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东，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从2020年开始，我取得博导资格，可以在复旦国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招收博士生，同时在复旦高研院博士后工作站招收同专业博士后（在复旦政治学博士生的专业体系中，更适合我的专业其实是“政治哲学”，明年我会申请换到该专业）。
为招收到合适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现做如下说明：
| 作为导师，我不做什么
我不会让你做关涉我个人利益的学术事务或生活私事，但如果我组织公益性的学术活动（席明纳、研习营、读书小组等），希望你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能以志愿者身份参与；
我不会让你参与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因此，原则上不会与你合写论文，但如果你的论文发表以我的署名为必要，并且我的确为论文的构思和写作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我可以署名第二作者；
我不介意你上一个临近学位的专业背景，甚至我个人更欢迎法学、哲学、社会学等背景的硕士或博士跨专业申请；
我不介意你将来是否一定从事学术工作，但至少在你读博或在站期间，希望你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
我不介意你在公开的学术场合（口头或书面）批评我的学术观点，但希望你进行学术批评时保持追求真理的本心，同时在非学术性的私人场合，仍对我行弟子礼；
我不介意你的家庭和学校出身，但希望你无论出身何种阶层、来自哪个学校，都能保有宽容、平和、积极的心态，并不因与个人出身有关的情感和情结影响你对研究对象的评判；
我不介意你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但希望你无论价值观为何、具有何种政治立场，都能秉持开放、包容、理性的态度，并能在学术上做到“有品格、有品位”，在为人上做到“通人情、不世故”。
以上后四个“不介意”后的但书内容，如果你做不到，不会影响我对你准入资格的评判，但如果你严重偏离以上标准，势必会影响你我关系的融洽程度。
| 作为导师，我能做什么
（一）指导内容
为明晰起见，我把我能提供的学术指导列入下表：
说明：
1.所谓“有实践观照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主张（政治）思想史研究要聚焦于那些对关于（中国）现代政治秩序之“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的形成具有范导性（regulative），特别是构成性（constitutive）影响的中西政治思想。
换言之，不是关注那些无法在历史、当下乃至未来的政治实践中制度化（落实为政治制度，或者为公共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中提供观念资源），仅仅在逻辑思辨或概念辨析中可以成立的政治观念，而是聚焦于那些对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或者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形成或反思性发展具有支援价值的思想资源。
这种实践观照可以以“照着讲”的方式隐含呈现出来，也可以以“接着讲”的方式明确呈现出来。这种（政治）思想史研究，可以是聚焦于某个思想家或理论家的“个殊化”研究，也可以是针对某一“观念单元”的问题导向型研究。
2.所谓“有思想关怀的中国（政治）研究”，就我个人的取向来说，主张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避免陷入对具有时政性、暂时性的各种“碎片化情境”的制度辩护性或对策回应性研究，而要把转型中国的“结构化情境”同时作为思想根据和反思对象，并通过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即现代价值与转型中国的结构化情境之间，或者“中国价值”与现代精神的正当化约束之间——的“反思性平衡”，建构同时符合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与实践约束条件的政治哲学原理，从而为中国想象和探索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的现代政治秩序提供思想资源和学理基础。
思想史研究出身的学者习惯把“有思想关怀的中国（政治）研究”理解为以既定政治意识形态或思想传统为依据把握中国政治问题的取向，并因此具有显见的独断论（教条主义）倾向，亦难免会因“情境错位”而欠缺相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指涉性和介入性。我个人愿意将其界定为一种兼具现实关怀和情境自觉的政治哲学理论阐释。
因此，可以把它宽泛地理解为这样一种学术取向，也就是以聚焦于中国政治秩序的反思性发展的思想者姿态，对中国政治问题进行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其中，“介入性”是指要能介入到转型中国政治制度乃至政治实践的变革层面，它是最低要求；“实体性”是指努力进行具有实质内容、并具有学术增量的理论建构，它是较高的要求。
3.关于“‘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传统的社会政治理论探索”，我目前尚未形成体系性的认识——这也是我把它称为“理论探险”的原因所在。这种学术努力的最终目标，旨在以非西方社会的多元现代性（反思性现代性）经验为基点，“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我的初步设想是：以“实存的政治社会”（而非“纯然的道德世界”）为出发点，建构能够促进和保障不同政治共同体相互之间及政治共同体及其成员之间和合共存的政治哲学原则。
这种致思取径，力图以超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文化层面和社会经济层面）的国家中立性原则为突破口，通过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屏蔽掉的）社会情境纳入政治哲学建构的参照之中，把政治哲学建构与对政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逻辑的“社会分析”（社会—政治分析、社会—历史分析）深度结合起来，从而探索更具跨文化普适性、也更具实践可行性的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原理。所谓“更具跨文化普适性”，是指力图同时适合西方（先发国家）和非西方（后发国家）的社会情境。
所谓“更具实践可行性”，是指它不仅要关注政治价值本身的正当性和可欲性，而且要在充分观照现代政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为不同政治共同体对政治价值的结构体系、表现形式（制度和实践模式）等进行“敏感于情境的”（contexts-sensitive）建构，保留充分的阐释空间。
以上三个不同旨趣的研究，是我个人经过十余年探索基本形成的研究取向。如果你认可这些研究取向，或者至少认可其中一个研究取向的大致致思路向，我们就足以携手进行一场学术操练、思想砥砺或理论探险的合作之旅。不言而喻，你具体适合哪种研究取向，既取决于你的学术兴趣，也取决于你目前的学术积累。
（二）指导方式
我采用的常规指导方式是每周固定半天的面对面（一对一或一对多）聚谈，聚谈的形式和内容包括检查和督促近期学业进展、精读中外政治思想经典、研读当代学者的代表性论述等。
如果将来条件允许，可能会开设或组织开放性的选修课或研习营。
关于招收博士生或博士后，我个人向往人格上相互认同、学术上彼此成就的学脉延续和思想传承。
我深知在当下的“仿真学术”（从鲍德里亚“仿真社会”中推演出的概念）时代建立这样一个学术为本、旨趣相近、情感紧密的学术共同体的难度，因此，我的原则是有所取舍、宁缺毋滥。
对我来说，如果能在退休之前招收10名博士生和10名博士后就足矣。如果你认同我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取向，请直接与我联系。如果你认识可能认同我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取向的求学者，请转给他们。
来源：必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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