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肃的学者眼中，著书立说是一件非常艰辛的工作

中国最近25年来的高速经济成长，在世界经济史上罕有其匹，因此被柏金斯（Dwight Perkins）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 。与这个经济奇迹相倂，我国学术在这25年中也出现了空前繁荣。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员和出版的学术著作之多，都史无前例；学术领域之开阔，学术空气之活跃，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少见的。但是，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中所暴露出的各种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难以对我国学术的前景保持乐观。这里即以文科方面的情况言之。

在过去25年中，我国出版的文科学术著作数量惊人，堪称世界大国。兹以中国文学史为例，据牛文怡统计，我国到目前为止已出版1600余部，并且还在以每年十余部的高速产出 。在史学方面，据李华瑞统计，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刊出在这二十五年中。但是与这种数量剧增相伴的，却并非质量的提高。例如据李华瑞估计，在1.5万篇宋史论文中，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余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很难说。但是比起那些热门学科，文学史和史学的情况似乎还不算最差。例如在经济学方面，我国每年推出的经济学论著数以万计。国外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等）都认为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素材，期待由此导致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但是事实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水准距离国际学术标准遥遥无际 。在此情况下，想要进入国际学术主流实在很难。至于成为世界一流，更恐怕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取诺贝尔奖看来只是梦想 。

我国学术著作质量不佳，声誉日渐低落，我们也能够直接感受到。一位多年来一直积极关注国内学术动向的国外学者说：除了少数几位他们信得过的学者的著作之外，他们如今基本上不再阅读国内学者的著作了。这使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倒爷们将国内伪劣产品大量运销俄罗斯，结果搞得该国一些城市的商店在门上帖出布告，宣布“本店不售中国产品”。我国学者写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也真令我们感到汗颜和悲哀。就此而言，我们中国学者实在有愧于我们的时代。

学术成果质量不高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我国一直未能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标准，因此当然就不会有高水准的学术成果。

早在20世纪之初，康有为就已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 。在1920和30年代，我国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学术兴盛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和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但是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方面，这都只是刚刚开始，因此获得的成果依照陈寅恪的总结，可用古话的“慰情聊胜无”来形容 。更严重的是，这个学术建设时期好景不长，很快又陷于战乱。在“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时候，要谈学术建设当然是不现实的。1949年以后，我国百废待兴，建立学术标准似非当务之急，所以在此方面进展有限。到了1957年，傅鹰直率地指出：“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 。尔后政治运动不断，学术建设当然也谈不上了。到了文革，学术全盘毁灭，原先残存的一点学术风气自然也荡然无存。无怪乎1979年以后，中国的学术建设实际上是废墟上开始的。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蒙在学术之上的光环逐渐褪去，学术也越来越变成牟利的手段。在学术风气、学术标准没有确立的情况下，这个转变加剧了学界生态的恶化，以致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非常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

也正因为缺乏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所以今天我国才会出现类似1958年“大战钢铁”那样的“全民学术”景观。今天我国的“学术”杂志不计其数，数量堪称世界之首，撰写“学术”著作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大学里三十多岁的年轻教师，已是著作等身。甚至连在校研究生，本来全力以赴学习，恐怕还嫌时间不够，但按照现在的明文规定，也要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篇数不等的学术论文。此举这在全世界（至少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可谓绝无仅有，堪称中国特色。但是这种盛况之后，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平心而论，在国内学术论著中，虽然抄袭作假尚不能说是大多数人之所为，但是大多数是平庸之作和滥竽充数之作，却是不争之事。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还被冠以不同级别的“精品”之名，流行社会，并为当事人带来重大的实惠。由此可见，到了今天，甚至连许多“精品”都已如此，遑论一般作品！

在严肃的学者眼中，著书立说是一件非常艰辛的工作。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侯外庐对那些头脑发热的、以往写书也可“大跃进”的年轻人说：“写书是个科学研究的细致工程。既然是科学研究，就要有个艰苦的科研过程。倘若忽视这个过程，必然要吃苦头，要付出代价。......你们这次大跃进写书，热情很高，就是缺乏科学研究过程，即从搜集资料、研证资料到科研课题的提出，再从认真阅读资料到课题写作提纲的产生，再从事研究和写作，直到修改发表。这个繁杂艰巨的研究过程，也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思维过程。这都必须亲自经历磨练，一遍、二遍、三遍，…这样才能成长起来” 。

正是由于写书如此艰难，因此在美国，文科的名教授一辈子通常也就是两三本书，论文数量数十篇而已。“十年磨一剑”是常见的事。杜维明曾告诉我：在最近十年中，国际哲学界公认的最佳著作是哈佛哲学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Theory of Justice）。罗氏写这本书用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在这段时期中，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而在这“没有成果”的十年中，他的待遇、声誉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因此我不禁想，哈佛到底是哈佛，也只有哈佛才能产生诸如《正义理论》这样威震世界学坛十年的精品。象罗氏这样的大家，如果是在当今我们的一些大学里，拿现行“量化”学术标准一考核，肯定要下岗，也肯定不会有《正义理论》这样的成果了。

写书之所以艰难如此，唯一的原因是作者对自己的成果有一个高要求，而这个高要求又是建立在以良好的学术风气为基础的学术标准之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确立了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才会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节选自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标题为编者所拟。

转自：“书斋里外”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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