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仇鹿鸣
仇鹿鸣说：“历史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有些不同。我感觉历史研究有点像农民种地，本质上还是靠天吃饭。唐以前的史料有限，有时有很好的想法与选题，但没有相关的史料也没有办法。”
仇鹿鸣是近几年在中古史学界相当活跃的青年学者。中华书局组织重新点校《二十四史》，复旦大学承担的工作包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旧唐书》的修订，他是这一工作团队中少见的年轻一辈。2014年8月，他在光华楼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谈的是中古史研究的新材料和新动向。以下为访谈报道，记者彭珊珊。
新旧《五代史》点校有新发现
柴德赓先生的点校稿一度在“文革”中遗失，后有过录本“重见天日”。201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中华书局重新点校《新五代史》的定稿中有所参考。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点校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今年年底以前可以定稿，最迟明年上半年即可出版。《旧唐书》工作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新旧《五代史》定稿过程中，如果说有新发现的话，一个是发现了日本静嘉堂文库藏的一个钞本，钤有邵二云印，推测是邵晋涵（注《旧五代史》辑佚者）使用过的工作本，具有一定价值，我们已经申请复制，会在最后的定稿中增列为通校本，这个版本此前国内学界知晓者不多。
另《新五代史》点校工作，最初委托陈垣与柴德赓先生整理，最初的整理本据说在“文革”期间遗失了，但最近商务印书馆编纂柴德赓文集时，在柴先生家里发现了一个过录本，商务已经将其影印出版，我们会在最后的定稿中有所参考。
中古史研究的动向：“中心陨落、边缘崛起”
如果要概括最近十几年中古史研究的趋势，因受到新史学风气的影响，“中心陨落、边缘崛起”的特征还是相当明显，以我个人的观察，觉得有四个方向比较引人瞩目。
一是宗教社会史的讨论。唐代以前的史料有大宗保存下来，而过去学者利用不多，首推佛藏和道藏，这方面国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一直有深入的研究，但国内过去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关注稍少。而过去佛教史的经典研究，如汤用彤先生，也更多地关注于宗派、高僧、义学这样精英的佛教史。
现在的学者可能更关心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相渗透，用宗教手段动员的反抗运动，关注佛教传入后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改变等。当然，除了佛、道，还有很多过去被称为“淫祀”的民间信仰也被纳入了学者视野，比如南朝的蒋神、唐代的华山神，在当时都很有影响。总之和信仰相关的话题，构成了活跃的研究方向。
信仰构成了古代人生活世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对古人而言，出行需要择日。过去自然条件恶劣，行途艰难，加上古人往往想象南方多是卑湿瘴气之地，所以出行是一件大事。为什么唐代这么多动人的诗篇都是送别诗，可能就与此有关，古人离别之后真是消息难通，甚至永无再见之日，不像现在即使飞到国外，拿起手机就能通话，感觉不到这种分量。
民国时代，江绍原写过一本《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就专门讨论与古人旅行有关的信仰与禁忌。其他如卜宅、镇墓，具体到搬进新居前举行怎样的攘除仪式，林林总总，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有些可能现在农村地区都尚有遗存。这方面余欣教授的博士论文《神道人心》利用敦煌文书中的资料，对日常生活中涉及到的各种信仰做了全面的讨论。
另外一个是医疗史。尽管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记载的传统，但在唐以前留存下来的史料中，正史还是占据了核心地位，性质比较单一，因而客观上也造成政治史、制度史一枝独秀，过去学者重视不多但有大宗保存的，除了刚刚提到的佛藏道藏以外，还有医学类的典籍，因为医书有实用性。另外，本草类的文献有一个特点是层层相因，也就是说，宋代以后的医书里大量辗转抄录了唐以前医书的内容。
当然过去也有医学史的研究，但那种讨论往往循着科学史的路径。比如说研究炼丹术，是要从炼丹术里发现原始化学的影子。对本草文献的研究也是如此，把其中科学的内容提炼出来，把迷信糟粕抛弃掉，多少带有证明中国也有的心态。但事实上中国早期的医学很多是和信仰交杂在一起的，古人的巫医之分并不明确，比如中医中药引，鲁迅就曾诟病过，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也无法验证效果，但确实折射出当时人心中的世界观念。
过去我们对于本草的研究是想把本草科学化，现在是希望通过它来看古人对于生死和疾病的看法，以及和医疗有关的知识体系和信仰活动。之前台湾学者研究得比较多，比如史语所的李贞德教授，将性别史和医疗史结合起来，关注女性在医疗、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特别是中国古人传统特别重视子嗣绵延，因而从房中术、求子方到安胎、产妇照顾发展出了一个复杂的知识门类，有经验知识的积累，当然也有乱力怪神的东西。现在大陆年轻的学者活跃的也有好几位，如于赓哲、陈昊等，过去有些政治军事事件，也可以从医疗史的角度重新解读，如于赓哲写过一篇《疾病与唐蕃战争》，讨论高原反应对唐与吐蕃战争胜败的影响，别有新意。
“隋唐长安读书班”致力于推动“长安学”。古都长安，已成为隋唐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第三个新兴的领域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都市史研究。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在十几年前就组织了“《两京新记》读书班”(又称“隋唐长安读书班”)， 致力于推动“长安学”的研究。相对而言，唐代两京的史料保存较多，就像近代历史上重要人物几乎没有不和北京、上海发生联系的那样，唐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大都多次往来于两京，或在两京有宅第，因而通过长安、洛阳的研究，可以将很多线索串联起来。而且长安、洛阳作为当时帝国的中心，丝绸之路的终点，文化繁荣，物质丰富，有很多胡人定居于此，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
正因为如此，围绕两京保存了大量的材料，包括过去历史学者比较忽视的，唐人的诗歌和文章、传奇中就有大量涉及两京的史料。比如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这一名文，就是利用《李娃传》中记载讨论科举、市场、行旅、妓女、殡葬等长安城市生活的各个面向，很多材料是正史中见不到的，因为小说的故事固然是虚构加工过的，但反映的社会场景非常真实，否则就无法取信于读者。如果你现在要以复旦为背景写一部小说，其实也必须如此。而近年来大量出土的墓志的资料，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两京的认识。可以说，我们现在很清楚地了解唐代长安的“富人区”在什么位置，一些关系密切的官僚和文人住在哪里，你将他们的宅第复原到地图，可以发现他们在生活中也是邻居，而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如玄武门之变，如何在城内、宫内展开的路线，我们现在也可以在地图上复原出来。因而，很多文献中略显干瘪的事件与人物，一旦与实际的政治空间相结合，就会生动和丰富很多。
《唐研究》的第九卷、第十五卷两次刊出了长安研究的专号，很多论文是长安读书班的参与者撰写的，荣新江教授最近几年指导的多名博士都是以唐代长安研究为题，据我所知包括了长安的政治空间、宗教生活、图书收藏、京畿社会等各方方面。我想等到这批博士论文出版之后，我们对于唐代长安的认识会大大丰富，相对而言，洛阳倒是关注的学者少些。
第四是对礼仪制度的研究。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就提到“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民国时人就有这样的看法，建国后大概多将其视为封建社会的繁文缛节，至多是政治的缘饰物。但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礼仪象征着秩序，是国家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正史中《礼仪志》篇幅都很大，传世文献中讨论礼的材料也很多，唐代还有《大唐开元礼》保存下来，在唐史的核心史料中，《大唐开元礼》大概是唯一没有点校本的，可见研究的寥落。
最近几年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方面也是受到日本、台湾学者的影响，他们研究起步较早，另一方面当然对于礼在古人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国内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社科院的吴丽娱先生，她刚刚出版了《终极之典》一书，全面讨论了从皇帝到官员的丧葬制度。葬礼反映了中国古人所有的人际关系之和，恐怕到现在都这样。复旦文史研究院的朱溢，最近也会出版他研究唐宋吉礼的专著。不过相对而言，五礼中的军礼、宾礼、嘉礼研究的还是比较少。
名人墓志未必最有研究价值
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书法丛刊》和《中国书法》是发布新墓志的两个重要渠道。
近年来比较多的新材料大约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新出土的墓志。随着国内大量基础建设的开展，以及无可讳言盗墓活动的猖獗，最近十几年来我们看到的唐代墓志的数量已相当于过去两三百年发现的总和，但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新出墓志都是通过盗墓的手段获得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材料和信息在盗墓的过程中被毁掉了。
最近几年来一些唐代重要的人物墓志陆续被发现，比较轰动的就有太子李建成夫妇、武则天之侄武承嗣、著名诗人韦应物、李益、姚合等等，当然还有上官婉儿墓志。但除了上官婉儿墓志是考古发现的，其他都是盗掘。这些墓志为研究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提供了很多新材料。
其次，敦煌吐鲁番文献，一个是敦煌文献的全面的影印刊布，现在大约除了日本一些私立收藏机构所藏的敦煌卷子，其他各国所收藏的敦煌文书应该都已经刊布了，特别是通过IDP的网站，学者可以很方便地使用。另外在吐鲁番还陆续有一些新发现的文书，但很多也是盗掘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荣新江教授组织整理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第三类是域外汉籍，特别是在日本保存的中国佚籍，自清末杨守敬以来，就有很多学者访求关注，而韩国保存的汉籍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应该是《十抄诗》和元代的《至正条格》。
由于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传统的政治史，所以对出土墓志关注的比较多些。
过去学者比较关心的是一些在正史有传的著名人物的碑志，但很多时候，越是有名人物的碑志，反倒提供新史料越少。因为著名人物本身文献记载已很丰富，而墓志作为一种比较格式化的文字，反倒提供不了什么新信息。最典型的例子是武承嗣墓志，他的墓志长宽各1.2米，全文三千字左右，由武三思撰写，是目前所见初唐规格最高、文字最长的墓志，但是墓志所记没有任何超出传世文献的内容。
反而是一些正史里没有记载或记载很少的人物，能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我原来利用安禄山的谋主严庄的父亲严复的墓志写过一篇论文。安史之乱是整个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但由于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我们目前在传世文献中基本上看不到倾向安史一方的记载。而墓志作为当时埋入地下的文献，更直接地反映了历史现场的情况，于是我利用严复墓志的记载，讨论了安禄山如何利用五星会聚的天象异常作为发动叛乱的政治宣传。
由于现在墓志出土的数量很多，而且大都是盗掘所获，所以发表的情况很不规范，渠道很多，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书法丛刊》和《中国书法》是发布新墓志的两个重要渠道。因为，北朝隋唐的墓志很多是出自第一流的书法家之手，而魏碑在书法史上更是被特别看重，因而大量将新出墓志作为临摹习字的碑帖来发表。另一方面，一些考古所获的墓志掌握在考古文物机构手中，发表速度相对较慢，学者也不能第一时间看到，所以总体而言，目前要完整地掌握新出土的墓志材料即使对于专业学者也是很困难的。
（按：您在《上官婉儿墓志透露的史实》那篇文章中提到，像上官婉儿的墓志公布的时候已经有论文“捷足先登”了，也提到西安当地的学者因地利之便可能早些时候就获悉了墓志内容。）
这当然只是一句俏皮话，考古机构对于所发掘的材料有先发表和研究的权力，这个也算是国际学界的惯例。但中国的问题在于，考古机构承担了繁重的发掘任务，特别是有大量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所以有时候整理发表材料的速度很慢，如在西北发现的一些简牍，甚至过了几十年还没有整理刊布，当然这一情况在最近几年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墓志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大量墓志不是通过科学考古发现的，而是盗掘所得，大量流落在文物市场，而且墓志本身就可以分原石和拓本两种形式流传，渠道非常复杂。学者所能见到的主要是拓本，原石大量流入到私人收藏家手中。
洛阳当地的学者也做一些抢救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位是赵君平，他大量收集洛阳文物市场上流传的墓志拓本，在十年之内先后出版了《邙洛碑志三百种》《河洛墓刻拾零》《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三种著作，共七巨册，光他一个人刊布的墓志就有二千方左右，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唐以前的。其实你只要看看这三本书名就知道，盗墓活动的范围在最近十年内有更大的扩展。最近所见的很多新墓志都出土于河北临漳，就是中古的邺城及山西一带，这些都是过去盗墓活动不多的地方。
学者目前处于两难的境地，这些新出土的材料，有些还很重要，你当然也不可能视而不见，但是你研究了它，揭示了它的价值，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提升了它在文物市场上的价值和价格，也间接刺激了盗墓的活动。当然，你不去收集它，这些墓志流入到私人藏家甚至境外的话，可能永远不为学者所知了。所以我在写上官婉儿文章的时候特别提过一笔，如果学者只能通过非考古途径看到新材料的话，那从我个人而言，宁可不要有机会看到这些负载着原罪的新材料，让它们安静地留在地下就好了。
近年来，墓志颇受古代史学者关注。图为上官婉儿墓志出土情形。
被盗掘的墓志都去了哪里？
其中相当部分还是被公立收藏机构所收藏，大约有两个渠道，一个是移交，例如最近西安公安局破获了一个比较大的盗墓案，缴获了数百方墓志，刚刚提到李建成夫妇墓志也在其中，其中主要的部分已移交给了西安碑林博物馆，即将整理出版。
另一个渠道是购买，西安碑林博物馆和洛阳的千唐志斋博物馆作为国内两个主要的专业收藏机构，之前也陆续收购过一些。此外，洛阳师范学院前几年利用地利之便，也从市场上购买过一批墓志，大部已经公布，并将会《新中国出土墓志•洛阳师范学院卷》的名义全部刊布。当然，这种收购的方式也有问题，一是法律上的问题，理论上盗掘文物是不能买卖的，二是资金问题，随着国内收藏热的兴起，墓志在文物市场上的价格迅速提高，使得依赖国家拨款的收藏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充实自己的藏品。
因而这就导致了大量新出墓志流入私人收藏家之手，这种收藏行为本身属于法律上的灰色地带，所以很多私人收藏家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藏品，而不为人所知，例如晚唐昭义节度使刘悟的墓志，因为流入私人之手，至今尚未公布。说实话，我个人对于现在的民间收藏热是持保留的态度，事实上，流传下来的文物就这么些，现在这么多人搞收藏，东西哪里来，那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造假，另一条就是盗墓，这对中国的古物破坏作用恐怕远远大于保护，现在墓志也有一些伪造翻刻的，给学者的研究平添了许多麻烦。
当然还有一些民营的博物馆在做这些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西安的大唐西市博物馆，民营博物馆体制比较灵活，可以不惜重金大量购入，他们之前收藏的五百方墓志已整理公布。最近引起学界轰动的，连新闻联播都报道过的鲁尼文、汉文双语回鹘王子的墓志，也收藏在他们那里。这种收藏也具有两面性，集中在博物馆，至少对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总比流入私人之手，不见天日的好，但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收购在客观上也刺激了盗墓。
过去人盗墓，一般只取金银器、陶俑等随葬品，墓志很多是不取走的，一来是墓志分量很重，大点的都在一吨以上，没有现代机械很难搬动，二是墓志本身不是热门的收藏品，价格不高。这给学者研究提供了一些方便，因为墓志是标识墓主人身份的标志，至少有助于考古学者判断墓主身份后，对不同等级的墓葬进行类型学研究。但现在的形势已完全不同，之前提到武承嗣墓志，我听说由于其墓志早被盗出，考古部门迄今还未找到墓地的确切位置，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这应该是整个武周时代最高等级的墓，如果没有被盗，保存下来的东西恐怕会很惊人。所以根本的办法要在源头上加强对盗墓活动的打击。
回鹘王子的墓志为什么很轰动？
敦煌壁画中的《回鹘王子供养像》
中西交通史近百年来一直是国际汉学界研究的热点，大家辈出，是一门非常国际化的学问。最近几十年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入华的突厥人、回鹘人的墓志，为研究唐和北方民族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之前提到过的回鹘王子墓志，在新闻联播中放了两分钟，以如此规格来报道一方墓志的发现，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这样重视无疑是和目前新疆的局势有关，这方墓志的发现显示出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长期的联系。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是一方双语墓志，一面是汉文，一面是鲁尼文，这确实是比较少见，之前仅发现过苏谅妻马氏墓志，是汉文巴列维文双语墓志，因而在去年的《唐研究》还专门刊登了一组论文专门讨论这方墓志，并邀请了土耳其学者的参与，包括对回鹘文的译注、研究这位回鹘王子的家世等。（《唐研究》第19卷有《葛啜墓志》研究专栏，罗新、芮跋辞、吴国圣、成吉思、王小甫、吴玉贵、朱玉麒、胡鸿等学者撰文。）
涉及边疆民族的研究都比较受关注
另外，有关粟特昭武九姓的墓志也引起学者广泛的关注。粟特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业民族，并信仰自己的宗教——祆教，在唐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
《新唐书》把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列为“昭武九姓”。目前讲起来，安姓、康姓、米姓大概都是粟特人的后裔，所以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其实也是粟特后裔。敦煌文书中也有关于粟特人活动的记载，而陆续发现的一些粟特人的墓葬，如宁夏固原史氏家族墓地、西安的安伽墓，太原的虞弘墓，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粟特人信仰和生活的认识。
入唐的新罗、百济、高丽人以及遣唐使的墓志，因为关系到中国和日本、朝鲜之间交流的历史，也受到了学者关注。除了前几年引起巨大轰动的井真成墓志，近年来发现的百济移民祢寔墓志，因为在志文中出现最早的“日本”两字，在日本引发了轰动，但可惜这方墓志也是盗掘的。陕西师范大学的拜根兴教授一直致力于高丽、百济人墓志的研究，最近出版的《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基本上是以墓志材料为基础的。
所以，相对而言胡族的墓志，反而较之于汉人的墓志，引起更多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外学界共同研究兴趣的推动，另一方面或许也和中外关系史领域材料比较少有关。
本文原载“澎湃新闻”2014-8-25，记者彭珊珊。转自：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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