下结论会显得很武断，要慢慢说清楚
结果需要详细讨论，有些细节要交代清楚，例如，要讨论系数大小。我们写文章时，常常会忽略系数，往往只谈及“系数在统计上显著”就结束了，不去讨论系数的具体大小。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在经济和统计意义这两个方面进行评论。
（五）论证自己的方法/方案（justify your choices）时，最好与过往常用方法/方案进行比较
此外，方法的角度问题。我们为什么采取这个方法，为什么没有采取其他方法，这也要解释一下。例如，文献中有好几种方法，我们用了自己的方法，但是没用别人的方法，这个需要解释。
（六）模仿写作的时候，要警惕不自觉变成“抄袭” ，学术不端的后果非常严重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因为复制文章中太多的句子而带来抄袭的风险。一般来说，中文知网论文查重时，有连续10-13个字与其他文章重复，就会计入该篇论文的总体重复率。一个句子，如果有几分之几跟另外一个句子相似，就会有麻烦。总而言之，我们如果想要表达同样的意思，最好把句子全部重写一遍，不要也绝对不能直接抄袭别人文章中的句子。直接抄文章中的句子，改一个字或者改两个字是不够的，需要大幅度改写，并与已有文献的思路不能一样，才能避免抄袭的风险。虽然不一定有抄袭罪，但如果被其他人怀疑或者指责，就会很麻烦。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要尽量避免这个问题，需要大幅度地修改。如果我们一定要跟别人差不多，可以直接引用原文的句子，这种情况下是可以100%相同的，同时需要注意引用必须注明清楚。但也不能一味地引用，那就缺乏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引用的底线是大幅度地改写，且不能与现有文献的思路雷同，要突出创新之处，例如怎样离开文献，或者我们跟文献在哪几个方面有所不同等等。
02
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
一般的结构是：Title，Abstract，Introduction，Framework，Empirical analysis，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以及References，大部分做实证研究的学者可以遵循这个结构。如果是做理论的文章，Empirical analysis部分可能写的是Model，Results或Simulation，这会稍微有不同。
（一）Title
题目要尽量体现我们做了什么，把要点体现出来。题目的英语翻译要正确，要清楚了当，要让别人看得明白，力求很快抓住读者眼球。有时我们会准备好几个题目，之后慢慢琢磨，或者在各地演讲、做seminar时与其他学者分享并讨论哪个题目比较好。
（二）Abstract
在期刊投稿方面，摘要很关键。有些编辑不是那么细致，甚至不会去看文章的主体。如果摘要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可能就把我们的文章拒收了，所以摘要一定要写好。一般来说，摘要有两种写法。普通杂志的风格一般是要求100个字，但如果真写那么短，许多内容可能说不清楚，可以适当放宽规矩。为了先通过在线投稿这一关，我们可以提供一版100字的摘要。而在文章第一页的摘要中，我们可以稍微超过100个字（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最后出版的时候再进行缩减。通常来说，我们投稿版本的摘要是比较长的，而在线提交的版本则是严格按照杂志规范要求来执行的。
投稿时不需要过分注意杂志风格的要求，例如，方程要怎么写，参考文献要怎么写等等，这些在第一次投稿时都不需要过分注意，我们的文章格式没有必要和杂志要求的一模一样。到了杂志接收文章最后要发表的时候，再去调整这些小细节也不迟。另外，摘要一定要让外行人都能看得懂，不要写得太深奥。因为审稿人或许是与我们同一领域的，或许不是同一领域的。如果要寄到比较好的杂志，就会有这样的风险，例如Top 5期刊。在这些期刊编辑中，有的是与我们同一领域的专家，有的是其他领域的专家，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好的期刊需要争取general interest，所以他们找其他领域的学者做编辑也是有可能的。此外，在摘要里尽量不要提人名或者具体的文章标题，除非这个文章真的是检验了某一个假设，如果写得过于具体，很可能会引起审稿人的争议。
（三） Introduction
引言有两种写法，一种风格是长篇大论，先阐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已有研究，描述2-3页之后再说本文是做什么的。另一种是很快介绍本文要做什么，第一段单刀直入阐明问题，讲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这篇文章要做什么，再指出相关文献的不足。目前看起来，第二种风格似乎会被更多学者所采纳。就是先写一小段这个问题，例如人工数据、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然后笔锋一转，提到本文的目的是要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或者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接下来叙述文献等内容，即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这篇文章要做什么。我建议同学们有机会要去选修《逻辑分析》类似的课程。我1979-1983年在浙江大学学习时，选修了《逻辑分析》这门课，受益匪浅。因为我发现在很多文章中，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转折都有问题。所以，选修《逻辑分析》这类课程，对我们应该如何说话，逻辑应该如何递进，句与句之间是什么关系，下一句话要讲什么，以及我们的逻辑严密性都非常有帮助。
对于Literature review，一是要讲明白别人做了什么，二是要讲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我们在回顾自己过往的成果时，不能刻意回避而导致当前的文章和之前发的文章没有显著区别。我们要承认过去与当下文章中重合的部分，不要隐瞒，并尽量调整现在的内容以规避过高的重合度。同时，在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过度地批评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不要紧跟着别人的文章内容做批判。我们可以选择一笔带过，较为笼统地、含蓄地指出其局限性，而非批评语气。我们自己的成绩与贡献是跃然纸上的，不需要也绝不能通过踩低他人来抬高自身。我们需要做的是展示自己的结果，并且适当地、隐晦地提一下目前的不足。所以，在写摘要部分的时候，不应该大张旗鼓地夸耀自己的新发现，只需客观地阐述自己的文章内容，但是可以在引言部分含蓄地说明自己发现的领先与创新。
（四）Framework/Model
例子：Davies JB, Zhang J. Gender Bias, Investments in Children, and Beques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5; 36(3): 795-818.
对于“实证性文章该怎样写框架”这个问题，我将以我在博士毕业不久后撰写的一篇文章“Gender Bias, Investments in Children, and Bequests”为例，这是一篇将理论与实证结合得很好的文章。这篇文章依托正式的模型，按照理论推导的结果来选择工具变量以及可检验的假设，随后再说明如何去检验，并最终完成检验。因为之前我们提到的“The Effect of Tax-Transfer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Canada”这篇文献的理论框架是很松散的，所以我们在那篇文章里这个section的题目就叫Ⅲ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但要做到让读者明白，我这些研究的变量到底是如何影响生育率的？是通过收入还是价格来影响？Transfer是怎么影响的？是影响妻子还是丈夫的工资？要把这个概念本质讲清楚。有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有的是substitution effect，有的是income effect，我们要把mechanism先铺底，然后在实证结果做出来后就容易解释了。我这篇文章采用的是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的所谓“soft”的框架，里面谈到孩子的价格取决于什么，包括the personal exemption (PE), family allowances (FA)，the child tax credit (CTC)这几个组分，通过哪个变量影响的，即框架简单，但是把变量是如何影响这些组分的，用通俗的话描述出来即可，弄清楚微观数据如何与宏观数据连接，不一定要追求很复杂的数学模型。
（五）Empirical analysis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的“一致性”，有时候做的还不到位，会出现头重脚轻或后面的研究没有在前面先做铺底的情况，因此前面阐述的主张要和后面具体的做法保持非常紧密的对应，即前后呼应。文章的实证问题，除了要证明自己的结论，还要考虑到如何拒绝持反对意见或者与我们观点有争议的假设。只有通过预设和分析排除其他的解释，才能使我们的文章更有分量。同时，要注意将结果与框架假设相对应，不要忘记讨论系数（大小正负）、统计意义、经济意义等各方面意义，同时也要与参考文献的结果相比较。
（六）关于合作者Productive teamwork（合作研究是一种趋势）
最后是合作的问题。如今，合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要学会做好合作的选择。合作的原则应当是“互补”，尤其是不同领域间的互补，例如，在心理经济分析方面就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互补，数理经济与家庭经济学的互补等等。除了领域的互补与优势是适配以外，还应当考虑合作的氛围是否愉快，以及合作对象是否有很强的压倒性。如果合作关系不平等或缺乏相互尊重，那么在此次合作之后就可以考虑不再合作；如果大家合作得很愉快，有灵感的碰撞，且性格、特长等各方面都能很好地互补，那么就可以一直合作下去，获得更多的成果。
第三部分 投稿的注意事项
一、最好的办法：多参加Seminar，多做报告，多与同行交流，可以将我们的文章寄给文献中主要学者for comments。他们提出的质疑是最好的帮助。
文献中的主要学者很有可能作为我们想要投稿的期刊审稿人。如果我们主动地将文章寄给他们并虚心求教，虽然不一定保证会收到回复意见，但只要有所回应，就一定有收获。但要注意体会对方回信中的语言色彩与含义，以我自身为例，我曾向一著名学者请教某篇文章中我认为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也幸运地得到了很正向的回复，并邀请他来香港做进一步的交流。我认为在经费允许、疫情防控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鼓励大家邀请境内外的学者来交流，以便寻找合作或者收获意见。
二、要有勇气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不卑不亢，感谢建议，尽量正面地回应；但不一定要全面承认问题，要适当辩护、有礼貌地辩护。
我建议大家要走出去，无论是参加会议或是去兄弟院校、兄弟院系做Seminar，都要勇于接受各种各样的批评、建议和意见，无论对方的语气和态度是礼貌的还是尖酸刻薄的，都应保持不卑不亢的受教态度。如果我们认为对方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就应当感谢和适当采纳；如果我们思考后认为对方的意见没道理，也可以做出适当的辩护，不能一味地认可对方。
三、回复审稿意见的注意点（若有R&R即修改的宝贵机会，珍惜！）
如果我们有R&R（修改并重新提交）的机会，一定要慎重且非常认真地对待。尤其是遇到回复内容篇幅很大、涉及很多方面的，必须要把握机会，并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做。如果有把握不准的地方，可以找同事或其他学者一起探讨，弄清楚对方想要的点。但不排除对方自身的表述也很模糊，思路不清晰的情况，这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能力而定。不同审稿人的意见也会有所不同，不能盲目地修改，要有适当的判断。如果碰到审稿人与编辑的建议有冲突时，一般是遵循编辑的意见，并在采纳其要求后，委婉地肯定审稿人的观点，同时阐明编辑的意见，再表明自己会遵循编辑要求的情况，并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审稿人都能理解。
当文章写好后，可以通过自己的参考文献来适当猜测谁会成为我们的审稿人，有一部分的编辑会倾向于从参考文献作者中选择审稿人。参考文献中那些发表时间较新的文章的作者，以及发表文章到级别较高的杂志的作者会较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审稿人。
最后，论文写作的本领需要磨练，没有捷径！多写，多修改，不断体会、提升！
第四部分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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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请问在文献回顾的部分，如果发现存在得出完全相反结论的两派文献，但我们无法找出其结论不同的原因，这时要怎么表述和解释呢？
答：首先，在文献回顾部分，厘清现存文献的研究思路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一方的观点确实存在一定瑕疵，这时我们就可以在文献综述部分加入自己的评论，阐述其可能存在的逻辑漏洞或瑕疵，并且适当地反映自己的观点。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理解还不够深刻，那就需要自己多思考多下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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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 请问青年学者要怎么平衡文章创新成功率和现存6-8年考核期之间的关系呢？想听听您的经验？
答：我个人的经验是可以像对待投资一样解决这个问题，建立“阶梯思维”。首先，我们可以在不同创新度和研究难度方向都进行布局。在保证基础的前提下发扬开拓精神，去做一些创新度高但风险较大的研究，投一些顶级期刊。同时，要关注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学者的研究习惯是有很大差别的，要建立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法，提高研究效率。最后，要重视文章的数量，特别是在我们博士毕业后那个阶段，一定要非常勤奋，以最快的速度把文章寄出去，这不仅能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心态，也能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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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 目前，学院有些研究生不是很重视论文，希望您能和研究生们讲讲学术研究到底能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能力。
答：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分角度去阐述。如果是选择学术生涯的学生，发表一篇文章的价值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在美国发表一篇Top 5期刊的文章，终身的收益都可能达到100万美元的水平。如果我们是非学术生涯的学生，发表或写好一篇文章的收益也是巨大的，不仅能锻炼我们的语言能力和分析能力，也能培养自身的研究思维和工作方法，这些能力在任何职业、任何行业中都是非常宝贵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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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 想请您为有志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本科生提一些本科学习的建议。
答：第一，上好课，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和经典的研究方法是未来研究的基石；第二，学会观察现实社会，将现实中的一些例子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多问自己“为什么”，并养成良好的学术习惯；第三，多读好的期刊的文章，特别是Top 5的文章（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学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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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5: 请问您是怎么确定家庭经济学这个研究方向的呢？如果我既对劳动经济学感兴趣，又对宏观需求也感兴趣，但这两个研究方向跨度较大，我要怎么确定自己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呢？
答：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我也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其实每个人在学术生涯中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我们都有成长、探索和犹豫不决的过程。我认为可以主要把握好两个平衡：一是时间和研究兴趣之间的平衡，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去选择方向，但同时要明确做决定的时间节点，以保证整体研究的顺利推进；二是把握我们现阶段主要任务和研究兴趣之间的平衡。在不同阶段，我们的学术任务、空闲时间都有较大的区别。在博士阶段以及博士毕业后的6-7年，对我们的学术成果有较高的要求，学术压力较大。我们可以做最有把握和最擅长的领域，或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在研究方向上尝试一些“温和性调整”。当我们有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和地位之后，个人的学术压力就会相对减少，这时再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在研究方向上做“震荡性调整”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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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 请问本科生未来想从事科研要怎样培养自身的经济学直觉呢？
答：首先，要多阅读文献，培养自身的学术思维。同时，上好课，善于观察，多和老师沟通。最后，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我们现阶段学习的很多数理知识，目前可能不知道要如何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但之后都会慢慢用到的，不要太着急。
文字整理|卢飞霞、沈艳、吴屹帆、黄馨慧、叶兰琪、徐千越、张成、李韵淼、柴宇恒
来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转自：学术微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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